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金融史與大國博弈（套裝共12冊） (xinshuhaige.com)”

    第三章 對抗

    隻要外國人沒有其他選擇，那美元所麵臨的問題很難算得上是問題。如果他們缺乏一種代替品，正如布雷頓森林體係崩潰後他們所麵臨的困境一樣，那對美元前景的懷疑充其量也就隻是懷疑而已。但自1999年以來，世界上出現了另外一種貨幣，它就是有可能成為美元主要競爭對手的歐元。歐元區並非沒有問題，一係列事件已經表明了這一點，但美元也有自己的問題。如果歐元能經得起考驗並能從危機中脫穎而出，那在國際舞台上，它將會成為美元的重要替代品。

    這一替代品的出現並非一朝之功。實際上，歐元的創造最早可以追溯到幾世紀之前。15世紀，波希米亞國王波傑布拉迪的喬治建議建立一個擁有單一貨幣的歐洲聯盟，以支持歐洲軍隊同土耳其人作戰。拿破侖提議在法國的讚助下發行單一貨幣，以促進歐洲大陸的融合（在法國人看來，隻要創造出一種單一貨幣，那法國就會擁有控製權。法國人的這種信心也是歐洲貨幣史上一個持久的主題）。在金本位製下，歐洲各國的貨幣實際上是可以相互兌換的，這種情況一直持續到1914年。雖然第一次世界大戰阻斷了金本位的運轉，但理查德·庫敦豪維-卡勒吉伯爵也由此創建了泛歐洲聯盟（Pan-European Union），旨在為以後建立歐洲聯邦和歐洲貨幣做準備。在20世紀50年代和60年代，雅克·呂埃夫主張創造一種與黃金掛鉤的歐洲貨幣，以作為美元的替代品，而這一貨幣同樣也將由法國負責管理。

    作為歐洲20世紀曆史上最關鍵的事件，第二次世界大戰對歐元的產生具有深遠意義。在貨幣聯盟談判中扮演重要角色的人物，其觀點都受到了這次戰爭的影響。在他們看來，歐洲一體化可以阻止類似悲劇的發生。隨著20世紀50年代聯邦德國經濟的複蘇，他們看到，將德國鎖定在歐洲甚至比建立貨幣聯盟更為重要。1958年，鎖定機構——歐洲經濟共同體（EEC）成立，雖然這距離經濟和政治聯盟還很遠，但卻激發了更深層次的一體化談判，不可避免地，單一歐洲貨幣成為重要議題。而當這些記憶已經開始泛黃時，德國實現了統一，一體化再次被提上日程。若沒有這段曆史，想必法國不會放棄象征其顯赫地位的法郎，而德國也不會放棄其深愛的德國馬克。

    這段曆史也提醒我們，從根本上講，歐元是一個政治工程。這是它的弱點，因為這解釋了為什歐元會在經濟條件並不成熟的情況下被創造出來。但同時，這也是它的強項，因為這解釋了為什各成員國現在仍在努力為歐元創造條件，也解釋了為什歐元會從危機中脫穎而出，並變得比以前更加強大。

    同樣，如果美元沒有出現問題，那各國也不太可能轉向歐元。當美元引發問題導致資金從美國流出時，這些資金並不會均等地流向所有歐洲市場。相反，它們主要會流向德國——歐洲最堅挺貨幣的大本營。德國馬克對法郎升值，德國出口商失去的是競爭優勢，而法國決策者失去的則是麵子。考慮到美國規模過於龐大的金融市場，套用德意誌聯邦銀行主席奧特瑪·埃明格爾的話說，這就好比是“與一頭大象同船或同床”。

    美元的不穩定促使歐洲人考慮創造一種單一貨幣，以使其免於這些混亂的衝擊。所以，美元的問題間接導致了歐元這一替代品的產生，而最終，歐元也成為國際舞台上美元的主要競爭對手。

    如同創建聯邦儲備係統一樣，創造歐元也並不隻是為了免受不穩定的貨幣衝擊，其背後的動機同樣不止一個。20世紀90年代初，德國需要獲得法國支持以實現國家統一，而作為對法國支持的補償，德國同意建立貨幣聯盟。之後，統一的德國希望獲得更多的外交話語權，而要想實現這一點，就要進一步加快歐洲的一體化進程。對於法國來說，它希望從德國中央銀行那獲得貨幣控製權，掌握歐洲貨幣政策的話語權。秉承戴高樂主義傳統的法國人也希望有一種能夠挑戰美元的歐洲貨幣。他們看重貨幣權力的原因和看重軍事權力的原因是一樣的。不論是在貨幣上還是在軍事上，他們都希望能夠減少對美國的依賴。歐元是他們的貨幣威懾力量。

