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才是真的絕望，真不是什所謂民智不開的絕望，顏李學派的均田絕望純粹是物質上的絕望，眼瞅著人口蹭蹭地漲，怎算，都覺得地不夠、糧食肯定要不夠吃的那種絕望。

    相較於這種絕望，所謂的民智不開，所謂的群氓無慧，那就像是少女的悲秋。

    因為，就算五十年前，大順被“天啟”，民智大開，竟比法革更激進，大談聖西門諷刺的那些空洞的口號。

    那，那些生態崩潰區、鹽堿區、黃河泛濫區，就立刻能過上此時北卡羅來納州的農民，被英國紳士諷刺為“懶惰、晴天曬太陽、晚上喝酒、隨便種點玉米就吃不完喂狗、想吃肉隨便去河邊草地打獵、想吃果子有的是漿果”的生活嗎？

    世界，是物質的。

    包括那些把中國當成理想國的歐洲啟蒙者，也無法理解幾十年前大順精英階層的那種絕望。

    後世有句話，叫中國用世界9%的耕地，養活了世界四分之一的人口。

    而之前，大順的人口，實際上占到了世界的三分之一還多，現在大約是五分之二。

    在劉鈺搞殖民擴張之前，實際上大順這邊的耕地，還不如後世的多。但人口，可不是四分之一，而是三分之一。

    而且，大順的問題真的很特殊。

    比如說，鬆蘇可以搞貿易，所謂“男耕女織，女工本為次業，而漸成主業，不產稻米，以布易之”。

    但比如說陝西、湖南、湖北、河南這些地方。你就算易，從暹羅運來大米，再運到陝西河南的，這得什價？

    不是說，商業運輸、自由貿易這些東西不對。而是說，在西歐那種海港眾多、內海眾多的地方這樣的社會存在所誕生的社會意識，去理解大順這種內陸橫跨萬的帝國省份，是會出現偏差的。

    古人說，何不食肉糜？

    那，放在幾十年前的大順，往往會產生“甘肅何不搓大黃易暹羅米”這樣的堪比“何不吃蛋糕”的笑話——即便說後世的運輸物流水平，一旦出了點問題，都可能出現菜荒，況於此時？

    或者說，反過來想一下。若是交易這容易，那大明那些千軍萬馬過獨木橋考出來的官員，難道智商都低到這種程度，竟要把鹽放開給商人，隻求能夠把糧食運往邊疆？

    延續到大順，那些經曆過明末戰亂的大儒，一部分人真的是經曆了深深的絕望。

    劉鈺活著的時候，嘲諷過顏李學派，說他們還號稱他娘的通儒呢，還號稱要由外而內精湛六藝呢，又是要農工百藝皆可稱儒、又是六藝之中有“數”之一藝，竟然在談均田的時候，連基本的數學都不會算，純粹在那編數據。

    可若仔細想想，隻怕這就因為真的明白農工百藝皆可稱儒、真的懂六藝之數，隻是因為太懂，所以算了之後發現絕望，隻能選擇編數字以支撐他們的“均田乃天下第一仁政”的理念。

    畢竟說，曆史上這個學派南傳，和被清廷鷹犬走狗追殺的門派內懂天文學的一人南逃避難有一定關係。要說這個學派在那純粹胡咧咧說農工百藝都要學為通儒，似也說不過去。懂天文學，肯定要會數學；而且就後來來看，他們學派在農學上也確實不錯。

    甚至很早就有國際視野，曆史上早在1736年就寫過《憂西夷詩》，擔心西洋人先傳教、改信，然後突然發難效呂宋故事。

    要說這個學派，真不懂數學、基本的人口耕地的除法算人均土地麵積，似乎也說不過去。

    此時想想，隻怕純粹就是因為太懂了，所以數據根本不支撐自己的想法，又想搞均田，不得已胡編數字，甚至搞一些奇葩的“下等田百五十畝，細耕三十年後為上等田，再可多分三人”之類的話。

