雍熙五年春二月，龍抬頭，率領眾臣在京畿郊外完成了開年“第一鋤”的皇帝劉暘心情看起來不錯，看著那一大片被權貴們翻整過的田土，劉暘會心一笑，這大抵是繼位五年以來，他露出的最釋然的笑容。

    劉暘在繼位以來，很多表現都在向世祖皇帝早年看齊，這躬親視事，揮舞鋤頭，以為表率，則是其優良作風表現中的一種，從登基以來，每年如一，從無懈怠。

    就這，劉暘仍不滿意，已然對左右吩咐了，等來年要擇一地做些更實際的事情，實地實操與農民一道勞作，如此方能真正體現出他與朝廷對農事的重視，而不是僅僅做些表麵功夫。

    對於農桑耕織事宜，劉暘是異常重視，他深知這是立國之本，固業之基，沒有足夠的糧布產出，大漢將寸步難行，民亂騷亂依舊會無窮盡。

    徹底解決大漢百姓的吃飯問題，劉暘沒有這等奢望，畢竟那是連世祖皇帝都沒能做到的，他何德何能。但是，沉下心來，腳踏實地，兢兢業業地為國家百姓做些事情，努力發展生產，積累糧布鹽茶，卻是劉暘力所能及，也一直踐行的事情。

    因此，在過去的幾年，劉暘除了在吏治、法治、稅改三事上進行大刀闊斧的整頓改革之外，最主要的精力都放在農事上。

    為了勸課農桑，劉暘連續三年發出《勸農令》，要求各地官府務必保證農村正常秩序、農業正常發展，保證不誤農時隻是最低的要求。

    欽天監提前半年就要把下一年的皇曆編寫好，然後刊印發往全國各道府州縣，以便指導各地農戶因地應時生產。農耕時節，遇有生產困難，屬地官府需提供不僅限於糧種、農具、牲畜在內的賑貸……總之，要盡可能保證給農牧漁民一個安定平穩的勞作空間。

    很多政策，都隻是帝國時代下的基本操作，世祖時期已然有充分的經驗，而比起世祖時，進入雍熙時代後最大的不同，或許就是監管力度的提升。

    每到農時，劉暘都會從京畿諸部司抽調幹員（不隻是禦史），分赴全國各道州，進行農業生產監督巡視，被地方稱為“農巡”。

    雖然對大漢帝國一千三百多個縣來說，區區一二百人的“農巡”根本無法完全覆蓋，便是逛到了很多也難以起到決定性的作用，但是朝廷的態度也在這種空前的巡查力度下傳達到了，地方上官僚職吏在做事時，起碼能多些覺悟與警醒。

    同時，對於官僚犯罪，尤其在農事方麵犯罪更是采取從重從嚴的處置態度。

    雍熙二年秋冬，朝廷曾就各地常平倉、義倉虧空問題，進行過一番糾察。爆發出了不少問題，其中有很大一部分，都是以“農事”為由挪用，最終用在農民身上的寥寥無幾，很多實則最後都變換為錢財，落在貪官汙吏的手中。

    有些地方官僚就是這般肆無忌憚，而不管怎看，似乎都是農民最好欺負，也更容易伸手。對於二倉的檢察，也逐漸演變為朝廷吏治整頓中的一項大舉措。

    不過在具體落實時，卻顯得很謹慎，隻把一批罪行重大、貪墨數量巨大的官員給處置了，以儆效尤，至於餘者，隻是小懲大誡，內部警告。沒辦法，朝廷正多事，內外正不安，在許多事務的處置上，劉暘都不得不多一分謹慎，有些妥協不是軟弱，而是明智的選擇。

