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情到了這一步，此次以皇宮修繕案為表現形式的權力鬥爭，就已經在事實層麵進入垃圾時間。

    沈一貫期待的心學派大團結倒是的確實現了，但他以為靖難係勳貴能夠看在雙方“合作”多年的份上，堅定的與心學派保持一致，形成兩派聯手對抗實學派圍剿的大好局麵，這一條卻是徹徹底底地慘遭失敗。

    勳貴與流官，二者的權力來源雖然都是皇帝，但獲取方式卻是完全不同。這些世襲的勳貴，獲取權力看的是祖宗功業、個身行幾。比如徐弘基他家祖宗是徐達，他又是自己父親的嫡長子，那他生來就是準備襲封魏國公的，隻要自己不作死，這魏國公跑不了他的。

    流官就不同了，你祖宗本事再大、功勞再多，隻要你自己考不上進士，一切還是白搭——除非你願意恩蔭那幾個混日子的閑官。

    恩蔭官怎說呢，也有混得不錯的，離中樞不算遠。比如高務實的親弟弟、高拱嗣子高務觀，他蔭官正六品尚寶司司丞，這就是文臣蔭官的最高標準，但這輩子不用想升官。

    本來尚寶司丞往上還有尚寶司少卿、尚寶司卿，但這兩個職務屬於尚寶司的“堂上官”，是不能用蔭官任之的，隻能用進士任之。所以，即便高務觀幹得再好，或者他親哥高務實權力再大，高務觀都不能升官了，尚寶司丞或者平級的各部衙屬官就是他的頂點。

    當然，如果他辭官去南疆，那情況自不相同，但這就不必細論了。

    總之，世襲勳貴乃是“天生貴胄”，隻要不鬧到讓皇帝覺得不處理你就要天下大亂，那你的日子就壞不了，往上雖然有五軍都督府某都督這個天花板，但你下限高啊！因此，勳貴們隻要腦子沒進水，通常是不可能和皇帝頂牛的。

    相反，他們倒敢和皇帝之外的任何個人頂牛。比如曆史上萬曆中後期襲封的第七代英國公張維賢，就敢完全無視號稱九千歲的魏忠賢，魏忠賢聽下麵人報告說英國公當眾折了他的麵子，他囁嚅半晌，最後也隻能說算了算了——人家隻要不造反，你權力再大也隻能幹瞪眼，這就是祖宗之力。

    不過，勳貴雖然自帶閃避BUFF，卻也不敢對抗文官集團，比如高務實當年還在兵部戎政侍郎位置上的時候，勳貴們就對他非常客氣了。這並不是因為戎政侍郎管京營所以高務實就牛逼，而是因為高務實當時已經是眾所周知的實學派黨魁。

    勳貴不怕高務實個人，但怕實學派這個文官內部的大集團上來打群架——若是一天幾十道奏疏彈劾，任你哪個勳貴也吃不住，就算爵位不一定會丟，但肯定要被皇帝叫去痛斥，這就很難說下場如何了，因此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對高務實客氣點總沒錯。

    說回文官，文官不太怕勳貴，反而容易被特別受皇帝寵信的大宦官限製。這其實是個三角關係：皇帝既需要武臣勳貴充當震懾天下的那把刀，又需要文官來限製武臣勳貴的實力以免反過來威脅到皇權，那就需要創造另一派力量來限製文官，於是推出宦官來做白手套專門打擊文官。

    由於宦官的“天然使命”就隻是打擊文官，所以皇帝不會容忍他們對勳貴瞎出手，於是勳貴又可以反過來隻把宦官當奴婢看……這個循環一搞成，皇帝本人就摘出去了，可以隨時平衡這三者之間的力量對比，讓自己永遠處於最超然的地位，成為最終裁決者。

    你們仨去玩蛇咬尾的遊戲好了，誰想占得上風都要來求朕。這就是這套權力遊戲的根本邏輯，也就是英國公可以不鳥魏忠賢，但靖難係勳貴卻要巴巴地討好高務實的原因所在。

    當然，打破這個邏輯的牛人也有。比如崇禎一上台不隻是幹挺了魏忠賢，他是直接把宦官這個權力派係都幹挺了，於是隻能自己衝殺到第一線。他殺的文臣之多簡直直追朱元璋，可惜沒什鳥用，除了讓文官們逐漸開始身在曹營心在漢，一旦局勢不利就轉投李自成甚至韃清之外，崇禎聖君什好也沒討到。

