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共布駐華代表克拉辛花了20天時間，終於在8月17日抵達了莫斯科。當天晚上他就獲得了列寧的接見，雖然他第一時間就把吳川寫給列寧的信件交了出來，但是列寧到並不急著看信，而是就遠東的局勢仔細的詢問了克拉辛。

    雖然克拉辛一直保持著向莫斯科定期匯報的習慣，但是在列寧看來，人民委員會對於共和黨及中國的情況了解的還是太不夠了。如果說，在十月革命之前，包括他在內的老布爾什維們，都把歐洲革命的勝利希望放在了德國的無產階級身上，在他們看來俄國的革命不過是一場預先的演習罷了。

    但是隨著十月革命之後的歐洲形勢的發展，列寧已經有所預感，也許德國革命的高潮是不大可能出現了，因為直到今年六月，德國還在西線發起了進攻，這完全不像俄國在戰爭的後期，士兵對戰爭已經充滿厭惡，國內反戰的輿論占據上風的情況。

    這樣一來，俄國革命也許隻能依賴於俄國無產階級自己的力量去戰勝帝國主義的幹涉了。不過列寧並不會把這個判斷告訴給黨內的同伴，以避免打擊黨內原本對於戰勝帝國主義就不夠信心的同誌們，於是中國同誌對於俄國無產階級的支持，在政治意義上就被提高了。

    正因為黨內不少高層知道中國同誌並沒有放棄對於人民委員會的支持，使得這些黨員們對於革命勝利的信心總算是維持了下來，特別是在薩馬拉和察津戰役的勝利後，從察津到莫斯科的鐵路路線重新被打通，從南方來的糧食運抵了莫斯科，這極大的鼓舞了原本士氣低落的莫斯科工人和市民們。

    在意識到也許可以依靠中國方麵的支持度過這個革命之後最為艱otg2ntc=難的冬天，列寧就忍不住想要對餘糧收集製進行調整了。從7月開始的餘糧征集行動雖然保住了城市居民對於人民委員會的支持，但同樣也破壞了人民委員會和農民之間的關係。

    當然，從二月革命前後開始，俄國的鄉村就處在了一種極為複雜的局勢下。既不像社會革命黨人所說的，農民是革命的主導力量；也不像白衛軍說的，農民是反蘇維埃的；也不是布爾什維克所宣言的，農民是工人階級的堅定盟友。

    談到俄國的鄉村就不得不談到斯托雷平的土地改革，斯托雷平的土地改革將原本的貴族地主-農民組成的鄉村，改造成為了貴族地主-富農-農民的三元結構。在斯托雷平之前的土地改革中，貴族地主實際上已經把多數土地交給了村社，斯托雷平的土地改革則是從村社中劃分出了富農這一階層。

    二月革命前後，直到十月革命前鄉村農民的暴動，實質上主要針對的並不是貴族地主，而是富農這一階層。因為對於這些留在村社的貧苦農民而言，富農更像是一個盜竊了他們財富的小偷，其次才是對地主占有公共土地的不滿。

    十月革命之後，俄共布采取的就是承認這些貧苦農民的做法，承認他們收回富農的土地再由村社進行重新分配的行動是合法的。反倒是社會革命黨人，在富農和村社農民之間搖擺不定，他們一邊承認村社農民的要求是正當的，卻又反對村社農民強行收回富農的土地，因為富農正是社會革命黨的主要支持者。

    薩馬拉科穆奇民兵的主力就是富農，因此一開始還認同社會革命黨的農民們在得知，社會革命黨反對人民委員會的目的，是要幫助富農收回土地之後，很快便成了科穆奇民兵的反對者。

    明麵上，科穆奇民兵對抗的是服從於人民委員會的紅軍，但是在鄉村其實已經變成了富農和村社貧農之間的對抗，至於地主們反倒是成為了旁觀者。雖然人民委員會所頒發的征購糧食法令和之後的餘糧征集製並不能獲得村社貧民的支持，但是相比起想要奪回家產的富農，村社貧農還是認為人民委員會至少更加值得支持。

    因此麵對人民委員會派出的各支征糧隊伍，村社貧民很快就把這些征糧隊伍引向了富農階層，依靠著紅軍的力量粉碎試圖恢複革命前鄉村的富農及地主階層。而在某種程度上而言，富農的積蓄也要比貧農多的多，征糧隊伍從一家富農手中獲得的糧食至少抵得上十家甚至更多戶貧農的家庭積蓄，這大大的降低了鄉村的抵抗情緒。

    列寧很快就意識到了這一點，因此將餘糧征集的對象主要放在了富農身上，從而和村社貧農結成了同盟。當然，他心很清楚，這樣的方式不過隻能解決一時的問題，因為在這樣的搜刮下明年的糧食產量必然會極大的減少，因為富農會在今年大部分破產，無力再耕作多餘的田地。

    隻要有機會糾正這樣的政策，列寧自然不會放過。中國的援助雖然看起來很好，但是他要弄清楚中國方麵究竟有沒有這樣的力量幫助蘇維埃俄國度過這樣的混亂，還有就是吳川及共和黨的政治立場究竟是什，他不能把俄國無產階級的前途寄托在吳川個人對於社會主義的好感上。

    列寧足足和克拉辛談了大半個晚上，直到江浙湖漢北淩晨才讓他去休息。而第二天將近中午時，列寧又叫上了捷爾任斯基和克拉辛談論起了吳川給自己寫的信件。

    雖然隻休息了極短的時間，但是列寧的精神看起來依然旺盛，甚至還要比克拉辛更好一些。他把信件的內容簡略的對著兩人念了念，然後才評價道：“吳川對於德國結束戰爭的幾種選擇的判斷，和我的看法差不太多。

    不論是德國資產階級為了防止爆發革命選擇突然的對協約國的媾和或投降，或是德國資產階級寄希望於替協約國剿滅東歐及蘇維埃俄國的社會主義革命，以換取協約國對德國戰爭責任的赦免，我認為這都是有可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