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番話說的，頗有些誅心之意，但似乎好像大約也又說得通。

    至於真假、亦或者是否真的如此，那也實在不好說。

    總不能說，皇帝改科舉、興實學，就是錯的。

    站在一個“利益無關、隻是信仰”的角度看，實學派覺得實學成為天下人人都要學的學問，從雜學提升到正學的地位，總是好的。

    當然，若是利益相關，那就另說。對先發地區興起實學後很多算是近水樓台先得月的人，比如說實學前1000名的人才，真要是全國普及了實學教育，人口基數一上去，別說前1000名，隻怕前一萬名都未必排的進去。

    若是朝廷直接廢舊學，而把空出來的蘿卜坑，全都直接考實學，那豈不是對現有的一些實學學生而言算是人人有官做？而現在搞成這種改革的模式，鋪開學堂和實學教育，那不相當於“卷”起來嘛——原本激進改革說不定能當個鄉長的，說不定隻能當個小學老師了；原本隻在這點地方招人，本來能考入一流的如成均館之類的實學最高學府的，改革之後說不定就隻能考到淮北鹽墾區的農業大學去學種棉花了。

    這都很正常，不是說學了實學、學了先進的學問，人就成聖人了。

    而均田派說的借勢為之，其實也算是借這種勢，借這種實學派想要把舊學派占的蘿卜坑都拔出來的心態，搞激進的朝廷改良式的改革。

    這本身，又和曆史上聖西門主義的那一套東西很相近：把人分為三個階層，真正有能力學了真學問的理所當然是新時代統治階層的；占著茅坑不拉屎被認為沒啥用的既得利益的舊統治階層；以及老百姓。

    隻不過聖西門主義的原始版本，鑒於法國的情況，以及法國當時壓根沒有文官考試製度這種在紙張和印刷術時代非常先進的東西，所以他劃出來的新時代的統治階層指的是銀行家、實業資本家、工匠、發明家、藝術家等等這些。

    而大順這邊因為存在紙張印刷術時代非常先進的科舉製度，故而這邊是把實學和舊學對立的，認為實學是理所當然新時代的官僚，而舊學是既得利益者早點讓地方得了。

    反過來那一麵，對於傳統的舊學一派而言，實際上這些年過來，實學重而經學輕的趨勢，明眼人都知道已經不可避免了。

    舊的經學科舉已經走到頭了，很多人也已經意識到了。

    但並不是說科舉背後的考試製度，走到頭了。大順現在沒有那激進，或者說沒有那被人把脊梁骨都打斷了的絕望和徹底自卑，故而對於科舉背後的考試製度本身，還是有自己的認識的，並且認為這套東西是勝於別處辦法的。

    而“學校製”本身，至少學校這個東西，又是複古的。包括說當年王安石的改革，那也是用複古的名號搞的學校製。

    讓那些以科舉為業的大部分鄉紳地主，多學點東西，這引起的反彈沒那大——隻要科舉製本身存在就行，至於考什那不是不能改的。哪怕說把八股，改成考背誦夷狄的聖經古蘭，單就效果上那也沒什區別。

