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金融史與大國博弈（套裝共12冊） (xinshuhaige.com)”

    第二章 主導

    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的25年，美元一直占據著至高無上的主導地位。在這次世界大戰中，隻有美國的實力得以加強。在經濟上，它超越了其他所有國家，躍居世界第一，在全球工業生產中占了整整50%的份額，而且隻有它的貨幣是可以自由交易的。

    在首次作為國際貨幣登場僅僅20年後，美元就成為全球商品報價、貿易發票和交易結算的主導貨幣單位。對於外國央行和政府來說，美元“同黃金一樣好”，因為美國隨時都願意以每盎司35美元的固定價格出售黃金。國際貨幣基金組織這一新成立的國際體係的監管者授權其他國家以美元定義其匯率，以此確立該貨幣的獨特地位。其他國際貨幣的潛在發行者要缺少公開金融市場（如德國），要缺少金融穩定（如法國），而英國則兩者皆缺。美元不僅成為國際主導貨幣，實際上也是英聯邦和英帝國之外唯一的國際貨幣。

    各國央行仍傾向於積累黃金儲備，但新開采黃金的供應是有限的。另外，還有一個讓人頗為不適的事實：因為蘇聯和南非是主要的黃金生產國，所以購買黃金實際上就是在資助這兩個政權。

    這些事實將美元和美國放在了一個獨一無二的位置上。美國消費者和投資者可以購買外國的商品或收購外國的公司，而政府並不會擔心花出去的美元會被其他國家轉換為黃金。相反，這些美元會被各國央行存儲起來，因為這是額外的國際儲備的唯一重要來源。用法國經濟學家雅克·呂埃夫的話說，美國可以“放心”維持國際收支逆差。這種資源就好像是變戲法變出來的一樣，而利用這種資源購買外國商品或收購外國公司的能力即是法國財政部長瓦勒·季斯卡·德斯坦所經常抱怨的“超級特權”。

    英鎊的遺留物

    由於曆史原因，英鎊依然是美元的主要對手。在戰爭期間，英聯邦國家、英帝國成員以及英鎊區的其他成員給予了英國無限的信貸額度。它們為英國及其軍隊提供各種資源和戰爭物資，並持有英國財政部發行的英鎊紙幣。與此同時，英國及其盟友傾其美元儲備，從美國購買物資。如此一來，到戰爭結束時，各國央行和政府所存儲的英鎊餘額已遠超過美元餘額，兩者的比例達到21。

    表麵來看，英鎊似乎仍是領先的儲備貨幣。但英國2/3的海外金融債權為英鎊區成員所持有，而就整個世界而言，這隻是一個很小的區域。對於大多數英鎊區成員來說，它們存儲英鎊是因為戰爭。現在，它們之所以還持有這些儲備，是因為英國采取了控製措施，阻止它們將所持的英鎊交換為商品或其他更為有用的貨幣。

    持有英鎊是虧本買賣，這已成為共識。在1914年之前的和平時期，英國國外資產遠超過其負債。因此，英鎊的穩定性或外國人投資的安全性都是毋庸置疑的。但現在，這個國家的淨境外英鎊負債卻已達到150億美元，近6倍於其所持的黃金和外幣儲備。

    如果允許外國人自由出售他們所持的英國債權，那它們的價值就會直線下降。1946年，美國要求英國解除貨幣控製，並以此作為向英國提供重建貸款的前提條件，從而使得這一危險變得更為嚴重起來。對約翰·梅納德·凱恩斯來說，這是一次重大的戰時失敗。作為英國最偉大的經濟學家之一，凱恩斯在戰爭期間曾在財政部擔任多個不同職位，並率團與美國就戰後國際貨幣體係機構進行談判。極度自信的凱恩斯認為，在聽取了他令人信服的觀點之後，美國政府將會無條件地向其盟友提供戰後貸款。但實則不然，美國人要求英國解除貨幣控製。在他們看來，這將有助於擴大美國的出口市場。對他們來說，早就該恢複正常的和平時期的國際金融關係了。

