聽了孫中山的發問，居仁堂內頓時都安靜了下來，哪怕是剛剛一直振振有詞的謝持，也坐回了座位慢悠悠的喝起了茶來。

    東北的委員會體製，這正是國民黨及中間人士最為痛恨的政府體製。也就是共和黨搞這套東西的時候，俄國革命還沒有開始，因此國內的精英階層對於這套東西一開始是瞧不上眼的，他們認為這就是類似農民起義時搞出來的草台班子，既不能體現出官府對於小民的威嚴，也無法吸引到國內的知識精英加入。

    畢竟在這些中國的精英們看來，治國之事是不可能同小民商量的，正所謂“民可使由知不可使知之”嗎。共和黨居然讓一幫勞動者進入委員會監督官員做事，這實在是尊卑不分本末倒置的做法。官員乃是民之父母，難道父母做事還能讓兒女來監督？這不是頭上戴鞋，腳上穿帽子了。

    更讓人難以忍受的就是，共和黨拒絕接受名流的舉薦任官或是海外留學生直接任官，特別是那些讀法律或文學的留學生，倒是對工科及理科方麵的留學生青睞有加。

    說句老實話，去海外留學工科或理科的，基本都是寒門出身，家要是有些底蘊的，自然是先讀文學，其次法律。讀文學的，隻要家的大師或交好的世家大師提攜吹捧一下，立刻就是震撼文壇的少年才子；讀法律的話，家推薦一下，政府中任個官職也不難，畢竟現在西法在中國才是潮流，因為國家需要這些懂得西法的留學生去同外國人辦交涉，免得過於吃虧了。

    相比之下，讀法律還是要比讀文學的低了一個層次，因為他們畢otg2ntc=竟還是要去做事，要和洋人去爭執的，但是讀文學的隻要寫寫文章為自己塗脂抹粉就可以了。至於讀工科、理科的，那就更加讓人瞧不上了，整天要和那些工人、苦力為伍，實在是難登大雅之堂。

    哪怕是袁世凱搞的不中不西的大總統製度，因為袁世凱肯給這些士紳名流們位置，他們嘴上雖然照樣要罵袁世凱搞獨裁是破壞共和，但是這官還是要照做的。罵袁世凱是為了在民眾麵前表明自己的政治立場，當袁世凱的官則是為了生活，兩者一點都不衝突，甚至還要被人誇上一句“忍辱負重”。

    但是在革命委員會這，這些士紳名流的體麵和他們習以為常的天道都被撕了下來。哪怕是名流中的名流章太炎，也不過是提攜一下幾個學生在大學教書，還要受到學生會和教育委員會的監督，要是教的東西不合時宜就得被清退。

    至於想要像顧維鈞那樣一步登天，和袁世凱見上一麵就委任一個官職，幾乎就沒有這個先例。不是說革命委員會沒有一回國就委以重任的留學生，但是這些人都是直接被安排到工廠或國營農場，從一名勞動者開始進入體製的。這樣的苦顯然不是這些舊知識精英們能夠接受的，也侵犯了他們所認為的天道。

    隻不過吳川並不是袁世凱，他根本不想接受這些舊時代精英們的擁護，而共和黨所推動的工業化又是這些舊時代精英們難以理解的東西，他們中的許多人連一根火柴是怎製造出來的都不清楚，又怎能去管理一個製造鋼鐵機器的工廠呢？

    可以說，革命委員會勢力擴大的過程，就是舊知識精英階層被粉碎改造的過程。吳川所領導的共和黨老實說並不如袁世凱所代表的北洋集團那的血淋淋，北洋集團對於反抗自己統治的地區采取的是滿清入關時的做法，但是這些舊的知識精英們卻更為恐懼共和黨，因為共和黨要的不是他們的順從，而是要徹底的摧毀他們所存在的那種環境，哪怕他們想要向共和黨低頭屈膝也依然改變不了自己的生活被毀滅的結果。

    謝持他們為什這恨北洋中投靠了共和黨的這些人，因為他們雖然痛恨共和黨卻也知道自己的力量不足以對抗共和黨，去年華北的這場大水已經徹底打破了某些人心中的僥幸心理，但是對於四分五裂的北洋派，他們心是沒有這樣的負擔，隻覺得對方就是一條背叛了主人的喪家之犬，惹不起共和黨還打不得喪家犬嗎？

    但是，不管他們在這如何明指北洋暗攻共和黨，都改變不了一個事實，他們之所以能夠坐在居仁堂內，不是因為共和黨坐不進這，而是共和黨放棄了進入居仁堂的機會。雖然共和黨放棄了進入居仁堂的機會，但是卻並沒有完全對中央政府放手，而是建立了針對各部門施政的委員會。

    共和黨雖然沒有把東北的委員會體製完全在北京複製，但是卻把委員會體製同國會結合在了一起，形成了一個代表民眾和黨派的政治代表機構。

    這一機構雖然偏離了國外代議機構設立的初衷，國外的議會不會對政府單獨部門采取如此直接的幹涉，幾乎把政府各部門當成了各部門委員會的下屬，內閣總理的行政權遭到了極大的幹涉。但是對於本就對共和體製一無所知的中國民眾來說，他們並不介意國會和政府之間的權力失去製衡，他們隻要求政府或國會，哪怕總統也行，出來一個對中央政府負責的，盡快的讓民國進入到一個有序的社會進程中。

    相比起民元初年國會和政府之間的亂象，江浙湖漢北和袁世凱廢除國會搞大總統製的獨裁統治，現在這個委員會-內閣施政體製，看起來運行的還是不錯的。首先政府的行政權幾乎為部門委員會所掌握，政府部門也就失去了同委員會扯皮的權力基礎；而委員會對於政府部門的領導，又讓委員會失去了推諉責任的借口。

    正因為如此，新政府成立之後，總統府這邊還沒有什動作，徐世昌也沒有拿出什施政方案，但是政府各部門卻比之前提高了數倍的效率。政府部門的正常運轉，使得袁世凱-孫中山的政權交接就變的平穩了起來，不管是競選總統失敗的段祺瑞，還是地方上的實力派，都對新政府的成立表示了服從。

    而這一現象卻又證明了一件事，那就是如果共和黨真要架空總統府的話，憑借著委員會-內閣各部的政體，也還是能夠讓中國的政治中樞運轉起來的。這種局麵顯然不是國民黨眾人能夠接受的，自然也就不會有人站起來回答孫中山的問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