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華爾街到矽穀（套裝共9冊） (xinshuhaige.com)”
第五章
查理十一講（二）
第四講 關於現實思維的現實思考？
一場非正式演講，1996年7月20日
“如果缺乏數學運算能力，在我們大多數人所過的生活中，你將會像一個參加踢屁股比賽的獨腿人。”
我的演講題目是“關於現實思維的現實思考？”——後麵帶著一個問號。在漫長的職業生涯中，我掌握了一些超級簡單的普遍觀念，我發現它們對解決問題很有幫助。現在我將要講述五個這樣的觀念，然後再向大家提出一個極難回答的問題。這個問題實際上是這樣的：如何用200萬美元的初始資本打造一家價值高達2萬億美元的企業。2萬億美元的數額足夠算得上是一種現實成就。接下來，我將會利用我有用的普遍觀念，嚐試去解決這個問題。最後，我將會指出我的論證的重要教育意義所在。我會這樣結束演講，因為我的目的是教育性的，所以今天的遊戲是和大家一起來尋找更好的思維方法。
伽利略·伽利雷
（Galileo Galilei，1564——1642）
伽利略·伽利雷出生在意大利比薩附近，年輕時曾有誌於成為一名修道士。不過到最後，他的興趣轉向了數學和醫學，在鍾擺運動、地心引力、拋物線軌跡和其他許多領域均有奠基性的發現。他製造了第一個天文望遠鏡，用它發現了木星的衛星以及銀河係。1633年，他受到羅馬宗教審判所的裁處，被軟禁在家中度過了餘生，而且還被迫聲明放棄了對哥白尼的日心說的信仰。盡管身陷囹圄，他仍然繼續撰寫他的著作《關於托勒密和哥白尼兩大世界體係的對話錄》，利用數學來證明這兩種新的科學理論，並在1638年完成了這項工作。《對話錄》被人偷偷帶出意大利，並在荷蘭出版，它囊括了伽利略對物理學的大多數貢獻。
第一個有用的觀念是，簡化任務的最佳方法一般是先解決那些答案顯而易見的大問題。
第二個有用的觀念跟伽利略的論斷如出一轍。伽利略說，惟有數學才能揭示科學的真實麵貌，因為數學似乎是上帝的語言。伽利略的看法在亂糟糟的日常生活中同樣有用。如果缺乏數學運算能力，在我們大多數人所過的生活中，你們將會像一個參加踢屁股比賽的獨腿人。
第三個有用的觀念是，光是正麵思考問題是不夠的，你必須進行反麵思考。就像有個鄉下人說過的，他要是知道他的死亡地點就好了，那他就永遠不去那。實際上，許多問題是無法通過正麵思考來解決的。所以偉大的代數學家卡爾·雅各比經常說：“反過來想，總是反過來想。”畢達哥拉斯學派也同樣通過逆向思考證明“2的平方根是一個無理數”。
第四個有用的觀念是，最好的、最具有實踐性的智慧是基本的學術智慧。但有一個極其重要的前提：你必須以跨學科的方式思考。你必須經常使用所有可以從各個學科的大一課程中學到的概念。如果能夠熟練地掌握這些基本概念，你解決問題的方法將不會受到限製。由於各個學科和亞學科之間的壁壘極其森嚴，跨出劃定的界線去研究其他學科被視為冒天下之大不韙的事情，所以學術界和許多商業機構解決問題的方法非常有限。你必須反其道而行，采用跨學科的思維方式，用本傑明·富蘭克林的話來說，就是：“如果你想要完成，就自己著手去做。如果不想，就讓別人去做。”
如果你們在思考問題的時候完全依賴別人，時常花錢請一些專業顧問，那每當碰到你們那狹小的知識麵之外的問題，你們將會遭遇很大的災難。你們不但要浪費很多精力去處理複雜的合作問題，而且還將會遇到蕭伯納筆下那個人物所說的情況：“每個職業最終都是蒙騙外行人的勾當。”實際上，蕭伯納筆下的人物還低估了蕭伯納討厭的那些行業的危害。通常來說，你的眼界狹窄的專業顧問並不是故意給你誤事，而是他的潛意識偏見給你們帶來麻煩。他的利益出發點跟你們不一樣，所以他的認知往往是有缺陷的。他還擁有下麵這句諺語所揭示的心理缺陷：“在拿著鐵錘的人看來，每個問題都像釘子。”
第五個有用的觀念是，真正的大效應，也就是lolpalooza效應，通常在幾種因素的共同作用下才會出現。例如，多年以來，許多人的肺結核之所以能夠治愈，是因為他們同時服用了三種藥物。其他的lolpalooza效應，比如說飛機的飛行，也是遵守同樣的模式。
現在是時候提出我的現實問題啦。問題是這樣的：
在1884年的亞特蘭大，你們和其他20個同伴來到一個古怪而有錢的亞特蘭大市民麵前，他的名字叫格羅茲。你們和格羅茲有兩個共同點：第一，你們經常使用這五個有用的觀念來解決問題；第二，你們掌握了1996年大學所有必修課中的基本概念。然而，這些基本概念的所有發現者和例證都出現在1884年以前。你們和格羅茲對1884年以後發生的事情一無所知。
畢達哥拉斯和無理數
畢達哥拉斯（公元前582年——公元前496年）是希臘愛奧尼亞人，他是一名數學家和哲學家，被尊稱為“數字之父”。人們一般認為是他發現了無理數，不過無理數更有可能是他的追隨者，也就是後來的畢達哥拉斯學派發現的。他的追隨者證明了“2的平方根是無理數”。但畢達哥拉斯認為數字都是有理數，拒絕承認無理數的存在，據說畢達哥拉斯因此將他最傑出的門徒以異教徒的罪名給淹死了。
一般而言，即非有理數之實數，不能寫作兩整數之比。若將它寫成小數形式，小數點之後的數字有無限多個，並且不會循環。
下圖是1509年拉斐爾在梵蒂岡繪製的壁畫《雅典學派》（The School of Athens，局部）中的畢達哥拉斯。
羅馬德拉克馬
德拉克馬原本是古希臘的貨幣單位。這個詞來自動詞“抓住”。公元前3世紀以後，古羅馬也用德拉克馬作為貨幣單位。大多數曆史學家認為，一羅馬德拉克馬等於今天一個勞動者一天的工資。
貨幣貶值
如果一個國家的貨幣的購買力下降，那我們會說這個國家的貨幣貶值了。
格羅茲願意拿出200萬美元（1884年的麵值）來投資，成立一家生產非酒精飲料的新企業，但他隻占一半的股份，這些股份永遠歸格羅茲慈善基金所有。格羅茲想要給這家企業起一個他很喜歡的名字：可口可樂。
如果有人能夠令人信服地說明他的企業計劃將會使得格羅茲基金的資產在150年後達到一萬億美元，也就是說，在每年拿出大量的盈利作為股東分紅派發之後，格羅茲基金到2034年仍將擁有一萬億美元的資產，那這個人將得到另外一半的股權。這個計劃如果成功，新公司的價值將達到2萬億美元，即使它曆年分發的紅利數以幾十億美元計。
你們有15分鍾的時間可以用來進行陳述。你們將會對格羅茲說些什呢？
下麵是我的方法，我將要對格羅茲說的話；我將隻使用每個聰明的大二學生都應該知道的有用觀念。
好啊，格羅茲，為了簡化我們的任務，我們應該先弄清楚下麵幾個顯而易見的大問題：第一，我們無法通過銷售沒有品牌的飲料而開創出一個價值2萬億美元的企業。因此，我們必須將你取的名字，“可口可樂”，變成一個受法律保護的、強大的品牌。第二，我們必須在亞特蘭大創業，接著在美國其他地方取得成功，然後快速地用我們的新飲料占領全世界的市場，才能讓我們的價值達到2萬億美元。這就需要我們生產一種廣受歡迎的產品，它必須擁有一些強有力的基本要素。而這些強有力的基本要素，我們應該到大學的各門必修課麵去找。
下麵我們將使用數學運算來確定我們的目標到底意味著什。根據合理的推測，到2034年，全世界大概有80億飲料消費者。平均而言，這些消費者中的每一個都會比1884年的普通消費者更有錢。每個消費者的身體成分主要是水，每天必須喝下64盎司的水，也就是八瓶八盎司的飲料。因而，如果我們的新飲料和在新市場上模仿我們的其他飲料能夠迎合消費者的味道，隻要占到全世界水攝入總量的25%，而且我們在全世界能夠占據一半的新市場，那到2034年，我們就能賣出29200億瓶八盎司的飲料。如果我們銷售每瓶飲料得到的淨利潤是四美分，那我們能夠賺到1170億美元。這就足夠了，如果我們仍然能夠保持良好的增長率，那企業的價值輕輕鬆鬆就可以達到2萬億美元。
當然，最大的問題是，在2034年，每瓶飲料賺取四美分的利潤是不是合理的。如果我們能夠發明一種廣受歡迎的飲料，則答案是肯定的。150年是一段很長的時間。美元和羅馬的德拉克馬一樣，肯定也會貶值的。相應地，世界各地的普通飲料消費者的真實購買力將會上升。由於花相對較少的錢就能改善消費體驗，所以消費者的水攝入量將會迅速上漲。與此同時，隨著技術的進步，用一般購買力單位來衡量的話，我們這種簡單產品的成本將會下降。這四種因素加起來將會有助於我們每瓶四美分的目標的實現。在這150年，以美元計算，全世界的飲料購買力將會增長40倍。倒推起來，就等於說在1884年的各種條件下，我們每瓶隻要有四美分的1/40或者1/10美分就夠了。如果我們的產品確實廣受歡迎，那這個目標是輕輕鬆鬆就可以達到的。
我希望每個美國軍人隨時都能喝上一瓶可口可樂——那是一種能讓他想起家鄉的東西。
——德懷特·艾森豪威爾，盟軍最高司令，第二次世界大戰。
第一個問題解決後，我們下一個要解決的任務就是發明一種具有普遍吸引力的產品。有兩個相互影響的大難題需要解決：第一，在這150年，我們必須創造一個新的飲料市場，讓它能夠占到全世界水攝入總量的1/4；第二，我們必須經營有方，能夠占有一半的市場，而我們所有的競爭對手加起來隻占有另外一半的市場。這些結果稱得上是lolpalooza效應。所以，我們必須調動一切有利因素來完成我們的任務。很明顯，隻有許多因素的強大合力才能引發我們想要的這種lolpalooza結果。幸運的是，解決這些複雜問題的方法原來是相當容易的，前提是你在大一上課時沒有睡著。
弄清楚這些顯而易見的問題之後，我們得出的結論是我們必須擁有一個強大商標。而要擁有強大的商標，我們自然必須正確地用基本的學術觀念來理解這種生意的本質。我們可以從心理學的入門課上學到，本質上，我們要做的生意就是創造和維持條件反射。“可口可樂”的商標名稱和商標形象將會扮演刺激因素的角色，購買和喝下我們的飲料則是我們想要的反應。
人們如何創造和維持條件反射呢？喏，心理學教材給出了兩種答案：（1）通過操作性的條件反射；（2）通過經典的條件反射，通常被稱為“巴甫洛夫反射”，以紀念這位偉大的俄羅斯科學家。由於我們想要得到一種lolpalooza結果，我們應該同時使用這兩種引發條件反射的技巧——這樣我們就能加強每種技巧所產生的效應。
我們的任務中操作性條件反射的部分很容易完成。我們隻需要：（1）將飲用我們飲料對消費者的回報最大化；（2）一旦我們引發想要的反射之後，將它因競爭對手構建的操作性條件反射而被消除的可能性降到最低。
就操作性條件反射的回報而言，隻有幾類對我們是現實的：
（1）飲料中所含的卡路和其他成分的營養價值；
（2）在通過達爾文的自然選擇而形成的人類神經係統的影響下起到刺激消費作用的味道、口感和香氣；
如果你認為你是一個有些影響力的人，試試看能不能指使別人的狗。
——威爾 · 羅格斯
伊凡·巴甫洛夫
（Ivan Pavlov，1849——1936）
伊凡·巴甫洛夫出生在俄羅斯中部地區，年輕時曾入讀神學院，21歲那年放棄神學，專攻化學和生理學。1883年，他獲得醫學博士學位，精通生理學和外科手術技巧。後來，他研究消化的分泌活動，最終提出了條件反射定理。
巴甫洛夫最著名的實驗表明，狗在食物真正進入它們的嘴巴之前就已經分泌出唾液。這個結果促使他展開一係列的實驗，在實驗中，他操控食物出現之前的刺激因素。他由此確立了有關“條件反射”的出現和消失的基本原理。1904年，他因為對消化係統的研究而獲得諾貝爾獎。
（3）刺激品，比如糖和咖啡因；
（4）當人們覺得太熱時的涼爽效應，或者當人們覺得太冷時的溫暖效應。
因為想要得到一個lolpalooza結果，所以我們自然會將這幾類回報都囊括在內。
我們很容易確定要設計一種適合冷藏飲用的飲料。喝冷飲有助於抵抗過熱的天氣。此外，天氣很熱的時候，人體會消耗更多的水分，而天冷的時候則不然。我們也很容易確定要在飲料中添加糖和咖啡因。畢竟，茶、咖啡和檸檬汁已經被廣泛地用作飲料。另外很清楚的一點是，我們必須熱衷於通過不斷地試驗來確定味道和其他要素，讓人們在飲用我們提供的這種含咖啡因糖水之後得到最大的快樂。為了防止競爭對手通過建立操作性條件反射來抵消我們已經在消費者身上引起的操作性反應，我們要做的事情也很明顯：我們公司應該致力於在最短的時間內讓世界各地的人隨時都能喝上我們的飲料。畢竟，一種競爭性產品如果未經嚐試，就很難鼓勵人們養成另外一種截然不同的習慣。每個結了婚的人都明白這個道理。
接下來我們要考慮的是我們必須使用的巴甫洛夫條件反射。在巴甫洛夫條件反射中，光靠聯想就能產生強大的效應。巴甫洛夫那條狗的神經係統使它可以對著不能吃的鈴鐺咽口水。男人的大腦渴望那個他們無法擁有的漂亮女人手拿著的飲料。所以啊，格羅茲，我們必須用各種漂亮高貴的形象來刺激消費者的神經係統。因為隻要能夠做到這一點，我們的飲料就會讓消費者聯想起那些他們喜歡或者仰慕的東西。
這種強烈的巴甫洛夫條件反射需要花費很多錢，尤其是要支付許多廣告費。我們將會預先花費比我們可以想像到的多得多的錢，但這些錢將會花得很有效。隨著我們在新飲料市場上迅速擴張，我們的競爭對手將會麵臨巨大的競爭劣勢，他們無法購買廣告來引發他們需要的巴甫洛夫條件反射。這種結果和其他“產量創造力量”等效應相結合，應該能夠幫助我們在各地贏得和保持至少50%的市場。實際上，由於買家很分散，我們更高的產量能給我們在分銷渠道上帶來極大的成本優勢。
此外，由聯想引起的巴甫洛夫效應可以幫助我們選定我們的新飲料的味道、口感和香氣。考慮到巴甫洛夫效應，我們將會明智地選擇這個聽起來神秘又高貴的名字——“可口可樂”，而不是一個街頭小販的名字，比如說“格羅茲的咖啡因糖水”。出於同樣的巴甫洛夫原因，明智的做法是讓我們的飲料看起來很像紅酒，而不是糖水。所以如果這種飲料生產出來很清澈，我們將會給它添加人工色素。我們將會給這種飲料充氣，讓我們的產品看起來像是香檳或者其他昂貴的飲料，同時把它的味道調製得更好，讓競爭產品難以模仿。因為我們準備將許多昂貴的心理效應和我們的味道聯係起來，所以它應該不同於任何標準味道，這樣我們就能給競爭對手製造最大的困難，並確保絕無現有的飲料因為味道碰巧和我們的產品相同而獲益。
自我催化反應
當一個化學反應物本身是其反應的催化劑時，自我催化反應（也被稱為自我催化作用）就會出現。例如，錫瘟是白錫的自我催化反應；當氣溫很低時，它會引起錫器熔化成灰色粉末。大氣臭氧層的枯竭是自我催化反應的另一個例子。
除了這些，心理學教材對我們的新企業還有什幫助呢？人類有一種強大的“有樣學樣”的天性，心理學家通常稱之為“社會認同”。社會認同，僅僅由於看到別人的消費而引起的模仿性消費，不但能夠讓消費者更加容易接受我們的產品，而且還能讓消費者覺得自己得到了更多的回報。當我們設計廣告和促銷計劃、在考慮放棄當前的利潤以便投入到促進當前和未來的消費時，我們將會永遠把這種強大的社會認可因素考慮在內。這樣一來，與其他絕大多數產品不同的是，我們的產品賣得越多，就能賣得越好。
格羅茲，我們現在可以明白，如果將以下因素結合起來，（1）巴甫洛夫條件反射，（2）強大的社會認同效應，（3）一種口感出色、提神醒腦、冰涼爽口、能夠引起操作性條件反射的飲料，這三種因素產生的巨大合力將會讓我們的銷量在很長的時間內節節升高。這跟化學麵的自我催化反應差不多，這恰恰是我們需要的那種由多因素引發的lolpalooza效應。
我們這家公司的物流和銷售策略將會很簡單。說到銷售我們的飲料，可行的方法隻有兩種：作為糖漿賣給冷飲銷售店或者飯店，作為完整的瓶裝汽水進行銷售。我們想要lolpalooza效應，所以我們當然兩種方法都會采用。我們也想要巨大的巴甫洛夫和社會認同效應，所以將會一直用大量的錢來做廣告和促銷活動，以四折的價格把糖漿賣給冷飲銷售店。
隻要幾個糖漿廠就能滿足全世界的需求。然而，為了避免不必要的運輸成本，我們需要在世界各地建立起罐裝廠。我們可以將利潤最大化，前提是我們（像通用電氣銷售燈泡那樣）擁有定價權，有權決定賣給冷飲銷售店的糖漿價格和我們的瓶裝產品價格。要得到這種能夠將利潤最大化的控製權，最好的辦法是讓我們需要的每個獨立瓶裝廠都成為委托製造商，而不是糖漿買方，更由於我們這種超級重要的口味不可能得到專利權或者版權，所以我們將會努力地保密我們的配方。我們將會大肆宣傳我們的秘方，這會加強巴甫洛夫效應。到最後，隨著食品化工學的發展，競爭對手將能夠生產出味道跟我們差不多的飲料。但是到那個時候，我們將會取得很大的領先優勢，品牌效應也很強大，而且有完善的“永不缺貨”的世界性銷售渠道，所以競爭對手複製我們的味道並不會阻礙我們實現目標。此外，食品化學的發展固然對我們的競爭對手有幫助，但肯定也會給我們帶來好處，包括更好的冷藏設備、更好的運輸，以及不加糖而保持甜味（供糖尿病病人飲用）的方法。另外，我們將會抓住一些開發相關飲料的機會。
不能讓它們擁有永久經營權、能夠永遠以最初的價格購買糖漿。
那我們的商業計劃隻需要經受最後一道考驗了。我們將會再次像雅各比那樣進行反向思考。我們必須避開哪些我們不想遇到的情況呢？有四種情況明顯是我們應該避免的：
第一，我們必須避免消費者喝了飲料之後感到膩煩的情況，因為根據現代達爾文主義的理論，消費者一旦感到膩煩，其生理機製就會對我們的飲料產生抵抗作用，促使消費者不再繼續消費它。為了達到我們的目標，我們必須讓消費者在大熱天一瓶接一瓶地喝我們的產品，完全不會因為覺得膩而不喝。我們將會通過實驗找到一種很棒的、不會膩的味道，從而解決這個問題。
十誡
十誡是猶太教和基督教特有的宗教和道德戒律。按照《聖經》的記載，十誡是上帝莊嚴地向摩西宣布並由摩西轉告以色列人的。《聖經》表示摩西在兩塊石碑上以上帝的名義寫下了十誡。十誡分別是（如圖）：
第二，我們必須避免失去我們強大的商標名稱的情況，哪怕失去一半也不行。例如，如果由於我們的疏忽，而造成市麵上有一種某某可樂在銷售，比如說一種“百比可樂”，那我們將會蒙受慘重的損失。就算出現一種“百比可樂”，我們也應該是這個品牌的持有人。
第三，由於獲得巨大的成功，我們必須避免妒忌產生的惡果。妒忌在十誡中占有顯著的位置，因為它是人類的天性。亞士多德說過，避免妒忌的最佳方法是做到名副其實。我們將會致力於提高產品的質量，製定合理的價格，以及為消費者提供無害的快樂。
第四，等到我們這個品牌的味道占領新市場之後，我們必須避免突然對產品的味道做出重大的改變。即使在雙盲測試中，新的味道嚐起來更好，換成那種新味道也是一種愚蠢的做法。因為經過上述努力之後，我們原有的味道將會深入人心，成為消費者的偏好，改變味道對我們根本沒有好處。那做會在消費者中引發標準的剝奪性超級反應綜合征，會給我們造成很大的損失。剝奪性超級反應綜合征使人們因難以接受“損失”而沒有任何商量的餘地，這種心理傾向促使大部分的賭徒失去理智。此外，味道的改變將會允許競爭對手通過複製我們的口味而取得優勢，因為他們可以利用如下兩個因素：（1）消費者因為被剝奪了原有的味道而產生的敵對情緒；（2）我們以前的產品創造出來的、對我們原來的味道的熱愛。
亞士多德
（Aristotle，公元前384年——公元前322年）
亞士多德出生在希臘的殖民地斯塔基拉，他的父親是馬其頓王國的禦醫。亞士多德曾入讀柏拉圖學園，在柏拉圖指導下度過了20年的求學生涯。吸取了柏拉圖的教誨之後，亞士多德最終創辦了他自己的學校呂克昂學院。由於亞曆山大的去世及其政府的下台，亞士多德麵臨著不忠的指控，被迫離開雅典。他死於離開雅典的流亡途中。
亞士多德的作品涵蓋了物理學、形而上學、修辭學和倫理學等多個學科。他也以對自然和物理世界的觀察聞名，他的成果構成了現代生物學研究的基礎。
法拉第的父親是一個英國鐵匠，他在14歲那年成為一個圖書裝訂商和銷售商的學徒。當學徒期間，他博覽群書，而圖書裝訂工作也讓他有機會研究化學，並很快就精通這門學科。他發現了苯類化學物質，最先描繪了碳化氯的結構。他還做了許多電磁學實驗，發明了一種用電流驅動的裝置——那就是電動馬達的前身。法拉第還發現了電磁感應和電解原理，以及測量電量的方法。
好啦，我提出的任務是如何在支付幾十億美元的紅利之後，仍然能夠將200萬美元變成2萬億美元，以上就是我的解決方法。我相信它能夠讓1884年的格羅茲信服，應該比你們剛開始時預料到的更有說服力。畢竟，將這些有用的道理中涉及的各種基本學術觀念聯係起來之後，正確的對策就顯而易見了。