    凱恩斯未能阻止這一要求反映了他對美國政治的了解不夠。在英國，如果政府得到議會多數支持，那它幾乎可以做任何它想做的事情。在凱恩斯看來，一個開明的羅斯福-杜魯門政府同樣也可以推進其所選擇的政策，因為不論是在參議院還是在眾議院，它都獲得了多數支持。他並沒有意識到美國立法委員的獨立性或他們的孤立主義傾向。來自東海岸的推力越大，美國人及其國會議員對建立美英特殊關係的重視程度就越低。雖然政府對英國做了讓步，但國會卻拒絕讓步。

    凱恩斯未能談妥更好的條件，或許也與他虛弱的身體狀況有關。由於受細菌感染，他經常會出現心髒病突發的情況。他一臉疲倦，很多時候都不能正常出席活動。但即便如此，英國仍將談判重任放在他的肩上，這也證實了他非凡的聰明才智。

    準確地說，美國人提出的要求是，在國會批準貸款一年內，外國人所賺的所有英鎊均可自由用於商品交易。1947年7月15日，也就是經常賬戶可兌換的第一天，其他國家居民紛紛將所持的英鎊兌換為美元，用以購買美國商品。僅在第一個月，英國的儲備損失就超過了10億美元。這對於一個黃金和外匯儲備不足25億美元的國家來說，衝擊是巨大的。正如保守黨副領袖安東尼·艾登所言，這就好比是“在一個不斷變寬的深淵上麵做劈叉動作”。

    在別無選擇的情況下，英國在僅僅5周之後就重新收回了對英鎊的控製權。一種可自由兌換的英鎊或許能重獲國際領先地位的想法也由此畫上了句號。

    自此，英國的決策者在經常賬戶可兌換問題上一直表現得謹慎有餘。直到1959年，他們才再次進行嚐試。1959年，英鎊餘額仍維持在10年前的水平上，且主要為英聯邦和英帝國的成員所持有。與之相對，美元儲備則增長了兩倍多。各國在儲備貨幣上的選擇已是不言而喻。顯然，它們並不會選擇歐洲“病人”的貨幣。

    法郎貶值

    當然，對各國來說，也沒有其他具有吸引力的選擇。法郎曾是一種重要的儲備貨幣，但它並未從第一次世界大戰後法國一係列的政治和金融危機中恢複過來。現在，法國又在阿爾及利亞陷入泥潭。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血腥的獨立鬥爭席卷世界各地，而阿爾及利亞的衝突尤為殘酷。阿爾及利亞民族解放陣線不僅要同法國軍隊作戰，還要同對手阿爾及利亞民族運動鬥爭。內外交困的法國軍隊分裂為兩個派別，其中一派陰謀推翻法國政府。平民被屠殺，巴黎的咖啡館遭爆炸襲擊。為獲取情報，政治犯遭受酷刑。而在此期間，法國政府一屆不如一屆，越來越軟弱，國內局勢也越來越混亂。

    1958年春，一場政治危機將事件推向了頂峰。一批持不同政見的軍官控製了阿爾及利亞，以免其被優柔寡斷的巴黎拋棄。之後，阿爾及利亞軍團的傘兵降落科西嘉島，於5月24日占領該島。按照計劃，他們下一步的目標是奪取巴黎，推翻現政府，進而建立一個絕不放棄阿爾及利亞的政府。他們的將軍發出加密信息（胡蘿卜已經煮熟），準備進軍巴黎。在巴黎，內外交困的政府在機場鋪設帶刺的鐵絲網，阻止傘兵著陸。公眾對政府失去信心。

    見大勢已去，第四共和國的領導人達成一致意見，同意邀請戰爭英雄查爾斯·戴高樂出山。隻有戴高樂才能平息國內的叛亂形勢。正如一名專家所言，他的個人威望超過“拿破侖之後的任何一個法國人”（顯然，這是戴高樂自己的觀點）。這位偉人從他的故鄉科龍貝雙教堂村返回巴黎，並被授予“緊急權力”。6個月後，軍隊派係紛爭歸於平息。

    這次政治危機也是一次金融危機。由於戰爭開銷巨大，法國中央銀行不得不直接填補政府預算赤字。早在1955—1957年，法蘭西銀行就已經損失了2/3的儲備。為此，法國財政部收緊了進口許可證的規定，限製購買外國證券，限定本國居民出國旅行時所帶的貨幣數量。

