擴大舉人群體的選官任用這件事，其實從高拱時期就是實學派的一貫宗旨，多年來也一直在推進。某種程度上來說，實學派之所以能夠形成如今的聲勢，一定程度上也和始終堅持這一政策有關。

    這樣說倒不是表示實學派的上層有多少出自於舉人階層，這是不太可能的，畢竟大明的傳統擺在那，政策慣性和個人、群體利益都擺在那——非進士不入翰林，非翰林不入內閣。

    要知道這個“潛規則”的形成，乃至於後來幾乎成了“明規則”，並不是因為皇帝認為隻有進士才有做翰林的能力、隻有翰林才有做輔臣的能力，不是這樣的。

    本質上，這種所謂的“規則”，隻是進士、翰林們為了保障自身利益而創造出來的“輿論門檻”，是為了排除更多的競爭者。

    這樣一來，經過長年累月的口口相傳或者明暗的各種輿論影響，非進士出身、非翰林出身的官員就會在心理上自我矮化，連自己都覺得自己不行，覺得自己不夠格去和進士、翰林爭奪更高的位置。

    久而久之，進士群體、翰林群體就自覺或不自覺的形成了小圈子，或者說利益階層。即便權威之盛如今日的高務實，他也沒法在沒有任何前提條件的情況下忽然站出來說：誒，我看那位舉人是個大才，我推薦他入閣輔政——這不僅是要犯眾怒的，甚至他提到的“那位舉人”恐怕自己都會打死不肯接受這種推薦，乃至於認為高務實是在嘲諷自己，然後羞愧無地，幹脆自我了斷以免受辱。

    這當然是極端化的描述和假設，但意思就是那個意思：當社會共識已經達成，那不到矛盾激化引起巨大動蕩，一般來說就不可能去輕易改變。

    那，實學派是如何依靠“擴大舉人任用”來獲得擴大派係，最終聲威日盛的呢？這就要分高拱和高務實兩個階段來說了。

    先說“高拱時期”，這個時期其實並不隻有高拱，而是從高拱算起，到蕭規曹隨的郭樸和張四維結束。由於後二人基本上延續高拱的政策，所以這隻說高拱。

    高拱到任不久即在吏部建立了嚴格的官員考察製度：“授諸司以籍，使署賢否，誌爵姓氏”，每月匯集一次，交吏部由高拱親自過目。到年終將冊籍全部匯總吏部，作為官吏黜陟的依據。

    天下大治，必須廣選人才，高拱看到天下科貢(代指舉人)占七成，製科(代指進士)僅為三，但朝廷重製科而輕科貢，他以為“崇其三而棄其七”是失措之舉，應該進士、舉人並用，惟賢是視，量才錄用。

    但舉人就選，他又主張“其年貌五十以上者授以雜官，不得為州縣之長”，因為州縣之長是地方父母之官，責任艱重，必須精力旺盛者才能承擔。

    他又認為，國家必須廣蓄人才，到了要用時才去尋覓稱職的人，那是來不及的，於是提出備才之說：“今於緊要之官，各預擇其才宜於此者，每三二人置相近之地，待次為備。一旦有缺，即有其人，庶乎不乏。”

    他還公開招賢，明令選司，“凡有所缺，悉揭諸門外，使眾見之”，各有司可以薦舉人選。

    這個做法是有明確針對的，因為過去吏部推升官吏，隻少數人的事，搞得十分隱秘，高拱盡反其道，說：“堂有侍郎，司有員外，疏皆列名而事不與聞，何居此，不過欲行其私耳。吾改其是。”於是他叫人抱牘至後堂，命人當眾揭牘，“即塚宰欲有所上下不能也”。對於被黜官員，高拱則必親“告以故”，黜者“無不懾服”。

    當時馬政、鹽政被視為閑局，朝廷輕之，因而失人廢事，使“善政無聞”。高拱體察下情，知馬鹽二政官處遠方貧薄苦寒之地，自是艱辛，遂提議改本省廉謹有才者任之，並寬其交納之額。如遇優異，則超等擢用。其官重，馬、鹽二政當自修舉，利於國家。