真正的可口可樂公司的曆史是否印證了我的方法的可行性呢？直到1896年，也就是虛構的格羅茲先生在1884年用200萬美元起家之後12年，真正的可口可樂公司的淨資產為15萬美元，利潤差不多等於零。後來，真正的可口可樂公司真的失去了其商標的一半，而且確實以固定的糖漿價格授予了某些瓶裝廠永久經營權。有些瓶裝廠的效率非常低，而且很頑固，無法輕易被改變。由於這種體製，真正的可口可樂公司確實喪失了價格控製權，要是擁有價格控製權，它就能提高利潤。然而，即使是這樣，真正的可口可樂公司的發展曆史和提交給格羅茲先生的商業計劃有太多相同之處，所以它如今的資產是1250億美元，它的價值每年隻要增長8%，2034年就能達到2萬億美元。從現在開始，它的銷售量每年隻要增長6%，到2034年就能達到29200億瓶的銷售目標。根據以往的銷售業績，這樣的增長速度是可以達到的，而且到2034年之後，可口可樂取代白水的空間還很大。所以我認為，這位虛構的格羅茲如果從一開始就能把握先機，發展壯大，並且避免那些最糟糕的錯誤，應該能夠輕輕鬆鬆完成兩萬億美元的目標，而且當他完成目標的時候，離2034年還早呢。
這就引出了我今天演講的主要目的。如果我對格羅茲的問題的解答大體上是正確的，如果你們認可一個我相信可以成立的假設——大多數擁有博士學位的教師，甚至大多數心理學教授和商學院院長，都沒辦法給出像我這簡單的答案，那我們的教育就大有問題了。如果我上麵兩個判斷都是正確的，那就意味著我們這個文明社會現在有許多教師無法令人滿意地解釋可口可樂的成功，哪怕是可口可樂的曆史就擺在他們麵前，哪怕他們一輩子都在近距離地觀察著可口可樂。這可不是一種讓人滿意的情況。
不僅如此——這造成了更糟糕的後果——可口可樂公司的高層管理人員都很聰明，做事很有效率，身邊圍繞著許多商學院和法學院的畢業生，可是連他們也沒有很好地掌握基本的心理學知識，乃至無法預言和避免對他們公司造成很大威脅的“新可樂”大慘敗。按理說這些人如此聰明，周圍有那多頂尖大學畢業的專業顧問，不應該出現如此之大的知識缺陷。這也不是一種讓人滿意的情況。
學術界的高級知識分子和企業的高級管理人員之間存在的這種極度無知，其實是高等教育的各種重大缺陷共同造成的lolpalooza效應。因為這種壞效應是lolpalooza級別的，所以必定有多個相互影響的因素。我認為至少有兩個因素要為這種情況負責。
第一，高等學府的心理學研究固然值得欽佩，也很有用，有過許多重要的天才實驗，但卻缺乏跨學科的綜合。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心理學研究並沒有給予多種心理因素共同造成的lolpalooza效應足夠的重視。這種現象造成的結果讓我想起曾經有個鄉下教師，為了便於教學，他試圖將圓周率π簡化成3。這違背了愛因斯坦的教導：“一切應該盡可能簡單——但不能過於簡單。”總而言之，心理學之所以會被誤解，是因為缺乏偉大的集大成者。如果物理學沒有產生許多像邁克爾·法拉第那樣的傑出實驗家和像詹姆斯·克拉克·麥克斯韋那樣的集大成者，恐怕電磁學現在還會遭到誤解。
詹姆斯·克拉克·麥克斯韋
（James Clerk Maxwell，1831——1879）
詹姆斯·克拉克·麥克斯韋出生在蘇格蘭的愛丁堡，年幼時對光學非常感興趣；他童年最喜歡的消遣活動就是用鏡子反射太陽光。在愛丁堡學院讀書期間，由於著裝怪異，人們給他起的花名叫做“傻子”。然而他是個出色的學生，精通數學。他後來入讀劍橋大學，畢業後成為該校的講師。對光學的興趣促使他研究色彩和天文學。他也對電磁學作出了重要的貢獻，包括第一次提出光是電磁放射線的一種形式。
艾薩克·牛頓爵士最著名的是他的萬有引力理論，但他也說過許多睿智的格言：
“圓滑是一門表達觀點而又不樹敵的藝術。”
“如果說我曾發現什有價值的原理，那應該歸功於我的耐心觀察，而非其他才能。”
“沒有大膽的猜想，就沒有偉大的發現。”
“我們造的牆太多，而修的橋太少。”
“如果我算是一個人物（這一點我非常懷疑）的話，那我的地位是通過努力工作而獲得的。”
“我總是把我的研究主題擺在麵前，耐心等候，直到第一縷晨光初現，並逐漸變成一片光明。”
“如果說我對公眾有什貢獻的話，那是因為我的耐心思考。”
“如果說我比其他人看得更遠，那是因為我站在巨人的肩膀上。”
第二，心理學和其他學科之間老死不相往來的情況十分嚴重。但是隻有跨學科的方法才能夠正確地解決現實問題——無論是在學術界，還是在可口可樂公司。
簡單來說，其他學科的學者往往瞧不起心理學，但心理學其實非常重要又非常有用。與此同時，心理學係的學者往往自視甚高，但心理學的現狀其實非常糟糕。當然，自我評價比外界評價更加積極是很正常的現象。實際上，今天為你們做演講的人可能也麵臨著同樣的問題。但是兩方麵對心理學係看法上的差距大到了荒謬的地步。實際上，這種差距大到有個非常優秀的大學（芝加哥大學）直接廢除了整個心理學係，也許是指望以後能重新建一個更好的吧。
在這種情況下，多年前，由於上麵描述到的那些完全錯誤的觀念，發生了“新可樂”大慘敗。在那次慘敗中，可口可樂公司的高層管理人員差點毀掉了全世界最有價值的品牌。按理說，學術界對那次眾所皆知的大潰敗的反應，應該跟波音公司在一周內連續有三架新飛機墜毀時的反應差不多才對。畢竟這兩者都是產品質量有問題，而前者明顯是高等教育的失敗造成的。
但學術界幾乎沒有這種波音式的、負責任的反應。恰恰相反，高等學府的學科之間大體上依舊壁壘森嚴，心理學教授依然錯誤地傳授心理學知識，其他學科的教授依然對他們的研究主題中明顯很關鍵的心理效應視若無睹，各種專業學院的研究生依然對心理學一無所知，而這些學校卻以此為榮。
盡管這種令人惋惜的盲目和惰性是當今高等學府的常態，但是否有些例外的例子，讓我們看到教育機構這種可恥的缺陷最終有被糾正的希望呢？我的答案是非常樂觀的肯定。
例如，不妨來看看芝加哥大學經濟學係近年來的舉措。過去十年，該係幾乎囊括了所有諾貝爾經濟學獎，這主要是因為該係的教授基於理性選擇的“自由市場”模型而作出了許多準確的預言。利用理性人假設獲得這多大獎之後，該係采取了什舉措呢？
該係為係許多大師級的教授帶來了一位同事，聰明而機智的康奈爾大學經濟學家理查德·泰勒。泰勒之所以得到這個寶貴的教職，是因為泰勒經常取笑被芝加哥大學捧為圭臬的“理性人假設”。實際上，泰勒和我一樣，認為人們的行為通常是非理性的，隻有心理學能對其作出預測，所以微觀經濟學必須借鑒心理學的研究成果。
芝加哥大學這做等於是在模仿達爾文，達爾文終身大部分時間都在進行逆向思考，想要證偽他自己最愛的、曆經千辛萬苦才得到的理論。隻要學術界有部分人願意像達爾文那樣逆向思考，讓最好的學術理論充滿活力，我們就可以滿懷信心地期待那些愚蠢的教育行為，就像卡爾森·雅各比（注：卡爾森·雅各比，1804——1851，德國數學家）可能會推斷的那樣，最終將會被更好的教育方式取代。
這種情況必將發生，因為達爾文的方法非常客觀，確實是一種強大的方法。連愛因斯坦這樣的大人物也說過，他的成就取決於四個因素，首先是自我批評，然後才是好奇心、專注和毅力。
理查德·泰勒
（Richard H.Thaler，1945——）
理查德·泰勒出生在新澤西州，從羅切斯特大學獲得博士學位。他曾在康奈爾大學和麻省理工學院擔任教授，專事行為經濟學和決策研究，1995年成為芝加哥大學的教授。除了研究行為經濟學和金融學之外，他還致力於研究決策心理學。
若要進一步見識自我批評的力量，不妨來看看這位“天分很差”的本科生查爾斯·達爾文的墳墓在哪。它就在西敏斯特大教堂，左邊是艾薩克·牛頓的墳墓。牛頓可能是有史以來最有天分的學生，他的墓碑上用八個拉丁文單詞寫成了一篇最典雅的墓誌銘：“Hic depositum est, quod mrtale fuit Isaaci Newtoni”——“這安葬著永垂不朽的艾薩克·牛頓爵士。”
一個如此厚葬達爾文的社會，必定能夠以正確而實用的方式發展和整合心理學，從而極大提升各種技能。但是一切有能力和看到這種曙光的人應該為這個過程出一份力。現在的形勢不容樂觀。如果許多身居高位的人都無法理解和解釋可口可樂這樣的普通商品為什會大獲成功，我們哪還有本事去處理其他許多更重要的任務呢。
當然，如果原本打算用10%的淨資產來投資可口可樂的股票，但在經過我向格羅茲陳詞那樣的思考之後，把投資額追加到50%，那你們可以無視我講到的心理學知識，因為那對你們來說太小兒科了。但至於其他人，如果你們忽略我這次演講，我不知道你們是否明智。這種情況讓我想起從前華納及史瓦塞公司（注：Warner & Swasey，美國曆史上著名的機械工具儀器和設備製造商，1980年被本迪克斯公司收購）的廣告，我很喜歡那句廣告語：“需要新的機器而尚未購買的公司，其實已經在為它花錢了。”
查理發表“關於現實思維的現實思考？”的演講時，在座有許多傑出人物，亨利·基辛格便是其中一位。
“我沒有什要補充的”第四篇
查理·芒格辦公室的電腦，從沒有打開過，積滿灰塵。
問：你用電腦嗎？
不用。我辦公室確實有一台，但沒有打開過。實際上，我甚至不知道如何給它接上電源。
在生活中，我沒有遇到太多用我那個40美元的計算器和那張破舊的複利表不能解決的問題。
重讀第四講
在這次演講中，我試圖指出美國學術界和企業界一些可以改正的重大認知錯誤。我的論點是：
（1）如果學術界和企業界能很好地履行它們的職責，那大多數普通人隻要用一些基本道理和解決問題的技巧就能夠解釋可口可樂公司的成功；然而
（2）正如“新可樂”大慘敗及其後果所展現的，學術界和企業界均未能掌握可口可樂公司的成功之道。事實證明，我在1996年的那次演講很失敗，大多數聽過的人都無法理解。後來，從1996年到2006年，有些仰慕我的、非常聰明的人慢慢地那次演講的文字稿，他們連讀兩次還是弄不懂。絕大多數人無法正確地理解我想要表達的意思。從另一方麵來說，也沒有人對我說這篇講稿錯了。人們感到有點困惑，然後就放棄了。
由此看來，作為表述者，我的失敗甚至比我試圖解釋的認知失敗更加嚴重。這是為什呢？
現在仔細想想，我認為最好的解釋是，我在充當業餘教師的時候犯了大錯。我想要灌輸的太多了。一直以來，如果遇到打算對“意義的意義”長篇大論的人，我總是避之唯恐不及。然而我為自己的演講選擇的題目卻是“關於現實思維的現實思考？”，這是大錯的開始。然後呢，我用一個很長很複雜的例子來闡述五種適合用來解決問題的方法，這些方法包含的基本概念來自許多學科。我特別納入了心理學，我想要證明許多受過高等教育的人，其中包括一些教心理學的人，對心理學其實一無所知。我的證明當然是建立在正確的心理學知識的基礎上的。這從邏輯上來講沒有問題。但是，如果大多數人對心理學並不了解，我的聽眾如何能夠確認我講的心理學就是正確的呢？因而，對於大部分聽眾而言，我是在向他們解釋一些艱深的概念，可是我用來解釋的概念也同樣艱深。
師傅領進門，修行靠個人。
——中國諺語
我的教學錯誤到這還沒有結束。在我得知這次演講的文字稿很難被理解之後，我居然認可《窮查理寶典》第一版中各篇講稿的先後次序，把我談論心理學的“第十講”放到和“第四講”相隔很多頁的地方。實際上，我應該意識到這兩篇講稿的先後次序應該調過來，因為第四講假定聽眾已經掌握了基本的心理學知識，而第十講的內容正是基本的心理學知識。後來，在《寶典》出第二版的時候，我偏向於保留這兩篇講稿原來那種無益的順序。我這做，是因為我把我多年來讓我獲益匪淺的心理學的研究心得整理成一張檢查清單，我想用作本書的壓軸文章。（注：“第十講”是第三版中的“第十一講”。）
第二版或者第三版的讀者，如果你們願意的話，可以改正我所頑固保留的教學缺陷，也就是說，你們可以先掌握最後那篇講稿，再來重讀第四篇。如果你們願意承擔這次繁重的任務，我敢說你們之中至少有些人會覺得你們的努力沒有白費。
查理在上一講中大肆抨擊了學術界的各種弊端，這他提出了各種解決方法。這次發表在1998年哈佛法學院入學50周年同學會上的演講關注的是一個非常複雜的問題——精英教育的狹隘性，並把它分為幾個部分；查理提出的各種解決方法為這個問題提供了一個令人滿意的答案。通過一係列巧妙的提問，查理斷定律師等專業人士缺乏跨學科技能，這損害到他們自身的利益。根據他自己廣泛的跨學科研究，查理指出，有一些“潛意識的心理傾向”妨礙了人們充分地擴大他們自身的視野。不管怎樣，他為這個問題提出了獨特的、令人印象深刻的解決方法。
編者很喜歡這篇演講，它清楚地展現了查理的“非常識之常識”。他說：“在真正重要的領域，比如說培養飛行員和外科醫生，教育係統采用的結構是非常高效的。然而，他們並沒有將這些已被正確認識的結構用於其他也很重要的學習領域。如果這些優越的結構廣為人知，唾手可得，教育家們為什不廣泛地利用它們呢？還有比這更簡單的事情嗎？”
第五講 專業人士需要更多的跨學科技能
哈佛大學法學院1948屆畢業生五十周年團聚，1998年4月24日
今天，為了紀念我們以前的教授，我想效仿蘇格拉底，來玩一次自問自答的遊戲。我將提出並簡單地回答五個問題：
1. 是否廣大專業人士都需要更多的跨學科技能？
2. 我們的教育提供了足夠的跨學科知識嗎？
3. 對於大部分軟科學而言，什樣的跨學科教育才是可行的、最好的？
4. 過去50年來，精英學府在提供最好的跨學科教育方麵取得了什進展？
5. 哪些教育實踐能夠加快這個進程？
我們從第一個問題開始：是否廣大專業人士都需要更多的跨學科技能？
要回答第一個問題，我們首先必須確定跨學科知識是否有助於提高專業認識。而為了找到治療糟糕認知的良方，我們有必要弄清楚它的起因是什。蕭伯納筆下有個人物曾經這解釋專業的缺陷：“歸根到底，每個職業都是蒙騙外行人的勾當。”早年的情況證明蕭伯納的診斷是千真萬確的，16世紀主要的專業人士——修道士——曾將威廉·丁道爾燒死，原因是他將《聖經》翻譯成英文。
但蕭伯納低估了問題的嚴重性，他認為這主要是因為專業人士出於自私而故意使壞。但更重要的是，各種相互交織的潛意識心理傾向也對專業人士的行為有經常性的、可怕的影響，其中最容易引起麻煩的兩種是：
1. 激勵機製造成的偏見，擁有這種天生的認知偏見的專業人士會認為，對他們自己有利的，就是對客戶和整個文明社會有利的；
2. 鐵錘人傾向，這個名稱來自那句諺語：“在隻有鐵錘的人看來，每個問題都非常像一顆釘子。”
治療“鐵錘人傾向”的良方很簡單：如果一個人擁有許多跨學科技能，那根據定義，他就擁有了許多工具，因此能夠盡可能少犯“鐵錘人傾向”引起的認知錯誤。此外，當他擁有足夠多的跨學科知識，從實用心理學中了解到，在一生中他必須與自己和其他人身上那兩種我上麵提到的傾向作鬥爭，那他就在通往普世智慧的道路上邁出了有建設性的一步。
威廉·丁道爾
（William Tyndal，1495——1536）
威廉·丁道爾出生在英格蘭的格羅斯特郡，從牛津大學畢業後成了一名神父。他發現英格蘭敵視他的信仰，於是到德國和比利時傳播他的信仰，並發揚馬丁·路德的宗教思想。他的著作遭到焚毀，他的財產總是被破壞，然而他繼續出版《聖經》譯文和其他作品。入獄幾個月之後，他被指控為異教徒，判處死刑，被當眾燒死。丁道爾的譯文是第一個欽定版英文《聖經》的基礎，對英語的發展產生了巨大的影響。
如果A是狹隘的專業教條，而B則是來自其他學科的超級有用的概念，那很明顯，擁有A加上B的專業人士通常比隻掌握A的可憐蟲優秀得多。這不是板上釘釘的事嗎？因而，人們不去獲取更多B的理由隻有一個：他需要掌握A，而且生活中有其他緊要事情，所以去獲取更多B是不可行的。後麵我將會證明，這種隻掌握一門學科的理由，至少對大多數有天分的人來說，是站不住腳的。
我的第二個問題很容易回答，我不想為它花費太多時間。我們的教育太過局限在一個學科麵。重大問題往往牽涉到許多學科。相應地，用單一學科來解決這些問題，就像玩橋牌的時候一心隻想靠將牌取勝。這是很神經的，跟瘋帽匠的茶話會差不多。但在當前的專業實踐中，這種行為已經非常普遍，而且更糟糕的是，多年以來，人們認為各種軟科學——就是一切沒有像生物學那基礎的學科——彼此之間是相互獨立的。
早在我們年輕時，學科之間壁壘森嚴、拉幫結派、排斥異己的情況就已經很嚴重，有些傑出的教授為此感到非常震驚。例如，阿爾弗雷德·諾斯·懷特海很早就對此敲響了警鍾，曾語重心長地指出“各個學科之間的割裂是非常有害的”。自那以後，許多精英教育機構越來越認可懷特海的觀點，它們著力於改善這種學科隔離的狀況，引進了跨學科教育，結果有許多奮鬥在各個學科邊緣的勇士贏得了喝彩聲，其中的佼佼者就有哈佛大學的E. O. 威爾森（注：E. O. 威爾森，1929——，美國著名昆蟲學家，以研究社會性昆蟲——螞蟻成名）和加州理工學院的萊納斯·鮑林。
阿爾弗雷德·諾斯·懷特海
（Alfred North Whitehead，1861——1947）
“傻瓜徒有想像力，而缺乏知識；學究空有知識，但缺乏想像力。”
“真正的勇氣並非庸俗英雄的野蠻暴力，而是美德和理性的堅定決心。”
“令知識死亡的並非無知，而是對無知的無知。”
“‘愚蠢’的問題是全新的發展的開端。”
“隻有文明人才能理解文明。”
“沒有獲得成功的人會否認別人的幫助。明智而自信的做法是，對這種幫助表達感激。”
“幾乎所有的新思想在剛出現的時候都有愚蠢的一麵。”
萊納斯·鮑林
（Linus Carl Pauling，1901——1994）
萊納斯·鮑林的父母鼓勵他從事科學研究，他曾是俄勒岡州波特蘭市一名才華橫溢的學生，後來獲得了俄勒岡州立大學的獎學金。畢業後，他入讀加州理工學院，得到了化學博士學位。他的教書和研究生涯大部分是在加州理工學院度過的。鮑林在化學領域做出了許多貢獻，在化學研究中引入了量子物理學和波理論。他還在抗生素生產和蛋白質原子結構分析方麵取得了進展。查理認為鮑林可能是20世紀最偉大的化學家。
他曾獲得諾貝爾化學獎（1954年）與和平獎（1962年）。
晚年的鮑林寫了一本書，談論營養素在抵抗疾病方麵的作用，並推薦使用維生素C來預防普通感冒。
當今的高等學府提供的跨學科教育比我們上學的時候多，這做顯然是正確的。
那第三個問題自然是這樣的：現在要達到的目標是什？對於大部分軟科學而言，什樣的跨學科教育才是可行的、最好的？這個問題呢，也很容易回答。我們隻需要檢驗一下最成功的專業教育，找出麵有哪些重要元素，然後把這些元素組合起來，就能得到合理的解決方法。
至於最佳的專業教育模型，我們不能去沒有競爭壓力的教育學院之類的學校找，因為它們深受上麵提到兩種負麵心理傾向和其他不良風氣的影響，我們應該到那些對教育質量要求最嚴格、對教育結果的檢查最嚴密的地方去找。這就把我們帶到一個合乎邏輯的地方：大獲成功並在今天已成為必修課的飛行員訓練。（沒錯，我的意思是，如果偉大的哈佛能夠多借鑒飛行員的訓練，它現在會變得更加出色。）跟其他行業相同，在飛行行業，“鐵錘人傾向”的糟糕效應會帶來巨大的危險。我們不希望一個飛行員遇到危險的時候就把它當作危險X，因為他腦隻有一個危險X模型。由於這個原因和其他原因，我們對飛行員的訓練，是依照一個嚴格的六要素係統進行的。這六種要素包括：
1. 要教給他足夠全麵的知識，讓他能夠熟練地掌握飛行中用得到的一切知識。
2. 把這些知識統統教給他，不僅是為了讓他能夠通過一兩次考試，而是為了讓他能夠熟練地應用這些知識，甚至能夠同時處理兩三種相互交織的複雜的危險情況。
3. 就像任何一個優秀的代數學家，他要學會有時候采用正向思維，有時候采用逆向思維，這樣他就能夠明白什時候應該把主要的注意力放在他想要的那些事情上，而什時候放在他想要避免的那些情況上。
4. 他必須接受各門學科的訓練，力求把他未來因為錯誤操作而造成損失的可能性降到最低；最重要的操作步驟必須得到最嚴格的訓練，達到最高的掌握水平。
5. 他必須養成核對“檢查清單”的習慣。
6. 在接受最初的訓練之後，他必須常規性地保持對這些知識的掌握：經常使用飛行模擬器，以免那些應付罕見重要問題的知識因為長期不用而生疏。
這個顯然正確的六要素係統對高風險的專業教育提出了嚴格的要求，人類頭腦的結構決定了我們需要這樣的係統。因此，培養人們具備解決重大問題能力的教育也必須具備這些要素，而且必須大大增加這六個要素所涵蓋的內容。不然的話，還能怎樣呢？
因而下麵的道理是不證自明的：在試圖把優秀學生培養成優秀人才的精英教育中，如果想要得到最佳的結果，我們必須讓學生學習大量的跨學科知識，持久地掌握能夠應用自如的所有必要技能，擁有根據實際情況綜合熟練使用各種知識的能力，以及證明代數問題用到的那些正向思考和逆向思考的技巧，再加上核對“檢查清單”的終身習慣。若要獲取全麵的普世智慧，沒有別的辦法，更沒有捷徑。這個任務涵蓋的知識麵特別廣，乍看之下令人望而生畏，似乎是不可能完成的。
阿爾·尤厄茲奇
阿爾·尤厄茲奇創辦的飛行安全國際公司
飛行安全公司是伯克希爾·哈撒韋的子公司，它的創始人阿爾·尤厄茲奇構建了獨特的企業文化。他給每個員工派發“六大性格支柱”宣言，要求全公司上下都必須遵守。這些“支柱”是言而有信、公正無私、相互尊重、關懷他人、敢於擔當和公民精神。