    但是最近兩年，情況又有所變化，隨著權威漸固，在有些“底線”的問題上，劉暘也越來越強硬。

    就比如在農事問題上，他或許沒法阻止所有權貴官僚伸手，但凡是敢於伸手的，一旦發覺，必給你斬斷。而膽敢欺農虐民者，更無容情，必以嚴刑處置。

    很多時候，是不能僅憑印象看待一個人的。就說世祖皇帝吧，給臣民的印象素來是涼薄苛刻，喜怒無常，殺人無數，因此讓人敬畏。

    而劉暘，從小到大，都是以一副溫文爾雅、謙和寬仁的麵孔出現在世人麵前。登基之後，慎刑少殺，更成為了他的一個新標簽，是他雍熙之政的理念。

    然而事實，絕非如此，不算蜀亂這種的叛亂傷亡。以大漢《刑統》為指導，若對開寶、雍熙兩朝的“年刑殺率”做一個比較，就會發現，在劉暘時代，官吏百姓犯罪，死刑率要遠高於世祖時代。

    其中最根本的原因在於，世祖皇帝並不把罪犯當人，一般通過刑徒營抑或流放海外的辦法來榨取剩餘價值。

    而劉暘卻在長期的觀察與實踐中發現，世祖皇帝的做法，於小民太過，容易激起民怨，與權貴卻太輕，因為不管是在刑徒營，還是在海外，他們總是有辦法逃避那些苦難，逍遙著結束刑期，然後繼續違法犯罪、作威作福.

    這也是劉暘上位以來，便迫不及待地對刑徒營進行改革的原因，不過，在“調合”一道上，劉暘堪稱集大成者。他的改革，並沒有廢除刑徒營，對其利處依舊在發揚，隻是在對刑徒的政策上進行了一定調整。

    比如，“提高”了服役刑的標準，該殺的，直接依《刑統》斬殺，不用再送到刑徒營“受苦了”。

    於是很多權貴就發現了，貪汙腐敗、作奸犯科的成本在不知覺間提高了，若是過了，不再有刑徒營與諸封國作為緩衝了。很多情況下，死並不是最讓人畏懼的，最讓人驚懼的，是皇帝學會了世祖皇帝早年的另一招，官員犯罪，會影響到後代子孫的前途：直係親屬，三代之內，不得錄用。

    種種手段施展下來，天下的權貴官僚們是被劉暘給壓製住了，至少明麵上不敢再興風作浪。

    於是，大漢帝國的政治清明了，社會環境、治安漸好了，各項生產有序進行，每年的錢糧稅收也穩步增長，哪個尤其是過去的雍熙四年，從財政司的統計上來看，其水平已然恢複至開寶**前後。

    要知道，開寶**，那可是世祖皇帝“開寶盛世”的巔峰期。這樣的結果，便是劉暘也有些不敢置信，然而，真要深究原因，還能有幾個為什的。

    首先就與世祖皇帝打下的雄厚基礎分不開關係，其次更劉暘的大力整頓有關係，這一點尤其重要，一個健康穩定的環境，對於大漢百姓經營產出的促進作用實在太大了。

    還有劉暘不事折騰，厲行節儉，堅決堅定地實行休養生息政策，也是重要原因。

    最後嘛，或許就得提一嘴稅改，不管最終的結果有多少妥協的成分，當中樞與地方達成和解與共識，新製下的稅入，就是要高一些。

    可以說，在劉暘的統治下，短短數年時間內，大漢帝國已然換了一幅麵貌，正在以一種前所未有“健康”狀態，邁向一個物質豐富、文化繁榮、軍事強大的盛世。

    雖然才開個頭，但是朝中已經有不少官員提出“雍熙盛世”的概念，不管是逢迎皇帝也好，還是對劉暘這個皇帝的真心認可服從也罷，總之，進入雍熙五年的大漢帝國，形勢一片大好。

    這樣的背景下，作為皇帝的劉暘，心情自然是不錯的。

    不過，好心情並沒有持續多久，正當劉暘與宰相、財政使張齊賢討論起農務之重，以及在朝中屢起爭議的“農官之爭”時，一則噩耗傳來了，內閣大學士、太傅李昉薨了。

    李昉是病死的，年紀大了，有點病痛是很正常的事，從去年秋便染疾，一直在家休養，卻沒想到，養著養著，給養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