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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袁紹和曹操在漢末三國前期是主要的軍閥集團領袖和政治對手，他們有很多共性，同為遊俠，同是政治抱負的一代青年，但他們的不同社會背景：家庭背景、性格、對待人才的態度等，導致其形成不同的社會觀。在專製社會中，將領的人格魅力對集團的影響至關重要，不同的集團領導人導致其所帶領的軍閥集團走向不同的道路。

    一、袁紹和曹操的社會觀

    家族背景彰顯社會歸屬，袁氏家族從祖父袁安以來，四世三公，“門生故吏，遍於天下”，同時袁紹“弱冠登朝，播名海內”，史料記載他“好遊俠，與張孟卓、何伯求、吳子卿、許子遠、伍德瑜等皆為奔走之友”。而曹操的出身雖也是官宦之家，但並非名門之後，曹操是權宦家庭，其祖父曹騰是當時有名的大宦官，官至大長秋，封費亭侯。

    他收養曹嵩為其養子，即是曹操的父親。袁紹與曹操，二人都有著強大的家庭背景，然而，二人的出身卻差別極大，按照當時的標準，士族與庶族、寒門之間的根本區別不是基於官職的高低或財產的多少，而是基於宗族的血統。

    雖然袁紹和曹操二人的家庭在社會上屬於兩個對立的集團，即士人和宦官，但袁紹卻和曹操不僅是兒時很好的玩伴，在後來政治上也一度結盟，二人皆是遊俠。遊俠的身份對袁紹和曹操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從另外一方麵來看，他們早年帶有政治功利性的種種遊俠活動，使他們初步與士大夫集團相結合，積蓄了社會力量。袁紹與曹操在早年都有著強烈的積極向上的精神，而袁紹後來能在亂世中不斷發展並占據四州之地，曹操也稱雄一方，這些也得益於他們童年即已開始的爭取優越感之戰的性格培養。

    而曹操之所以能被士人所接受，其主要原因是曹操家庭不同於一般的宦官家庭，以及曹操個人努力向士人靠攏。曹操的祖父曹騰雖為宦官，但他“好進達賢能，終無所毀傷”，趙翼曾在《廿二史劄記》中說“後漢宦官之貪惡肆橫，固已十人而九，然其中亦有清慎自守者，不可一概抹煞也”，趙翼所舉的人有鄭眾、蔡倫、孫程、良賀、曹騰等。而曹嵩“質性敦慎，所在忠孝”，所以曹氏家族跟士人並未形成特別的對立麵。這種家庭背景對於曹操及其家庭接近士人打下了堅實基礎。

    盡管如此，袁紹和曹操一樣都因為其家庭背景而使自己有著難言之隱，如曹操始終因自己的宦官家世而長期自我壓抑和被世人冷落，而袁紹則因其庶出身份，經常遭受別人的攻擊。如袁紹的從弟袁術見眾豪傑歸附袁紹，曾說：“豎群不從吾，而從吾家奴乎！”並寫信給袁紹的政敵公孫瓚，雲“紹非袁氏子”引得“紹聞大怒”，而公孫瓚也曾上疏給獻帝，屢次攻擊袁紹，“《春秋》之義，子以母貴，（袁）紹母親是傅’，地實微賤”。庶出的身份在當時社會及其士大夫眼中，是關乎綱常的大問題。由此可見，袁紹庶出身份在當時被認為是非常低賤的，而正因為如此，袁紹性格的形成也深受其影響。

    當一個人無法改變或解決現實問題時，就很容易在感情上出現挫折感，也就是自卑情結，這種感覺讓人時刻感覺緊張，為了緩和這種緊張感，則需要人在其他方麵爭取優越性以補償內心的不安。袁紹正是以不斷的造名為自己爭取優越感，《三國誌魏誌袁紹傳》注引《英雄記》說：“（袁紹）遭母喪，服竟，又追行父服，凡在塚廬六年”。《三國誌集解》引周壽昌說：

    “紹為庶出，此必其嫡母也。然漢臣久不服親喪，紹為母服三年喪，又能追行父服，此正紹少年養名之時也。”

    袁紹不僅利用行孝養名，他為擺脫家庭出身的不利影響，是做了很多事情來掩飾的，他通過想方設法結識當時知名之士，同時，廣交青年俊傑，借此來為自己的身價增加資本。他利用反對宦官的行動來展示政治愛惡，標明與士人同伍的傾向。他不僅好遊俠，而且能折節下士，這也正促使袁紹有別於袁術等其他士族，不斷積蓄社會資本，從而提高其社會影響力，這就使得袁紹更能得到人心。在這一點上，曹操與袁紹有著驚人的相似。為得到當時士人的認可，曹操也經常拜訪社會上有名望的人。如《後漢書橋玄傳》記載，

    “曹操微時，人莫知者，嚐往候（橋）玄，玄見而異焉，謂曰：今天下將亂，安生民者，其在君乎！”

    《三國誌魏誌武帝紀》注引《世語》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