該公司的信條之一是“無論是哪種型號的飛機，最好的安全設備是一名訓練有素的飛行員”。這當然也是創辦人阿爾·尤厄茲奇提出的。
皮爾-西門·拉普拉斯
（Pierre-Simon Lapce，1749——1827）
皮爾-西門·拉普拉斯是法國數學家、天文學家和哲學家，在演繹推理和概率論、天體運動、因果決定論等領域作出了重要的貢獻。
但仔細想想，其實它沒有那難，前提是我們考慮到了下麵三個因素：
首先，“所有必要技能”這個概念讓我們明白，我們無需讓每個人都像拉普拉斯那樣精通天體力學，也無需讓每個人都精通其他各門學科。事實上隻要讓每個人掌握每個學科中真正的大道理就夠了。這些大道理並不算多，它們相互之間的關係也沒那複雜，隻要擁有足夠的天賦和時間，大多數人都能夠擁有一種跨學科知識。
其次，在精英教育中，我們擁有足夠多的天賦和時間。畢竟，我們的學生都是百挑一，而平均而言，我們的老師更是比學生優秀。我們有差不多13年的時間可以用來把12歲的聰明學生打造成優秀的職業人士。
第三，逆向思考和使用“檢查清單”是很容易學到的——無論是在飛行時還是在生活中。
此外，掌握跨學科技能確實是可以做到的，這就如同那個阿肯色州人回答他為什相信洗禮時所說：“我看見它是這做的。”我們知道當代也有許多本傑明·富蘭克林式的人物，他們（1）接受正式教育的時間比現在大量優秀的年輕人少，卻獲得了巨大的跨學科綜合能力，（2）從而使得他們在本專業的表現更加出色，而非更加糟糕，盡管他們花了不少時間分心去學本專業以外的知識。
我們有這多優秀的教師、學生和時間，還有許多成功的跨學科大師作為楷模，卻仍然未能將“鐵錘人傾向”的負麵影響最小化，這說明如果我們安於現狀，或者害怕改變，不努力去爭取，你就無法大贏。
在其偉大作品《關於概率的哲學論文》中，拉普拉斯提出了他的主要思想：
“我們可以把宇宙的現狀當作其過去的結果和其未來的起因。如果有人能夠認識自然界所有的動力，以及自然界所有物體的位置，如果這個人的智力也足夠強大，能夠把這些資料進行分析，那他將能夠用一道公式來涵蓋宇宙最大的天體和最小的原子的運動；對這樣的聰明人來說，未來是確定無疑的，而過去在他看來也一目了然。”
這向我們提出了第四個問題：自從我們畢業以後，精英學府在提供最好的跨學科教育方麵取得了什進展？
答案是它們作了許多努力，改變教學方向，提供更多的跨學科教育。在犯了不少錯誤之後，現在整體的情況已經比以前好多了。但是，整體情況尚未令人滿意，仍有許多有待改進的地方。
羅傑·費舍爾
（Roger Fisher，1922——）
羅傑·費舍爾1948年從哈佛畢業，並留在法學院任教。1980年，他成為“哈佛談判計劃”的主任。羅傑·費舍爾是一個談判和衝突解決專家，他和威廉·尤合著的《談判力》（Getting to Yes）是經典的雙贏談判技巧教材。
例如，軟科學界逐漸發現，如果幾個來自不同學科的教授合作研究，或者一個教授曾經取得幾個學科的學位，那做出的研究成果會更好。但是另外一種做法的效果通常是最好的，那就是補充法，或者“拿來主義”法，這種方法鼓勵各個學科無論看中其他學科什知識，隻管拿過來用。這種方法能夠取得最好的效果，也許是因為它避開了紮根在傳統中的學術爭論，以及在單一學科中固步自封引起的蠢行——而這正是我們現在致力於改正的。
不管怎說，隻要多多實行“拿來主義”，許多軟科學學科就能減少“鐵錘人傾向”引起的錯誤。例如，在我們的同學羅傑·費舍爾的領導下，許多法學院將其他學科的成果應用到談判研究中去。羅傑那本充滿智慧和道德感的談判著作到目前已經賣掉三百多萬冊，他可能是我們班最有成就的同學。這些法學院還吸取了大量有用的經濟學知識，甚至用博弈論來更好地理解經濟競爭的原理，從而製定出更有針對性的反壟斷法。
經濟學則吸取了生物學的“公用品悲劇”（加勒特·哈丁於1968年在《科學》雜誌上發表的著名論文《公用品悲劇》所描述的公共資源因濫用而枯竭的現象）教訓，正確地找到一隻“無形的腳”，讓它與亞當·斯密那隻“無形的手”並存。現在甚至還出現了“行為經濟學”，這門分支學科明智地向心理學尋求幫助。
然而，像“拿來主義”這樣極其隨意的做法給軟科學帶來的結果並不是百分百令人滿意的。實際上，它造成了一些糟糕的後果，比如說：（1）有些文學係吸收了弗洛伊德的理論；（2）許多地方引進了極端的左翼或右翼意識形態，而對於擁有這些意識形態的人來說，重新獲得客觀的研究態度比重新獲得童貞之身還要難；（3）許多法學院和商學院采用了生搬硬套的有效市場理論，這些理論是一些研究公司理財的偽專家提出的，其中有一個所謂的專家在解釋伯克希爾·哈撒韋的投資成功時，總是加入運氣標準差（以證明我們是靠運氣成功的），一直到達到六西格瑪後（證明靠運氣的幾率非常小），他終於不堪別人的嘲笑，改變了說法。
此外，就算“拿來主義”能夠避免這些神經病做法，它仍然具有一些嚴重的缺點。例如，軟科學借鑒自然科學的概念時，通常沒有指出這些概念是怎來的，有時候還給它們取了新名字，根本沒搞清楚這些借鑒而來的概念的重要程度。這種做法：（1）特別像一種糟糕的文檔歸類方法，肯定會影響這些被借鑒概念的綜合理解和成功應用；（2）使軟科學領域無法出現像萊納斯·鮑林係統地利用物理學來改進化學研究那樣的成果。一定有更好的方法存在。
這向我們提出了最後一個問題：在精英軟科學領域，有哪些做法可以促進我們優化學科的進程？答案同樣很簡單：
第一，更多的課程應該是必修課，而不是選修課。這就意味著那些決定哪門課必修的人必須熟練地掌握大量的跨學科知識。無論要培養的是未來的跨領域問題解決者，還是未來的飛行員，這個論斷都是成立的。例如，法學院畢業的學生必須掌握心理學和會計學。然而，許多精英學府，即使到今天，也沒有這樣的要求。那些製定培養計劃的人往往知識麵太窄，無法理解哪些課是必需的，也沒有能力糾正不足之處。
吉卜林的拿來主義
當荷馬撥弄他燦爛的豎琴時，他早已聽過人們沿著陸地和海洋唱過的歌；凡他所需用的思想，他便采擷給自己用——和我一樣！
市集中的女孩和漁郎，牧人和水手，他們聽到舊調重彈，卻不作聲——和你們一樣！
他們知道他偷竊；他也曉得他們知道。他們不說出來，也不對此大驚小怪，隻是沿路向荷馬眨眨眼，荷馬也報以眨眼——和我們一樣！
兩位不問世事的老太太退休後喜歡上玩草地保齡球。
第二，學生應該有更多用跨學科的知識解決問題的實踐機會，包括一些像駕駛飛行模擬器那樣的機會，以免掌握的技能由於長期不用而遺忘。讓我來舉個例子。我隱約記得，許多年前，哈佛商學院有個教授非常聰明，但是有點離經叛道，他給學生上的課很有意思。
有一次，這位教授的考試題目是這樣的：有兩位不問世事的老太太剛剛繼承了新英格蘭地區一家鞋廠，這家鞋廠專門製造名牌皮鞋，現在生意上遇到一些嚴重的問題。教授詳細地介紹了這些問題，並給學生充足的時間寫下給兩位老太太的建議。幾乎每個學生的答案都被判不及格，但教授給一位聰明的學生很高的分數。那得到高分的學生的答案是什樣的呢？答案非常短，大概是下麵這樣：“這家企業所在的行業和所處的地方競爭都很激烈，再加上當前遇到的問題非常棘手，兩位不問世事的老太太通過聘請外人來解決問題不是明智的做法。考慮到問題的難度和無法避免的代理成本，兩位老太太應該盡快賣掉這家鞋廠，最好是賣給那家擁有最大邊際效應優勢的競爭對手。”因而，這個高分學生作答的根據並非當年商學院傳授的知識，而是一些更為基本的概念，比如說代理成本和邊際效應，它們分別來自本科生的心理學和經濟學課程。
啊，哈佛法學院1948屆的同學們，要是當年我們也經常接受這樣的測試該多好，那我們現在取得的成就將會大得多！
另一個提倡的呼聲
我什都讀：企業年報、10-K報表、10-Q報表、傳記、曆史書，每天還要讀五份報紙。在飛機上，我會座椅後背的安全指南。是很重要的。這多年來，是讓我致富。
——巴菲特
巧合的是，現在許多精英私立學校早在七年級的科學課中就使用了這種跨學科教育模式，然而許多研究生院卻依然不明白這個道理。這個令人悲傷的例子再次證明了懷特海的論斷：“各個學科之間的割裂是非常有害的。”
第三，大多數軟科學專業學院應該更多地使用最好的商業刊物，比如說《華爾街日報》《福布斯》《財富》等等。這些刊物現在都非常好，可以承擔飛行模擬器的功能：它們報道的那些事件往往有錯綜複雜的原因，我們可以讓學生試著用各個學科的知識來加以分析。
理查德·菲利普斯·費曼
（Richard Philips Feynman，1918——1988）
理查德·費曼出生在紐約的法洛卡威。他本科畢業於麻省理工學院物理學係，從普林斯頓大學得到博士學位。他參與了曼哈頓計劃，對原子彈的研發起到了重要作用。他一直在康奈爾大學任教，然後在1951年跳槽到加州理工學院。費曼對物理學的主要貢獻是量子電動力學、電磁放射、原子和其他更為基本的粒子之間的關係。1965年，他和施溫格、朝永振一郎共同獲得諾貝爾物理學獎。
晚年的費曼受委托對“挑戰者號”航天飛機事故進行調查。他展示了橡皮環如何遇冷萎縮，導致高溫的燃氣外泄，從而引起了爆炸。
而且這些刊物有時候能夠讓學生學到新的成因模式，而不僅僅是複習原有的知識。如果學生想要盡可能地提高自己的判斷力，那在校期間就實踐他畢業後要終生從事的工作，是非常有道理的做法。在商業界，我認識的那些判斷能力非常強的人，他們也都用這些刊物來維持他們的智慧。學術界有什理由例外呢？
第四，當大學偶爾有職位空缺，需要招人時，應該避免聘請那些持有強烈的政治意識形態——不管是左翼的還是右翼的——的教授。學生也應該避免受政治意識形態影響。激情澎湃的人缺乏掌握跨學科知識所需的客觀態度，受意識形態影響的人很難擁有綜合各門學科知識的能力。在我們上學的那個年代，哈佛大學法學院有些教授曾指出一個由於意識形態而犯傻的典型。當然，這個典型就是耶魯大學法學院，在當時許多哈佛法學院的教授看來，耶魯法學院想要通過提倡一種特殊的政治意識形態來提高法學教育水平。
第五，軟科學應該加強模仿硬科學的基本治學精神與方法。（這所說的硬科學，是指數學、物理學、化學和工程學四門學科。）這種治學精神與方法值得效仿。畢竟，硬科學在如下兩方麵做得更好：（1）避免單一學科造成的錯誤；（2）使得大量跨學科知識更容易被應用，並時常獲得良好的結果，比如物理學家理查德·費曼就能夠用一隻橡皮環解釋挑戰者號航天飛機爆炸的原因。而且以前軟科學也曾借鑒這種治學精神與方法，取得了很好的效果。例如，在150年前，生物學隻是亂糟糟地描述一些現象，並沒有提出高深的理論。後來生物學逐漸吸收了那些基礎學科的基本治學精神與方法，取得了非凡的成果：新一代的生物學家終於可以使用更好的思考方法，成功解答了許多問題。硬科學的治學精神與方法既然能夠幫助生物學，那它沒有理由幫不到基礎程度遠遠比不上生物學的軟科學。在這我想解釋一下我所說的治學精神與方法，它包括下麵四點：
1. 你們必須依照基礎性給各個學科排序，並按照順序使用它們。
2. 不管是否喜歡，你們必須熟練掌握並且經常使用這四門基礎學科最重要的內容，而且對於那些比你們自己的學科更加基礎的學科，要給予特別的關注。
3. 在吸收不同學科的知識時，要弄清楚那些知識是怎來的，而且不要背離“經濟原則”，隻要有可能，首先通過自己或其他學科中更為基本的原理對現象進行解釋。
4. 但是如果第3步並沒有對現象解釋提供有用的新觀點，你們可以通過提出假設和進行驗證確立新的原理，就像舊的原理創建的方式一樣。但你們不能使用任何與舊的原理衝突的新原理，除非你們能夠證明舊的原理是錯誤的。
你們將會發現，與當前軟科學常見的做法相比，硬科學的這種基本治學精神與方法更為嚴格。這讓我們想起了飛行員訓練。飛行員訓練能夠取得極大的成功，絕對不是偶然的。現實是最好的老師。跟飛行員訓練的情況一樣，硬科學的治學精神與方法不是“拿來主義”，而是“不管是否喜歡都必須熟練地掌握”。跨學科知識的合理組織模式應該是這樣的：（1）必須完全弄清楚所有知識的原始出處；（2）必須把更基本的解釋放在第一位。
一切重要的圖書都應該立即重讀。
——叔本華
這個道理太過簡單，似乎沒有什用，但在商界和科學界，有條往往非常有用的古老守則，它分兩步：（1）找到一個簡單的、基本的道理；（2）非常嚴格地按照這個道理去行事。對於非常嚴格地遵守這種基本治學精神與方法所具有的價值，我打算用我自己的生活來證明。
我來到哈佛大學法學院時受過的教育非常少，隻有散漫的工作習慣，沒有任何學位。沃倫·阿博納·希維（注：沃倫·阿博納·希維，1880——1966，哈佛大學法學院著名教授）反對我入學，但在我家的世交羅斯科·龐德（注：羅斯科·龐德，1870——1964，美國著名法學家，曾任哈佛大學法學院院長）的幹預之下，我還是被錄取了。我在高中上過一門愚蠢的生物課，極其粗糙地學習了明顯不完整的進化論，學會了解剖草履蟲和青蛙，此外還掌握了一個後來銷聲匿跡的荒唐概念：“原生質”。時至今日，我從來沒有在任何地方上過化學、經濟學、心理學或者商學課程。但我很早就學過基本物理學和數學，我花了很多精力，掌握了硬科學的基本治學精神與方法，我用這種方法去學習各種軟科學，增加我的跨學科普世智慧。
典型的例外：一位掌握跨學科知識的教授
賈雷德·戴蒙德1999年獲得由克林頓總統頒發的國家科學獎章，表彰他在進化生物學領域取得的突出貢獻，以及利用達爾文理論在生理學、生態學等不同領域中取得的優秀成果。賈雷德·戴蒙德原本是一名生理學家，現在是洛杉磯加利福尼亞大學的地理學教授，他出色地綜合了許多學科的偉大模型。左邊圖片是這位普利策獎獲得者的作品《崩潰：社會如何選擇成敗興亡》的封麵。
因而，我的生活無意間成了一種教育實驗：一個很好地掌握了自己專業的人在非常廣闊的學術領域試驗這種基本治學精神與方法的可行性和有效性。
在利用非正式的教育來彌補自己的知識缺陷的過程中，我發現，雖然我的學習意願並不算非常強烈，但在這種基本治學精神與方法的指引之下，我的能力得到了極大的提高，這遠遠超乎我原本的意料。我獲得了大量最初想都沒想到的好處，有時候我覺得我就像“蒙眼釘驢尾”遊戲中那個惟一沒有被遮住眼睛的玩家。例如，我本來沒打算學習心理學，但這種基礎治學與方法卻引導我掌握了大量的心理學知識，給我帶來了很大的好處，這些好處很值得我改日專門來講一講。
今天我不打算再多講了。我已經通過盡可能簡單地回答我自己的問題而完成了這次演講。我的答案中最讓我感興趣的是，雖然我說的一切並無新意，許多理性和受過良好教育的人早就說過了，但我批評的這些壞現象在全美國的頂尖學府中仍然非常普遍，在這些高等學府的軟科學院係，幾乎每個教授都養成了單學科的思維習慣，即使在他自己學院的馬路對麵就有一種更好的思維模型。在我看來，這種荒唐的現象意味著軟科學院係的激勵機製是很成問題的。錯誤的激勵機製是主要原因，因為正如約翰遜博士曾經一針見血地指出的，如果真理和一個人的利益背道而馳，那這個人就很難接受真理。如果這個問題是高等學校的激勵機製引起的，那解決的方法很簡單——因為激勵機製是可以被改變的。
我總是對許多事情感興趣，同時對許多事情感興趣，我總是試圖向我自己解釋這些事情。我提出了許多問題。
——賈雷德·戴蒙德
《塞繆爾·約翰遜畫像》
（Portrait of Samuel Johnson）
吉爾伯特·斯圖亞特，年代不詳，哈佛大學霍頓圖書館。
今天我不惜以我自己的生活作為例子，我想要證明的是，軟科學教育機構現在這樣頑固地容忍單學科的狹隘，不但是毫無必要的，而且也是沒有好處的。如果讓我來解決的話，我認為約翰遜博士的方法是可行的。請別忘了約翰遜博士描繪學術界那種由於懶惰而無知的狀況時所用的字眼。在約翰遜博士看來，這種行為是“背叛”。
如果責任不能驅使人們去改善這種情況，還可以考慮利益。隻要法學院和其他學術機構願意采用一種更為跨學科的方法去解決許多問題，不管是常見的問題還是罕見的問題，它們就會像查理·芒格那樣，得到巨大的世俗回報。它們不但能夠取得更多成就，還將獲得更多樂趣。我推薦的這種精神境界是非常快樂的，沒有人願意從那離開。離開就像切斷自己的雙手。
重讀第五講
2006年，我重讀了第五篇演講稿，我一個字也不想改動。我仍然認為我的觀點是很重要的。我這種態度跟我那位早已謝世的先輩如出一轍，他是塞奧多爾·芒格牧師，擔任過耶魯大學教區的神父。
塞奧多爾曾經將他的布道結集出版，用莊嚴的語調指明哪些行為是正確的。在晚年的時候，他推出了新版，並在前言中說明他沒做任何改動，現在出新版本，隻是因為他的傳道文集極其暢銷，導致原來的印刷版磨損過度。
翻讀你的文章，如果遇到一段你認為特別漂亮的文字，就把它劃出來。
——塞繆爾·約翰遜
查理的檢查清單
聰明人怎會經常犯錯呢？他們並沒有做到我讓你們做的事情：使用一張檢查清單，確保你們掌握了所有的主要模型，並以一種多元的方式使用它們。
——芒格
查理的自信來自他以異乎尋常的精力去研究、分析、評估和決策的過程。他知道他也許不會永遠都是正確的，但正確的概率很高，因為他的這個過程非常嚴謹、非常現實。由於這樣的原因，他進行決策時從不猶豫，而且會堅定地依照他的決策去行動。
——狄克·艾斯本思赫德
1956年以來的朋友和生意合夥人
在第五講中，查理舉例說明正式和非正式的檢查清單是作出決策和解決問題的不可或缺的工具。他在《窮查理寶典》全書一共推薦了四種基本的檢查清單，它們的內容有所重疊並互相加強。
1. 雙軌分析
·理性地看，哪些因素真正主導了牽涉到的利益？（例如，宏觀的和微觀的經濟因素。）
·當大腦處於潛意識狀態時，有哪些潛意識因素會自動以各種方式形成雖然有用但往往失靈的結論？（本能、情緒、貪婪等等的影響）
2. 投資和決策檢查清單
·查理的非正式檢查清單，詳細地列出了各種值得考慮的因素。
3. 超級簡單的普通觀念
·先解決那些答案顯而易見的問題。
·利用數學運算能力。
·逆向思考（反過來考慮問題）。
·應用基本的跨學科智慧，永遠不要完全依賴他人。
·注意多種因素的共同作用——也就是lolpalooza效應。
4. 基於心理學的傾向
·他那著名的人類誤判的25個標準原因。
雖然加州理工學院的戴維·古德斯坦教授是在聽了下麵的演講（“一流慈善基金的投資實踐”）之後寫的，但編者把它放在這，因為信中提及這篇講稿談到的理查德·費曼。查理非常欣賞費曼解決問題的跨學科方法。
1998年10月，查理在聖塔莫尼卡向基金會財務總監聯合會發表了這篇演講，它有助於人們理解查理的名言：“說起來挺傷心的，但確實不是每個人都喜歡我。”在這次演講中，查理非常幽默然而毫無惡意地抨擊了被他的聽眾奉為圭臬並付諸實踐的理論。查理向來熱心慈善事業，他本人的慷慨捐贈便是明證；在這，他想要將慈善機構從其錯誤的投資文化中挽救出來。
查理認為，基金會應該成為社會的楷模，這意味著它們必須抵製浪費的、無益的投資實踐。他為聽眾提供了兩個選擇：天才政治家本傑明·富蘭克林的模式，或者臭名昭著的基金經理伯尼·康非德（注：伯尼·康非德，1927——1995，土耳其裔基金經理，20世紀60年代發生的共同基金龐氏騙局的主角）的模式。查理回憶起自己年輕時擔任有限合夥投資公司經理的往事，一如既往地自我嘲諷和自我反省：“從前的查理·芒格為這些年輕人提供了一種可怕的職業榜樣。”他似乎想說明，如果查理能夠從那種狀態下成功轉型，那聽他演講的那些基金經理也可以走上同樣的道路。
第六講 一流慈善基金的投資實踐
1998年10月14日在加州聖塔莫尼卡市米拉馬爾喜來登酒店向基金會財務總監聯合會發表的演講，由康拉德·希爾頓基金會、業餘運動員基金會、J.保羅·蓋蒂信托基金會和奧·弘多紀念基金會讚助。
今天我來這演講，是因為我的朋友約翰·阿爾古要求我來。約翰很清楚地知道，與你們邀請的其他演講者不同，我本身沒有什東西需要推銷，因而我講的內容，可能會跟包括慈善基金在內的大型機構的現行投資實踐格格不入。所以我要是在演講中得罪各位，你們應該去找約翰·阿爾古算賬，他的老本行是打官司，說不定會感到很高興。
長久以來，大型慈善基金的常規做法是在不借債的情況下把大部分資金投在那些可流通的美國證券上，主要就是股票。這些股票是由一家或者很有限的幾家投資顧問公司幫助挑選出來的。但近年來出現了一種越來越複雜的傾向。有些基金會追隨像耶魯大學這樣的基金會，努力向伯尼·康非德式的“基金中的基金”靠攏。這是一種令人吃驚的發展。很少有人能夠預料到，在康非德鋃鐺入獄之後很久，一些主流大學仍然用康非德式的方法來管理慈善基金會。
約翰·阿爾古
（John C. Argue，1932——2002）