    高拱還製定和采取了旨在加強考察人才、選拔人才的許多製度和措施，“開王親內轉之例，複一甲讀書之規，正撫按舉劾之差，核京官考滿之實，分進士講律之會，定進官升授之條，議有司捕盜之格”。

    這些措施都得到隆慶帝的準旨，得以實施。於是使朝廷上下、各類官員中出現了人人激奮的新氣象。

    依照大明舊例，內閣輔臣，“若兼領銓選，則為真宰相，犯高皇帝厲禁矣”，但高拱先以閣臣、後以首揆掌吏部事三年之久，雖犯忌有非議，但成績斐然，利在社稷。後人隻知有張居正而不知有高拱，真不知如何評價。

    高拱這些措施，郭樸、張四維依例而行，但張四維之後朝廷進入申時行時代，心學派執掌了首輔大權，雖然申時行權威不足，很多時候和實學派的鬥法都難以占得上風，但首輔該有的權力依然是有的。

    即便吏部多數時候掌握在實學派手中，申時行依然能從大政方針掌握朝廷大勢，使得實學派在任用舉人為官一事上進入某種低潮期。不過，申時行囿於自身見識，對於有些看起來不甚重要，實際上卻很有影響的職務卻限製不多，因此實學派仍然在此期間往這些崗位上添入了不少能力出眾的舉人——比如前麵提到過的，高拱很是重視的馬政方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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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廣義上來說，大明的馬政，在高拱接手時期已經堪稱稀爛，即便高拱選調了許多年輕能幹的舉人進入馬政係統，本身也隻能把這稀爛的馬政往上拉到勉強能用的地步。但是，由於俺答封貢的順利進行，以及高務實的京華商社開始摻和其中，大明的馬政開始快速扭轉頹勢。

    馬政馬政，首先要有馬，然後才配施政。原先馬政難搞，一方麵當然是負責馬政管理的隊伍拉胯，但更重要的一方麵還是在於真的沒馬。

    俺答封貢之後，土默特雖然非常願意與大明互市貿易，但他們也不傻，並不願意拿出最好的馬種賣給大明，公馬母馬都不行，他們往往隻肯賣騸馬。

    後來經由高務實的“經濟影響計劃”，土默特從上層到底層，越來越離不開大明的各種生活物資貿易，進而發展到沒有足夠的錢來進行貿易。

    說是錢不夠，其實就是自家的貨物不夠。由此，高務實展開了第二階段計劃，開始說服土默特出售礦山、鹽湖等資源的開采權，以及出售“非戰馬”級別的其他各種馬匹，包括公、母馬種在內。

    此時高務實已經出任遼東苑馬寺卿兼金複海蓋兵備道，於是在高務實的運作下，朝廷開始振興馬政，首先就是在遼東試點。由於高務實很快打贏了遼南之戰，收複了遼河河套地區並晉升遼東巡撫，因此這項工作開展十分順利。

    遼東馬場的振興就從剛剛收複的遼河河套開始，高務實在那將原先炒花部的草場劃拉了至少一半，建立了新的遼東馬場，一開始就用從土默特買來的馬種培育挽馬等非戰馬類馬匹，後來又用繳獲的炒花部戰馬種馬開始培育戰馬——當然，他還有私底下的手段從土默特、嫩科爾沁乃至葉赫部搞到戰馬種馬。

    總之，“新馬政”由此起步，大明開始真正有了自己的各類馬匹培育基地。這就需要大量的人手，而且並不僅限於養馬育種的專業人士，還包括大量的管理人員。

    專業人士其實反而好辦，大明隻要肯花錢，多的是日子不好混的蒙古人願意為大明養馬——別說養馬了，投靠大明的騎兵將校都多的是，各部邊軍誰沒有幾支“達兵”(本意是韃兵，為了說得不那難看，寫做達兵)？

    笑話！李成梁也好、馬芳也罷，一直到原曆史上的吳三桂，但凡牛逼點的邊帥，誰手沒有一支充斥著大量蒙古人的精銳騎兵家丁部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