    對於緩解壓力來說，這些措施是遠遠不夠的。法蘭西銀行仍不斷向流通領域輸送額外貨幣，以填補預算赤字。1957年8月12日，政府被迫宣布貨幣貶值。由於此舉導致貨幣購買力下降，所以法國激進的工會組織極為不滿。為平息工會的怨氣，當局大幅提高工人工資，但這又使得提升本國競爭力的希望落空。由於第一次貨幣貶值未能取得成效，所以又有了第二次貶值，此次貶值幅度為17%，距第一次貶值時間僅相隔一年。為減少尷尬，戴高樂直到12月總統大選後才宣布這一消息。在此次大選中，他贏得了78%的選舉團票。

    通過第二次貨幣貶值以及相應的預算平衡措施，外部平衡得以恢複。但連續貶值並不是一個大國的行為，也不是一個偉大將軍的行為。戴高樂是一個傲慢之人，心想的全是法國的榮耀和自己的榮耀。12月的第二次貨幣貶值令他痛苦不已。之後，這位法國總統決意“罷黜”美元，這從另一方麵也表明，他對此前的貶值事件仍耿耿於懷。

    軟弱的馬克與日元

    在曆史上，地處歐洲大陸的德國向來都是儲備中心，也從未發生過重大的國際收支問題。但在20世紀20年代上半期，它卻遭遇了有史以來最為嚴重的惡性通貨膨脹之一，至今這一幕仍曆曆在目。現在，德國官員采取的幾乎是巴甫洛夫式的策略，隻要出現通貨膨脹苗頭便立即扼殺。

    問題是，當德意誌聯邦銀行（Bundesbank）——聯邦德國新成立的中央銀行——每次收緊貨幣政策以控製通貨膨脹時，其高利率都會吸引國外資本流入。而放寬信貸條件，則會引發通貨膨脹擔憂。因此，為限製國外資本流入，德國對非本國居民購買貨幣市場工具采取了限製措施。也就是說，如果外國人希望在國際交易中使用德國馬克，是不能遂願的。在20世紀50年代末期和60年代，德國放寬了部分管製措施，但在1970年4月和1971年5月再次收緊，以應對新出現的資本湧入趨勢。基於這些措施，德國並未成為外國人從事金融交易的聚集地。

    此外，新崛起的國家也沒有參與到競爭中來。1950—1975年，亞洲的日本就像現在的中國，其經濟增長率是美國的3倍。到20世紀70年代，它已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這正是複利的奇跡。但那時的日元，就如同現在的人民幣，在國際上基本不扮演任何角色。亞洲周邊國家，也就是日本采購原材料和銷售製造品的鄰區，是最有可能將日元作為商品報價、交易結算和國際儲備貨幣的地區。但日本殖民主義和戰爭期間日軍的殘暴行為給這些國家留下的記憶並未消失，依賴日元會讓這些鄰國感到不安。當時還有一個最重要的因素，那就是毛澤東時代的中國切斷了其與外部世界的經濟和金融聯係，但這並未幫助日元上位。

    即便有將日元用於國際交易的願望，日本決策者也會加以阻止。他們的首要任務是出口導向型增長。他們通過超級競爭匯率和一係列減稅及補貼措施扶持出口導向型製造業。他們通過日本進出口銀行（Export-Import Bank of Japan）和日本開發銀行（Japan Development Bank）對其他金融機構的影響，為出口業輸送廉價金融投資。

    日元國際化會破壞日本的這些政策。如果銀行可以自由地將資金投到國外，那它們就會規避政府的導向，不再以人為的低利率將資金借給國內生產商。日本的金融市場被完全密封在一個與世隔絕的空間。允許外國人在國內投資，就如同日元需要儲備貨幣地位一樣，將會破壞通商產業省（MITI）的工業政策戰略。而允許外國人持有日元則會對匯率造成反向壓力，降低幣值低估作為經濟發展工具的作用。彼時的日本就如同現在的中國，日元國際化將會讓其放棄可靠的增長模式。