約翰·阿爾古既是生意人，也是慈善家。多年以來，他是洛杉磯的阿爾古、皮爾森、哈比森和梅耶斯律師事務所的高級合夥人，曾對洛杉磯獲得1984年奧運會舉辦權起到關鍵作用。他還是南加利福尼亞大學校董會的成員，2000年成為該會的主席。
伯尼·康非德出生在土耳其，後來移居美國，在20世紀50年代成為一名共同基金的銷售員。20世紀60年代，他在瑞士注冊了一家叫作“投資者海外服務公司”（IOS）的基金集團，開始推銷他自己旗下的基金。他雇用了幾千名銷售員，這些人在歐洲各國，尤其是德國，上門推銷基金。IOS募集了25億美元的資金，康非德就靠這些錢過著揮金如土的生活。
現在有些基金會聘請的顧問不是少數幾個，而是許許多多。這些基金會先請一批顧問，然後再讓他們來挑選最好的投資顧問，幫忙把資金配置到各個不同的領域，確保不會因為偏好國內證券而忽略了外國證券，複核那些投資顧問聲稱的業績是否真實有效，保證原定的投資風格得到嚴格的執行，還有就是，根據公司理財教授有關波動性和“beta”係數的最新理論，進一步提高本來就已經很分散的投資多元化程度。
但盡管有了這些極其活躍、貌似什都懂的選擇顧問的顧問，個體投資顧問在選擇股票的時候，仍然相當依賴於第三級顧問。這第三級顧問主要是投資銀行聘用的證券分析專家。這些證券分析專家領取巨額的薪水，有時投資銀行為了爭奪他們，開出的年薪高達七位數。聘請他們的投資銀行通過下麵兩個來源收回這些薪水：（1）證券買家產生的手續費和交易價差（包括基金經理收取的回扣，也就是所謂的“軟錢”）；（2）某些公司為了答謝投資銀行讓證券分析專家極力推薦它們的證券而向投資銀行繳納的服務費。
這個過程很複雜，但有一點是確定無疑的，那就是這麵缺乏全麵的道德約束。別的不講，就以無杠杆（借貸）的普通股票選擇而言，每年要支付給各級各類投資顧問的投資管理成本，再加上頻繁地買進賣出產生的摩擦成本，能輕而易舉地占到基金淨值的3%。這些成本並不會在傳統的會計報表中出現。但這是因為會計本身有問題，而不是因為這些成本不存在。
下麵我們來做一道簡單的算術題：假設基金是賭徒，它們每年交給賭場荷官的費用是起始資金的3%，每年在剔除荷官費用之前的實際收益是17%。近些年來，基金的平均收益確實有17%，但誰也不能保證這些基金能夠永遠享有這個回報率。如果幾年之後，未來通過股票指數化投資得到的年均實際回報率下降到比如說5%，而荷官費用不變，永遠是最初的3%，哪怕對實際收益非常一般的賭徒來說也是如此，那一般基金將會遭遇一段非常漫長的、令人不舒服的資產縮水期。畢竟，5%減去3%再減去5%的捐贈（注：按美國法律規定，慈善基金會每年必須將不少於本金5%的錢用於基金會的慈善事業）意味著基金每年的資產要縮水3%。
總的來說，所有股票投資者將必須忍受這樣的情況：他們每年賺的錢有一部分落進了荷官的口袋。這是不可避免的命運。同樣不可避免的還有，在支付了荷官費用之後，正好有一半的投資者的收益率將會低於平均線，而這條平均線（未來）完全有可能落在一般和糟糕之間。
卡爾·布勞恩（Carl Braun）是查理欽佩的工程實業家，他在1976年自費出版了一本叫做《客觀會計法》的小冊子，分發給他的員工看。布勞恩在這本小冊子中有許多一針見血的評論，比如他說：“會計師隻會把容易拿到的數字算進去，而未能去尋找那些真正重要的數據。”
由於人類的本性，絕大多數人會忽略我提出的這些擔憂。畢竟，早在基督出生之前幾個世紀，德摩斯梯尼就曾經說過：“一個人想要什，就會相信什。”說到對前景和自身才能的評價，人們往往如同德摩斯梯尼預料到的，表現得太過樂觀，樂觀到荒唐的程度。例如，瑞典有一項嚴密的調查表明，90%的汽車司機認為他們的駕駛技術在平均水平線之上。而那些成功的推銷員，比如說投資顧問，則會讓瑞典司機都相形見絀，實際上每個投資專家都公開聲明他的業績高於平均線，盡管事實恰好相反。
但你們也許會想，我的基金會至少在平均線以上啦。它規模很大，聘請最好的人才，用客觀的專業態度謹小慎微地處理投資問題。對此我想說的是，過度的所謂專業態度往往會給你們造成極大的傷害——恰恰是極其仔細的過程常常會造成人們對他們所得到的結果過度自信。
通用汽車最近剛剛犯了一個這樣的錯誤，那可是一個lolpalooza級的。它打算生產一種舒適程度堪比五人座轎車的越野車，可是由於專業過度，在進行了一係列漂亮的消費者調查之後，決定隻給這款車設計兩扇車門。它的競爭對手沒那專業，但它們親眼看到五個人是如何上下車的。除此之外，它們還發現人們已經習慣了舒適的五座轎車有四扇車門，而且生物通常偏好固定的活動模式，以便最大程度地節省精力，也不喜歡長久以來享有的好處被拿走。當回顧通用汽車作出這個造成數億美元損失的決定時，人們腦海中浮現了兩個詞匯，其中一個就是“哎喲”。
那個叫作“長期資本管理公司”的對衝基金同樣對它那高負債率的投資方法太過自信，所以最近它破產了，雖然它的高層管理人員的智商肯定超過160。聰明而勤奮的人未必不會因為過度自信而犯災難性的專業錯誤。因為他們往往以為自己擁有超人的才華和方法，而給自己選擇了一些更困難的航程。
在思考中格外謹慎不全是好事，有時居然會造成格外的錯誤，這種情況當然令人煩惱。但大多數好東西都有討厭的“副作用”，思考也不例外。要消除思考的副作用，最好的辦法是向那些最優秀的物理學家學習，他們會係統地批判自己。諾貝爾獎得主理查德·費曼下麵這句話很好地概括了這些物理學家的心態：“首要的原則是你必須別欺騙自己，因為自己是最好騙的人。”
但假設有個基金非常現實，能夠像費曼那樣思考，可卻擔心它的無借債投資組合，在除去各種投資成本之後，其回報在未來不可能超過標準股市指數。它現在采用的就是那種變成“基金中的基金”的方法，頻繁地買進賣出，聘請了一些自以為他們的水準在平均線之上的投資顧問。那這個憂心忡忡的基金該作出什選擇才能改善未來的投資業績呢？
至少有三種現代選擇：
1. 該基金可以解雇它的投資顧問，減少投資的次數，轉而對股票進行指數化投資。
2. 該基金可以效仿伯克希爾·哈撒韋，長期持有少數幾家備受敬仰的國內公司，不過多地進行交易，從而把年均管理成本降低到資本總額的0.1%。在這個過程當中，當然也可以采納一些外部的建議。顧問費支付方隻需要適當地控製投資顧問機構中那些聰明人，這樣仆人才會變成主人的有用工具，而不是在瘋帽匠的茶話會式的錯誤激勵機製下為自己謀取私利。
3. 除了對流通股進行非杠杆式（無借債）投資之外，該基金還可以投資一些有限責任的合夥製公司（注：各式私募基金），包括如下幾種業務：對一些處在創辦初期的高科技公司進行非杠杆式投資，利用財務杠杆對其他公司進行並購，依據相對價值策略對股票進行杠杆式投資、杠杆式趨同交易，以及對各種債券和衍生品的奇異交易策略。
基於指數化投資推動者給出的那些顯然正確的理由，我認為對於當前正在進行非杠杆式股票投資的普通基金而言，選項（1）是一種更為明智的選擇。對於那些每年的管理成本超過總資產的1%的基金來說更是如此。當然如果每個人都轉而投資指數基金的話，它的表現就不可能都這好了。但它的良好表現可以在未來持續很長時間。
至於選擇（3），也就是通過有限責任合夥製公司進行投資，基本上不在今天這次演講的範圍之內。我隻想說，芒格（家族）基金會不會采取這種投資方式，我還想簡單地談談我對杠杆收購基金（LBO）的兩點看法。
我對杠杆收購基金的第一點看法是，如果未來的股票指數表現很糟糕，由於要跟兩批人（一批是管理人員，一批是杠杆收購基金的普通合夥人）分錢，用很高的財務杠杆（舉債）收購整個企業未必比投資股票指數好。本質上來說，杠杆收購基金所做的比用抵押貸款去購買可流通的股票隻是稍好而已，一旦未來的股票市場表現很糟糕，用以收購公司所借的債務將會造成災難性的後果。如果這種糟糕的表現是由於整體的經濟環境不景氣，那後果就更嚴重了。
長期資本管理公司
長期資本管理公司是一家成立於1994年的對衝基金，其創辦人是一位聲譽極佳的華爾街債券交易員和兩位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他們開發出一些複雜的數學模型，利用債券套利發財。1998年，在所羅門兄弟公司不再從事債券套利和外國金融恐慌的共同影響之下，長期資本管理公司連續兩個月出現了虧損，由於負債水平極高——當年年度負債1250億美元，該公司很快陷入了困境。不到幾個月，這家基金就損失了將近20億美元的資金。美聯儲被迫為該基金提供了緊急援助，以免整個美國經濟的流動性發生連鎖反應。這次大失敗提醒金融界要注意流動性風險的嚴重性。《當天才失算時》（注：中譯本為《拯救華爾街——長期資本管理公司的崛起與隕落》）是一本關於這次事件的圖書，後被翻譯成多種語言。
我的第二點看法是，現在對杠杆收購候選項目的爭奪越來越激烈。比如說，許多公司都想通過財務杠杆收購優秀的服務性企業，但光是通用電氣下屬的信貸公司，它每年可用於收購的錢就超過100億美元，而且這100億美元完全是借來的，利息隻比美國政府支付的利息高一點點。這種情況已經不是普通的競爭，而是過度的競爭。現在大大小小的杠杆收購基金非常多，大多數錢滿為患，激勵機製使它們的普通合夥人熱衷於花錢收購。除了通用電氣之外，其他公司也通過舉債和發行股票來募集資金，在市場上競買優秀企業。
總而言之，杠杆收購領域隱藏著兩大風險：一是在經濟大環境不景氣的時候，流通股容易引發災難性的後果；二是現在的競爭過度激烈。
我自己曾經開過一家有限責任的合夥製公司（注：私募基金），但由於時間限製，我沒辦法多談。剩下的時間我們來談談選項（2），也就是基金會要更多地模仿伯克希爾·哈撒韋的投資實踐，長期持有少數幾家公司的股票，幾乎從不買進賣出。那我們要問了，基金的投資要多元化到什程度才好呢？
正統的觀點認為，對於那些不需要投資指數的聰明人來說，高度分散的投資則是必需的。我對這種觀點持懷疑態度。我認為這種正統的觀點錯得很厲害。
在美國，一個人或一個機構如果用絕大多數財富來對三家優秀的美國公司進行長期投資，那肯定能夠發大財。這樣一個所有者為什要在乎其他投資者在某個時刻的業績比他好還是壞呢？如果他像伯克希爾一樣，理性地認為由於他的購入成本更低，更為關注長期的績效，而且把大量的資金集中投資在幾個他最喜歡的選擇上，那他的長期收益將會非常出色，他就更不會關心這樣的問題了。
我的觀點更為極端。我認為在某些情況下，一個家族或者一個基金用90%的資產來投資一隻股票，也不失為一種理性的選擇。實際上，我希望芒格家族能夠大體上遵守這樣的投資路線。而且我發現，到目前為止，伍德拉夫基金會90%的資產仍保留其創辦人當初提供的可口可樂股票，事實證明這種做法是很明智的。假如所有美國基金會從來沒有賣掉它們的創辦人的股票，那現在來計算它們取得的成績應該很有意思。我認為絕大部分會比現在好得多。你們也許會說，那些分散投資的做法隻是為尚未發生的災難投保。我的回答是：這個世界有許多事情比某個基金喪失相對影響力更加糟糕；而富裕的機構跟富裕的個人一樣，如果想要得到最好的長期結果，應該做許多自我保險的工作。
此外，這個世界的好事並不全是由於基金會的捐贈而做成的。更多的好事是由基金會投資的公司通過日常經營完成的。有些公司做的好事比其他公司多得多，因為它們能為投資者提供高於平均線的長期回報。如果有個基金會把大量的資金集中投給一家它仰慕甚至熱愛的企業，我認為這種做法既不愚蠢，也不邪惡，更不違法。實際上，本傑明·富蘭克林就要求依照他的遺囑而創辦的慈善組織采取這種投資實踐。
羅伯特·伍德拉夫
（Robert W. Woodruff，1889——1985）
羅伯特·伍德拉夫出生在佐治亞州，他父親是一家大型信托企業的董事長。伍德拉夫學業並不出色，但進入職場之後，很快獲得成功。雖然他最早是做汽車銷售的，但在33歲那年，他掌管了可口可樂公司。他將一個規模很小的軟飲料製造商和灌裝廠打造成世界知名的大企業。晚年的伍德拉夫極其熱心於慈善事業，創辦了一個以他的姓氏命名的大型基金會。
伍德拉夫的個人信條很好地解釋了他一生中取得如此巨大的成功的原因：
“如果一個人不在乎功勞記在誰身上，那他的成就和地位就不可限量。”
彼得·德魯克
（Peter Drucker，1909——2005）
彼得·德魯克出生在奧地利，他在奧地利和英格蘭接受教育。在德國擔任報社記者期間，他獲得了公共法和國際法的博士學位。後來他以經濟學家的身份在倫敦一家銀行工作，並在1937年移居美國。先後在本寧頓學院、紐約大學任教，1971年開始在克拉蒙特大學研究生院擔任教授，現在克拉蒙特大學的管理學院就以他的名字命名。他為許多企業和非盈利組織擔任了數十年的顧問。
德魯克寫過大概30本書，內容涉及管理學、哲學和其他學科，被認為是當代組織理論領域的主要思想家、作家和導師。2002年，他獲得總統自由勳章。
伯克希爾的股票投資實踐還有一點值得拿出來進行比較：到目前為止，伯克希爾幾乎不直接進行海外投資，而現在基金會的海外投資很多。
關於這種背道而馳的曆史，我想說我同意彼得·德魯克的觀點：跟其他利益相比以及跟大多數其他國家相比，美國的文化和法律製度特別照顧股東的利益。實際上，在許多國家，股東權益並沒有得到很好的保護，有許多東西比股東權益更重要。我想許多投資機構低估了這個因素的重要性，也許是因為人們很難用現代的金融工具來對它進行定量分析。但有些因素並不會因為“專家”無法很好地理解而失去它們的重要性。總的來說，相對於對國外的企業進行直接投資，我傾向於伯克希爾通過投資類似可口可樂和吉列那樣的公司來參與全球經濟。
最後，我將會給出一個具有爭議性的預測和一個具有爭議性的看法。
這個具有爭議性的預測是，如果你們更多地采用伯克希爾·哈撒韋的投資方法，從長遠來看，你們不太可能會後悔，即使你們不會有沃倫·巴菲特免費為你們工作。伯克希爾倒有可能會後悔，因為它將會麵臨許多聰明的投資競爭對手。但伯克希爾不會真的因為你們變聰明之後能夠與我們一較短長而後悔。我們不吝於和別人分享我們對現實的總體看法，因為我們隻想要我們能夠獲取的成功。
“吉列名人車隊”——從左到右：庫爾特·巴克斯、吉米·約翰遜、凱文·哈維克、馬特·肯薩斯、瑞恩·紐曼和小戴爾·恩哈特——2004年第一次參加“納斯卡杯”汽車大賽，包攬了該賽季36站中的18個冠軍。納斯卡賽車在全世界範圍內越來越受歡迎。
現在越來越多的基金采用這些高成本的複雜投資方法，我的具有爭議性的看法實際上是另一個反對現狀的理由。即使我的懷疑是錯誤的，這些方法真的能夠取得很好的收益，如此的賺錢活動也很有可能會產生嚴重的反社會效應。情況必定如此，因為這種活動將會加劇現在出現的一種有害的趨勢，美國越來越多有道德感的青年才俊醉心於收益豐厚的資產管理及其隨之而來的現代摩擦，而對那些能夠給別人帶來更多價值的工作則不屑一顧。資產管理人員並沒有樹立起良好的榜樣。從前的查理·芒格為這些年輕人提供了一種可怕的職業榜樣，因為與他從資本主義得到的好處相比，他對文明作出的回報還不夠多。
我並不推薦使用這些方法，而是建議基金采用一種更有成效的辦法，就是對少數幾家廣受讚譽而且名副其實的國內公司進行長期的集中投資。
為什不模仿本傑明·富蘭克林呢？畢竟，本老在為公眾服務方麵效率非常高。他也是一個非常優秀的投資者。我認為他的模式比伯尼·康非德的模式更好。你們應該選哪個是顯而易見的。
重讀第六講
自從我在1998年發表這次演講以來，時間過去了很久，又有很多事情發生了。現在是2006年，我所批評過的投資行為更為加劇了。
特別值得一提的是，股票市場投資者的摩擦成本增加了很多，進入投資界的青年才俊也越來越多，可惜他們扮演的角色跟賽馬情報員在馬會上起到的作用差不多。
實際上，我最近聽沃倫說，如果目前的投資風氣蔓延到馬會，大多數賭徒將會花高價聘請私人情報員，試圖以此來改善他們的收益。
然而，就在那些熱愛摩擦成本的人繼續為他們熱愛的東西花更多錢的同時，越來越多的人在投資股票時采用了成本幾乎可以忽略不計的指數投資法。這個規避成本、追蹤指數的群體增長的速度雖然不夠快，不足以抑製總摩擦成本的增長，但越來越多的持股方式正在慢慢轉向消極的、指數化的模式。
賽馬就是投資，投資就是賽馬
查理喜歡比較賽馬的彩池投注係統和股票市場之間的共同點。此外，他還把最好的投資機會比喻為賽馬中定錯價格的賭局，他說：“我們要尋找一匹獲勝幾率是1/2、賠率是一賠三的馬。”
沃倫·巴菲特同樣也喜歡拿賽馬和股市進行比較。巴菲特小時候被大量涉及體重、速度排名、步速、以往表現和血統等因素的資料迷住，於是對賽馬產生了濃厚的興趣。他曾經和朋友合作出版了一份叫做《馬童之選》的投注指南，在奧馬哈的加斯拉布賽馬場（Ak-Sar-Ben racetrack，倒過來拚寫的“內布拉斯加”）銷售。
巴菲特今天的投資業績可能得益於他早年研究賽馬的經曆。這兩個領域都有大量的資料，都有已知和未知的變量，都有不同的學派研究怎樣才能最好地評估這些因素。不出意料地，巴菲特在這兩個領域使用的方法是相同的。
下麵這段文字便是明證，它出自悅詩農場（Innisfree Farm）在1993年推出的第14版《萊斯賽馬年報》：
回到賽馬這個主題，大多數賭馬的人屬於兩個流派：“速度派”和“旅途派”。速度派的賭徒很像股票市場上的動量投資者，認為跑最快的馬能夠贏得比賽（我們不都是這樣嗎？）。旅途派更關注的是馬匹在“旅途”中遇到的各種細節。當天的賽道對前領型馬匹（closers）有利嗎？那匹馬排位靠後嗎？那條賽道有很多直道嗎，還是沒有直道？股票市場的傳奇投資人物沃倫·巴菲特年輕時曾出版過一份賽馬投注指南。他曾在描述他的投資風格時自稱為旅途派賭徒。他的同行幾乎沒有人能聽懂這句話；賭馬者當然能聽懂。
下麵這個事實增加了《萊斯賽馬年報》上述觀點的可信性：該刊物預測1993年肯塔基賽馬大會的獲勝者是“海洋豪傑”（Sea Hero），“海洋豪傑”確實贏了，讓那些花2美元買它獲勝的聰明人得到了27.8美元的高回報。
上麵是約翰·阿爾古邀請查理給基金會財務總監聯合會發表演講的信件。
下麵是美國先鋒集團（Vanguard）的約翰·博格爾（注：博格爾，1929——，美國大型指數基金管理公司先鋒集團的創辦人和前CEO，是倡導股票指數投資的先驅）向查理請求這次演講的文字稿的信件。
“我沒有什要補充的”第五篇
我們繼續這個問題，這次談到的是表演藝術：
問：你會彈鋼琴嗎？
我不知道。我沒彈過。
這次演講是在2000年11月帕薩迪納慈善圓桌會議上發表的。《基金會新聞和評論》的佐迪·科爾蒂斯對查理的評價讓查理的家人和好友感到很意外，她說查理很像“一位友好的老伯伯，為人十分幽默風趣”。
查理這次演講的目標跟上次演講相同，也是為了讓基金會少犯錯誤，教它們如何進行有效的投資，盡量減少浪費。查理指出，許多基金會經常作出不明智的舉動，是因為“沒能理解它們自身的投資操作和大環境之間的密切關係”，不理解自身的投資操作也是整個大環境的一部分。查理可不是那種會給人留情麵的人，他大膽而坦率地要求他的聽眾別再無知下去了，因為他們的無知已經危及各個基金會和那些依賴它們的人。查理自造了“撈灰金”這個詞（意思跟挪用公款差不多），用它來解釋層層多餘的投資經理和投資顧問剝奪基金會財富的現象。
第七講 在慈善圓桌會議早餐會上的講話
2000年11月10日
今天我在這要談的是美國股市上漲帶來的所謂“財富效應”。
首先我要坦白相告，“財富效應”是學院派經濟學研究的內容，我從來沒有上過哪怕一節經濟學課，也從來沒有通過預測宏觀經濟的變化而賺到一分錢。
然而我認為，大多數擁有博士學位的經濟學家低估了基於普通股的“財富效應”在當前這種極端情況下發揮的威力。
現在每個人都同意兩個觀點：第一，當股價上漲時，消費意願會跟著上漲，而當股價下跌時，消費意願也會跟著下跌；第二，消費意願對宏觀經濟而言至關重要，然而，對於“財富效應”的規模和時機，財富效應和其他效應之間的相互關係，包括像股價的上漲會促進消費的增加，而消費的增加則會催動股價的上漲這樣明顯的道理，各個專業人士的意見並不一致。當然啦，即使消費保持平穩，股價上漲也能提升企業的盈利，因為股價上漲之後，退休金成本的累積也會下降，之後股價趨向於進一步上漲。因而，“財富效應”涉及許多複雜的數學謎題，尚未像物理學理論那樣被解釋得清清楚楚，我們也沒有能力做到這一點。
慈善圓桌會議
20世紀70年代成立於華盛頓特區的慈善圓桌會議是一個由捐贈人構成的非正式組織，其宗旨是通過各種方法來改善個人和社區的處境。目前，參加慈善圓桌會議的成員超過600名。
有兩個原因使得目前美國股票價格上升造成的“財富效應”特別有趣。第一，當前大量上市公司的股價突飛猛進，而且股價上漲的速度比國民生產總值快多了，這種情況是史無前例的，所以相關的“財富效應”肯定也是前所未有的驚人。第二，日本過去10年來的情況讓經濟學界感到震驚，使得人們極其擔心“財富效應”反向作用引發的經濟衰退。
