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個“先知”，此時確定已死。

    並且這個“先知”，一生為臣，但在不問世事從赤鬆子遊之前，卻說了一些明顯超越了“臣子”這個範疇的關鍵的話，並且留下了文字的東西。

    並且，這個“先知”，在不問世事之前，留下的文字東西的最後所有者，便是此時的皇帝。

    而此時的皇帝，年事已高、焦頭爛額。

    當然，大順這邊可能並不太熟悉“先知”這套東西。

    那，換個說法。

    王莽改製前，忽然出現的《周官》等一係列“聖人所作、但被焚書坑儒都燒沒了、幸而在牆縫中有一套而得以現世”的東西，有啥區別？

    王莽說，這就是聖人先王的製度。周公還能從墳跳出來，否認三連：我沒有、我不是、別瞎說。

    王安石說，不是儒家才是政治正確嗎？好啊，我用《周禮》改製，你們反對能怎辦？你蘇子由也隻能寫文章，先證明《周禮》是偽書、不可信，然後才能在理論上反駁我。否則，理論上我就是正確的。

    隻不過。

    人的壽命太短、而過去的曆史又太漫長、考古學也不發達——至少在事死如事生的這邊，你去挖人家祖墳、或者去刨人家陵墓，肯定是不行的。

    故而，這邊過去能、也隻能，托古改製。

    包括說，歐洲那邊，新教徒、清教徒……實際上，原教旨這個詞，本來就是形容他們的。理論上講，大順這邊至少和天主教還能聊一聊，但和新教清教這群原教派，那真是一點聊的可能都沒有……故而其實他們也算是托古改製。

    到啟蒙時代，托古改製，在歐洲實際上已經走不通了。因為……托古，隻能往聖經上托。而啟蒙時代，聖經本身已經快要圓不上了。

    於是，隻能選擇“現實存在的理想國”、“托東改製”、“借外諷內”、“構建出一個現實存在，但一般人看不到摸不著、一旦親眼看到或者觸碰就會破碎的理想國”這一套。

    但顯然，這套東西，在大順是不可能用的，也根本沒法用。

    因為大順不久前才打贏了一戰，並且也完成了環球航行，於是地球多大已經確定、現存的國家沒有一個有資格當理想國的——是都1750年了，居然加上休耕才種1收6.3實則等於年均春種一顆種、秋收三粒麥的法國農業配理想啊？還是和印度都玩不起要考行政命令禁止穿棉布才能撐得住的英國工業配理想啊？還是那群跑到北美清教徒的“耕者有其田、有形聖人教化、仁愛相親”的複古配理想啊？

    既然外部沒有理想國。

    大順自己這邊複古那一套，實際上也是搖搖欲墜——由內而外的扯犢子，大順這邊不正確；由外而內的關鍵，那些製度、典章等，一堆玩考據學的出書證明多半都他媽假的。

    而且更為現實的問題，是大順人口激增，複古一派無法解決一個問題：即，即便按照你們說的，王政複古了，井田了，人均3畝地，就算十一稅都免了，你能保證吃飽了？

    古人說，百畝之田、五口之家，人均二十畝地呢。你井田能複古，可你這人均20畝地怎複古？隻要一複古，就能變出來地？還是隻要一複古，畝產立刻提升500%？

    故而，對未來的設想、幻想、或者說可以在此時語言和物質條件下理解的不那空的空想，也隻剩下了劉玉那一套東西。

    老馬說：【分配本身就是生產的產物】。

    而這套東西，此時說出來，太難懂。甚至其實放到後世，識字率普遍提升，對著這個望文生義理解的東西，和老馬講的生產關係的意思都不搭邊。老馬說的重點從不是純粹生產，而是說生產關係和分配。

    劉玉說一半、用一半，解決了一個大順這邊必須不能繞過去的問題——他把【分配本身就是生產的產物】，扭曲成了“糧食是為了填飽肚子，人們用糧食而不是愛糧食，所以工商業隻是對糧食的一種分配”。

    從某種意義上講，他解決了一直在理論上卡著大順的“本末”問題。

    雖然扭曲的連生產是為了生產這樣的水平都沒有。

    但在此時，扭曲成這樣反而是有利於傳播的。

    糧食是為了填飽肚子，人們用糧食而不是愛糧食，所以工商業隻是對糧食的一種分配，這句話算得上是大順發展工商業的“理論基礎”，也算是大順這邊一種類似“重農主義”的東西。

    這句話本身包含兩個意思。

    第一：談分配，首先得生產。

    第二：生產夠了，工商業作為糧食分配手段，可以容下足夠的人口。

    這，才是劉玉鼓吹在大順發展工商業的基礎。

    跑到古代，對著最基本的糧食都不夠吃的皇帝，不提出一個基本的可自洽的邏輯，上來就猛吹萌芽、重商……多半會和麵對著連綿不斷農民起義的皇帝對著自鳴鍾覺得這玩意兒是奇技淫巧差不多的結果。

    老馬說的很清楚了，商業資本，未必就一定會改變生產力。更大的可能，是在現有的生產力水平下寄生，比如包買製、劫奪製等。

    而這邊重農輕商，又不是因為古人都是傻子，純粹是因為早就發現商業資本作為一個獨立的資本存在時候表現出的極強寄生性而已。

    人家李悝的原話明明是說搞奢侈品會影響麻紡織業，而鼓勵奢侈品是要出事的，結果被扣個重農輕商的帽子。托馬斯·萌，說政府應該出台政策，抑製國內的奢侈品和浪費，這可不是無名小卒，他被《國富論》稱作“成為其他一切商業國家的政治經濟學的基本準則”。

    桑弘羊多明顯的重商主義傾向卻被扣個重農輕商的帽子——啥叫重商主義？亞當·斯密描述的，英國沿海的牧民私自賣羊毛，抓到就砍手、再犯吊樹上，那就叫重商主義；英國商船敢私自跑到好望角以東，抓到就直接擊沉，貨物和英國政府對半分，這才叫重商主義。

    這邊曆朝曆代把重商主義搞得相對來說靠近的，算是恨不得放個屁都收稅、拉個屎都專賣的宋代。

    拉個屎都專營管控，那才叫重商主義。

    工商業不收稅，國內玩自由貿易，那叫重農主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