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2年北洋政府頒發《中央行政官官等法》，廢除了曆代以來的9品18級文官製度，但依然保留了文官等級品位分類製。該法將行政官員分為了特任官、簡任官、薦任官和委任官4級，除了委任官由主管長官直接任命外，其他三類都必須經過大總統任命。

    1914年12月15日，北洋政府又公布《文官任職令》，將所有文官（包括司法官）一起列入4級序列，算是徹底廢除了曆代官吏之間涇渭分明的局麵。

    雖說袁世凱對於官製的修改，其目的是為了鞏固其大總統的職權，但是在客觀上卻也廢除了曆代封建官製遺留下來的惡政。

    比如，滿清時期在地方上的衙前小吏，這些人正經登錄胥吏名錄的其實不多，大多數是無有俸祿的白手，但是他們在鄉民麵前卻代表著官府，因此常常依仗著胥吏的身份敲詐百姓。

    光緒朝的遊百川就說過：或貼寫或掛名，大邑每至二、三千人，次者六、七百人，至少不下四五百人。因此郭嵩燾曾說過：本朝實與胥吏共天下耳。

    其次則是幕賓，也就是俗稱的師爺，清代凡官員必有幕賓替其掌otg2ntc=管錢糧、刑名和公文諸事，沒有幕賓的官員，在官場上是沒法幹下去的。

    因此，滿清時雖然號稱911名國人養一名官吏，但實際上是遠遠超過的。袁世凱頒發官製廢除了這些惡政，也算是表麵上極大的減輕了民眾的負擔。

    比如民國建立之後，縣衙六班公房改為縣公署二科、三科或四科，二科者：總務、財政；三科者：總務、內務、財政；四科者：總務、教育、財政、實業。縣公署內再無白手和幕賓，皆為國家財政給養之官員或公職人員。

    無錫縣，公職人員不到300人，整個縣的人口超過90萬人，相當於一名公職人員管理著3200餘人；河北鹽山縣公職人員38人，全縣人口14.8萬，相當於1名公職人員管理著近3900人…

    通過以上這些縣的數據可以得出這樣一個結論，民國建立之後，中央政府在地方上的權威受到了嚴重的削弱。除了靠近通衢大道的大城市外，較為偏僻的地區，縣公署隻能依賴於地方鄉紳對地方進行治理，若是當地鄉紳勢力較為強勢，則縣公署幾乎無公可辦。

    我們在山東、河北、河南等地推動的土地改革運動，除了在經濟上打擊了地方豪紳大戶之外，也取得了對於地方勢力在政治上的打擊。但是，在對地方豪紳大戶的打擊之後，鄉村也出現了權力的真空，如果我們不能盡快的填補這一權力缺失，那不是被地方政府竊取了我們的果實，就是有新的地方勢力的崛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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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鑒於此，我們經過了充分的調查和考量，認為應當在縣一級建立革命委員會監督地方政府施政，並直接對鄉村進行控製。對於鄉村的控製，實質上就是建立新組織以取代過去地方豪紳大戶在鄉村扮演的角色。

    那這些地方豪紳大戶過去在鄉村扮演的角色是什？我們認為主要有以下幾類：協助政府征收賦稅，調解村民之間的糾紛，對於地方公共事業的領頭發起作用，代表政府向村民宣告政府頒發的法令政策和組織勞役、兵役等。

    因此我們認為，在最基層的鄉村應當建立以集體合作社為核心的行政村區域，然後在行政村和縣一級革命委員會之間建立溝通上下的行政機關，比如鄉、鎮機關。

    這些鄉鎮機關應當設立：生產合作、文教衛生、治安保衛、人民武裝、民政、財糧、司法調解等工作委員會，考慮到財政上的壓力，工作委員會最好不要超過7個，個別中小地區的鄉鎮可以采取兼職方式壓縮部門。按照現在關外每名公職人員對應600名群眾的比例，我們應當分階段的增設編製，使關內的公職人員及群眾比例接近這個比例。

    另外，行政村的幹部建議以不脫產為好，江浙湖漢北鄉鎮幹部則視情況而定…”

    聽完了計劃委員會委員楊銓的匯報後，吳川並沒有立刻發表什意見，而是轉頭向坐在另一邊的梁廷棟問道：“你還有什要補充的嗎？”

    梁廷棟思考了一下之後說道：“就行政編製方麵我沒什意見，但是對於幹部的培養上我覺得，現在的方式存在著不小的毛病。我們現在過於注重對青年學生和軍隊幹部的培養了，對於工人幹部的培養完全不夠，這恐怕很難體現無產階級的先進性。

    而城市知識分子出身的黨員幹部對於農民和工人出身的黨員幹部頗有居高臨下的作風，認為這些黨員幹部缺乏知識和文化素養，完全不能勝任專業的工作，讓他們負責一項事業，就是外行領導內行，錯漏不斷。而工農出身的黨員幹部則認為，這些知識分子出身的黨員幹部完全是官老爺的作風，是在搞知識分子的小圈子。

    我認為雙方的分歧如果繼續發展下去，恐怕會造成黨的內部分裂。就比如說這次華北地區的土地改革，我們雖然取得了不少成績，但同時也爆出了不少問題。

    知識分子出身的黨員幹部在土地改革運動當中顯得過於理想化和天真化，因此常常出現了被地主豪紳蒙蔽的現象；工農出身的幹部雖然對土地改革運動充滿了熱情，但是基於樸素的階級情感，又往往會不自覺的擴大打擊目標，從而偏離了中央所製定的土地改革總路線。

    而土地改革還隻是階段性的任務，我對於新的行政體係建立後，這一體係下是否能夠真正的彌合內部黨員幹部的分歧，和確保我們的幹部是否能夠完成中央所要求的工作，我感到有所焦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