    “冷戰”的結束大開便利之道。一直以來，法國都在尋求一種歐洲威懾力量和獨立於美國之外的防禦聯盟。但隻要蘇聯軍隊駐紮在柏林周圍，聯邦德國就要依靠美國的防務保護傘。聯邦德國是一個“順從的盟國”。當美國要求它支持美元時，它就會遵命而行。而當法國提議創造一種歐洲替代品時，波恩就會猶豫不決。在“冷戰”結束和蘇聯解體之後，這一切都發生了變化。我們可以想一想，在1945年美元成為世界主導貨幣之後的半個世紀，那是一種多特殊的環境。

    直到20世紀70年代，布雷頓森林體係才為歐洲提供了其所需要的貨幣穩定。依靠美元穩定，歐洲貨幣穩定了歐洲貨幣之間的匯率。在貨幣波動的情況下，完善共同市場——如歐洲在1968年采取的措施——將會更加困難。進口商和出口商將會發現他們的貿易陷入混亂。政府將會發現貿易壁壘更難以清除，而共同對外關稅也更難以建立。

    此外，政府還發現，以補貼方式“安撫”反對共同市場的農業組織越來越困難。歐洲生產效率較低的農場主將農產品共同市場視為威脅。他們的院外集團具有強大的實力，而他們的反對將會毀掉這一歐洲計劃。當他們要求官方管製價格時，政府隻得同意。但實際上，這並不是一個政府依靠自身力量就能夠做到的。如果法國定的穀物價格高於共同市場，那其他成員國的穀物就會如潮水般湧入。因此，各成員國同意按照共同農業政策協調它們的農業支持價格。但由於法國政府是用法郎定價的，德國政府是用德國馬克定價的，而共同體的其他成員也都是用它們自己的貨幣定價的，所以無序的匯率波動將會破壞這一體係。布雷頓森林體係再次救場。因此，可以想見，邁向共同歐洲貨幣的最初步伐與布雷頓森林體係的消亡是同時發生的。

    維爾納報告

    頗出人意料的是，這個動議是由聯邦德國總理維利·勃蘭特提出來的。曾做過店員的勃蘭特出生在一個單親家庭，由外祖父一手帶大。他的外祖父是一名卡車司機，也是一個堅定的社會主義者。勃蘭特繼承他的政治理念，加入社會主義青年和社會主義工人黨（Socialist Youth and Socialist Workers Party）。在非政治活動期間，勃蘭特從事航運代理工作。隨著納粹上台，德國開始打擊年輕的社會主義者，勃蘭特利用自己的航運關係逃至挪威。1938年，在被德國當局剝奪了公民權之後，他申請了挪威國籍。1946年，勃蘭特返回柏林，並開始參與政治活動。1949年，他開始為西柏林市長工作。1957，他當選該市市長，而該職位也成為他走向國內政壇的跳板：1964年出任社會民主黨主席，1966年出任基督教民主黨和社會民主黨大聯盟（Grand Coalition of Christian Democrats and Social Democrats）外長，1969年出任總理。

    相對於貨幣事務，勃蘭特更關心與蘇聯集團的關係。1961年柏林牆建立時，美國未采取任何措施，所以他感覺自己被美國出賣了。在他看來，德國的未來掌握在德國人自己手中，而一個關鍵的方麵就是改善與東方集團和蘇聯之間的關係。作為總理，勃蘭特的偉大成就包括與波蘭和蘇聯舉行互不侵犯條約談判，以及與民主德國建立外交關係。

    相比之下，經濟並不是他所關心的事情。但在1968年作為外長期間，勃蘭特對由美元引發的歐洲緊張局勢曾有過近距離觀察。他擔心美元貶值會導致大量資本流入德國。資本的流入推高了德國馬克。這又給早已岌岌可危的法郎帶來更多的問題，再加上隨處可見的街頭抗議（“五月運動”），戴高樂政府已處於危機邊緣。這位將軍或許可以安全度過這一危機，但他拒絕實施貨幣貶值，認為貶值就是承認失敗，這會讓他尷尬不已，而且當時，他還一直在批評疲軟的美元。對於其有可能被迫宣布貶值的想法，戴高樂斥之為“最荒謬的謬論”。他堅持認為，如果問題能夠得以解決，那解決方案應該來自德國。

    得益於經濟部長卡爾·席勒和財政部長弗朗茨·約瑟夫·施特勞斯，德國政府堅持不升值，以免損害德國的出口業。席勒和施特勞斯不惜賭上自己的聲譽，維持了對美元的現行匯率。在1968年11月召開的波恩工業國峰會上，各方爭執不斷，會議未達成一致意見。戴高樂實施外匯管控，這雖然贏得了時間，但卻無助於解決問題。