日本的金融界非常腐敗，該國的股票和地產價格在很長一段時間內漲幅極大，和美國相比，其實體經濟增長的幅度也很大。但隨後資產的價格急劇下跌，日本的經濟一蹶不振。在此之後，日本這個現代經濟體開始努力地、長時間地將它學到的各種貌似正確的凱恩斯理論和貨幣政策派上用場。許多年來，日本政府不但背負了巨額的財政赤字，而且還將利率一直保持在接近零的水平線上。盡管如此，年複一年，日本的經濟依然沒有起色，因為日本人的消費意願對經濟學家們的任何招數都無動於衷。日本的股票價格也始終低迷。日本這種前車之鑒足以讓每個人坐立不安，假如同樣的事情在美國發生，財富大幅縮水的慈善基金將會抱怨自己生不逢時。有人認為日本的糟糕局麵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日本特殊的社會心理和腐敗造成的，我們應該希望這種說法是正確的。這樣的話，美國的經濟才多少有點安全可言。
好了，現在假定受股票價格影響的消費意願是很重要的課題，而且日本的衰退讓人感到擔憂。那美國的股票價格對經濟產生了多大的影響呢？如果讓經濟學專家主要依靠美聯儲收集的數據來進行分析，他們的結論可能是這樣的：股票價格拉動消費的“財富效應”並沒有那大。畢竟，拋開退休金不算，美國家庭淨資產在過去10年來增長的幅度可能還不到100%，平均每個家庭的資產仍然不是很多，而且流通股的市值可能還占不到扣除退休金之後的家庭淨資產的1/3。除此之外，美國家庭的股票資產的集中程度高得幾乎不可思議，那些超級富豪的消費和他們的資產是不成比例的。不算退休金的話，最富裕的1%的家庭可能擁有大約50%的股票市值，而最貧窮的80%的家庭可能隻擁有4%。
根據這些資料以及過去股票價格和消費支出之間不太明顯的關係，專業經濟學家很容易得出下麵的結論：就算每個家庭將其股票資產的3%用於消費，過去10年的這次持續的、史無前例的股價大漲每年對消費支出的拉動也不到0.5%。
我認為這種經濟學思考跟現實有很大的脫節。在我看來，這些經濟學家所用的數據是不對的，他們所提的問題也是不對的。讓我這個徹底的門外漢鬥膽提出一種更好的解釋。
1974年，布達佩斯實用藝術和手工藝學院室內設計係的講師厄爾諾·盧比克為他的一項發明注冊了專利，這項發明就是現在眾所皆知的魔方。盧比克的初衷是創造一個既有觀賞價值又能比現有任何智力遊戲更加考驗思考能力的三維物品。
約翰·肯尼斯·加爾布雷思
（John Kenneth Galbraith，1908——2006）約翰·肯尼斯·加爾布雷思出生在加拿大的安大略省，從安大略農學院畢業後，到伯克利加利福尼亞大學攻讀博士學位。他於1949年到哈佛大學經濟學係擔任教職。加爾布雷思是約翰·肯尼迪總統的好友，曾在1961年到1963年擔任美國駐印度大使。
作為一名經濟學家，加爾布雷思持有改良派的價值觀，他寫了許多描述經濟理論如何與現實生活相悖的著作。他最出名的作品是：《美國資本主義：抗衡力量的概念》（1952年）、《富裕社會》（1958年）和《新工業國家》（1967年）。
首先，有人告訴我，由於操作上的困難，美聯儲的資料收集並沒有正確地考慮退休金的影響，包括401（k）計劃（美國私人企業中流行的養老計劃）和其他類似計劃的影響。這種說法可能是對的。假設有個63歲的牙醫，他的私人退休金賬戶麵有價值100萬美元的通用電氣股票。這些股票的價值上漲到200萬美元，這位牙醫覺得自己發財了，於是把他那輛非常破舊的雪佛蘭賣掉，用當前很普遍的優惠價格租了一輛全新的凱迪拉克。在我看來，這位牙醫的消費就明顯體現出很大的“財富效應”。我懷疑在許多使用美聯儲資料的經濟學家看來，這隻是牙醫在揮霍無度而已。而我認為這位牙醫，還有許多像他一樣的人，他們之所以大手大腳地花錢，是有一種強大的、跟退休金相關的“財富效應”在作祟。因此，我認為當前退休金計劃造成的“財富效應”遠遠比以往大，絕對不可以忽略。
另外，傳統的經濟學家在思考過程中往往漏掉了“黑金”（“bezzle”）的因素。讓我來重複一下：黑金。
黑金這個詞跟貪汙有關，哈佛大學經濟學係教授約翰·肯尼斯·加爾布雷思用它來指在尚未敗露的貪汙中得到的金錢。加爾布雷思發現，黑金對消費有非常強烈的刺激作用。畢竟，貪汙者花錢更大手大腳，因為他的錢來得更容易，而且他的雇主的支出將會一如既往，因為雇主尚不知道其財產已經被“偷”走了。
但加爾布雷思並沒有鋪開他的洞見，他滿足於（在經濟學思考上）提供一些牛虻式的刺激。所以我打算進一步發揮加爾布雷思的“黑金”概念。正如凱恩斯指出的，在依靠勞動換取收入的原始經濟中，當女裁縫把一件衣服以20美元的價格賣給鞋匠時，鞋匠就少了20美元可以消費，而女裁縫則多了20美元可以用。總消費支出並沒有受到lolpalooza效應的影響。但如果政府印刷了另外一張20美元的鈔票，用它來買一雙鞋，鞋匠多得到了20美元，可是沒有人覺得自己的錢變少了。當鞋匠下次再買一件衣服的時候，這個過程就重演了，不會無休止地持續放大，但會產生所謂的凱恩斯乘數效應，這是一種促進消費的lolpalooza效應。同樣地，和同等規模的誠實交易相比，尚未敗露的貪汙得來的錢對消費的刺激效應更大。加爾布雷思是蘇格蘭人，喜歡深刻地揭示生活的世態炎涼。畢竟，這個蘇格蘭人還熱衷於接受命中注定、無法改變的嬰兒詛咒這樣的荒唐想法。我們大多數人並不喜歡加爾布雷思的觀點。但我們不得不承認，他有關“黑金”的看法基本上是正確的。
加爾布雷思無疑發現了由於“黑金”的增加而出現的凱恩斯乘數效應。但他在這就停下了。畢竟“黑金”不可能增長到非常大，因為大規模的貪汙遲早會被發現，被吞掉的錢遲早要吐出來。因而，私人“黑金”的增加跟政府的消費不同，它並不能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驅動經濟向上發展。
加爾布雷思認為“黑金”對整體經濟的影響顯然有限，他沒有順理成章地追問：是否有些東西起到的作用跟“黑金”相同，而且它的數額足夠大，也不會在短時間內自我消亡？我對這個問題的答案是肯定的。我將會像加爾布雷思那樣，也來生造幾個詞：第一個是“灰金”，代表作用跟“黑金”相同的東西；第二個是“撈灰金”，用來描繪創造“灰金”的過程；第三個是“灰金客”，專指那些“撈灰金”的人。然後我將會指出，一個重要的“灰金”來源就在這個房間。我認為你們這些人恰恰創造了大量的“灰金”，因為在處理你們所持有的大量普通股股份時，你們在投資管理上采用了許多不明智的措施。
世俗智慧告訴我們，循規蹈矩的失敗比離經叛道的成功更能帶來好名聲。
——約翰·梅納德·凱恩斯
如果一個基金，或者其他投資者，每年將3%的資產浪費在多餘的、不帶來任何收益的管理成本上，而其管理的股票投資組合正處於急速上漲的階段，那它仍然會覺得變富裕了，盡管浪費的錢不少；而那些得到被浪費的3%的人雖然其實是“灰金客”，卻認為他們的錢是通過正當渠道賺來的。這種情況起到的作用跟那些尚未敗露的、肆無忌憚的挪用公款差不多。這個過程能夠自我維持很長的時間。而且在這個過程中，那些得到3%的人貌似在消費自己賺來的錢，但他們花的錢其實是來自一種隱蔽的、由股票價格上漲帶來的“財富效應”。
這個房間有許多人飽受歲月的摧殘——我指的是我這一代人和下麵一代人。我們傾向於認為勤儉節約、避免浪費是好事情，這種作風給我們帶來了很多好處。可是長久以來，經濟學家認為非理性的花銷是成功經濟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這讓我們感到既困惑又不安。我們不妨把非理性的花銷叫做“傻子消費”。講完“傻子消費”之後，接下來我要向你們這些老派價值觀持有者講的是“撈灰金”——跟挪用公款起到相同作用的行為。一大早跟你們講這些可能不太好。但請你們相信，我並不喜歡“撈灰金”這個話題。我隻是認為現在“撈灰金”的行為很普遍，給經濟造成了很大的影響。而且我也認為人們應該認清現實，即使並不喜歡它；實際上，當不喜歡它的時候，就更應該認識清楚。我還認為人們應該高興地接受通過仔細思考而無法破解的悖論。即使在純數學領域，他們也無法解決所有悖論；我們更應該明白，有許多悖論是我們不管喜歡與否，都必須接受的。
趁這個機會我想提一句，剛才我說投資機構每年將3%的資產浪費在股票投資管理上，但許多機構浪費的遠遠不止這個數字。在我向那些基金會財務總監發表過講話之後，有個朋友寄給我一份有關共同基金投資者的研究報告摘要。這項研究的結論是，在一段為期15年的時間，一般共同基金的投資者年均回報率是7.2%，而這些股票基金同期的年均回報率是12.8%（可能是扣除成本之後的）。不管基金扣掉成本之後，每年的收益比股票市場落後多少個百分點，在此之上基金投資者的每年實際收益同基金本身的回報率相差超過5%。如果這份共同基金研究大體上是正確的，那慈善基金像共同基金個人投資者那樣頻繁更換投資經理的做法就很成問題了。如果這份開放式基金研究提到的收益差確實存在，那它非常有可能是由下麵這種不明智的做法引起的：不斷地解雇業績落後的投資經理，把他們選中的股票徹底清倉，然後再聘請新的投資經理，給他們施加很大的壓力，要他們重新買進一些股份。
這種超快速的賣出買進無助於改善客戶的投資結果。一直以來，我對這份報告中所提出的問題深感煩惱。我如實地描述的現象看起來太過可怕，以至於人們往往認為我言過其實。接下來呢，新出現的情況會比我這種令人難以置信的可怕描述來得可怕得多。怪不得芒格對現實的看法總是不會廣受歡迎。這也許是我最後一次受邀向慈善基金會發表演講。
當前美國所有公司的職工股票期權高達7500億美元，由於不斷有舊的期權變現，不斷有新的期權加入，這筆財富的總數是不固定的，但總是不停地增長。如果再考慮到職工股票期權管理中的“撈灰金”行為，和普通股相關的“財富效應”對消費的刺激作用就更大了。目前標準會計規則不把股票期權當作公司成本，在這種腐敗會計行為的助長下，由職工股票期權引起的“財富效應”實際上是“灰金”效應。
接下來，考慮到標準普爾指數每上漲100點，股市總值就增加1萬億美元，再加上與所有“撈灰金”行為相關的凱恩斯乘數效應，我認為宏觀經濟的“財富效應”比普遍認為的要大得多。
股票價格造成的總“財富效應”確實非常大。而很不幸的是，股票市場會因過度投機而出現巨大的、愚蠢的瘋漲。股票有些部分像債券，對其價值的評估，大略以合理地預測未來產生的現金為基礎。但股票也有點像倫勃朗的畫作，人們購買它們，是因為它們的價格過去一直都在上漲。這種情況，再加上先漲後跌的巨大“財富效應”，可能會造成許多禍害。讓我們通過一次“思維實驗”來弄清楚這個道理。英國有個大型的退休金基金曾經買進許多古代藝術品，打算10年後拋售。10年後它確實拋售了，賺取的利潤還過得去。假如所有退休金基金用全部資產來購買古代藝術品，隻買古代藝術品，那最終會給宏觀經濟帶來什樣的糟糕結果呢？就算隻有一半的退休金基金投資古代藝術品，難道結果不也會很糟糕嗎？如果所有股票的價值有一半是瘋狂哄抬的結果，這種情況不是跟半數退休金基金的資產都是古代藝術品一樣可怕嗎？
《戴珍珠耳環的女孩》
（Girl with a Pearl Earring）
維梅爾·德爾夫特，1665年油畫，46.5cm×40cm，海牙莫瑞泰斯皇家美術館。
我認為現在的股票價格被非理性地抬高了，這種觀點與你們曾經從那些誤人子弟的教授那像聆聽福音一樣恭恭敬敬地學到的“有效市場”理論恰好相反。你們那些誤人子弟的教授太過信奉經濟學中的“理性人”假設，對心理學中的“非理性人”理論則所知甚少，也缺乏實際的生活經驗。人類跟旅鼠一樣，在某些情況下都有“集體非理性”的傾向。這種傾向導致聰明人產生了許多不理智的想法，做了許多不理智的行為——比如說出席今天會議的許多基金會的投資管理實踐。如今每個機構投資者最害怕的事情就是它的投資實踐和大家的不同，這是很可悲的。
好啦，在這個早餐會上，我不自量力的分析就到這。如果我是正確的，和以前的繁榮更大的時期相比，當前的經濟繁榮更大地受到與普通股相關的各種“財富效應”的影響更大，其中有些“財富效應”令人感到惡心。如果是這樣的話，當前經濟繁榮的程度越高，將來股票下跌的幅度就會越大。那些經濟學家也許終將認識到，當股票市場的上升和下跌被人們當作趨勢時，股票市場下跌給選擇性消費帶來的壓力就大於股票市場上升時帶來的拉力。我認為經濟學家要是願意借鑒其他學科最好的思想，或者隻要更加仔細地觀察日本的情況，他們早就會明白這個道理了。
說到日本，我這也想提出一個想法，我認為從非常長遠的角度看，經濟活動中可能存在一種“道德效應”——比如說，當年威尼斯之所以盛極一時，完全得益於複式簿記法對當時道德行為的推動；與此相反，目前做假賬的情況泛濫成災，從長遠來看，這最終將會造成嚴重的惡果。我的建議是，當金融界的情況開始讓你們想到索多瑪和蛾摩拉（注：《聖經》中記載的兩座罪惡之城，被上帝用天火焚燒毀滅），你們就是再怎想參與其中也必須恐懼由此帶來的可怕下場。
最後，我認為我今天的演講，以及我上次對一些基金會財務總監所作的演講，並不是為了讓慈善基金會掌握一些投資技巧。如果我的看法沒錯，幾乎美國所有基金會都是不明智的，因為它們沒能理解自身的投資運作和大環境之間的密切關係。如果是這樣，情況可不太妙。生活中有個粗略的道理是這樣的：如果一個機構在複雜的大環境中有一方麵做得不夠好，那它其他方麵也非常有可能做得不夠好。所以我們不但需要改善基金的投資實踐，而且也要提高基金捐贈的智慧。有兩個古老的法則能夠引導我們：一個是道德的法則，一個是謹慎的法則。
人們可以把20世紀90年代股市盛行的當天買進、當天賣出的做法視為“集體非理性”的典型。
詹姆斯·博斯韋爾和塞繆爾·約翰遜
詹姆斯·博斯韋爾（James Boswell，1740——1795）是蘇格蘭的律師和雜文家。在塞繆爾·約翰遜去世之後第七年，也就是1791年，博斯韋爾出版了兩卷本的《塞繆爾·約翰遜傳》，隨即聲名大噪。1763年，博斯韋爾和約翰遜相識於倫敦一家書店，並很快成為好朋友。
道德的法則來自塞繆爾·約翰遜，他認為對於一個身居要位的官員而言，保持可以輕易消除之無知就是在道德責任上的瀆職。謹慎的法則是一句廣告中蘊含的道理：華納及史瓦塞公司有句機械工具的廣告語說：“需要新的機器而尚未購買的公司，其實已經在為它花錢了。”我相信這個規則對於思想工具來說也同樣適用。如果你們缺乏正確的思想工具，你們，以及你們試圖要幫助的人，就已經深受你們這種可以輕鬆消除之無知的毒害。
這是慈善圓桌組織邀請查理發表演講的信，上麵有查理謝絕的答複。查理後來改變了主意，同意在翌年發表演講。
重讀第七講
現在看起來，2000年11月發表的這次演講在當時非常及時，因為自那以後，股市令人不愉快的現象愈演愈烈，尤其是對高科技股而言。
但據我所知，聽過這次演講，或者看過這篇講稿的人，完全沒有人作出理論的回應。我仍然認為多餘的投資成本催生的“撈灰金”行為給宏觀經濟造成了重大影響。可惜沒有任何受過經濟學訓練的人試圖和我探討這個問題。
這種漠視並沒有讓我灰心，我打算進一步發揮我的理論，結合第六講和第七講中的推理，通過“思想實驗”繼續討論投資成本的問題。
假設在2006年，股票的價格上漲了200%，而企業的盈利沒有增長，那全部美國企業的所有可合理分配的利潤加起來，尚且沒有股票持有者的投資成本多，因為這些成本上漲的比例跟股票價格是一樣的。隻要這種情況延續下去，扣除投資成本之後，全部企業的所有者將得不到一分錢。而那些摩擦成本製造者所得到的，反而比全部可合理分配的企業利潤還要多。到了年底，企業所有者若想賺錢，隻能將他們持有的股份賣給“新資金”的提供者。而那些提供“新資金”的人由於付出了持續高漲的投資成本，隻能指望股票的價格將會無休止地上漲，而股票持有者將得不到任何淨利潤，除非把股票賣給又一批“新資金”的提供者。
在許多摩擦成本製造者看來，這種怪異的狀態是最理想的，企業可合理分配的利潤100%地落到他們手是天經地義的，落到股東手才是浪費。有些經濟學家也會認為這樣的結果很好，因為這是自由市場的結果。但在我看來，這種怪異而令人不安的現象無疑更像是如下三種東西的結合體：（1）貪婪地收取不合理的手續費的賭場；（2）與明顯不適合養老基金參與的天價藝術品市場相同的龐氏騙局；（3）終將破裂並且可能給宏觀經濟造成惡果的投機泡沫。這種情況很有可能給各種社會文明製度帶來極大的破壞。
我認為要是出現這樣的局麵，哪怕沒我說的那嚴重，美國的聲譽也會受到傷害，而且理所當然。
請愛護你的聲譽，像珍惜你最貴重的珠寶那樣——因為信譽就像火焰，點著之後，你可以輕鬆地讓它燃燒，可是一旦把它撲滅，你必須很費力才能再次點燃它。獲取好聲譽的辦法是努力成為你想要成為的人。
——蘇格拉底
會計行業在公司瀆職中扮演了為虎作倀的角色，查理通過這篇道德寓言劇宣泄了他對此現象的憤怒。這篇講稿是查理在2000年夏天度假時親手寫下的，他預測將於2003年浮出水麵的醜聞提前敗露了，直到今天仍是重要的話題。
早期的寬特科技公司有點像C. F. 布勞恩工程公司（C. F. Braun Engineering）；查理非常欽佩這家公司的創始人卡爾·布勞恩。（布勞恩公司後來整體出售給科威特政府，所以晚期的寬特科技公司並不是以C. F. 布勞恩為原型編造出來的。）
查理記錄了領導層的更換如何導致非常成功的公司變成平庸的企業——甚至更糟糕，變成一家聲名狼藉、關門大吉的企業。當新管理層采用現代的金融工程技巧，特別是啟用了股票期權的激勵製度卻沒有將股票期權算作公司的成本時，一切都完了。
莎士比亞的戲劇《亨利四世》中說：“我們首先要做的是殺掉所有的律師。”曾是律師的查理可能會反對這個主意，但如果要殺的是會計師呢？那就……
第八講 2003年的金融大醜聞
查理·芒格記錄於2000年夏天
2003年爆發的金融大醜聞使得寬特科技公司——人們向來稱之為寬特技術——突然間聲名掃地。寬特科技這時已經是全國最大的純工程企業，這是其傳奇式創始人阿爾伯特·貝索格·寬特工程師多年苦心經營的成果。2003年之後，人們開始把寬特科技的故事當作一出兩幕的道德劇。第一幕是偉大的創始人寬特的時代，被看作是道德高尚的黃金時代。第二幕是這位創始人的後繼者的時代，被視為道德淪喪的時代，在這個時代的末期，寬特科技變得跟索多瑪或蛾摩拉差不多。
這篇記錄將會清楚地展示，寬特科技從好到壞的轉變並不是在其創始人於1982年去世後突然發生的。1982年之後，該公司仍保留了許多好的作風，而早在1982年之前許多年，寬特科技所處的金融文化環境就已經出現嚴重的問題了。
在我們的故事中，寬特科技（Quant Tech）是一家虛構的工程公司，它經曆了許多真實公司常見的弊端——特別是沒有在會計報表中正確地反映出職工股票期權成本的致命傷。
要理解寬特科技的故事，我們最好把它當作一出經典悲劇，在劇中，隻是一個漏洞就遭到了命運女神的懲罰。這個漏洞就是該國對職工股票期權的特殊會計處理。寬特科技和它的國家成了受害者。這次金融大醜聞的情節就好像是索福克勒斯筆下的悲劇。
1940年11月7日，華盛頓州皮尤吉特河塔科馬灣上第一座吊橋垮塌，原因是施工不合格，該地區常年刮大風，設計方卻沒有正確地考慮到這個因素的影響。當時該橋才通車幾個月。
1982年去世的時候，阿爾伯特·貝索格·寬特為他的繼任者和造物主留下了一家非常繁榮和有為的公司。寬特科技惟一的業務是設計新型的發電廠，這種小型發電廠能夠改善電力供應，而且超級清潔、超級節能，備受世界各國歡迎，給該公司帶來了不菲的設計收入。
在1982年，寬特科技占據該行業的龍頭地位，營業收入為10億美元，而盈利高達1億美元。它的成本主要是支付給參與設計的技術員工的薪酬。直接的員工薪酬成本占到營業收入的70%。在這70%麵，30%是基本工資，40%是依據創始人設計的一套複雜方法計算出來的獎金。所有薪酬都以現金支付。該公司沒有股票期權，因為寬特先生認為對股票期權的法定會計處理方式“軟弱、腐敗和令人鄙視”，他不想企業做糟糕的賬目，正如他不想做糟糕的工程設計。除此之外，這位老先生還堅持嚴格依據業績標準來給個人或小組發放巨額的激勵性獎金，而不願意像其他公司那樣采用股票期權作為激勵機製，因為他認為那種做法是不可取的。
然而，即使在這位老先生的製度之下，大多數把畢生心血奉獻給寬特科技的員工也已經變得富裕起來，或者肯定會變得富裕起來。之所以如此，是因為那些員工和其他不在公司任職的股東一樣，也從市場上購買寬特科技的股票。這位老先生向來認為，他的員工既然擁有足以設計發電廠的聰明才智和自律意識，當然會通過這種方式來好好為自己謀利。他有時候會建議員工去購買寬特科技的股票，但也就是到此為止，不會表現出更多的家長作風。
