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是初秋，西京的士民百姓們又將迎來一段欣喜宜人的日子。延康大街依舊是車水馬龍，人聲鼎沸，太和樓也依舊屹立在最顯眼的街市上，遙望皇城。

    樓內的格調依舊很足，賓客不是達官顯貴，便是高門貴子，抑或是知名學子，它的門檻依舊是這高，不是一般的凡夫俗子能夠跨越。

    比起街市上的喧囂，樓實在要雅靜許多，悠揚的琴聲悅耳動聽，讓在座賓客都不禁陶醉其中，而琴台上，正沉浸其中，撥弦撫琴者，乃是一名長相俊朗卻頭發花白、胡茬唏噓的中年人。

    當然，他還有一個更讓人在意的身份，太和樓的主人，吳國公劉暉。

    劉暉是實實在在地被宗正寺圈禁了一整年，即便生活待遇沒有怠慢，但精神與心氣上的打擊卻是巨大，僅僅看起形象、行為的變化就可知了，那股子沉淪的氣質總能給人帶來一種戚戚之感，在宗正寺的時候，劉暉又給自己取了個雅號：戚然居士。

    期滿釋放之後，回到公府，劉暉將公府所有事務的處置權力都移交給長子劉文渝，若不是禮製所限，他甚至想把吳國公爵也提前傳了。

    而劉暉自己，則不再關心那些“俗務”，而是縱情聲色犬馬，專注於飲酒撫琴，詩詞創作。曾經喧鬧一時的流光園，早已落寞，於是劉暉轉移陣地，到公府名下的太和樓來。

    多年的發展下來，太和樓已然成為京中名流顯貴匯聚之所，當然類似的場所京中還有許多，而其最特殊的一點在於，他還是供京中官僚、士子盡情論（鍵）道（政）之所，尺度之自由，甚至比朝堂上還高，畢竟太和樓的氛圍沒有那嚴肅，也不用太多的顧慮。

    而這一份特性，對於許多不在其位的邊緣人物來說，是極具誘惑力。因為隨著名聲的傳揚，前來太和樓觀摩旁聽的，還有許多真正的顯貴，這是懷才不遇者，一個自我展示的平台。

    此時在大堂間，就有三人爭辯，史館修撰劉筠、翰林院校書郎楊億以及弘文館校理朱祺，三人都是明經進士出身。

    在大漢，實務官自然是年紀越大越好，相比之下，研究經文學問者，卻是突出一個“出名要趁早”。這三人，如今都還不滿三十，卻已勝過成千上萬的“庸碌”之輩，可謂年輕士林中的翹楚。

    尤其是楊億，又是一個神童，七歲屬文，十一歲時便在京中著《喜朝京闕》一首，流為傳奇，並且楊億還是最近十年，唯一一個未經科考，直接靠翰林院麵試被賜進士出身的人，可謂破格提拔，這樣的人，可見其在文才上的稟賦與成就。

    劉筠則不似楊億那般驚豔眾人，明經科中第之後，也表現得不聞不火，還是在做編修期間，為李昉發掘，帶入《文苑英華》的編纂團隊，由此才情漸展，尤以詩詞聞名。

    至於朱祺，簡單地講，這是湘江學派中的後起之秀。當年世祖南巡時，曾與湘學領袖廖明永相談，對他們經世致用的治學理念十分欣賞，於是讓他推薦一些出眾的士子北上，於是開啟了湘學向大漢上層傳播突破的道路。

    任何學派、理論的傳播與發展，都離不開政治大廈的支撐，湘學也是一般，而走出湖南的舒適圈後，在京畿的發展並不算順利。

    雖有世祖遺命可做背書，但世祖終究已經遠去多年了，而雍熙皇帝劉暘雖然對他們事君與務實的態度比較欣賞，但也不是全盤接受，而更重要的，在京畿的政治、學術派係，湘學是極受排斥的。

    但即便如此，湘學還是在數年下來有了一定的傳播，在京畿也站穩了腳跟，並且由湖南官商們集資修建了一座湘江會館，用以傳播講授湘學理念。

    究其根本，還是很多文人士子發現了，湘江學派搞的那一套，即便過於逢迎諂媚皇帝與權貴，但卻容易受到上麵認可，對做官上是有理論幫助的。而當官，這可是幾乎所有大漢讀書人的信仰。

    進入雍熙年來，湖南那邊又組織一片士人北上，這朱祺就是第二批，並且在雍熙四年春闈之中，高中明經科第一名，也是個十分有才的人，尤其是口才，能言善辯。

    而此時三名青年文壇俊秀辯論的，還是朝中老生常談的“農官”問題，從世祖時期起，不論朝野，對於朝廷科舉設立農科、農業委派農官等等舉措，輿論上一直都在攻擊。

    顯然，在很大一部分士人心中，朝廷這是在倒行逆施，此舉有辱斯文，這是在把陽春白雪與下巴人並列，讓腹有錦繡、胸懷天下的仁人誌士去操持研究農桑管理，實為焚琴曲煮鶴

    在一些士林樸素的認知中，他們當然也認可重視農桑，但是這份重視，實在隻是停留在口頭上，不能付諸於實際，更別提躬身下地，沉心研究了。或許，不欺壓農民，保證不誤農時，按期照章收上賦稅，就已經足夠了。