    這一僵局直到1969年喬治·蓬皮杜接替戴高樂出任總統後才被打破。與前任相比，蓬皮杜是一個更為務實的人。雖然名義上他也是一個戴高樂主義者，但他可以將貨幣貶值的責任推到這位將軍身上。是年8月，他在法國大多數人（包括政治家、金融家和記者在內）都休假時宣布了貨幣貶值的消息。

    與此同時，資本的流入引起了德國對通貨膨脹的擔心。這成為1969年9月選舉的中心議題，社會民主黨和自由民主黨組閣，勃蘭特出任總理。由於未承諾維持現行利率，所以新上台的勃蘭特政府可以自由行動，並將貨幣升值作為首要措施之一。雖然德國出口商對此不滿，但也並不是所有人都對此不滿。他們將貨幣升值的責任推到法國身上，認為是法國人讓他們吞下了這味苦藥。作為歐洲核心的法德聯盟已經開始出現嫌隙。

    勃蘭特親身見證了這種嫌隙的產生。現在，他決意修補兩國關係。他所選擇的工具就是旨在避免出現更多貨幣問題的貨幣協議。

    要推進該計劃，勃蘭特還需要克服多種障礙。價格穩定的監管者德意誌聯邦銀行認為，與法國合作將會危及其抗擊通貨膨脹的能力。外交部警告說，歐洲境內的緊密合作有可能弱化跨大西洋貨幣合作的承諾。關於德國應該扮演“順從的盟國”的角色的觀點仍有相當大的市場。在1968年11月尼克鬆當選總統後，美國政府的政策呈現出強烈的單邊主義傾向，與美國人的合作變得更加困難。與此同時，深化歐洲共同體的呼聲越來越高。

    即便是普通法國人也不願意放棄法郎。貶值是一件尷尬的事情，但國家主權更為重要，而且在國家主權中，法郎是一個強有力的象征。因此，一心追求穩定的政治家如瓦勒·季斯卡·德斯坦（1962—1966年出任戴高樂政府時期的經濟和財政部長，1969—1974年出任蓬皮杜政府時期的經濟和財政部長）認為，與德國合作可以將法國的貨幣政策從國內政治中解脫出來。他們認為這是進口德國穩定文化的一種方式。季斯卡還認為，共同歐洲貨幣對於捍衛共同農業政策（該政策讓法國農場主獲益匪淺）來說具有重要意義，而且也可以成為美元強有力的競爭對手。

    蓬皮杜有著法國人一貫的自信。在他看來，如果勃蘭特的動議最終能夠產生一種單一歐洲貨幣，那法國將會掌握該貨幣的控製權。他認為，現在的法國被夾在一個不負責任的、日益強大的德國和一個同樣不負責任的、依然強大的美國中間。在1969年12月召開的歐洲國家峰會上，勃蘭特提出了他的貨幣一體化建議，表示共同體應該“掌握自己的命運”。蓬皮杜暗示說，法國要重新掌握自己的命運，尤其是貨幣命運。

    就這樣一個奇怪的聯盟，能否就共同貨幣達成協議還要打一個大大的問號。有疑問，那就任命一個委員會，因此在峰會之外成立了一個由盧森堡首相皮埃爾·維爾納（Pierre Werner）任主席的委員會。雖然盧森堡也並不是一個必然選擇，但維爾納卻是一位富有經驗的銀行家，他參加過1944年的布雷頓森林會議，擁有無懈可擊的聲譽，曾在戰時德國占領期間支持過抵抗運動。他是一位高效的政治家，也是歐洲一體化的熱心倡導者。

    1970年10月發布的維爾納報告主張鎖定匯率，且鎖定後不得變動，以此保全共同市場，使歐洲免受美國貨幣問題的衝擊。它建議在全歐洲設立一個類似於聯邦儲備係統的中央銀行係統。它強調貨幣聯盟內的各國家應就國家預算進行協調。它還希望設立一個政府間轉移支付體係，以支持貧弱國家，這類似於美國用於資金再分配的聯邦稅和轉移支付體係。

    雄心勃勃的計劃注定會引起堅定的民族主義者的反對，因此維爾納報告的作者展開了長篇論述，以消除各方疑慮。他們並未堅持用一種新的歐洲貨幣單位取代各國貨幣（後來的事實證明，這對於該項事業的推進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而是建議國家貨幣仍保留它們的象征性價值。他們避開了歐洲中央銀行係統將如何運轉、誰將擁有決策權，以及貨幣當局和政治家之間將保持何種關係等問題。在貨幣聯盟問題上，他們並未期待速戰速決，而是建議在10年內按三個步驟分步過渡完成。