等到1982年他去世的時候，寬特科技完全沒有債務，如果不是為了提高公司知名度，不管業務增長多快，它的運營根本就不需要股東的資金。然而，老先生相信本傑明·富蘭克林的名言“空袋子很難豎起來”，他想要寬特科技巍然屹立。此外呢，他熱愛他的企業和同事，總是希望手持有大量的現金等價物，以便發生不測時有充分準備，或者遇到機會時能夠抓得住。所以到1982年，寬特科技持有五億美元的現金等價物，大概是年收入的50%。
1982年的寬特科技不但擁有健康的財務報表和行之有效的企業文化，還擁有一個快速變化、快速增長的行業中的關鍵技術，隻要繼續采用老先生的方法，在未來20年，它的年均利潤必定可以達到收入的10%，而年收入增長必定可以達到20%。在這20年之後，從2003年開始，在很長一段時間內，寬特科技的利潤將會繼續保持在年收入的10%，而年收入的增長速度將會下降到每年4%。但沒有人能夠準確地預言這段不可避免的收入增長緩慢期將會從什時候開始。
老先生為寬特科技設定的利潤分配製度非常簡單：他從來不派紅利，而是把所有利潤轉換成現金等價物累積起來。
任何有經驗的股票投資者都能看到，1982年是購入擁有大量現金的寬特科技的良機，當時它的市盈率隻有15，而且盡管它的前景非常好，整個公司的市值隻有15億美元。既然公司前景很好，市值為什很低呢？這是因為在1982年，其他很棒的股票的市盈率也隻有15，甚至更少，這也是因為當時的利率很高，而且持股人此前多年的投資回報率相當令人失望。
索福克勒斯
（Sophocles，公元前496年——公元前406年）
索福克勒斯是古希臘的編劇、劇作家、神職人員和雅典政治家，被認為是希臘的三大悲劇作家之一（其他兩位是埃斯庫羅斯和歐庇得斯，他經常與這兩個人展開戲劇競賽）。索福克勒斯創作的劇本超過100部，包括亞士多德在內的許多學者認為他是古希臘戲劇史上最偉大的編劇。他的存世作品中最著名的是悲劇《俄狄浦斯王》和《安提戈涅》。
寬特公司在1982年的低市值造成的後果之一，就是令那些董事感到不滿意，老先生剛剛去世，他們就開始蠢蠢欲動。如果這個董事會很明智，他們會利用手頭所有的現金和外麵借來的資金大量買進寬特科技的股票。然而，這樣的決定並不符合1982年常見的企業經營智慧，所以董事會作出了常見的決策。他們從寬特科技之外聘請了新的首席執行官（CEO）和財務總監（CFO），這些人來自一家實行員工股票期權激勵計劃的公司，該公司市值是年報披露利潤的20倍，盡管其資產負債表比寬特科技差很多，利潤的增長速度也沒有寬特科技那高。寬特科技的董事們聘請這兩位新的高層管理人員的意圖很明確，就是希望盡快提高公司的市值。
寬特科技新上任的管理層很快意識到，他們很難更快地提高公司的年收入，也很難增加寬特科技的利潤率。創始人在這兩方麵已經做到了盡善盡美。新上任的管理層也不敢改變運作得如此之好的企業文化。因此，新管理層決定啟動他們所謂的“現代金融工程術”，迅速采用各種盡管存在爭議但又合法的手段以提高財務報表上的盈利，先從簡單但是重大的改起。
命運弄人，這種讓寬特科技的創始人原本極其憎惡的股票期權記賬方法，現在卻讓新管理層的工作變得十分輕鬆，而且最終將會毀掉寬特科技的聲望。當時美國通常的會計做法是這樣的，假如先給了員工認股權，公司便可以將股票低於市場價賣給員工，折讓給員工的部分就相當於現金（如果員工同時將股票以市場價格立刻賣掉的話），但在做賬的時候並不用記為薪酬支出，從而不會影響年報披露的盈利。雖然這種特別奇怪的記賬方法遭到某些最聰明正直的會計師的反對，但會計行業還是采納了，因為大多數企業的管理人員不願（會計師）將他們從行使股票期權中得到的收益算入公司成本，那樣的話他們任職的公司的利潤就會下降。會計行業在做出這個特別怪異的決定時竟然奉行的是那些跟優裕的資深會計師截然不同的人所奉行的準則。這項準則通常是那些食不果腹、無權無勢的人遵守的：“誰給我麵包吃，我就給誰唱歌。”幸運的是，稅務部門並沒有像會計行業那樣采用這種特別怪異的記賬方法。稅務部門擁有基本的常識，理所當然地將行使股票期權獲得的收益視為薪酬成本，在計算企業所得稅的時候會把這部分減去。
寬特科技的新管理層精通金融業務，他們一眼就看出，隻要使用這種特別怪異的記賬方法，再加上完善的所得稅征收製度，寬特科技會有極大的機會，隻要采取非常簡單的做法，就能增加其年報上披露的利潤。寬特科技每年大量的成本本來就是發放給員工的激勵性獎金，這為“現代金融工程術”提供了千載難逢的良機。
厄普頓·辛克萊
“讓人們去理解那些跟他們的利益衝突的事情是很難的。”
“正確的做法是永遠別讓錯誤的會計開始”
1991年，金融會計標準委員會提議將職員股票期權的部分真實成本視為支出。由於遭到企業界和國會的強烈反對，這項提案最終被大大縮水，僅僅要求公司在備注中有所披露。然而，目前美國通行的會計準則要求職員股票期權的部分真實成本在損益表中必須被記為支出。查理對此持懷疑態度：“等到股票期權被行使時，賬目上記錄的總成本往往比實際發生的總成本低很多。此外，那部分記到盈利下麵的成本通常被故意用不正當的辦法降低了。這種事情是很難杜絕的。正確的做法是永遠別讓錯誤的會計開始。”
例如，管理層可以很容易看出，如果1982年的寬特科技用行使員工股票期權得到的利潤代替它那四億美元的激勵性獎金成本，同時用省下來的獎金加上員工為股票期權支付的金錢來回購所有因行使期權而增發的股份，其他一切保留不變，那1982年寬特科技的年報披露的利潤將會上漲400%，從一億美元上漲到五億美元，而流通股的份額仍跟原來一樣！所以在管理人員看來，最正確的做法就是用員工行使股票期權的獲利來取代激勵性獎金。那些精於計算的工程師怎會在意他們的獎金到底是現金還是現金等價物呢？隻要管理層願意，作出這樣的替換安排似乎沒有什困難的。
然而，新管理層也很容易可以看出，他們在推行新把戲的時候必須小心謹慎，有所約束。很明顯，如果他們在某一年推行新把戲的力度太大，那可能會引起會計人員的抗議，或者遭到其他方麵的敵視。這無異於殺死一隻會下很多金蛋的鵝，至少對管理層來說是這樣。畢竟，他們非常清楚地知道，他們的把戲能夠增加年報披露的利潤，隻是因為他們把真實的盈利和偽造的盈利相加而已——因為通過這種把戲在年報上增加的盈利並不會給寬特科技帶來真正的經濟效應，隻會帶來那種臨時的虛假效應（這跟虛報期末存貨造成的虛假效應是一樣的）。新的CEO私下把這種迷人的、謹慎的做法稱為“明智的克製型造假”。
顯然，新管理層也認識到，用行使員工股票期權的利潤來取代獎金的做法不能一蹴而就，應該在未來多年逐漸實施。他們私下管這種謹慎的方法叫作“細水長流”計劃。他們認為這個計劃有四個優點：
第一，每年虛報一點利潤，被發現的概率比虛報大量利潤要低。
第二，雖然每年虛報的利潤不多，但經過多年累積，這個“細水長流”計劃將會產生巨大的長期效應，而且也不容易被人發現。那位財務總監私下恬不知恥地說：“如果我們每年隻在葡萄幹摻入一點點大便，這樣的話，就算最後出現了一大堆大便，可能也不會有人發現。”
第三，對於公司外部的會計師來說，一旦包庇過幾份顯示利潤有增長但包含了少數造假成分的財務報表，而不包庇同樣虛報利潤增長的財務報表，他們可能會覺得非常難為情。
第四，通過實施“細水長流”計劃，寬特科技的管理層可以防止醜聞或者更為嚴重的事情發生。其他公司實施的股票期權計劃比寬特科技更加大方，所以如果有人提出異議，管理層可以解釋說，適當地實行員工股票期權計劃有助於吸引和留住人才。實際上，考慮到這種怪異的股票期權記賬方法對企業文化和股市熱情的影響，這種說辭往往是正確的。
你們必須遵守他為這家事務所設定的原則，必須維護他的聲譽。你們不能打著他的旗號去做壞事。我敢保證，如果你們不遵守他的原則，他寧願這家事務所倒閉。他給你們留下了巨大的信譽。你們的機會很好，你們的責任也很重大。
——鄧肯·利托菲爾牧師在阿瑟·安達信（上圖）葬禮上的講話
1947年1月13日
龐氏騙局
現代金融工程術最著名的例子之一是1919年在波士頓發源的龐氏騙局。卡爾洛·“查理”·龐茲（Carlo“Charles”Ponzi）聲稱他有能力利用國際郵政票據套利，許諾90天可獲利50%，吸引了數以千計的投資者。為了建立信用，他把新投資者的錢作為利潤返回給舊投資者——這是典型的金字塔騙局所用的花招。龐茲很快就募集了數百萬美元的資金。1920年，《波士頓郵報》刊發文章質疑龐茲的做法，於是有關方麵對龐茲展開了獨立的審計。審計表明這是騙局，投資者要求退錢。到最後，平均每個投資者隻收回了37%的資金，龐茲被判了幾年有期徒刑。20世紀20年代末期，出獄後的龐茲死不悔改，又開始兜售佛羅達州一些毫無價值的土地。
具備上述四個優點的“細水長流”計劃明顯是個好方法，寬特科技的管理層現在隻要決定每年增加多少虛假利潤就行了。這個決定也是很容易做出的。管理層首先考慮三個他們想要滿足的合理條件：
首先，他們希望這個“細水長流”計劃能夠持續不斷地實施20年。
其次，他們希望在這20年麵，寬特科技每年披露的利潤增長幅度都差不多，因為他們認為，如果寬特科技每年的年報披露的利潤增長都很穩定，那些代表機構投資者的理財分析專家將會給予寬特科技的股票較高的估值。
第三，為了維護年報披露的利潤的可信度，他們不想引起投資者的懷疑，所以即使在第20年，寬特科技從設計發電廠得到的利潤率也不會高過40%。
確定這些要求之後，管理人員計算起來就簡單了，因為他們已經估算出寬特科技的收入和盈利將會在未來20年每年增長20%。管理人員很快決定利用他們的“細水長流”計劃，讓寬特科技的披露利潤每年增長28%，而不是像該公司的創始人老老實實地報出20%。
就這樣，這個“現代金融工程”大騙局逐漸將寬特科技推向悲劇的下場。人類曆史上沒有幾個臭名昭著的大騙局能比這場騙局幹得更漂亮了。根據會計師核準的年報，寬特科技的利潤每年增長28%。除了少數幾個公認的不切實際、過於迂腐、憤世嫉俗的怪物之外，沒有人批評寬特科技的財務報表。該公司的管理層繼續執行創始人從不分派紅利的做法，這很大程度上維護了寬特科技年報的可信度，人們相信它每年的盈利增幅確實達到了28%。在那種通常破壞現實認知的巴甫洛夫聯想反射效應的影響之下，認為寬特科技擁有大量現金等價物的人們萬萬不會想到其年報披露的部分利潤竟然是偽造的。
因此，在“細水長流”計劃實施了幾年之後，寬特科技的管理層自然想要讓該公司年報披露的每股盈利繼續以28%的速度增長，同時大幅度地虛報公司持有的現金等價物的增長。這種辦法取得了很大的成效。等到這個時候，寬特科技公司股票的市盈率已經非常高，通過不匹配地逐步增加購股權持有量，公司管理層開始相應減少用現金支付獎金，或者相應減少回購寬特科技的股票。管理層很容易意識到，這種改變極大地完善了他們最初的計劃。這不但使得他們虛報盈利的做法因現金加速增長而變得更難以察覺，而且還為寬特科技引入了龐氏騙局效應或者連鎖信效應，給包括管理層在內的現有股東帶來了切實的好處。
在這個時候，管理層還解決了最初的計劃中的另一個漏洞。他們發現，由於寬特科技虛報的盈利以每年28%的利潤增長，而作為稅前利潤的一部分，寬特科技繳納的所得稅相對稅前利潤稅率卻逐年下降。這顯然會招致他們不想看到的質疑和批評。這個問題很快被消除了。外國的許多發電廠都是由政府出資興建並歸政府所有的，寬特科技很容易說服某些外國政府支付更高的設計費，隻要寬特科技額外交給這些外國政府的所得稅比增加的設計費多一點點就可以。
信任，但去證實
有一個好辦法可以查證企業年報中披露的利潤是否屬實，那就是將年報中披露的好消息和該企業實際繳納的所得稅進行比較。由於管理層不願給美國稅務局看他們用來糊弄股東的注水報表，所以企業的10K表格中“支付所得稅的現金”一欄往往更為準確、更為忠實地反映了該企業的真實盈利。
幾何級數增長：與直覺背道而馳
為了讓年輕的學生領略複利的魔力，有位教師提出了一個有趣的方案：
“我打算給你兩個選擇，但選中之後不能改變主意，所以選之前仔細考慮。第一個選擇是，我每天給你1000美元，連給30天，你拿到錢之後隨時可以花。第二個選擇是，我第一天給你一美分，第二天給你兩美分，第三天給你四美分，每天給你的錢是前一天的兩倍，這樣持續30天，但你必須等到30天結束之後才能用這筆錢。”
年輕人想到連續一個月每天有1000美元可以花就很心動，他可不想一個月後口袋隻有一堆分幣可以用，所以他選擇了第一個。他的選擇明智嗎？
按照第一個選擇，年輕人總共可以得到3萬美元。按照第二個選擇，複利的魔力將會使總數達到5368709.12美元。
最後，寬特科技在2002年的年報中披露，該公司的利潤為160億美元，收入為470億美元，包括大量由現金等價物產生的利息收入，而這些現金有相當一部分來源於這些年淨增加的股份。現在寬特科技持有的現金等價物達到了驚人的850億美元，大多數投資者認為一家擁有如此之多現金的企業每年能夠賺到其年報披露的160億美元的利潤也不是不可能的。在2003年，寬特科技的市值高達1400億美元，是其2002年披露利潤的90倍。
如果讓人選擇增長速度的話，所有人會選幾何級數，可惜地球上的資源是有限的。
但是，所有人類對幾何級數增長的過度追求，在一個有限的地球上，最終都以慘痛收場。2003年，寬特科技在這兩個方麵都失敗了。
到2003年，寬特科技的真實盈利能力隻以每年4%的速度增長，因為公司的銷售收入增長速度已經下降到4%。這時寬特科技沒有辦法避免讓其股東——主要是機構投資者——大失所望。股東的失望使寬特科技的股票價格直線下跌，一下子跌去了50%。股票價格的暴跌反過來又促使人們重新審視寬特科技的財務報告。最後，終於人人都看清楚了，原來該公司絕大部分的利潤都是偽造的，而且這種大規模的故意篡改已經持續了很多年。這導致寬特科技的股票繼續狂跌，等到2003年年中，寬特科技的市值隻剩下1400億美元，和六個月前的高峰期相比，90%的市值蒸發了。
這是一家非常重要的公司，從前它廣受推崇，很多人都買了它的股票，所以它的股票價格暴跌了90%，總共有13000億美元的市值消失了，這給人們帶來了巨大的痛苦。寬特科技的醜聞敗露之後，公眾和政界自然把滿腔怒火都發向了寬特科技，盡管這個國家最好的發電廠依然是由該公司那些值得尊敬的工程師設計的。
怒火並沒有隻燒到寬特科技就熄滅。它很快蔓延到其他公司，其中有些公司明顯也犯了跟寬特科技相同的錯誤，隻是嚴重程度有所不同。公眾和政界的怒火就像引發它的行為那樣，很快就變得不可收拾。這次金融醜聞不僅令投資者血本無歸，而且還引發了嚴重的經濟衰退，就像20世紀90年代日本經濟在企業界長年累月做假賬之後陷入蕭條那樣。
這次大醜聞之後，公眾對各種專業人士非常反感。當然，遭到最多譴責的是會計專業人士。製定會計師準則的機構的縮寫是“F. A. S. B”（Financial Accounting Standard Board，金融會計標準委員會），現在每個人都說這四個字母代表“Financial Accounts Still Bogus”（金融會計還做假）。
經濟學教授也遭到非議，人們責怪他們未能敲響警鍾，沒有提醒公眾注意廣泛的做假賬行為將會給宏觀經濟帶來的糟糕後果。傳統經濟學家是如此令人大失所望，乃至哈佛的約翰·肯尼思·加爾布雷思獲得了諾貝爾經濟學獎。畢竟他曾經預言大規模的、尚未敗露的公司舞弊行為將會對經濟產生極大的刺激效應。人們發現2003年之前的情況跟加爾布雷思的預測差不多，而且隨後那些年，那種情況果然導致經濟陷入了大衰退。
下麵是著名經濟學家約翰·肯尼思·加爾布雷思的名言集錦：
“我們都認為悲觀是智力超群的標誌。”
“美當然沒有絕對的標準。所以追求美才會如此有趣。”
“如果你什都不想做，那你就去開會吧。”
“經濟預測的惟一功能是讓占星學變得令人尊敬。”
“現代的保守主義者從事的是道德哲學中最古老的活動，也就是說，他們要為自私尋找一個超級漂亮的道德借口。”
“許多美國人死於食物過多，而非死於食物太少。”
“當麵臨要改變想法、要證明無需這做的選擇時，絕大多數人都會忙於尋找證據。”
“那些走運的人總是說他們過得幸福是因為他們的道德很高尚。”
“難道你不明白嗎，‘讓一家企業停泊在廢話當中，和讓它駛入麻煩的思維之海比起來，是一種好得太多、太多的做法。’”
“有權勢的人總是寧願拿全副身家去冒險，也不肯舍棄一點利益。”
“在任何大型組織麵，和多數人一起錯比一個人對安全得多。”
“他們的聲譽本來就隻有薄餅那點，哪有好多可以跌啊。”
由於美國國會和證券交易委員會（SEC）的許多成員都是律師，而這些律師參與起草的財務披露法規現在都被視為是漏洞百出，所以每個星期都有關於“律師”的新笑話。其中有一個是這樣的：“肉販說：‘律師的聲譽最近下跌了好多啊。’收銀員說：‘他們的聲譽本來就隻有薄餅那點，哪有好多可以跌啊。’”
但公眾對專業人士的敵視並不僅限於會計師、經濟學家和律師。許多向來潔身自好的專業人士的聲譽也遭到了“池魚之殃”，比如說工程師，他們根本就不懂得在這個國家已經泛濫成災的金融詐騙。
到最後，許多對這個國家有益的、也是它未來的福祉所需的行業都遭到了廣泛的、不明智的仇視。
這時，天庭采取了行動。目睹一切的上帝本人改變主意，決定提前審判2003年金融大醜聞這樁令人傷心的案子。他召喚來他的首席大偵探，並說：“史密斯，我要公正嚴明地處理這件事，你去把那些最應該為此負責的罪人帶進來。”
但史密斯帶來的是一群證券分析專家，多年以來，這些人一直為寬特科技的股票搖旗喊。大法官感到很不高興。“史密斯，”他說，“我不能對低級的認知錯誤進行最嚴厲的處罰，這些錯誤大部分由俗世的標準激勵製度引起，是在下意識的情況下發生的。”
接下來，史密斯帶來了一群美國證券交易委員會的委員和一些位高權重的政治家。“不，不，”大法官說，“這些人受到許多令人遺憾的力量的左右，他們也是身不由己，你指望他們遵守正確的行為規範是不合理的。”
威廉·布萊克通過各種媒介——包括素描、木刻畫、版畫、水彩畫等——創造了《上帝審判亞當》（God Judging Adam，1795年）的畫麵。其中一幅偉大的作品是由鉛筆、墨水和水彩完成的彩色蝕刻凸版畫，現藏於紐約的大都會藝術博物館。
首席偵探這下以為他終於明白了。接著他把那些在寬特科技落實他們的“現代金融工程”的高層管理人員給抓來了。“你差不多抓對了，”大法官說，“但我要你帶來的是造孽最深的罪人。這些管理人員當然會遭到嚴厲的處罰，因為他們作奸犯科，毀掉了那位偉大工程師的遺產。但我要你抓的是那些很快會被打入地獄最底層的混蛋，那些本來可以輕而易舉地阻止這次大災難的人。”
首席偵探終於真正明白了。他記得地獄最底層是為背叛者準備的。所以他現在從煉獄帶來一群老人，這些人在世時曾是各大會計師事務所傑出的合夥人。“這就是你要的背叛者，”首席偵探說，“他們在處理員工股票期權時采用了錯誤的記賬方法。他們在一個高尚的行業中身居高位，那個行業的職責和你差不多，都是通過設定正確的規則，來幫助社會正確地運轉。才華出眾、錦衣玉食的他們居然故意造成如此明顯可預測的謊言和欺騙，真是罪無可赦。他們完全知道他們的所作所為是極其錯誤的，然而他們還是執迷不悟。由於司法係統受到商界的影響，你開始誤將他們判得很輕。但現在你可以把他們送到地獄的最底層啦。”
大法官被這通慷慨陳詞鎮住了，沉默了片刻。
然後他安靜地說：“幹得好，你是我忠誠的好仆人。”
我寫這篇文章的初衷並非為了預言2003年的情況。它是一篇虛構作品。除了有關加爾布雷思教授的內容，任何與真實的人物或企業雷同的情節均屬巧合。這篇文章的用意是提醒人們留意現代社會中的某些行為和信念係統。
上圖是“2003年的金融大醜聞”的初稿，這是查理2000年在明尼蘇達度假時寫下的。
重讀第八講
2000年夏天，我在寫這篇文章的過程中得到很多樂趣。但我很認真地想證明，對股票期權的標準記賬方法與那些更廣為人知的簡單欺騙作假手段本質上沒有什區別。
在我看來，做假賬無異於在蓋高層公寓樓的時候把鋼筋從水泥中抽走，允許這做的行業和國家必將學到慘痛的教訓。而且假賬的破壞作用比那些害死人的豆腐渣工程更大。畢竟，那些無良的建築商很難給他們的肮髒行為找到正當的理由。因此無良的會計行為比無良的建築行為更容易擴散。事實正是如此，股票期權的無良記賬方法已經變得無處不在。
上圖是記錄台灣氏7.6級地震所造成的破壞的照片。大多數建築物毀壞的原因是其混凝土結構麵沒有足夠的鋼筋。
自從我寫下這第八講以來，情況已經有所改善。目前美國的會計行業要求職員股票期權的部分真實成本在損益表中必須被記為支出。然而，等到股票期權被行使時，賬目上記錄的總成本往往比實際發生的總成本低很多。此外，那部分記到盈利下麵的成本通常被故意用不正當的辦法降低了。