    說他們絕望，是因為一個號稱要做真君子、做通儒、通六藝的學派，在“均田乃天下第一仁政”這個問題上，既不君子、也不六藝，在那編造數據。

    隻能說，對一群“以苦為樂、苦極而終亡”的異端儒家學派來講，最後到編數據、做假賬、編算術的境地，那真的是絕望透頂了。

    這種絕望是這樣的：

    如果說，現在有人明確告訴他們，將來依靠育種、化肥、空氣固氮、雜交、轉基因等技術，能讓畝產超越千斤。他們也未必絕望。

    問題是，沒有先知告訴他們，未來是這樣的。他們的認知下，算起來輪作套作兩年三熟一年兩熟等等，最多也就畝產三石，那還得是上田加水澆田。

    稍微一算，不絕望是不可能的。

    這種幾十年前，大順精英的絕望，是所謂“宏大敘事”的、無關個體的那種絕望。

    絕望於：眼瞅著黃河南流數百年了，不斷墊高、經常決口，都知道早晚黃河要北決重選河道由北入海，這意味著有大約2.5億畝的黃淮華北耕地，可能會鹽堿化和生態崩潰，造成大麵積土地退化，和一場延續幾十年的、波及數千萬人的大災——曆史上，黃淮的鹽堿化和土地退化問題，延續了可不是幾十年，而是百年。後世那篇《我的縣長父親》中的可敬的縣長，忙著治沙、改堿、抗旱、種樹，就是最終黃河北決百年之後的餘波。

    絕望於：怎算，都算出來人口蹭蹭地漲，人均土地麵積越來越少，早晚要到就算徹底均田都不太可能吃飽的普遍貧困。

    絕望於：就算均田了，人口還是在漲，那以後怎辦？土地終究還是越來越少。

    這種絕望，是18世紀的絕望。

    後世，工業革命，催生出無產階級。無產階級的革命者，著眼於工業的未來，戰天鬥地，不會絕望，因為他們知道，工業化可以解決吃不上飯的問題。

    而之前，一群地主中先行一步的精英，沒見過工業時代，也不可能相信畝產千斤糧，囿於時代，終究絕望。

    當劉鈺出現，當大順開始探索世界、抓住大航海時代的尾巴，問題其實仍舊沒有解決。

    實邊，和解民倒懸，是兩件事。

    實邊……人，是會自己生孩子的。

    就說此時的澳洲，以“實邊”、“占領”為目的，20萬人足以，二百年後，便是自己生，也生的出上千萬人。

    亦或者此時的北美，以“實邊”、“占領”問目的，100萬人足以，有皮毛商人和人參販子在阿拉巴契亞山扛著和阻礙本國移民，百年的緩衝期，一樣千萬人口。

    但，解民倒懸，和這個是兩碼事。

    如果要達成“百畝之田、五口之家”的農民也能過好日子的願景，意味著，大順最好是遷民2億5000萬人。即便說算上東北、南洋、西域的分流，也得朝海外移民一個億至少。

    這，和“實邊”、“占領”、“殖民為生存空間”什的，根本並不是一個難度。

    甚至說，是差了兩個數量級的難度——前提是，你得把那些中西部地區的百姓，也看成是同胞、最起碼看成是人。

    商業，不生產商品，隻是商品的搬運工。

    商業，不會商出來糧食，更不可能商出來耕地。

    貨幣，是一半等價物，而不是物品本身。

    世界，是物質的。並且可以確定，這不是個五餅二魚千人飽真實存在的世界。

    的確，歐洲在1800年後開始加速，法國終於在1855年消滅了最後一次饑荒。

    這，僅僅是技術進步的力量？

    問題是，法國3億畝耕地，1855年3000萬人口。

    山東現在已經3000萬人口了，也不過9000萬畝耕地。

    換句話說，提前100年，1755年，山東省1000萬人口，且沒有黃河改道之災，在無大規模災荒的情況下，會出現大範圍饑荒嗎？

    3000萬人口，3億畝耕地，不饑荒，是很值得稱讚的事嗎？

    反過來說，他媽的整個歐洲最好的農業條件、最好的耕地、3億畝耕地到19世紀中期、太平軍忠王都用蒸汽機輪船爆錘閻羅妖、智利硝石礦已經大規模開采了，才養了3000萬人口終於不饑荒了，很驕傲嗎？