    說句難聽點的，以前能進殿試的，千軍萬馬殺出來的智商和學習能力，要是自小學算數幾何物理化學，那也一樣殺的出來。

    劉玉早就說過，他不過近水樓台先得月，中人之姿而已。這也實在不是謙虛。

    搞學校製，在此時大順更像是王安石三舍法的變種，內核仍舊是考試選拔。

    科舉製有問題，但問題並不是考試製度。

    相反，在紙張和印刷術時代，考試選拔製度，就1793年的情況，絕對是世界上最先進的選拔體係。

    隻不過是考試的內容、學的東西不行。

    但問題是，學堂製度不是私塾，需要朝廷撥款才能建起來。而大順現在這水平，顯然又不可能把學堂普及到鄉村。

    某種程度上講，大順現在搞這種教育改革，既相對於過去阻礙了階級間的流動性；也拉大了城市和鄉村的差距；同時也會造成鄉村識字率的下降。

    這一點，是母庸置疑的。

    最簡單的來說，平民自耕農家庭，以前還能在村子的私塾開蒙、識字。

    而要搞學堂教育的話，大順肯定沒能力村村都建學堂，仍舊是皇權不下縣，也就是縣一級普及了學堂，頂天就這樣了——如果大順朝廷不是瘋了，搞三餉模式加增助學稅的話。

    那，這種改革，不觸動農村的土地製度、所有製、基層管理等問題的話，地主鄉紳無疑是比較樂意的。

    因為本質上還是科舉。

    隻不過科舉的內容改了而已，試題的內容變了。

    而且，地主鄉紳這等依靠地租能在城市生活的，實質上是考試優勢也加大了。

    他們可能會出於“純粹意識”的反對。

    但在利益上他們得利，是以也鬧騰不起來多大的事，不會引發極為劇烈的反彈。

    實際上，這個改革的背後，還是均田派說的那件事：縣城以地租等強製的農業盈餘為基礎發展起來，本身就是畸形且不健康的。而科舉改革，實質上是穩固了這種縣城通過地租吸血鄉村的畸形模式。

    這種畸形模式是有問題的，而且是有大問題的。

    的確，大順在19世紀之前，手工業就是冠絕天下。靠這種畸形的以農業地租盈餘為基礎的工商業，靠著大順的體量，確確實實在19世紀之前的“工場手工業”時代，有極大的優勢。

    都不用說此時，就是大明時候，鬆蘇地區隨便一個地方弄出來，不必佛羅倫薩等地的手工業差，甚至可以說強得多。甚至連達卡那種印度地方，城市規模也在曆史上讓克來武等人感到震驚。

    但這種模式的上限是很低的——上限也就是巴黎，愣生生吸血吸成了一個能對抗法蘭西的巴黎，搞得工商業也都是奢侈品為主。

    而現在搞學堂製改革，卻又不動最基本的農村、土地等問題，這就意味著這是在加重這種畸形發展，同時破壞了原本的鄉村政治士紳宗族等舊模式，而又沒有去建設個新的。

    打破舊的，是為了建設新的。

    要是不建新的，而又打破舊的，實質上會陷入混亂和倒退。

    這不是說，改革科舉、興辦學堂，本身是倒退。

    而是說，這件事背後的關聯問題，是倒退。

    當然，可能對皇帝來說，這未必是壞事，至少短期看未必是壞事。

    畢竟，作為皇帝同行的拿破侖也說過：讓窮人子弟上學，容易鬧事。所以把巴黎綜合理工學院的學費，猛提了一個檔次，這樣就防止了窮人子弟進入最好的大學。

    而大順皇帝想要搞學堂改革，也等於是說：不是中產、靠地租過活的地主、鄉紳，沒錢，你上你尼瑪的縣城的實學學堂？

    或許，可能，大概，皇帝真的是想搞“自救”、怕自己被實力越發增長的新興階層當成良弓走狗，希望重新平衡。

    過去改革，那是因為科舉勢力鄉紳地主勢力過強，所以引入實學派來製衡。

    現在反過來了，力量對比變了，所以要借助守舊腐朽勢力，來對抗新興階層。

    畢竟，紫禁城坐著的是皇帝。

    皇帝的目的，是權力、家族。

    包括說之前老皇帝支持劉玉的改革，最開始也不過是“收錢——養兵——彈壓”模式的進階，靠對外掠奪、殖民、海外貿易、關稅等，大順拿到了之前曆朝曆代都不敢想的財政收入。

    當然，人心隔肚皮，這些也隻是通儒社內一些膽大之輩的猜測，未必就是真的。

    而且這件事本身，也確實有點奇怪，著實有點篤大勁放小屁的意思，之前大張旗鼓吹了許多風，最後關頭卻弄了個科舉製改革，很難說僅僅是為了所謂的掀屋頂開窗戶；還是因為別的什原因。

    …………

    …………

    來今雨軒內的年輕人激烈爭吵的時候，紫禁城中，已經老了的皇帝避開了旁人，和自己中意的兒子說了一句駭人的話。

    “我死之後，洪水滔天。”

    皇子聽完這句話，渾身汗濕，正要說點什吉利話，李欗卻擺手道：“人孰能無死？朕意不在生死，而在今後之大亂。”

    “此番迎興國公屍骨歸來，於歐羅巴之見聞，十年之內，歐羅巴必大亂。如今各種機械又多應用，興國公昔日所言的‘前所未有的多血上火病、而非過去的虛弱不足症’，到底是要病發的。”

    “扁鵲見桓公，所留後世訓，萬勿諱疾忌醫。既知疾病，便要對症下藥，而不是裝作今日無事便以為真的無事。吾兒可知我的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