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說，爪哇南洋地區，還能算得上有點工業資本的思路。至少是以發展生產力、擴大生產為目標的。

    那，在大順北方，蒙古地區，那就真可謂是商業資本主義的極致表現了。商業資本占統治地位下的劫奪製，當真是演繹的淋漓盡致。

    而這場劫奪製的淋漓盡致的終點，就是這一次劉鈺的棺槨走海路的終點，天津。

    自從當初大順廢漕改海定下來之後，天津的地位就已注定。但要說天津這些年的發展，終究還得說一句，李欗上台後砸鍋賣鐵、靠著賤賣國有土地的方式猛搞基建修鐵路，才算是讓天津擺脫了鬆蘇的附屬地位，真正成為了大順在北方的港口城市。

    隨著李欗的邊疆鐵路計劃的實施，從京城延伸到張家口、乃至於河套的鐵路，使得天津這個港口，總算是可以說自己能輻射小半個塞外了——另半個，是鬆、遼水係平原，和天津關係不大。

    要想富，先修路，這是個聽起來似乎尋常的口號。

    但若看一看這些年大順的一些變化，便可直到這句話本身，一點都不尋常。

    比如，皮、毛、大黃，這些絕對算得上是大宗物資的商品。

    在幾十年前，甘肅青海的大黃、細絨駱駝毛、羊皮等，要運到天津，是一場不亞於哥薩跨越西伯利亞弄毛皮的艱難旅途。

    要用皮筏子，順著黃河，尤其是艱險的寧夏段，激流2000餘，先抵達河套。

    到了河套後，再用駱駝隊、馬隊等，運到通州。這玩意兒要分旱季雨季的，雨季用馬、旱季用駱駝。

    到了通州，再把這些貨物，走北運河。要是趕上旱季、枯水期，那北運河實際上也是走不了的。

    故而，西北邊塞，不是沒有好東西。

    大黃、駝絨、細羊毛、銀鼠皮等等，這都是好東西。

    但之前的問題，就是運不出來。這不是說就地生產，就算你就地生產，那你生產出來的東西，不還是得運出來嗎？

    鐵路的出現，改變了這一切。

    運輸費用降低了，蒙古地區的原材料可以方便地運來了。

    以蒙古地區的羊毛和駱駝毛為原材料，呢絨、毛毯、氈子等紡織業，也迅速發展起來了。

    一方麵靠海外市場。

    另一方麵，自是靠政府的訂單扶植，尤其是軍裝毯子帳篷等等。

    再加上，朝廷的都城在京城，是以在天津周圍也鼓勵發展諸多重工業。煤、鐵、造船、軍火等，亦是蓬勃。

    這些好的方麵，自然算是彰顯了資本主義的偉力。

    不過這不算什。

    真正能彰顯其偉力的，還得看壞的那方麵。

    大順的商業資本，在鐵路修通後，用了二十年時間，就用劫奪製創下了奇跡——高利貸的利息，已經讓蒙古地區陷入一種竭澤而漁還債的狀態，大量的羊才成年還未產仔就得還債；更是直接逼反了一部分蒙古人，燒商店、殺商人、造就了喀爾喀部的一場大規模叛亂。

    蒙古地區，不比別處。

    譬如法國，畜牧業也不差，也很發達。

    譬如潘帕斯草原，畜牧業也確實發達。

    問題是，法國當做牧場的地，潘帕斯那種年降水量在900毫米的土地，在大順，早就被當成耕地了。

    而蒙古地區，純純地是被農耕擠到了400毫米等降水線以北，甚至因為這幾年氣候轉暖、以及一些抗旱作物的種植，農耕區不斷北移。

    這也使得，蒙古地區的經濟結構，極為單一，且極為脆弱。

    經濟結構單一且脆弱，那社會分工也就還早，手工業發展什的最多也就想想。

    啥都缺。

    布匹、鐵鍋、絲綢、茶葉、糖……甚至於，如今連批量製造的銅佛像，在這邊都賣的相當好。

    然而蒙古人手又沒有錢。

    搶……燧發槍時代了，搶錢的時代過去了。

    那就隻能換。

    商人們倒也不急著要現錢。

    春天來的時候，你賒了多少東西，咱們定好了你用多少羊來還；秋天回去的時候，把你欠債抵賬的羊牛馬趕走。

    這麵，顯而易見地能看出來問題。

    春天的羊，和秋天的羊，是一個羊嗎？

    或者說，一個小牛犢，和長大後的牛，是一個牛嗎？

    從生物的角度上講，是。

    從商業的角度上講，顯然，不是。

    這是一方麵。

    另一方麵，蒙古地區的經濟結構單一且脆弱，所以社會運行和大順這種理論上是小農國度的情況，完全不同。

    各個部族的首領，類似於歐洲的封建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