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希望監獄的高牆，羈押著大量像張揚這樣的犯人，他們入獄前的角色令人生畏：搶劫犯、毒?販、人販子、盜賊、飛車黨、皮條客、騙子。但再將視角前推，他們在或遠或近的時光，都曾經擁有一個共同的身份：留守兒童……

    當我們的記憶還停留在“衣衫襤褸、麵黃肌瘦、目光呆滯、發育不良”的農村和落後地區的城鎮的小孩時，記憶中的“他們”其實已經長大了，在城鄉各個角落掙紮求生，謀生的方式千差萬別卻又無例外地瑣碎、卑下。

    當他們的形象偶爾出現在社會新聞欄目時，大多是因為觸犯了法律和人生的紅線。而後，他們進入高牆，開始了更長久的沉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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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為帝都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的經濟學者，章無雙博士一直在關注、研究有留守兒童經曆的服刑人員。她發現，這些犯人都有一個明顯的共同特征：在16歲之前，有留守或單親背景的比例相比於普通的農民工要高出一倍多，達到近20。這讓章無雙吃驚不已，她設計了對多所監獄的調研方案，試圖尋找出留守兒童通向高牆軌跡上的線頭和轉折。

    在這個特殊的環境，抽出往事的線頭並不容易。但那些人生經曆的轉折與死結，內心與外界的衝突和斷裂，卻是真實存在的，也隻有在人生時鍾被強製撥慢的高牆內，才有機會回顧打量。在冗長的服刑期後，他們走出高牆又重新淹沒在茫茫人海，即使獄方也很難追蹤到他們此後的行蹤。

    張揚、鄭國軍、文光秋、俞連伍、牛誌旋、汪木林是第一代留守兒童。透過高牆，一種無形的基因開始代際傳遞：張揚、鄭國軍、文光秋、俞連伍、牛誌旋、汪木林和其他一些犯人的孩子正在遙遠的鄉村，重複著他們父輩童年的經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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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缺乏父愛、母愛環境中長大的留守兒童，其性格中最明顯就是固執和浮躁。

    鄭國軍的固執，一望可知，即使在這座“文明監獄”的煉爐內也沒有化開。他似乎從幼年起，就一直在抗拒著什。

    引起鄭國軍抗拒的可能是某個人的一句話，或一個詞。春節前，一個犯人小組長責罵了鄭國軍，鄭國軍一直隱忍到春節，找機會用地上的磚頭拍了小組長的腦袋，導致對方縫了好幾針。

    事後鄭國軍被升為“嚴管”，章無雙會見他時，鄭國軍的胳臂上還帶著“嚴管”的標記。

    鄭國軍心情沉重，但“硬氣”著不肯低頭。在“硬氣”背後，是他對自己的失望：“跟同改關係都不是太好，孤僻，容易發火。”

    鄭國軍盼望著早點出去，卻又對自己獲得減刑沒有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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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鄭國軍在“飛車黨”中的角色是開車，“我技術好，摩托車後座可帶4個人”。

    案發後，主犯之一脫逃，被抓的鄭國軍作為主犯被判決。入獄後，他認為自己並未直接動手，一直想不通。

    而實際上，鄭國軍被定為主犯的理由，是案子中兩個從犯的女孩子都是鄭國軍叫去入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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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多犯人和家人真正的交流，是在進入高牆後開始的。他們童年時長年在外打工的父母對孩子步入牢獄內疚不已，而犯人們自己最感內疚的對象，卻是撫養他們的祖父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