這篇關於會計的寓言是一個令人悲傷的例子，它再次證明能給人們帶來好處的罪惡很難被消除，因為大量的人認為，一件事隻要能給他們帶來利潤，就不可能是罪惡的。
享樂是罪惡的最大動因。
——柏拉圖
查理在加州大學聖塔巴巴拉分校發表這次演講那天，本書的編輯連續12個小時跟他在一起。我們當天的行程是這樣的：從洛杉磯驅車兩個小時過去，午飯，演講前會議，演講，演講後招待會，最後到甲骨文集團的財務總監（現任董事會主席）傑夫·亨利家吃飯。查理當時盡管離80歲生日隻有幾個月，但還是表現得像個不知疲憊的大師。他在那天表現出來的犀利、耐力和幽默令人驚歎和敬佩。
查理這次演講的內容可以被當成芒格方法的綜合理論。查理在演講中整合了許多他從前講過的思想，有條有理地將它們糅合成一種連貫的哲學，奉獻給他的聽眾。
當天的聽眾是這所名牌大學的經濟係的師生，向他們表達對軟科學中缺乏跨學科研究的現狀的惋惜及改進的方案，是再合適不過的了。
第九講 論學院派經濟學：考慮跨學科需求之後的優點和缺點
赫伯·卡伊本科生講座加州大學聖塔巴巴拉分校經濟學係2003年10月3日
我已經粗略地列出了我這次演講的提綱，依照這個提綱講完之後，我就來回答你們的提問；隻要你們願意聽，我就會一直講下去，直到有人把我拖到我該去的地方。你們也許已經猜到，我答應來演講，是因為這幾十年來，我對如何讓各門軟科學學科之間更好地進行對話這個主題非常感興趣。當然，從許多方麵來講，經濟學都是軟科學中的皇後。它應該比其他軟科學出色。我認為和其他軟科學學科相比，經濟學在跨學科研究方麵做得更為出色。但我認為經濟學的跨學科研究做得還是不夠好，所以我願意在這次演講中談談它的不足之處。
第二條黑帶
在授予自己第一條膽量黑帶之後20年，查理在加州大學聖塔巴巴拉分校發表這次演講時又給自己授予了第二條。
由於我要談的是學院派經濟學的優點和缺點，所以你們有權知道一個有趣的事實：我從來沒有上過一節經濟學課。你們可能會覺得奇怪，我既然這毫無資格，怎還敢大言不慚地發表這次演講呢？答案是，我在膽量方麵是黑帶水平。我天生就膽大。就我所知，有些女人在花錢方麵是黑帶水平，她們天生就會花錢。而我呢，我得到的是膽量黑帶。
但是呢，有兩種特殊的經驗讓我擁有一些有用的經濟洞察力。一種經驗來自伯克希爾·哈撒韋，另外一種來自我個人的教育經曆。當然，我在伯克希爾的經曆是很有趣的。當沃倫接管伯克希爾的時候，公司的市值大約是1000萬美元。現在距當年已經有四十幾年了，伯克希爾的流通股比當年多不了多少，但市值達到了大概1000億美元，增長了一萬倍。由於多年以來伯克希爾的業績持續增長，很少有投資失誤的例子，這最終引起了關注，人們覺得沃倫和我可能在微觀經濟學方麵有一些獨到的看法。
曾經有位獲得諾貝爾獎的經濟學家在很長的一段時間如此解釋伯克希爾·哈撒韋的成功：
起初，他說伯克希爾能夠在流通股投資上打敗市場，是由於一個運氣西格瑪，因為在他看來，除了靠運氣，沒有人能夠打敗市場。這種僵化的有效市場理論在當時各個經濟學院非常流行。人們學到的理論是沒有人能夠打敗市場。接下來，這位教授隨後又引入了第二個西格瑪、第三個西格瑪、第四個西格瑪，到最後，他總共用到了六個運氣西格瑪，引起了人們的嘲笑，於是他終於不再這做了。
然後呢，他的解釋扭轉了180度。他說：“仍然是六個西格瑪，但那是六個技藝西格瑪。”這段令人非常悲傷的曆史證實了本傑明·富蘭克林在《窮理查年鑒》中說過的話：“如果你想要說服別人，要訴諸利益，而非訴諸理性。”這個人改變了他的愚蠢觀點，是因為再不改的話，他就要吃虧了。
在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的朱利斯·斯坦因眼科研究所（The Jules Stein Eye Institute），我也觀察到同樣的情況。我曾經問：“你們為什用一種完全過時的白內障手術來治療白內障呢？”那個人對我說：“查理，這種手術很容易教呀。”後來他不再使用那種手術，這是因為幾乎所有病人都用腳投了反對票。這再次說明，如果你們想要改變別人的想法，要訴諸利益，而非訴諸理性。
伯克希爾取得了非凡的業績，但我們從來毫不留意僵化的有效市場理論。我們也從來不曾留意從這種思想派生出來的各種理論。人們將這些學院派經濟學理論用於公司理財，進而演變出諸如資產定價模式等等荒謬的理論，我們從來不去注意。鬼才相信隻要投資高波動性的股票，每年就能獲得比市場平均回報率高七個百分點的收益呢。
然而說了你們也許不信，就跟朱利斯·斯坦因眼科研究所的醫生一樣，人們一度對這樣的理論深信不疑。相信的人得到了回報，於是這種理論就傳播開了。現在仍有許多人相信。但伯克希爾從來不曾留意過它。現在我想，更多的人傾向於我們的看法，那種認為市場完美無瑕的思想是愚蠢的。
朱利斯·斯坦因眼科研究所
朱利斯·斯坦因眼科研究所是由朱利斯·斯坦因醫生夫婦在1966年創辦的。它是一個視覺科學研究中心，致力於維護視力和防止失明。
該研究所承擔視覺科學方麵的治療、研究和教育功能。它是加州洛杉磯分校的附屬機構。
1926年，美國國會通過一項法案，決定成立美國陸軍空軍兵團，最初隸屬於美國陸軍。吉米·杜利特（Jimmy Doolittle）和其他飛行員展現了空軍的攻擊力，於是空軍兵團的地位得到了提升。空軍兵團就是今天的美國空軍。
我向來非常清楚地知道，股票市場不可能是完全有效的，因為我十來歲的時候經常去奧馬哈馬會，那用的是彩池投注係統。我發現，如果馬會拿走，也就是荷官拿走17%，有些人輸掉的錢總是遠遠少於他們全部賭注的17%，而有些人輸掉的錢總是多於他們全部賭注的17%。所以奧馬哈馬會的彩池投注係統並非完全有效。所以我並不接受股票市場完全有效、總是能夠創造合理的價格的說法。
實際上有記錄表明，有些人精通馬匹和賠率，確實能夠靠賭馬賺錢。能夠做到這一點的人不多，但國內總有些人能夠做得到。
接下來談談我個人的教育經曆，這很有趣，因為我受過的正統教育不多，而我性格中的獨特性最終讓我擁有了一些優勢。不知道怎回事，我從小就有一個多學科的大腦。如果籬笆那邊，在別人的學科有更好、更重要的思想，我就無法乖乖地呆在我自己的學科。所以我就四麵八方尋找那些真正有用的重要思想。沒有人教我那做，我天生如此。我還天生喜歡尋根究底。如果遇到難題，這是常見的事情，我就會努力去摸索，如果失敗了呢，我就會先把它放在旁邊，然後再回來對付它。我花了整整20年才搞清楚邪教如何招攬教眾以及這種方法為什會有效，但大學的心理學係到現在還沒搞清楚，所以我走在它們前麵。
反正我有這種想弄清楚各種問題的傾向。二戰讓我參軍服役，於是我在服役期間學習了一些物理學知識。空軍兵團把我送到加州理工學院，打算把我培養成氣象學家，所以在那我學到更多的物理學。當時我非常年輕，在那掌握了硬科學中基本的全歸因治學方法。那對我來說非常有用。下麵我就來解釋這種治學方法。
依照這種治學方法，你必須領悟所有比你自己的學科更加基礎的學科的所有重要思想。隻有掌握了那些最基礎的知識和原理，你們才能夠清清楚楚地解釋問題。而且你們要永遠承認你們所用的基礎知識來自哪個學科；當你們使用物理學的時候，你們要說你們是在使用物理學。當你們使用生物學的時候，你們要說你們是在使用生物學。諸如此類。我很早就明白這種治學方法能夠讓我的思想變得有條有理。我強烈懷疑它在軟科學領域，也會像在硬科學領域那有效，所以我就抓起它，終生把它用於軟科學領域和硬科學領域。對我來說，這是個非常幸運的想法。
讓我來解釋一下硬科學領域是多嚴格地遵守這種治學方法。物理學麵有一個常數，一個很重要的常數，叫做波爾茨曼常數（Boltzmann’s Constant）。你們可能已經對它很了解了。有趣的是，發現波爾茨曼常數的人並不是波爾茨曼。那波爾茨曼常數現在為什以波爾茨曼命名呢？因為和那個最先發明這個常數的可憐蟲相比，波爾茨曼使用更為基礎的物理學知識，以更為基礎的方法得出了這個常數。硬科學的知識組織模型提倡知識應該盡可能簡化，所以如果有人以更為簡潔的方法闡明一個原理，這個原理最初的發現者就會被曆史遺忘。我想這是正確的。我認為波爾茨曼常數確實應該以波爾茨曼命名。
反正在我個人的曆史和伯克希爾的曆史中，伯克希爾完全無視一度在學院派經濟學中非常流行的有效市場教條，也無視這種教條在公司理財方麵的衍生理論——這些應用結果簡直比經濟學中的有效市場教條還要愚蠢，卻不斷地取得巨大的經濟成就。這當然鼓舞了我。
波爾茨曼常數
波爾茨曼常數的名稱來自奧地利物理學家路德維希·波爾茨曼（Ludwig Boltzmann，1844——1906），它界定了絕對溫度和理想氣體每個分子所含的動能之間的關係。一般而言，氣體分子的能量與絕對溫度直接相關。當溫度上升，每個分子的動能就會增加。氣體受到加熱時，其分子就會迅速地移動。如果氣體被裝在體積定的空間，這種運動就會使得氣壓升高。而如果氣壓保持不變，這種運動會使氣體的體積增加。
格高利·曼昆
（N. Gregory Mankiw，1958——）
格高利·曼昆曾在普林斯頓大學研究經濟學，從麻省理工學院獲得博士學位，目前在哈佛大學任教。2003年，他被任命為經濟顧問委員會的主席。
最後，我的特殊經曆使我膽敢在今天來到這，因為至少我年輕時並不完全是個蠢貨。在哈佛大學法學院的第一年，我們班有很多人，我的成績是第二名。我向來認為，雖然總是會有很多人比我聰明得多，但是在思維遊戲麵，我未必會落後於他們。
下麵我開始來談學院派經濟學一些明顯的優點。學院派經濟學第一個明顯的優點是它生逢其時、生逢其地。許多學科都是因為這個原因而獲得好名聲的。兩百年前，在技術發展和各種文明製度的推動之下，文明世界的人均產值每年的複合增長率達到了2%。而在那之前的幾千年，它的增長率就比零多了一點點。當然，經濟學是在這種巨大的成功麵成長起來的。經濟學部分地推動了這種成功，部分地解釋了它。所以，學院派經濟學很自然地得到了發展。後來，所有計劃經濟都崩潰了，而那些自由市場經濟或者半自由市場經濟都蓬勃發展，這增加了經濟學的聲望。如果你們想要在學術界發展，經濟學是一門非常熱門的學科。
經濟學總是比其他軟科學更加強調跨學科研究。它總是從其他學科吸取所需的養分。在格高利·曼昆撰寫的教材中，我們可以發現，這位經濟學家從其他學科吸取所需養分的本領已經非常高明了。我肯定是美國少數在那本書剛出版時就買下來的商人之一，因為那本教材得了一大筆預付稿費。我想弄清楚那個家夥到底做了些什，怎能夠取得這大的一筆稿費。所以我就這湊巧把曼昆這本為大一學生寫的教材給看完了。書中列舉了許多經濟學原理：機會成本是一種超級力量，所有希望獲得正確答案的人都可以使用。還有，激勵機製也是一種超級力量。
最後還有“公用品悲劇”的原理，這個原理是由我的老朋友，加州大學聖塔巴巴拉分校教授賈雷特·哈丁提出的。哈丁為經濟學引入了一隻邪惡的無形之腳，它足以和斯密那隻做好事的無形之手相提並論。我認為哈丁的理論使經濟學變得更加完善。哈丁當年向我介紹他的理論時，我就知道他這個“公用品悲劇”理論遲早會被寫進教科書。你們看啊，二十年過去了，它終於被寫進了經濟學教材。曼昆這種借鑒其他學科、吸取哈丁的理論和其他有用知識的做法是很正確的。
經濟學的另外一個優點是，它從一開始就吸引了軟科學領域最優秀的人才。和學術界其他學科的研究者相比，經濟學家入世更深，對社會產生了巨大的影響，比如說經濟學家喬治·舒爾茨（注：喬治·舒爾茨，1920——，美國經濟學家，曾任美國勞工部長、財政部長、國務卿等職）博士就曾經三次進入美國內閣，拉·薩默斯（注：拉·薩默斯，1954——，美國經濟學家，現任奧巴馬總統首席經濟顧問，曾任美國財政部長、哈佛大學校長等職）也曾被委任為內閣大臣。所以經濟學在學術界是很受歡迎的。
此外呢，經濟學從很早的時候就吸引了人類曆史上一些最傑出的作家。就以亞當·斯密為例。亞當·斯密是極其出色的思想家和極其出色的作家，乃至在他那個時代，德國最偉大的知識分子伊曼紐爾·康德直截了當地聲明，德國沒有人像亞當·斯密那厲害。伏爾泰的措辭則比康德還要直接和犀利，聽到康德的話之後，他立刻說：“哦，法國甚至沒有人可以拿來跟亞當·斯密比較。”所以經濟學從一開始就擁有一些非常偉大的學者和一些非常偉大的作家。
賈雷特·哈丁
（Garrett Hardin，1915——2003）
賈雷特·哈丁出生於達拉斯，在美國中西部度過了他的童年。他本科就讀的是芝加哥大學，從斯坦福大學獲得生物學博士學位。1946年，他成為加州大學聖塔巴巴拉分校的教員。
他的文章“公用品的悲劇”已經成為生物學中的經典。幾十年來，他的哲學理論和政治立場影響了眾多有關墮胎、移民、外國援助和其他話題的辯論。
懷特海提出了著名的過程哲學，這種觀點認為宇宙的各種基本要素是一些經驗場合。在他看來，具體的客觀存在物實際上是這些經驗場合的延續。通過對經驗場合進行分類，某些像人類這複雜的事物都可以被定義。懷特海的觀點演變成過程神學，這是一種理解上帝的方法。
史密斯之後，經濟學領域也誕生了許多偉大的作家，比如說約翰·梅納德·凱恩斯。我總是喜歡引用他說過的妙語，他對我的生活有很大的啟發。至於當代，如果你們去看看保羅·克魯格曼（注：保羅·克魯格曼，1953——，美國經濟學家，2008年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普林斯頓大學教授）的文章，你們將會佩服他文筆的流暢。我並不讚同他的政治立場，我的政見與他相反，但我喜歡這個人寫的文章。我認為保羅·克魯格曼足以躋身當今最優秀的雜文家之列。所以呢，經濟學總是能夠吸引到這些了不起的作家。他們非常優秀，他們巨大的影響力遠遠超出了經濟學的學科範疇，這在其他學科中是很罕見的。
好啦，讚美的話就說到這，下麵要談的是經濟學的不足之處。我們已經認識到經濟學在許多方麵都比其他軟科學學科更加出色。它是文明社會的輝煌成就之一。為了公平起見，現在應該簡單地談談學院派經濟學的少數缺點。
經濟學有哪些缺陷呢？
1. 致命的自閉，導致“鐵錘人綜合征”，通常會引起經濟學家過度強調某些可以量化的因素。
我認為經濟學有八個，不對，是九個不足之處，其中一些是由一個大的整體缺陷派生出來的。經濟學的這個大的整體缺陷就是它的封閉性。懷特海曾經指出，學科各自孤立的情況是致命的，每個教授甚至並不了解其他學科的思維模型，將其他學科和他自己的學科融會貫通就更別提了。
我想懷特海討厭的這種研究方法有一個現代的名字，那個名字叫作神經研究法。這種做法是很神經的。然而和大多數其他學科一樣，經濟學也太過自閉。
這種缺陷會引發我所說的“鐵錘人綜合征”。那個名稱來自下麵這句諺語：在隻有鐵錘的人看來，每個問題都非常像一顆釘子。在所有行業、所有學科和大部分日常生活中，這種做法會讓問題變得一團糟。鐵錘人綜合征能夠把人變成徹底的白癡，而治療它的惟一良方是擁有全套工具。你們不能隻擁有一把鐵錘，你們必須擁有所有的工具。你們擁有的方法必須不止一種。你們在使用這些工具的時候，應該把它們列成一張檢查清單，因為如果指望在需要的時候合適的工具會自動冒出來，那你們將會錯過很多好機會。但如果你們掌握了所有的工具，並在頭腦中把它們排列成一張檢查清單，那你們將會得到許多用其他方法得不到的答案。所以彌補這種讓阿爾弗雷德·諾斯·懷特海感到十分苦惱的缺陷是非常重要的，有些思維竅門能夠幫助你們完成這項工作。
不僅在經濟學領域，實際上在其他各種領域，包括商業領域，這種特殊的“鐵錘人綜合征”都是很可怕的。商業領域的“鐵錘人綜合征”真的很可怕。你們擁有一個複雜的係統，它吐出來許多數字，讓你們能夠測量某些因素。但還有些別的因素特別重要，可是你們沒有相關的準確數據。你們知道它們很重要，但就是沒有數據。實際上，每個人都會（1）過度強調那些有相關數據的因素的重要性，因為它們讓人們有機會使用在高等學府學來的統計學技巧，並且（2）不把那些可能更加重要但沒有相關數據的因素考慮在內。這是我終生試圖避開的錯誤，我從來不後悔自己這做。
我從小就對許多學科感興趣。如果籬笆那邊，在別人的學科有好思想，我就無法乖乖地呆在我自己的學科。所以我就四麵八方尋找那些真正有用的思想。
——芒格
礦金開采（pcer mining）的效率遠遠低於芒格偏好的“彎腰撿起大金塊”的方法，它是一種在露天礦場用水槍或者挖掘設備將細小的貴重礦物從大量的泥土中分離出來的方法。這種采礦方法的英文名稱來自西班牙語單詞“pcer”，本義是“沙灘”，也指衝積層礦床中發現的貴金屬或其他貴重物品（特別是黃金和寶石）。
已故的托馬斯·漢特·摩根（注：托馬斯·漢特·摩根，1866——1945，美國著名遺傳和胚胎學家，創立現代遺傳學“基因學說”，1933年獲諾貝爾生理學及醫學獎）是有史以來最偉大的生物學家之一，當年他在加州理工學院任教，他使用了一種非常有趣、非常極端的辦法，以免犯下錯誤——過度強調那些被測量因素的重要性，而低估那些無法被測量的因素的重要性。當時沒有電腦，科學界和工程界所用的電腦代替品是弗萊登計算器（注：Friden Calcutor，由弗萊登公司生產的一種早期的電子計算器）。托馬斯·漢特·摩根在加州理工學院生物係禁止使用弗萊登計算器。有人說：“摩根博士，你到底在搞什鬼啊？”他回答說：“我就像一個在1849年的薩克拉門托河（Sacramento River）邊尋找黃金的人。雖然才智有限，但我能夠彎腰撿起大金塊。隻要能夠撿到大金塊，我就不會讓我係的人浪費稀缺的資源，用礦金開采的方法去找金子。”這是托馬斯·漢特·摩根終生奉行的宗旨。
我也采用了相同的辦法，我今年已經80歲了。我還沒有做過礦金開采。而且看起來我這輩子，正如我希望的那樣，不用做這種該死的礦金開采。當然，如果我是一個物理學家，特別是一個學院派物理學家，我將不得不做一些統計工作，做那種礦金開采的事情。但隻要擁有幾種管用的思維竅門，不斷地用托馬斯·漢特·摩根的方法去解決問題，那在生活中，你們無需礦金開采，也能取得驚人的成就。
2. 沒有采用硬科學基本的全歸因治學方法。
曼昆研究經濟學的方式的錯誤之處在於，他吸收了其他學科的知識，卻沒有指出這些知識的來源。他並沒有給他借鑒的知識貼上物理學或者生物學或者心理學或者博弈論或者其他這些知識所屬的學科的標簽，並沒有完全指出這些基礎知識的來源。如果你不這做，那就像經營企業時使用了一種糟糕的文檔歸類方法。這削弱了你的能力，讓你無法做最好的自己。現在呢，曼昆十分聰明，所以雖然他的方法不完善，但還是做得很出色。他取得的進展比其他任何教科書作者都大。但要是采用了向來給我很大幫助的硬科學的治學方法，他能夠變得更加出色。
我給曼昆這種借鑒其他學科知識卻不指明出處的方法起了一個名字。有時候我叫它“拿來主義”，有時候我叫它“吉卜林主義”（Kiplingism）。我之所以管它叫“吉卜林主義”，是因為吉卜林有一首詩是這樣寫的：“當荷馬撥弄他燦爛的豎琴時，他早已聽過人們沿著陸地和海洋的歌唱；凡他所需用的思想，他便采擷自己用，和我一樣！”曼昆用的就是這種方法。他隻是拿過來。這比不拿好得多。但它比吸取所有學科的精華、指出借鑒內容的來源並盡可能化繁為簡地使用所有知識的方法差得多。
約瑟夫·魯德亞德·吉卜林
（Joseph Rudyard Kipling，1865——1936）
魯德亞德·吉卜林出生在印度孟買，其父是當地一家藝術學校的教師。吉卜林在英國念了寄宿學校，回到印度之後，以通訊員的身份周遊了這個次大陸。他還創作和詩歌，其著作有《叢林之書》（1894）、《勇敢的船長》（1897）和《營房謠》（1892）等。1907年，他獲得了諾貝爾文學獎。
3. 物理學妒忌。
我把經濟學的第三個缺陷稱為物理學妒忌。當然，這個名詞參考了西格蒙德·弗洛伊德的術語：“陰莖妒忌”。弗洛伊德是世界上最愚蠢的白癡之一，但他在他那個年代很受歡迎，而且陰莖妒忌這個概念也變得很流行。
采用有效市場理論教條是物理學妒忌給經濟學造成的惡果之一。如果你們根據這種錯誤的理論進行推理，那你們將會得到的結論是，任何公司購買它自己的股票都是不正確的。因為按照這種理論的說法，股票的價格是完全有效的，不可能有便宜可以占。證明完畢。麥肯錫有個合夥人以前念的商學院采用了這種瘋狂的經濟學推理方式，把這種理論教給他。這位合夥人後來被《華盛頓郵報》聘請為顧問。當時《華盛頓郵報》的股票價格特別低，就連大猩猩也能算出來每股的價格隻有其價值的五分之一。但他對自己在商學院學到的理論深信不疑，認為《華盛頓郵報》不該購買它自己的股票。幸運的是，沃倫·巴菲特當年是《華盛頓郵報》的董事會成員，他說服董事會回購了超過一半的流通股，這給剩下的股東帶來了超過十億美元的財富。所以至少有一個地方曾經很快地幹掉這種錯誤的學術理論。
