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廷內部的各項鬥爭幾乎都沒有停止過，君臣之間，臣臣之間，貴庶之間，皆是如此。而中秋之夜那場盛大的節慶，也好似隻是一場暫停休息，讓各方養精蓄銳，尋機籌謀，以備展開下一次的對抗。

    這不，中秋節剛過三日，洛陽空氣中的煙火氣還未徹底消散，各處的花燈彩綢也還鮮亮，又是十餘封奏章呈至皇帝劉暘禦案上了。

    這是一些劉暘不得不重視的本章，其中，有奏本，有諫章，有彈劾，有密報，而不管是以何種形式送呈，都與大漢仍在進展中稅製改革有關。

    若從當初趙普複拜宰相，主持國政，正式推進稅製改革開始算起，至今，已是第七年頭了。

    任何一項改革，在中央朝廷強勢的推動下，七年的時間，也足以產生一些結果了，不管是成果也好，惡果也罷。

    可以肯定地說，到雍熙元年秋，大漢的稅改已經徹底鋪開，土地清丈量的成果就是最明顯的標誌。便是邊鄙如高昌道，也把最新的土地清丈數據匯報上來了，當然這隻是象征性，表示一下對中樞權威的尊重。

    對於地廣人稀的高昌道而言，土地、草場數據什的，都沒有多少意義，在很長一段時間內，人口才是其治政的核心問題，包括財稅也是一般。

    有別於大漢內地道州，經過稅改前兩三年的探索，朝廷也適時地對北方諸邊道州的稅政進行了調整，放棄了最初以草場劃分作為納稅依據的做法，經過實踐，那種做法完全不靠譜，也幾乎不具備可行性。

    因此，對於邊地，尤其是以遊牧為主的部族，朝廷最終決定還是按人頭來收稅。甚至於，對那種完全破壞部族體係，“分地到戶”的想當然政策也調整了。

    到開寶二十七年的時候，朝廷對於高昌、河西、榆林、山陽、燕北諸道稅收，基本恢複到了按部落人口征收牛羊馬駝。當然，新的部與落，則是在朝廷戶籍製度下重新組織形成的，至少早年那種完全由氏族維係的部族形式，轉變成如今的雜胡雜聚。

    這是經過朝廷總結之後得出的結論，對於從事遊牧生產的胡漢臣民，還是得維持一定的組織規模，設部長、落長進行管理、組織生產、並繳稅，這也是便於朝廷統治管理的。

    北方因地製宜，南邊也是如此，尤其是廣大西南地區，旁的不提，土司製的特殊，本就意味著稅製上該有所針對性。

    所幸，由於朝廷在稅改事務上步調一直很穩，還沒來得及在西南展開，便及時調整。

    對西南道州，朝廷給出的方案則要更為簡單，直接從各地土司那收取一定的貢賦，至於土司們如何對治下的山民、蠻民如何管理、壓榨，那就是他們自己的事情了。

    也不怕鬧出亂子，以朝廷的力量，足以彈壓不服的亂民、蠻民了，並且這是土司製在大西南地區推廣開來後，用二三十年發展形成的一種平衡。

    而倘若朝廷要在土司們的地盤實行稅改，搞土地清丈，那才會鬧出大亂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