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眾人等除了阿佛洛狄忒，基本上都沒來過全能之城，所以到底該怎走，還得看阿佛洛狄忒。不過有一點他們可能高估了阿佛洛狄忒，阿佛洛狄忒雖然多次來過全能之城，甚至也住過不短的時間，可你要說對這座城市有多熟悉，還真高看她了。

    要說熟悉，全能之城的上層阿佛洛狄忒搞不好還多少知道一點。

    可這是全能之城下城。

    神靈是不會來這的，這隻有那些低端體力勞動者才會來的地方。神靈沒事來這幹嘛？要說很早很早以前，其實還會有神靈來這，那時候神靈們都還沒有沒有墮落。

    一個組織在剛剛成立的時候，都會顯得生機勃勃，每一個人都好像有著使不完的力氣。

    一個組織，最開始成立的時候是有很明確目的的，創始人也都是誌同道合的夥伴，大家的目標一致，是目標驅動型的。那時候，個人的得失反而不怎重要，大家都悶著頭想要搞好組織。

    萬神殿一開始也不是現在這個樣子的，那時候的神靈和凡人信徒的接觸很多，哪怕是全能之城的體力勞動者也會時常見到神靈。甚至有些神靈還會主動來到他們之間，傳播他們的福音。

    但隨著萬神殿的規模越來越多，統治的世界也越來越多，事情變的不一樣了。

    由於組織越來越大，房子越建越高，領導層遠離了地麵。這必然導致領導層會越來越不了解基層，長期之後，領導層的決策會變得空中樓閣。按道理，領導們是有智慧的，特別是高層領導，但是被底層幹部蒙蔽，高層領導的智慧都無法發揮出來。剩下都是智慧較差的人在帶領組織，結果可想而知。

    麵對這種情況，最正確的做法就是領導親自下基層。而現實是高層領導把有智慧的基層員工提升到高層領導崗位，這樣雖然能讓高層領導了解到基層的情況，可是會造成高層領導崗位人滿為患的情況。

    但可惜，神靈在得到了更多的信仰之後，他們似乎忘記了自己腳底下還有著一群基層了。

    在領導層失去對基層了解的基礎上，如果領導們還在長期指揮具體基層業務，那結果就更慘了。

    大家都知道濫竽充數的故事吧。能第一時間發現濫竽充數的人，必定是靠近之人。因為言論不自由，所以附近的人都沒有揭發他，直到領導親自考核了才發現。濫竽充數的危害可以很大很大，大到一個組織滅亡。反過來，思考錯在哪呢？必然是言論自由。言論必須自由，不管是實名的還是匿名的，總之必須自由，任何打壓言論自由的力量，都會產生一個使得組織老去的作用力。

    這在全能之城簡直是必然的。

    神靈……哪有讓凡人說話的份？

    所以現在的全能之城徹底的蛻變成了神靈的天堂。

    凡人？

    凡人在此微不足道，沒人關心，也沒人在意。

    所以這全能之城下城，徹底變為了原始法則橫行之地。

    這等汙穢之所，神靈自然不會履足。

    阿佛洛狄忒對下城完全一無所知！

    “那怎辦？”

    托爾好容易安撫好了自己的小女友，剛剛凱那一句“這種話聽聽就好，他們都是騙子！”

    可把墨利諾厄氣的夠嗆，非常想要和凱理論一下。

    就和很多公知一樣，被人懟的鼻青臉腫了，可依然還是咬定青山不放鬆，就是死鴨子嘴硬！

    因為大部分公知並不是多“壞”，而隻是“蠢”。不否認肯定有一部分公知是收錢辦事帶節奏，給西方文化宣傳，試圖從思想上瓦解中國。但如果你真的覺得那一大批發表在你眼“不愛國“的言論的人全部是一群收了西方錢的漢奸國賊，那說明你根本沒有了解過你眼的所謂“公知”群體，沒有去試圖分析過他們所經曆過的事情和時代背景，而是單純被某些拿極端化言論博人眼球的人帶了節奏。

    公知大部分都是文科學者，但有人注意過這個群體更加高度集中的特點嗎？這群人的年齡絕大部分在40到60歲期間，並且普遍有大學以上的學曆。算一算他們上學的時候，那是什時代？沒錯就是80年代後到20世紀初，改革開放的初期。那段時間剛好是wg結束，中國開始改革開放，落後的中國開始接觸外界、高速發展的時代。而那個時代高速發展、迅速接軌世界所帶來的最嚴重的三個直接問題，恰恰是催生這群所謂“公知”的根源所在：原本較為封閉的落後社會與較發達世界猛然接觸帶來的反差感，社會高速發展帶來的相對不公平和各種社會問題，以及思想一下子開放帶來的思想過度自由。

    而這三點恰恰能很好地解釋“公知”群體高度信任西方優越而中國存在嚴重問題的現象：反差感給了他們支持“西優中劣論”的直接感官和主觀推動力；社會相對不公平對他們的人生經曆產生了直接影響，給了他們客觀推動力；思想過度自由給他們並不客觀理性的觀點生根發芽提供了客觀條件。

    我們這個時代的年輕人為什會普遍擁有較強的國家認同感和愛國情懷？最核心的原因其實是我們成長和認識世界的這個年代恰恰是改革開放進入相對穩定時期，其紅利開始不斷出現，社會高速發展的時期，而我們是其中的直接受益者。在我們成長的這個年代，中國終於逐步趕上世界發展水平，經濟和民生水平穩步提高，互聯網、智能手機等產品開始發展，社會不公平、腐敗、官僚主義等問題被一定程度上控製，中國社會問題開始減輕，我們的生活水平得到了提升，而受到的不公平待遇降低，反倒是西方遭遇了08年經濟危機、20年新冠病毒等一係列問題，所以以我們能直接感受到的更多是中國體製的優越。

    但在所謂“公知”這群人開始看世界、逐步成長並形成他們的價值觀、世界觀和思想的時候，很多事情卻恰恰相反：改革開放剛剛開始，其直接收益並不明顯，尚未能反饋到社會和個人；相反，社會猛然開放和體製變化帶來的動蕩和不公平卻直接給了這群年輕的“中高端人才”的人生發展當頭一棒。也正是因為這樣的一個時代背景，所以在成長和認識問題的過程中，他們忽視了中國的發展反饋到社會層麵需要時間以及改革開放必定要經曆一個不那愉快的起步期這兩個客觀規律，錯誤地把中國在改革開放起步期出現的問題簡單歸結於中國的“體製問題”和“中國人、中國社會的劣根性”，盲目去接納西方的自由主義思想，才形成了他們的“西優中劣論”。

    事實上，他們年輕時形成的這些觀點其基礎論據是那個時代中國相對於西方世界的全麵落後，而隨著中國的發展這些差距已經逐漸被中國彌補甚至超越，反倒是中國體製和民族精神的優越性逐步顯現，他們原本看似合理的觀點就失去了客觀現象的支撐，逐漸露出了破綻，而他們很多人卻依舊活在自己當年對中國的那種認知，拒絕改變自己的看法，所以在今天的我們眼才顯得這樣滑稽可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