    在20世紀80年代，日本最終改變策略。它的決策者決意將東京打造成國際金融中心，並將日元培育為國際貨幣。但他們所謂的“大爆炸”（Big Bang）改革，即取消對國內和國際金融交易的限製，並未取得預期目標。“大爆炸”允許日本大公司進入企業債券市場。由於失去了公司客戶，銀行開始爭奪其他客戶，而這些新客戶就是房地產開發商。“大爆炸”成就了房地產大繁榮，也導致了房地產大崩潰，而它所造成的後果及次貸危機的陰影直到多年之後才得以消除。因此，日本也從未獲得二線金融中心的地位。

    對於決意將上海打造成國際金融中心並將人民幣培育為國際貨幣的中國決策者來說，這是一個教訓。在放寬金融市場管製時，務必要謹慎。對於自己的願望，一定要小心謀劃，而在試圖實現這一願望時，更要三思而行。

    重塑國際貨幣體係

    缺少替代品意味著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的國際貨幣體係是建立在美元之上的。如此一來，其他國家（從英國開始）所麵臨的問題就是如何限製美國操縱該體係以為自己服務的能力。

    第二次世界大戰幾乎使英國亡國，其經濟和金融實力也因此大大降低。在戰爭結束前，就經濟而言，孰強孰弱已明晰可見。在英國官員看來，如果他們想重塑戰後的國際貨幣體係，那必須依賴“思想力量”而非經濟力量。

    於是，在1941年，他們再次求助於本國著名謀士凱恩斯。短短幾個星期，凱恩斯就拿出一個關於全球中央銀行的方案，並將此央行命名為清算同盟（Clearing Union）。按照該方案，任何國家都會收到一個以“班柯”（bancor）為記賬單位的信貸額度。政府可以使用這些信貸購買進口產品。任何國家都不能無限期地處於國際收支逆差狀態，因為源於清算同盟的信貸額度是有限的。同時，它們也不能長期處於國際收支順差狀態，因為按照規定，各國需要按照一定比例將所賺取的“班柯”和外幣上繳清算同盟。

    雖然凱恩斯方案提及的是所有處於國際收支順差的國家，但毋庸置疑，這是有特定寓意的。任何人都知道，凱恩斯的懲戒條款針對的是美國。

    以哈利·德克斯特·懷特（Harry Dexter White）為首的美國談判代表自然理解這一戰略的寓意。作為移民的兒子，懷特——他的姓實際是英國化的維特（Weit）——出生在波士頓一個普通工人階級家庭，後以優異成績畢業於斯坦福大學，再後來又攻讀博士學位，並成為哈佛大學助理教授。1934年，他離開工作不順的威斯康星州勞倫斯學院，受聘為美國財政部經濟分析師。自此開始，一路升職至財政部助理部長。

    他之所以能平步青雲，與他非凡的思維能力密不可分。他在財政部的上司將他描述為一個“精力充沛的睿智之人”。凱恩斯以其一貫的調侃方式表述懷特的才能，指出他是“財政部少有的具有建設性頭腦的人之一”。同凱恩斯一樣，懷特也是一個固執己見的人，隻不過魅力略遜於凱恩斯。此外，懷特對國際貨幣事務也非常熟悉，他曾就1880—1913年的法郎問題發表過專題論文。因此，對於凱恩斯的“技術論”，他顯然有足夠的應對能力。

    在珍珠港事件之後，懷特開始執筆撰寫自己的貨幣改革方案。他反對凱恩斯的自動計稅，也不讚成對長期處於貿易順差的國家進行製裁，並在此條款上做了模糊處理。凱恩斯建議清算同盟為各國提供的信貸總額為260億美元（按現在的幣值計算，約合160萬億美元），遠超過美國所生產全部商品和服務的價值。美國人擔心清算同盟的金融資源會被完全用於購買美國的商品，迫使美國將商品拱手相讓。這並非杞人憂天。為避免此一情況發生，懷特將凱恩斯建議的260億美元減少至50億美元。

    更為重要的是，懷特方案廢掉了“班柯”，取而代之的是穩定基金（Stabilization Fund）——懷特版的清算同盟，出借各國政府存於該基金的國家貨幣。美國將提供單一最大份額的基金資源，以與其在世界經濟中所占的比重相適應。