    換句話說，大順現在假設飛升到1855年，法國都辦世博會了的那一年的技術水平，按照這個比例，大順需要30億畝耕地才能保證3億人不饑荒。

    別說技術這玩意兒，不是點一下按鈕就出現的，得需要積累。

    就算是瞬間達成巴黎世博會時代的技術水平，也得40億畝耕地才能保證不饑荒。

    問題是，大順有40億畝耕地嗎？

    或者說，假如大順現在有40億畝耕地，之前那些精英們，會絕望嗎？會選擇接受劉鈺的改革思路嗎？

    變革，都是發生在矛盾積累太多、舊的一套實在撐不住的時候。活得好好的，誰閑著沒事幹，有變革癖？

    大順沒有40億畝耕地。

    至於農業技術，機械運用上和巴黎世博會那年的世界第一水平肯定差距極大，但畝產……其實也就那回事。

    很多人為了編造英國的技術先進，純粹就是壞，在那篡改數據——原始統計上，人家寫的明明是1750年每英畝產小麥18蒲式耳、1850年每英畝產27蒲式耳。結果為了顯示英國的技術發達，把英畝悄悄換成了畝，結果可能是自己算了算，要是換成畝，1750年畝產1000斤小麥，有點扯犢子，於是悄悄地把18改成了8，這樣似乎好像可信一點，但到1850年仍舊保留了27，亦即畝產1500斤。

    1850年都畝產1500斤小麥了，那以後人類都在幹啥？170年間，人類反而倒退了？要知道，170年後2022年，河南夏糧小麥平均畝產900斤，再創大豐收、那是要連著上新聞的大事，在這編數據英國1850年小麥平均畝產1500斤？

    而如果不編數據，不故意篡改，或者稍微用點腦子、哪怕稍微能分清楚麥苗和韭菜——當然，這要求其實挺高的——就很容易得出一個可怕的結論：

    如果大順此時的平均畝產，達到英國第一次工業完成的1860年的平均水平，那大順可能要餓死大約一個億的人口。

    這很好算。

    英國農業革命有一個重要的改革，由三圃製，改為諾福克輪作製。

    三圃製，是農業革命之前的。

    第一年種小麥，第二年種豌豆，第三年休耕，第四年再種小麥。

    諾福克輪作製，是農業革命之後的。

    第一年種小麥，第二年種蕪菁（就高鶚瞎雞兒續的林妹妹吃的那種大頭菜，芥菜疙瘩的親戚），第三年種大麥或者小麥，第四年中驢喜豆。

    也就是說，在諾福克輪作製下，小麥在1860年的平均英畝產，是1500斤，折合畝產大約是250斤——英國既不是兩年三熟，也不是一年兩熟，更不是一年三熟。

    這樣算來，1860年的英國，主糧——蕪菁不是不能吃，但誰把芥菜疙瘩當主食——的年均畝產，也就125斤。

    當然，可能1860年還是有點“不發達”。

    那1900年，法國小麥每公頃平均畝產18HL，奇葩單位，HL是百升。按照76公斤每百升的小麥最低密度製粉標準，亦即大約換算為每公頃2736斤。

    一公頃，是15畝。

    換算可得，平均畝產小麥182斤。

    作為佐證，考慮到可能單位算錯了，另一個數據，是【1910年，巴黎盆地的小麥，每公頃產24公擔，是平均畝產的大約兩倍】。

    這個公擔是200斤，這個很標準不用換算；而公頃公擔什的，都是米突製，法革之後最先搞得一套公製單位，以水和地球子午線做標準的無宗教和文化衝突的單位，這個公頃也很標準。

    由此換算。

    24乘200再除以15約為320斤。

    基本可以和前麵的平均畝產182斤相互印證。

    也即，1910年，一戰馬上開打了，飛機都飛天上去了，法國的小麥平均畝產，也就180來斤。

    嗯……也就那回事。

    所以，如果拿數據來看，也就那回事。

    但如果把“農業革命”、“科技革命”、“第一次第二次工業革命”，抽象為一種標簽化的東西，打入思想中，那就會犯很多很多的“標簽化思維臆想”的錯誤。

    一旦標簽化，就會產生諸多錯誤的想法：標簽化，然後臆想那時候歐洲馬上都要打一戰了，這畝產不得好幾百斤？

    去掉標簽化，就會發現非常嚇人的東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