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歐美稱之為“西班牙流感”，被中國人稱之為“日本流感”的世界性流行感冒，此時已經變得比歐洲大戰還要令人恐怖了。

    在美國這個流感的始發地甚至出現了這樣的情況，男主人早晨上班的時候還好好的，中午卻突然出現症狀，下午就直接去世了，甚至都來不及搶救。從10月開始的6周內，光是費城就死亡了12000人，最糟糕的一周死了4597人。這不是感染，而是直接的死亡，而整個費城也才幾十萬人口而已。

    美國人對於這個病已經聞之喪膽，每個城鎮都開始拒絕外人訪問，特別是西部的那些城鎮，已經有地方宣布至少要封鎖城市180天，甚至更長。

    當然其他地方也不好過，比如愛因斯坦就在給友人的信件中提道：“討厭的流感又出現了，在這也是流感瘋狂肆虐。”德國的各個城市，都成為了收治流感病人的大醫院。

    不過最慘的還是印度和荷屬東印度群島，據說印度的死亡率是歐美國家的十倍，歐美國家的流感病人死亡率是5%的話，那在印度每兩個病人就有1個死去了。

    在中國，情況也變得相當的不妙，南方江浙一帶有幾個小鎮因為otg2ntc=疫情之嚴重，都出現了無人收屍的情況。而因為死人不能及時的火葬和消毒，導致活著的人又遭到了反複的感染。

    隻有在北方共和黨治理的區域內，這一波流感造成的死亡率才被壓製到了比歐洲更低的程度，並不是說共和黨有什靈丹妙藥，隻是通過土地改革和工業組織起來的農村和城市，在對抗這樣大規模的疫情前具有天然的優勢，而工業發展所帶來的足夠物資，又為截斷流感的傳播打下了物質基礎。

    可即便東北一直控製著局勢，但是東北的政府官員也差不多被國外不斷傳來的壞消息給嚇到了，一度想要真的切斷和俄國、美國、日本、歐洲的一切人員往來。這當然是不行的，吳川阻止了這些官員的決定，並說道：“今天革命委員會的經濟完全是建立在對外貿易的擴張基礎上的，我們可以因為疫情限製一些人員交流活動以降低風險，但是完全切斷就不可取了，要是經濟出現了問題，造成的後果要比疫情爆發更麻煩。”

    東北的官員對於吳川的決定半信半疑，但並不妨礙他們切斷了存有傳染風險的病人接近吳川的途徑，雖然他們還是準許把安娜送到了哈爾濱醫院治療。

    這個體製開始漸漸有了自我的意識，吳川也頗有無可奈何的感覺了，不是它不順從你，而是你無法每時每刻的去盯著它、糾正它，他現在總算知道諸葛亮為什是累死的了。

    當吳川踏上哈爾濱車站的站台時，也才剛到11點出頭，看著夜空中明亮的星星，吳川對著來迎接自己的周澤春、楊銓問道：“馬迭戈旅館的餐廳現在還開著？”

    楊銓還在思考著一會該怎向吳川匯報自己的工作，突然聽到了這個和工作無關的問題，一時有些反應不過來。倒是站在他身邊的周澤春比較鎮定，很快就向著吳川說道：“現在應該還開著，自從俄國流亡者不斷跑來哈爾濱之後，現在哈爾濱的夜生活倒是豐富起來了。這些人喜歡在晚上跳舞聚會，然後出來吃夜宵，於是不少餐廳都增加了午夜這一餐。”

    吳川對著兩人微微點頭說道：“正好我肚子有點餓了，我請你們吃宵夜，然後今晚就別談工作了，都回去好好休息，明天再說。”

    周澤春很自然的就讓開了道路說道：“那我先去打個電話定個房間…”

    吳川說是請兩人吃宵夜，不過他到了馬迭戈旅館後卻先跑去和餐廳的大廚聊了半天，然後才回來和兩人吃了簡單的一餐。看著吳川拿著大廚做好的甜點匆匆離去，站在台階上的楊銓忍不住向周澤春問道：“周委員，吳主席這是去拜訪什人啊？他還有親戚在哈爾濱？”

    周澤春瞧了他一眼，隨口搪塞道：“奧，江浙湖漢北畢竟吳主席是在哈爾濱舉起的義旗，就算沒有親戚也總有幾個朋友的。你是坐我的車回去，還是？”

    “不了，我和你又不住一個方向，還是自己打車回去吧，反正這叫車也方便的緊。明天我們是8點半去匯報嗎？”

    周澤春看著吳川坐的車子消失的方向，想了想還是回道：“我明天一早要處理點公事，還是九點去吧。”

    安娜此時已經被母親和姐姐接回了醫院街的住所修養了，和現在的醫院相比，顯然家更舒適一些。這是一幢1914年建成的三層歐式小樓，原本屬於一名俄國木材商人，不過因為革命委員會取締了俄國商人在中國境內經營林場的特許權，這名商人便把在中國的產業轉了出去，最後落在了謝爾蓋手中，然後就借給了安娜一家居住。

    吳川抵達的時候，安娜家中還在開著一場小型的舞會，雖然吳川來的有些冒昧，但是瑪利亞夫人和姐姐葉琳娜都感到驚喜。一開始她們確實是把哈爾濱當成了暫時避難的地方，但是隨著國內的情況不斷傳來，特別是布爾什維克和德國人解除了布列斯特條約之後，哈爾濱

    的俄國人基本就對重建俄羅斯帝國的幻想失去了信心。

    不是他們過於現實，而是往中國逃難的俄國人突然增加了。過去這些人寧可忍饑挨餓的停留在西伯利亞，也不願意簽署放棄反對蘇維埃俄國的聲明進入中國，但是隨著蘇德達成和解之後，這些人就不在留戀於恢複舊日生活的迷夢了。

    拜之前俄美公司和中國人控製的西伯利亞鐵路線所賜，現在從國內逃來東北的俄國人，他們能夠帶出的隨身財物反而比早期逃難的人多的多了，有的人甚至連家鄉的土地都幸運的出手了，捷克人叛亂時有不少人覺得布爾什維克快要垮台了，因此不少人就開始冒險購買了一批極為廉價的土地，據說俄美公司買的最多。

    結果就是，一些較為明智的人立刻脫手了在俄國的地產，然後帶著一筆錢跑來了中國。他們的運氣確實不錯，現在的東北正是一個大發展的時期，因為向俄國出售各種物資，直接導致了東北對於擴大生產的渴求，因此這批俄國人能夠把帶出來的資金投入到資本市場中，讓他們過上了不錯的食利生活。

    當然，也有一部分俄國人並沒有帶出什財產，但他們卻是俄國自上個世紀70年代以來推動工業化的成果。他們原本是工廠中負責生產和管理的骨幹，因為布爾什維克沒收了工廠，和他們傾向於資產階級的立場，使得他們成為了被工人階級打擊的對象。

    這些人中就包括了像西科基斯這樣的工程師和許多出身貴族或資產階級的年青學者，他們或者是被工人所排擠，或者是出於對布爾什維克的恐懼，最終都選擇了流亡國外。有的人前往了柏林，有的人則來到了中國。

    和那些前往歐洲的同伴們相比，來到中國的俄國人顯然要幸福的多，因為正在推動國家工業化的中國有著大量的崗位和機會給他們，這是現在正處於戰爭中的歐洲所不能給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