邊地的土豪們，他們在麵對朝廷大政時，往往反應過激，並且易於采取一些暴烈的行動，粗糙莽撞，不講方式方法，這實則是缺乏手段的一種表現。

    而相比於邊鄙那種刺刀見紅的正麵抗爭，發生在大漢核心農耕道州地區的對抗，則要更聰明，更隱蔽，也更難纏。

    畢竟，比起那些不通禮儀、不曉分寸的鄉巴佬，如中原、河北、湖廣、江南這些地區，匯集的可是大漢的權貴與賢達，再次也是鄉紳名流，比起一般的土豪，他們才是與朝廷新政博弈的主力軍。

    不管是認知、影響，還是手中掌握的權力、實力，以及能夠發揮調用的能量，都不是那些發生在邊鄙的鬧騰所能並論的。

    而經過七年的試探、碰撞、糾纏過後，大漢帝國在土地問題上占有核心利益的勳貴、官僚、地主們，其應付手段也在歲月的流逝之下，不不斷進化。

    從最初的爭議，到明設阻、暗中對抗，再到鑽法條漏洞，在保證人身依附的情況下完成名義上的分地到戶，再到如今肆無忌憚隱瞞土地，這其中發生著的，就是中央與地方，國家與權貴之間的一個博弈過程。

    但不管是過去還是當下，他們都沒有直接的對抗，那是下策，過分了隻會招致朝廷的凶狠打壓。

    而除此之外，他們有數不清的手段、辦法，掌握知識、熟悉法條，甚至掌握法條解釋權的他們，在維護自身利益的事情上，會迸發大量的靈感，去迂回，去斜插，從側麵，從背後發起“進攻”。而那些隱藏在暗中的阻撓，也是更難纏的。

    可以實事求是地說，大漢稅稅改發展到如今，已經陷入到一種停滯的地步。整個過程的發展狀態也很清晰，從初期的勢如破竹，到中期的糾纏碰撞，到如今的掙紮困難。

    更為關鍵的是，改革力度再往下探，誰也不知道會掀起怎樣的濁浪，會不會影響國家穩定，危及朝廷統治。

    當然，到目前為止，稅改的成果還是可觀的。其一，對各層地主階級起到了一定限製作用；

    其二，不論有實還是僅擁其名，憑空誕生了大量的自耕農，土地兼並的情況有所抑製；

    其三，新稅製下，小農小戶的糧稅負擔是有所減輕，這也從一定程度上緩解了統治階級與被剝削階級之間的矛盾；

    其四，則是大漢的財稅有了一定的增長，當然，增幅並不大。

    尤其是第四條，這也能從側麵反應出稅改的一些問題，僅從改革初衷而言，並不是因為朝廷的財政出現了大問題，中央收不上地方的稅了，那就是世祖皇帝的一次乾剛獨斷般的嚐試.

    這也是不為許多人所接受的一點，在許多臣僚眼中，此次稅改是完全沒必要的，甚至打心認為是世祖皇帝又瞎折騰了.

    在稅改的這七年間，從中央到地方都出現了大量的改革先鋒、行家手，呈現出一派群情一致的氣象。

    不可否認，在這些改革能臣中，有一部分理想主義者，他們能理解世祖皇帝的良苦用心，以及那高屋建瓴的設想，也願意為“耕者有其田”的大同社會盡一份心力。但同樣，這隻是極少數的一部分人。

    至於剩下的人，有些是無腦遵從皇帝的詔令，有些是心存疑慮但麵上大力支持實際行動則有限，有些則是單純迫於世祖皇帝權威不敢違逆.

    而大部分的，就和盛極一時的“西征派”一般，更多的是一種政治選擇，帶有投機心理，當然在稅改中表現出突出幹才的，也的確升了官，晉了職。

    一個潘佑，一個鄭起，兩個南臣，都在這個過程中成為了道司大吏。尤其是後者，潘佑還有名聲加成，又有老相趙普的提攜，而鄭起呢，為官剛直得罪了數不清的人，如今卻已是堂堂的遼東道主官。

    因此，至少可以下半個結論，大漢帝國起於開寶晚期的這場稅改，是一次並不成熟的改革，是一場自上而下的致力於解決土地矛盾、緩和統治矛盾的積極實踐。

    到如今，在開寶遠去、雍熙道來的當下，這份實踐也已到一個關鍵的轉折點了，是繼續深入改革，還是適時收手，這個問題已然擺在了皇帝劉暘麵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