    所以說，嘉靖雖然毛病很多，但有一點他認識得很對：你問他什是道？“我來問道無餘說，雲在青天水在瓶”。就是說你在什位置就做什事，也就是《周易·艮》中所說的“思不出其位”。

    崇禎就是不懂這個道理，非要把權力運轉邏輯打破，於是天下間的有心人就隻好通過物理手段再重置一次權力運轉邏輯了。

    高務實的改革措施固然很多，但都是在權力正常運轉的體係內去做的。比如他在戎政侍郎的位置就搞京營改革，在戶部尚書的位置就搞財政改革，等當了首輔，就開始調整朝廷的政治格局……他當年科舉，本經就是《周易》，自然知道“思不出其位”的道理，隻不過他往往是在“不出其位”的框架下頂格去做罷了。

    南京皇宮修繕案本質上就是高務實借一次工程弊案進行政治格局調整，目的就是借著皇帝此前搞出的孔廟事件餘威徹底壓製心學派，在朝堂上形成實學主政的大勢，進而為最後的改革鋪平道路。

    在外人看來，高務實這做無非是要獨攬朝政。這話雖然沒錯，但對得也不多。獨攬朝政隻是手段，並不是目的。他要的是繼續改革，而且不是具體的某一項改革——包括科舉改革。

    任何一項具體的改革都不能算高務實的最終目的，他的根本目的大到這個時代的人根本看不出來，也根本想象不到，甚至就算高務實當麵告訴他們，他們也未必能夠理解。

    他要幹什？他要改變此前中國曆朝曆代“統治隻是為了統治”的死循環，換成“統治是為了社會發展”的無限延伸。

    後人常說，封建王朝唯一關心的事就是如何延續統治，曆朝曆代都會為此總結前朝教訓，但往往陷入類似的治亂循環。比如秦亡於嚴，於是漢亡於寬；唐亡於藩鎮，於是宋亡於兵弱……

    雖然總的來看，隨著時間發展，政治製度確實有些許進步，但根本目的既然錯了，終歸逃不出這個窠臼。當一個王朝的最高目標就是延續統治，它就難免會害怕任何變化，甚至在遭遇某些時候會選擇複古——比如朱元璋的諸子分封製。

    然而在高務實看來，這是沒有出路的。他本經是《周易》，讀《周易》讀出來的核心觀點其實就一句話：世界永遠在變化，所以人要不斷改變自己來適應世界的變化。

    不過，道理好懂，事情難辦。你怎觀察世界的變化？世界變了什、變了多少，你要如何改變自身、改變多少，去適應這種變化？

    高務實當然也想了很多，最終的觀點是：以上問題都很難，那不如讓“我”成為最大的變化。我最先變，所以別人都得隨我而變。

    換在朝廷治政來說，就是我自己不斷改革、不斷發展，那我就是最大的變化之力，世界各國都隻能跟著我的變化來適應我。

    這個道理就好比是英國工業革命了，生產力開始碾壓世界各國，於是各國也隻能紛紛跟進，開始爭奪“變化權”，進而推動世界發展越來越快。

    不過在高務實看來，英國其實是非常“德不配位”的。這個國家在道德上大缺大德，在實力上國小民寡，其實不足以形成鞏固的世界格局。它靠著工業革命的偉力和廣大殖民地的血淚維持了兩百年霸權(不是四百年)，但最終還是會走到窮途末路，泯然眾國之中。

    真正要形成穩定的世界體係，其核心國家必然需要三個前提：廣土，巨族，同心。

    說人話就是：資源豐富，人口眾多，舉國同欲。

    且不說後世如何，高務實環顧當今世界，能有這個基礎的國家其實隻有大明。後世所謂世界三大寶地：北美、歐洲、東亞，先不說那是如何逐步形成的，就說此刻——歐洲，分裂慣了，沒有統一的可能；美洲，殖民者剛到，發展剛剛起步，人口極其稀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