    在後來的雙邊談判中，這些分歧最終都得到了解決。更準確地說，雙方最終同意的是一個更接近於美方建議的方案，這也反映了美國具有英國所不具有的優勢力量。迫於出口院外集團的壓力，美國談判代表堅持將這樣一個條款寫入新成立機構——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協議條款中：各國將在5年內取消在進出口交易中使用各自貨幣的限製。對此，英國隻得表示同意。此外，美國還堅持取消凱恩斯有關對長期處於國際收支順差的國家課稅的規定，並決意廢除“班柯”，對此，英國別無選擇。美國方麵所做的主要讓步就是同意將該基金的總資源從50億美元提升至85億美元，但這與凱恩斯最初提出的260億美元仍相去甚遠。1944年7月，盟國其他成員和中立國在經過長達兩周的緊張磋商之後，最終在新罕布什爾州的山林度假小鎮布雷頓森林達成一致意見。

    拯救美元的國際地位

    由於信貸供應受限，所以各國以何種方式取得所需美元（以便從美國進口商品）仍不明晰。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歐洲和日本都急需進口糧食和燃料，以維持社會穩定。它們需要資本貨物，以用於經濟重建。當時，美國通過聯合國救濟和重建管理機構以及1946年的英美貸款協定向各國提供資金支持，但這些過渡措施都有一定的時限，沒有人知道期滿之後會發生什。美國決策者以為，歐洲和日本很快就會重新具備賺取美元的能力，屆時便可購買進口商品。但事實上，這種恢複是需要時間的。而出口製造品首先需要從國外進口所需的資本設備和其他用於生產的原材料。出口並不會先於進口而出現。

    其所引發的後果對歐洲和日本，乃至整個國際體係來說都是非常可怕的。缺乏現金的國家有可能會像20世紀30年代的德國一樣實施外匯管製和清算安排。若果真如此，那美國所重視的公開貿易體係就會被置於危險境地。而政府對進口的控製或許正是政府邁向對經濟進行控製的一小步。

    隨著“冷戰”加劇，這一風險日益增加，並已超出了美國決策者的承受能力。於是，他們在歐洲實施“馬歇爾計劃”，在日本實施“道奇計劃”（Dodge Pn），前者以第二次世界大戰將軍、1947年出任美國國務卿的馬歇爾的名字命名，後者以底特律銀行（Detroit Bank）董事長、1948年起出任美國駐日本特別大使的道奇的名字命名。道奇雖不及馬歇爾有名，但同樣具有重大影響力。

    “馬歇爾計劃”第一年就吸收了10%的聯邦預算。這是一種非凡的慷慨行為，而馬歇爾正是通過國會實施這一行為的人。這位國務卿是一位傑出的軍人。他的父親參加過內戰，曾是肯塔基州奧古斯塔地方軍成員，而年輕的馬歇爾的成年生活則完全是在軍隊度過的。到1947年，他已成為一名深受信賴的公眾人物。他身上表現出來的是一名完美軍人的自律和嚴謹。1939—1945年，馬歇爾擔任美國陸軍參謀長，其間，在國會做證時，他從未提及需要個人做出犧牲。但現在，1947年，他卻屢屢提及個人犧牲的必要性，以確保歐洲留在西方陣營。

    道奇是一位銀行家（與汽車製造業的道奇家族並無關聯），曾在法蘭克福和柏林擔任美國軍政府德懷特·艾森豪威爾將軍和盧修斯·克萊將軍執政時期的財政顧問。到日本後，他迅速將自己在德國學到的經驗付諸行動。

    “馬歇爾計劃”和“道奇計劃”為各國進口原材料提供美元資助，從而使得這些國家的出口得以恢複。這樣一來，各國也就不用被迫采取物物交換的方式了。從這一意義上講，“馬歇爾計劃”和“道奇計劃”拯救了布雷頓森林體係，進而言之，也就是拯救了美元的國際地位。所以，有觀察人士指出，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的國際貨幣體係並不是布雷頓森林體係，而是“馬歇爾-道奇固定匯率美元本位製”，這並非沒有道理。