《華盛頓郵報》
許多年來，《華盛頓郵報》出過大量重要的撰稿人，包括政治漫畫家赫爾伯特·布洛克（Herbert Block），以及記者鮑勃·伍德沃德（Bob Woodward）和卡爾·伯因斯坦（Carl Bernstein）。在20世紀70年代初期，這兩位記者率先揭發了理查德·尼克鬆政府的水門醜聞。
我認為經濟學可以避免許多由物理學妒忌引起的這種麻煩。我是希望經濟學采用硬科學的基本治學方法，養成指明其借鑒知識的來源的習慣，但我並不希望它由於物理學妒忌而渴望一種無法達到的準確度。大體上來說，那種包括波爾茨曼常數在內的準確而可靠的公式是不可能在經濟學中出現的。經濟學涉及的係統太過複雜。渴望做到物理學那精確不會給你們帶來任何好處，隻會讓你們陷入麻煩之中，就像麥肯錫那個可憐的傻瓜。
我認為經濟學家要是多點關注愛因斯坦和莎朗·斯通，本應可以做得更好。要經濟學家關注愛因斯坦比較容易理解，因為愛因斯坦說過一句著名的話：“一切應該盡可能簡單，但不能過於簡單。”這句話有點同義反複，但是它非常有用；有個經濟學家——可能是赫伯·斯坦因（注：赫伯·斯坦因，1916——1999，美國經濟學家，曾任尼克鬆總統和福特總統的首席經濟顧問）——也說過一句同義反複的話，我很喜歡那句話：“如果一件事情無法永遠延續下去，它最後就會停下來。”
經濟學家之所以應該關注莎朗·斯通，是因為有人曾經問她是否有過陰莖妒忌之類的煩惱。她回答說：“絕對沒有。我自己有的東西已經夠讓我煩惱的了。”
當我說起經濟學這種虛假的精確，即追求可靠的、精神的公式的傾向，我想起了阿瑟·拉弗（注：阿瑟·拉弗，1940——，美國經濟學家，以拉弗曲線聞名，曾任根總統經濟顧問）。他的政治觀點跟我一樣，但在經濟學研究方麵，他有時采用了錯誤的方法。他的麻煩在於追求虛假的精確，那可不是一種研究經濟學的成熟方法。
拉弗這些人遇到的情況讓我想起了一位來自鄉下的參議員——這件事情真的發生在美國。這些故事不是我捏造的。現實總是比我接下來要告訴你們的更加荒唐。反正這位鄉下參議員在他的州議會上提出了一項新法案。他想要通過一項法律，把圓周率π改為3.2，以便小學生更容易進行計算。你們可能會說這太荒唐了，拿拉弗之類的經濟學教授和這樣一個鄉下參議員相比太過份了。但我認為我算是給這些教授留了情麵的。至少那個鄉下參議員打算把圓周率確定為3.2的時候，他犯的錯誤比較小。但如果你們在經濟學這複雜的係統中試圖達到虛假的精確，你們引起的錯誤最終就會比那個不稱職的麥肯錫合夥人在擔任《華盛頓郵報》顧問時所犯的錯誤還要糟糕。所以呢，經濟學應該模仿物理學的基本治學方法，但是永遠不應該追求像物理學公式那準確的理論。
阿爾伯特·愛因斯坦
（Albert Einstein，1879——1955）
阿爾伯特·愛因斯坦原來畢業於瑞士一所師範大學。1904年，在瑞士專利局工作期間，他撰寫了博士論文，主題是如何測量分子的大小。在那年和隨後一年，他寫下了幾篇奠定現代物理學基礎的論文。這些論文涉及的主題包括布朗運動、光電效應和狹義相對論。他後來還對量子力學、統計力學和宇宙學的發展做出了重大貢獻。1921年，愛因斯坦獲得了諾貝爾物理學獎。
內布拉斯加家具城
內布拉斯加家具城是由俄羅斯移民露絲·布盧姆金（注：露絲·布盧姆金，1893——1998，又被稱為“Mrs. B”，巴菲特倍加推崇的傳奇商人）在1937年創辦的，最早的經營地點是奧馬哈市的一個地下室。它的經營策略很簡單，就是“低價銷售和說真話”；顧客很支持這家商店，促使它迅速增長。到1994年，這家奧馬哈商店已經發展成占地27英畝、經營麵積多達幾十萬平方英尺的大商店。2003年，這家商店在堪薩斯市開設了麵積達到70萬平方英尺的新店；它可能是全美國最大的獨立家具店。
4. 太過強調宏觀經濟學。
我的第四點批評是，經濟學界太過強調宏觀經濟學，而對微觀經濟學的重視程度不夠。我認為這是錯誤的。這就像不懂解剖學和化學，卻想要掌握醫學一樣。除此之外，微觀經濟學是很好玩的。它能夠幫助你們正確地理解宏觀經濟學，它就像耍雜技那好玩。與之相反，我並不認為人們研究宏觀經濟學能夠得到那多樂趣。最重要的原因是，他們經常犯錯，因為他們想要理解的係統實在是太複雜了。
為了讓你們領略微觀經濟學的魅力，我打算來解決兩個微觀經濟學問題。一個比較簡單，一個有點難。第一個問題是這個：伯克希爾·哈撒韋剛剛在堪薩斯州的堪薩斯市開了一家家具和電器商店。在伯克希爾開這家店的時候，世界上最大的家具和電器商店也是伯克希爾·哈撒韋開的，它每年銷售3.5億美元的產品。這家開在一個陌生城市的新商店刷新了這個紀錄，每年銷售額高達5億美元。從它營業的那天起，3200個停車位總是滿的。女顧客不得不在女洗手間外麵排隊，因為建築師並不懂得生物學。那家店取得了巨大的成功。
好了，現在我來向你們提問。請告訴我這家新商店迅速獲得成功、銷售額比全世界其他家具和電器商店都要高的原因？讓我來替你們解答吧。這是一家廉價商店還是一家高價商店？在陌生城市開設一家高價商店不會馬上獲得成功。那需要時間。第二，如果它每年流轉的家具高達5億美元，那它肯定是一家碩大無朋的商店，因為家具的體積都很龐大。大型商店的特點是什呢？它提供大量的選擇。所以除了是一家提供大量選擇的低價商店，這還能是什呢？
勒斯·施瓦伯
（Les Schwab，1917——2007）
勒斯·施瓦伯出生在俄勒岡州的本德市。二戰期間，他在空軍服役，退役後回到俄勒岡州，買下了OK輪胎店。在他的經營之下，這家小店的銷售額從每年3.2萬美元提高到了15萬美元。在20世紀50年代，施瓦伯開始在靠近太平洋的西北部地區開設分店。通過一係列創新措施，包括利潤分成、“超市式”的產品選擇、獨立於輪胎製造商等政策，該公司目前開設的分店超過300家，每年銷售額超過10億美元。
但你們可能會有疑問，為什以前沒人開這樣的商店，輪到它來當第一家呢？答案同樣很明顯：開這大的商店需要一大筆錢。所以呢，以前沒人開過。所以你們很快就知道答案。隻要懂得一些基本的道理，這些看起來很難的微觀經濟學問題就能夠迎刃而解。我喜歡這輕鬆而又能帶來許多回報的思考方式。我建議你們大家也應該更好地掌握微觀經濟學。
現在我來給你們出那個有點難的問題。中西部地區有一家輪胎連鎖店，過去50年來，它慢慢取得了成功，那就是勒斯·施瓦伯輪胎連鎖店。它開始嶄露頭角，能夠與大型輪胎公司的直營店相互競爭。有些大公司生產所有型號的輪胎，就像固特異（Goodyears）等等。這些製造商當然會照顧它們自己的直營店。它們的“輪胎商店”擁有很大的成本優勢。後來呢，勒斯·施瓦伯又先後麵臨羅巴克·西爾斯（Roebuck Sears）、好市多和山姆會員店（Sam’s Club）等折扣商店的競爭。盡管有這多對手，現在施瓦伯每年的銷售額還是達到了幾億美元。勒斯·施瓦伯先生目前已經八十幾歲（注：勒斯·施瓦伯已於2007年5月18日去世），沒有受過教育，卻完成了這樣的壯舉。他是怎做到的呢？我看你們很多人想不明白吧。讓我們從微觀經濟學的角度來考慮這個問題。
施瓦伯趕上了什潮流嗎？你們剛提出這個問題，答案就冒出來了。日本人原來在輪胎行業毫無地位，現在他們做得很大。所以施瓦伯這個家夥肯定很早就趕上了賣日本輪胎的潮流。接下來呢，這種緩慢的成功必定有其他原因。很顯然，這個家夥能取得如此成就，肯定做了許多正確的事情。而在他所做的這些正確事情麵呢，他必定擁有曼昆所說的那種激勵機製帶來的超級力量。他肯定有一套非常棒的激勵機製來驅動他的員工。必定有一套很好的員工選擇係統。他必定非常善於做廣告。他確實是。他是個藝術家。日本人的輪胎生意做得那成功，他肯定是率先出售日本輪胎的。一個成功的生意人必須做對很多事情，並用良好的製度來保證不會犯錯。同樣地，這個問題的答案也不難得到。但這種特殊的成功背後還有其他原因嗎？
我們聘請一些商學院畢業生，他們解決問題的能力並不比你們出色。也許這就是我們很少聘用商學院畢業生的原因吧。
我該怎解決這些問題呢？很明顯，我會利用我大腦的搜索引擎，核對我的檢查清單，我運用了某些在大量複雜係統中都非常有用的近似運算法則，這些運算法則的原理差不多是這樣的：極度的成功很可能是由下麵這些因素共同造成的：
1. 將一到兩個因素最大化或者最小化。例如，好市多或者我們的家具電器商店。
2. 增加一些成功的因素，以便取得更大的成效，這種成效的提高通常是非線性的，讓人想起有關臨界點或者物理學中的臨界物質的理論。結果通常是非線性的。你們隻要再增加一點點物質，就能得到一種lolpalooza效應。當然，我這輩子都在尋找lolpalooza效應，所以我對那些能夠解釋這種效應如何發生的模型特別感興趣。
3. 將幾個優點發揮得淋漓盡致。例如，豐田或者勒斯·施瓦伯。
4. 順應某些重大的潮流。例如，甲骨文。順便說一句，我在今天的招待會上認識了甲骨文的財務總監傑夫·亨利，但我在認識他之前就說過甲骨文的好話了。
總而言之，我建議你們在解決問題時使用一些快刀斬亂麻的運算法則，你們必須學會正向地和反向地使用它們。讓我來給你們舉個例子。我經常用一些難題來考我的家人。不久之前，我給家人出了一個難題，我說：“美國有一項運動，這項運動是一對一的，會舉辦全國冠軍比賽。有一個人獲得兩次冠軍，但是中間隔了65年。”“現在，”我說，“說出這項運動的名字。”我看你們許多人又是一臉茫然。我家人也大多被這個問題搞糊塗了。但我有個兒子是物理學家，他養成了我欣賞的思考方式。他馬上得出了正確的答案，以下是他的推理過程：
這不可能是一項需要手眼協調的運動。沒有85歲的老人家能夠贏得全國台球巡回賽冠軍，贏得全國網球冠軍就更別提了。總之不可能。然後呢，他認為不可能是國際象棋——這位物理學家國際象棋下得很好——因為那太難了。國際象棋的規則太過複雜，而且下國際象棋需要很大的耐力。但西洋跳棋是有可能的。他想：“找到啦！隻要經驗足夠豐富，哪怕你已經85歲，也能成為這項運動最好的玩家。”
西洋跳棋
古城烏爾（位於今伊拉克境內）的廢墟出土了一種可以追溯到五千年前的、和西洋跳棋非常相似的棋類遊戲。我們今天所玩的西洋跳棋最早出現在3400年前的埃及。
奢侈品：提高價格能夠改善奢侈品的“炫耀”功能，銷量有時會因此而增加。顧客也有可能認為價格更高的產品質量更好。
當然，他的答案是正確的。
反正我推薦你們使用這種解決問題的方法，遇到問題要進行正向思考和逆向思考。我還建議學院派經濟學要更好地研究我在這展示的這些非常細小的微觀經濟學問題。
5. 經濟學的綜合太少。
我的第五個批評是經濟學中的綜合太少了，不但沒有綜合傳統經濟學之外的知識，也沒有綜合經濟學內部的知識。我曾經向兩個不同的商學院班級提出下麵這個問題。我說：“你們已經學習了供給和需求曲線。你們懂得在一般情況下，當你們提高商品的價格，這種商品的銷量就會下跌；當你們降低價格，銷量就會上升。對吧？你們學過這個理論吧？”他們全都點頭表示同意。然後我說：“現在向我舉幾個例子，說明你們要是想提高銷量，正確的做法是提高價格。”他們沉默了非常久。在我提出這個問題的兩所商學院，也許50個人麵隻有一個人能夠舉出一個例子。他們認為，在特定的條件下，人們會認為價格較高的商品質量也較好，所以提高價格能夠促進銷售。
我的朋友比爾·伯爾豪斯遇到的情況就是這樣的。他曾經擔任貝克曼儀器公司（Beckman Instruments）的老總，那家公司生產的是一種複雜的產品，這種產品如果運轉失靈，就會給顧客帶來重大的損失。它不是油井底的泵，不過你們把它當成油泵就好理解啦。他的產品雖然比其他公司的產品更好，但是銷售情況很糟糕，他發現原因在於這種產品的售價太低了。這促使人們認為它是一種劣質的玩意。所以他把價格提高了大約20%，銷量立刻就上去了。
但在這兩所現代的商學院，50個人麵居然隻有一個人能夠舉出一個例子——其中一所還是很難考上的斯坦福商學院。而且沒有一個人能夠給出我欣賞的主要答案。（查理對這個問題的完整解答可見“我沒有什要補充的”第六篇。）假如你們提高價格，並用額外的錢來賄賂其他公司的采購經紀人呢？這做有效嗎？經濟學——微觀經濟學——麵還有其他辦法可以提高價格並用額外的銷售收入來促進銷量增長嗎？這樣的辦法當然有非常多，你們隻要開竅就能想得到。就是這簡單。
最典型的例子來自投資管理行業。假如你們是某個開放式基金的經理，想要賣出更多的份額。人們通常會得出下麵的答案：你們如果提高傭金，最終的買家所得到的基金份額自然就會降低。所以你們要是提高每份基金的價格，就等於是在出賣最終的客戶。而你們可以利用額外收取的傭金來賄賂客戶的交易經紀人。你們通過賄賂使得經紀人背叛他們的客戶，用客戶的錢來購買高傭金的產品。這種做法至少為共同式基金增加了一萬億美元的銷量。
大衛·李嘉圖
（David Ricardo，1772——1823）
大衛·李嘉圖出生在倫敦，14歲時開始跟隨他父親在倫敦股票交易所工作。他家財萬貫，所以很早就洗手不幹了，在英國議會謀得一個席位。了亞當·斯密的《國富論》之後，他對經濟學產生了興趣，對該領域做出了許多重要貢獻。人們通常認為比較優勢理論是李嘉圖提出來的。比較優勢理論解釋了為什兩個國家之間的貿易是有益的，哪怕其中一個國家製造的產品比另外一個國家便宜得多。這個道理最早是由羅伯特·托倫斯（注：羅伯特·托倫斯，1780——1859，英國經濟學家、軍人，1834年南澳大利亞殖民地開拓者之一）在1815年一篇談論小麥貿易的論文中提出來的，但李嘉圖在1817年的著作《政治經濟學及賦稅原理》（The Principles of Political Economy and Taxation）中解釋得更加清楚。
這種策略可不是人性美好的部分，我想告訴你們，我這輩子非常徹底地避開了這種策略。我認為你們在生活中並沒有必要去推銷那些你們自己永遠不會購買的東西。即使那是合法的，我也不認為那做是一個好主意。但你們不應該完全接受我的觀點，因為那會讓你們有找不到工作的風險。你們不應該接受我的觀點，除非你們甘願冒著隻能在少數幾個地方找到工作的風險。
我認為我那個簡單的問題引起的反應足以表明人們很少綜合地去思考經濟學問題，哪怕他們受過高等教育。那些問題很淺顯，答案十分容易得出。然而，那些人上過四門經濟學課程，入讀商學院，智商都很高，寫了許多論文，但他們卻一點綜合能力都沒有。之所以發生這種情況，並不是因為那些教授知道如何綜合各種知識卻不傳授給學生，而是由於那些教授本身也沒有好好掌握綜合能力。他們接受的不是一種綜合的教育。我記得凱恩斯或者加爾布雷思（注：加爾布雷思，1908——2006，加拿大裔美國經濟學家，曾任美國駐印度大使，兩次獲得總統自由勳章）說過一句話，經濟學教授的思想是最經濟的。他們終身使用的是他們在研究生院學到的一點點知識。
第二個和綜合相關的有趣問題涉及經濟學中兩個最著名的範例。第一個是李嘉圖提出的貿易中的比較優勢原理，另外那個是亞當·斯密的圖釘工廠。當然，這兩者都能極大地提高人均經濟產出，都能將各種職能分配到那些非常善於執行這些職能的人手。然而，它們也有很大的差別：前者——圖釘工廠——是中央計劃的極端典型，它的整個係統是由某個人設計出來的；而後者，也就是李嘉圖的相對優勢，則完全是自發的國際貿易自動產生的後果。
亞當·斯密的圖釘工廠
亞當·斯密在1776年出版的《國富論》中記錄了他在一家圖釘工廠觀察到的現象。那家工廠隻有10個人，卻每天能生產48000顆圖釘，因為它實行了專門化的勞動分工。如果每個工人要獨自完成製造圖釘的所有工序，那他每天隻能製造20顆圖釘，整個工廠的總產量隻有每天200顆圖釘。斯密不吝讚美地指出，這家實行專門化勞動的圖釘工廠極大地提高了生產力，代表了經濟發展的方向。
當然，隻要體會到綜合的樂趣，你們就會立刻想：“這些事情相互影響嗎？”它們當然相互影響，相互之間有很大的影響。而這是現代經濟係統如此強大的原因之一。許多年前我就親眼見到過一個幾種因素相互影響的例子。伯克希爾當年擁有一家信貸公司，這家公司貸款給一家就在好萊塢公園賽馬場正對麵的酒店。後來那個地方發生了變化，到處充斥著流氓、強盜和毒販子。他們為了籌集毒資，甚至把牆壁上的銅管擰下來賣錢，酒店周邊有許多帶槍的人在晃蕩，沒有人敢到這家酒店住。我們前後兩三次沒收了這家酒店，貸款眼看是收不回來了。我們似乎遇到了一個無法解決的經濟學問題，一個微觀經濟學問題。
羅納德·科斯
（Ronald Coase，1910——2013）
羅納德·科斯出生在倫敦的郊區，12歲就初中畢業，兩年後考進了倫敦大學。他獲得了法學和經濟學雙學位，開始研究交易成本。科斯1951年遷居美國，在布法羅大學開始了他的學術生涯。1964年他跳槽到芝加哥大學，並在那擔任教授，一直到退休。1991年，科斯獲得了諾貝爾經濟學獎，他獲獎的主要原因之一是他在1937年發表的著作《企業的本質》。
喏，我們原本可以去找麥肯錫，或者一群哈佛大學的教授，那樣的話我們將會得到一份十英寸厚的報告，闡述各種方法，建議我們如何讓這家位於糟糕城區的失敗酒店走出困境。但我們沒有那做，而是在酒店外麵拉了一條標語，上麵寫著：“出售或出租”。有個人看到標語，於是來找我們。他說：“你們要是能夠改變區域用途許可，讓我能夠把停車場改建為高爾夫球推杆練習場，我就願意花20萬美元來裝修你們的酒店，並通過貸款高價把它買下來。”“可是你總得讓旅館有停車場啊，”我們說，“你是怎想的呢？”他說：“不用。我的業務是從佛羅達用飛機把一些老年人送過來，讓他們住在機場附近（注：好萊塢公園離洛杉磯國際機場很近），然後用大巴將他們送到迪士尼樂園和其他地方，再把他們接回酒店。我不在乎周邊的環境有多糟糕，因為圍牆以內可以滿足客人的所有需求。他們隻需要早上坐大巴出發，傍晚再回來就可以了；他們不需要停車場，他們需要的是高爾夫球推杆練習場。”所以我們和這個家夥做成了這筆生意。這件事情運轉得非常順利，我們收回了貸款，什問題都解決了。
很明顯，這是一個李嘉圖和圖釘工廠發生相互影響的例子。這個家夥設計用來娛樂老年人的奇怪係統純粹是圖釘工廠式的，而找到這個擁有這種方法的家夥則純粹是李嘉圖式的。所以這些事情發生了相互影響。
這隻是一個綜合考慮問題的簡單例子。如果你們想要弄清楚私有企業應該承擔哪些職能，政府應該擁有哪些職能，哪些因素確定了這些職能分工，那就變得更難了。
在我看來，每個高智商的經濟學專業畢業生都應該能夠坐下來，寫出一篇十頁長的、相當有說服力的、綜合這些思想的論文。我敢拿出一大筆錢來跟你們打賭，如果我在美國所有經濟學係進行這樣的測驗，考生們交上來的綜合論文肯定是一團糟。他們將會在文章中提到羅納德·科斯。他們將會談到交易成本。他們將會想起他們的教授教給他們的一點可憐知識，並把它寫出來。但說到真正能夠把各種知識綜合起來，我可以自信地預言，大多數人不會做得非常好。
順便提一下，如果你們有人願意嚐試，那請加油。我想你們會發現這很難。我來告訴你們一件與此相關的有趣事情，那就是諾貝爾物理學獎得主、發現了普朗克常數的偉大物理學家普朗克曾經研究過經濟學。他後來放棄了。有史以來最聰明的人之一普朗克為什要放棄經濟學呢？答案是，他說：“經濟學太難了。你想盡辦法，得到的結果卻總是無序而不確定的。”這滿足不了普朗克追求有序的願望，所以他放棄了。如果普朗克早就明白他在經濟學麵永遠得不到完美的秩序，我敢自信地預言，你們也將會得到相同的結果。
順便提一下，有個關於馬克斯·普朗克的虛構故事非常著名：得到諾貝爾獎之後，到處都有人邀請他去開講座，他有個司機，專門開車送他到德國各地演講。司機把講座的內容給背下來了，所以有一天，他說：“喂，普朗克教授，你何不跟我換個角色呢？”於是他走上講台，發表了演講。演講結束後，有位物理學家站起來，提出一個極其困難的問題。但司機早已胸有成竹。“好吧，”他說，“慕尼黑這發達的城市，居然有市民提出如此簡單的問題，這讓我太吃驚了，所以我想請我的司機來回答。”
6. 對心理學的極度無知及其造成的負麵後果。
馬克斯·普朗克生於1858年，他父親是一位法學教授，他本人21歲就獲得了博士學位。他早期研究的是熱力學，後來對輻射產生了興趣。有了這些研究做鋪墊，他自然而然地研究起輻射光譜中的能量分布。普朗克對能量放射的研究對物理學而言是至關重要的，後來被稱為“量子物理”。1918年，他獲得了諾貝爾物理學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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