    但在大漢當前的政治趨向中，卻是越發要求官員對農業生產、農業技術的學問了，從皇帝以下並諸多掌握實權的權貴們，也越發不依靠“詩書經典”治國理政了，這對於傳統的儒學士們而言，是極其嚴重的一個問題，也一度引起了恐慌。

    當然，有抱殘守缺者，也有應時順勢求變者，比如湘江學派，又比如楊億出身的閩浙流派。

    就在今年夏，經皇帝劉暘提議，尚書令呂端、財政使張齊賢主持，決議同意成立農部，以總管天下農牧漁林諸事，從製度上進一步加強農業口的權威，強化“以農為本”的治國理念。

    當然，一個新部司的成立，也伴隨著朝局的變動，以及權力的劃分。關於農部的組織架構，具體細節仍舊商討落實階段，但可以明確的是，職權基本是從工部、戶部中剝離出來，並且同戶部一樣暫時歸屬於財政司下。

    可以想見，財政司的權勢將進一步擴大，將成為大漢中樞實權第一的部司，不管這樣的局麵會維持多久，至少在這個階段，兼任財政使的宰相張齊賢，在政事堂的話語權也將進一步提升，也意味著皇帝的權勢在持續增漲。

    而有心人則更加關注，一個新部門，還是一個實權大部成立，帶來的職位與權力機會。

    而楊億、劉筠、朱祺三人辯論的，恰恰是農部成立背後，有關增加農科取士名額、以及增加對官員農業事務、知識考核事項的問題。

    朱祺作為湘學出身，不說徹頭徹尾地添朝廷政策，但總是從各方麵為之解讀，政治立場格外堅定。

    而楊億、劉筠二人，當然也不敢否定朝廷大政，至少在政治正確的農事態度上，還是很堅定的，他們的異議集中在農科與農官事務上。

    楊、劉二人的觀點很明確，朝廷重農、鼓勵生產自是應該，但過於拔高農官的權力、地位，隻怕會引起士林不滿，也不利於朝廷的穩定與和諧，更無法倡聖人之言、行聖人之道，“泥腿子”焉能治理好國家

    說到底，他們雖然願意給農學、農民以政治地位，但卻不願意分享政治權力。

    而對於楊、劉所持論點，朱祺可是看得透透，因為他本身也有類似的顧慮。但是，甭管心怎想，嘴上卻是堅定的“實務派”，針對他們的說法，一一予以駁斥。

    比如“春秋有百家爭鳴，農家之言當不得聖人之言？”；

    又比如“今聖人之言與古聖賢之言，孰重？；

    還有，朝廷的初衷，是鼓勵讀書人去修農學，勸農業，護民生，而非反之，本末焉能倒置；

    農事不興，國家不固，小農至少能察天時，治田畝，而不辨五穀，隻知擺弄經文、抱殘守缺者，又如何能處理好政務，執行好朝廷“農業興國”之政？

    當朱祺火力全開，尤其開始搞起“人身攻擊”之後，楊、劉二人當然也不甘示弱，逐一駁斥，引經據典，能言善辯，同樣是他們所長，火氣被勾起來之後，氣氛也就熱烈了。

    不隻圍觀的客人們興致盎然，聚精會神，就連在琴台上撫琴的劉暉手上動作都快了，悠揚的曲調便急促，就仿佛在給辯論雙方鼓動助威一般。

    在二樓的雅閣中，還有一名特殊的看客，當朝聖人劉暘。太和樓之名，他也早有聞之，此前皇城使王約曾匯報請示，是否要警告一番，畢竟地處市井，如此縱容議政，怕有不好的影響。

    然而，劉暘沒有絲毫猶豫便拒絕了，理由也很簡單，他行王道，走的是堂堂正正的治國之道，無不可與臣民言者，他唯慮朝廷的政策方針傳得不夠遠、不夠全，何懼議論。

    何況，有這個場所也好，正好聽聽異見，觸類旁通，兼聽則明，若有英才雄見，也方便取用.

    劉暘一番見解，盡顯開明之主的大度，當然，這也是建立在他足夠自信且能控製局麵的前提下，否則哪能那般放任。

    而聽皇帝直言，王約恭維之餘，又提出，吳國公身為宗親，作為太和樓的主人，是否不妥？

    劉暘當然聽得懂王約暗含的意思，但劉暘一不相信劉暉有什謀逆作亂的野心與實力，二則認為，正因劉暉的身份在那，方才提供了那個自由論道的空間。當然了，若是換作趙王劉昉、魯王劉曖乃至燕王劉昭，劉暘都不會看得如此之開，畢竟不一樣.

    正因如此，才放任至今，甚至今日，連劉暘都難耐好奇，親自出宮來視察一番，而見識下來，感覺很滿意，果是名不虛傳。

    當然，劉暘並不在意場中三人的爭論，這些於他而言並沒有太多意義，他們所說的東西，朝堂之上吵得更凶。

    相比之下，劉暘更關注辯論的三人本身，不管是楊億、劉筠還是朱祺，都是雍熙時代下的青年俊秀，也正是因為不斷有這樣的年輕才學之士湧現出來，大漢的文道方才昌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