    為積累儲備，各國必須保持貿易順差——在20世紀40年代後半期，歐洲和日本是無法做到這一點的——否則儲備貨幣國家就必須借款給其他國家或投資國外。一番猶豫之後，美國通過“馬歇爾計劃”和“道奇計劃”為其他國家提供美元。時下的中國就如同20世紀40年代的美國，處於貿易順差狀態，但同時也鼓勵其貨幣在國際上的廣泛使用。而要讓其他國家持有人民幣，中國則必須向它們提供貸款或向國外投資。我們現在所看到的這種貸款和投資表明中國了解時下世界的變化。

    黃金-美元體係的缺陷

    第二次世界大戰戰敗國德國和日本是在出口和獲取美元方麵最成功的國家。它們放棄了外交雄心，全麵致力於經濟發展。英國仍擁有它的帝國版圖。法國則有阿爾及利亞，在很多法國人看來，這是法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英法兩國都背負著因海外承諾而產生的預算負擔，它們都抱怨難以獲得購買國外商品所需的美元。

    在20世紀40年代，美國經濟強大，而其他國家則麵臨嚴峻的戰後經濟問題。在這一時期，若沒有美國的幫助，要想獲得美元確實非常困難。但到20世紀50年代，德國已經表明，通過投資和削減成本，完全可以重新發動出口引擎，並積聚其所需要的美元。後來，通過法郎貶值、平衡預算和擺脫阿爾及利亞等一係列措施，法國也做到了這一點。英國直到20世紀80年代瑪格麗特·撒切爾執政後才最終在這方麵取得成功。

    問題是，像英國這樣的“病人”，到20世紀50年代時，美元缺乏的曆史也已經結束。這並不是一個完全愉快的發展過程。布雷頓森林安排使得美元“像黃金一樣好”。但事實是，現在外國持有的美元存量已經超過了美國所持有的黃金儲備，因而對布雷頓森林體係造成威脅。如果所有的外國持有者都湧向美國財政部的出納窗口，即通常所謂的“黃金窗口”，將所持的美元兌換為黃金，那美國就會像銀行一樣遭遇擠兌事件。在1960年，美國的貨幣性負債首次超過本國的黃金儲備。是年下半年，美國遭遇第一次嚴重的美元投機事件。由此可見，這並非巧合，兩者之間是有關聯的。

    這些問題的出現並不足為奇。這個體係的運轉依賴美國的承諾，它提供兩種儲備資產，一是黃金，一是美元，兩者都是固定價格，但一種的供應是彈性的，而另一種的供應則是非彈性的，因而這一體係存在明顯的缺陷。生於比利時的經濟學家羅伯特·特芬在1947年提交給聯邦儲備委員會的研究報告中警告過這一問題。圓臉、矮小的特芬更像是一隻刺蝟而非狐狸。他知道這是一個重大問題，並集中精力研究此問題。他先是在歐洲合作和發展組織（今天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的前身）任經濟學家，後在耶魯大學任教授。由於他全力致力於該問題的研究，所以他的名字也就成為該問題的代名詞。

    “特芬困境”是指，如果美國拒絕為其他國家提供美元，那貿易就會陷入停滯，而經濟增長也會受到遏製；如果美國無限量地提供美元，雖說可以促進經濟增長和貿易發展，但各國對美國承諾美元可以兌換黃金的信心就會下降。最終，要美國的黃金儲備遭到擠兌，導致其無法維持每盎司35美元的黃金價格；要美國搶先放棄以固定價格兌換黃金的承諾。但不管是哪一種方式，黃金-美元體係都會崩潰。特芬的解決方案是，創造一種類似於凱恩斯“班柯”的國際貨幣，並要求各國政府在國際交易中必須接受。但截至20世紀60年代初，他的這一解決方案鮮有接受者。

    就21世紀初美國與新興市場，如中國和印度之間的關係而言，這有一個明顯的類比。迅速增長的經濟體——20世紀60年代的歐洲和日本，以及現在的新興經濟體——發現它們一直在積累美元，而且這種積累幾乎是不由自主的。然後，它們便擔心這些美元是否會保持幣值穩定。再然後，它們的擔憂就會演變成為一種可能破壞金融市場穩定的擠兌事件，因為每個國家都想拋售美元。

    今天，主要的一個區別是，美元已經有了替代品，如歐元或其他貨幣。這至少可以創造一種平穩轉換的可能性，因為外國央行和政府可以逐步實現儲備的多樣化。如果各國央行和政府願意持有更多的歐元，那歐洲中央銀行可以為它們提供。由於歐元和美元的匯率是浮動的，所以這種轉換將會伴隨著這兩種貨幣相對價格的逐步調整。由於歐元的存在，美元的沒落並不會危及金融市場和國際體係的穩定。

    黃金池

    20世紀60年代的情況卻並非如此。由於其他國家缺乏麵向世界開放的具有深度和流動性充裕的金融市場，所以黃金是美元唯一的替代品。而新開采的黃金則處於供不應求的狀態。

    如果各國齊心協力，那它們或許會贏得時間。如果各國同意不將其所持的美元轉換為黃金，那這一體係或許會得以保留，而長期的解決方案也有可能會找到。但在其他國家都采取管製措施時，一國有足夠的理由將其所持美元轉換為黃金，以便為自己謀利。由於所有國家都了解這種可能性，所以也就有了欺騙的誘惑。

    1961年，美國提出了一種方法，即所謂的“黃金池”（Gold Pool），希望以此解決這一問題。依照該方法，其他國家同意持有美元，並償還美國一半的黃金損失。紐約聯邦儲備銀行副主席查爾斯·庫姆博斯代表政府與各國進行談判。“黃金池”是一個非常明顯的非對稱安排，所有的轉移都是單向的。顯然，該係統的結構會置其他國家於不利境地。

    “黃金池”是一個不錯的方法，但前提是不要去啟動它。1964年之前，由於蘇聯和南非的黃金供應源源不斷地流入市場，所以沒有啟動這一方法的必要。但從1965年開始，黃金供應量開始下降。現在，“黃金池”的成員不得不出售黃金以阻止美元價格在倫敦市場的上升。它們必須償還美國的損失。原本隻是理論上的承諾，而今卻變成了實實在在的現實。意大利在美國將美元轉換為黃金，以彌補“黃金池”在倫敦的銷售虧空。向來都對美元持敵視態度的法國於1967年初退出“黃金池”。此消息由《世界報》（Le Monde）金融記者保羅·法布拉率先曝出，被認為是戴高樂政府的一次戰略性“泄露”。

    由此可見，一個長期的解決方案已迫在眉睫。法國領導人主張重返以黃金為唯一結算單位的體係，這一建議多少有些不合時宜。他們從長期的金本位捍衛者雅克·呂埃夫的偉大作品中獲取靈感。在20世紀30年代，呂埃夫曾在法蘭西銀行工作，並升任副行長，後因維希政府的反猶太人法而被解職。他掌握著金本位運轉的第一手資料，而他如何看待法國的不愉快經曆以及法國的建議則是另外一回事兒。他之所以支持金本位製，一種解釋是，作為奧地利經濟學家路德維希·馮·米塞斯的追隨者，呂埃夫是政府幹預市場的堅決反對者，並將金本位視為政府不會擾亂貨幣市場的保證。另一種解釋是，在20世紀20年代，他親身經曆了法國的高通貨膨脹率，從而使得他對通貨膨脹產生了一種畏懼心理。事實上，年輕的呂埃夫曾為時任總理的雷蒙德·龐加萊提供有關如何控製通貨膨脹的建議，而他關於削減預算和進一步貶值法郎的建議也都被采納並取得成功。

    作為經濟規劃的反對者，呂埃夫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遭放逐。但在戴高樂掌權後，為控製通貨膨脹，這位將軍請呂埃夫起草一份穩定計劃。這一次，他再次建議削減預算和進一步貶值法郎，此一戰略再次奏效。基於這次成功，呂埃夫贏得了戴高樂的信賴。此外，他也贏得了公眾的信賴，在整個20世紀60年代，他就貨幣問題發表了大約85篇文章。1965年初，戴高樂在一次記者招待會上猛烈抨擊美元，斥責布雷頓森林體係是一個“被濫用的、危險的體係”，並表示世界應該重新回歸以黃金為基礎的體係。這實際上是在引述呂埃夫的觀點。戴高樂堅持認為，較其他國家而言，法國絕不能處於次要地位，無論是在貨幣領域，還是在其他領域。雖然呂埃夫的觀點與之形成共鳴，但這並未對他造成不良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