    維爾納報告回避了歐洲共同貨幣政策將如何決定以及由誰決定的問題，這是一個致命弱點。德意誌聯邦銀行主席卡爾·卡拉辛就利用了德國人的恐懼心理，指出共同貨幣政策將會為說法語的政治家所掌控，並將會成為通貨膨脹的引擎。同時，這也引起了法國人的擔憂，他們擔心決策權可能會被從政治領域剝離，導致法國重新控製其貨幣命運的努力付諸東流。雖然歐洲經濟和財政部長在1971年3月簽署了維爾納報告，但他們並未采取任何實施該計劃的實際行動。該報告留下的一個遺產就是延長版的三步走過渡戰略，最終鎖定了各國貨幣間的交叉匯率。

    貶值促進經濟發展

    由於源於美國的貨幣衝擊仍在繼續擴散，所以采取行動已迫在眉睫。在1971年的前4個月，由於擔心美元貶值，投資者再次將資金轉移到德國。5月10日，資金如潮水般湧入德國，德意誌聯邦銀行放棄幹預措施，允許德國馬克對美元升值。與德國經濟聯係密切的荷蘭也隨之采取了相同的措施。

    法國則不然。投資者對法國信心不足，因此它並未成為資本流的接受國。法國人被激怒了。德國采取單邊行動，而德國馬克的升值再次累及法郎。蓬皮杜通告其他成員國，表示法國在當下情況未得到調整之前（在德國和荷蘭恢複它們的固定評價之前），將不會參加中央銀行行長委員會的會議。

    修複措施剛剛開始，尼克鬆即於8月15日宣布暫停美元與黃金之間的兌換。這再次引起投資者的擔憂，使得法郎和德國馬克之間的分歧進一步擴大。法國被迫采取行動。尼克鬆總統和蓬皮杜總統在葡萄牙亞速爾群島的特塞拉島舉行會談。就飛行工具而言，蓬皮杜乘坐的協和式飛機略勝一籌。之前，美國國會剛剛拒絕了尼克鬆提出的關於打造超音速運輸機的建議，而協和式飛機恰好體現了法國的優勢。

    此外，兩國總統還就政策問題進行了會談。尼克鬆希望美元大幅貶值，以促進美國經濟的發展，但蓬皮杜擔心此舉將會進一步削弱歐洲的競爭力。法國缺乏金融杠杆，但蓬皮杜這位前銀行家和教師可以詳細講解匯率問題，而尼克鬆這位美國總統對此則毫無興趣。你可以想象，在聽蓬皮杜無休止地講解貨幣關係時，一臉不耐煩的尼克鬆捶胸頓足的樣子。

    最終，兩位總統達成了美元應貶值7.9%的協議，這與美國所希望的貶值幅度還有一定差距。在會談結束後的新聞發布會上，疲憊不堪的尼克鬆錯誤連連。在為期兩天的會談中，他一直通過美軍電台熬夜收聽國家橄欖球聯盟（NFL）華盛頓紅皮隊和洛杉磯公羊隊的比賽。蓬皮杜則顯得意氣風發，在新聞發布會結束後，他去了該鎮唯一的酒店——安哥拉酒店，喝起了開胃酒，並同記者打成一片。

    12月17日、18日，其他國家在史密森學會的城堡大樓召開會議。它們的協議取決於德國的意願，即德國馬克對美元的升值是否會超過尼克鬆和蓬皮杜達成的7.9%的幅度。如德國馬克較美元升值7.9%以上，那經濟較弱的國家就可以減少一些升值幅度。在與波恩的勃蘭特進行了密集的電話溝通之後，經濟部長席勒同意將德國馬克升值14%。這是這個“順從的盟國”所采取的最後一次“順從”行動。

    捍衛布雷頓森林體係的代價是高昂的。在貨幣浮動之前，德國和荷蘭已經積累數量龐大的美元，所以美元的貶值會讓它們遭受巨大損失。由於看不到美國政策的任何實質性變化，所以它們並不願意再次支持美國。因此，在史密森學會上，它們堅持將布雷頓森林體係中有關允許貨幣匯率上下浮動1個百分點的規定改為上下浮動2.25個百分點。

    這一更為靈活的安排方案雖然緩解了買入美元的壓力，但卻導致了其他一些問題。如果德國馬克上升整整2.25個百分點，而美元下浮2.25個百分點，且法郎與德國馬克和美元的運動方向相反，那德國馬克與法郎的比率就會變為9個百分點，這不僅破壞共同農業政策，而且還會給德國製造商造成麻煩。1972年，迫於尼克鬆的壓力，亞瑟·伯恩斯宣布下調利率，從而使得上述危險轉變為現實。利率下調導致美元進一步弱化，資本再次流入德國。該是采取措施的時候了。1972年3月，歐洲國家同意降低彼此之間的雙邊匯率。飄忽不定的美國政策再次促使歐洲在貨幣領域進行合作。

    這一新體係是一種以德國馬克為中心的安排。歐洲經濟共同體（EEC）的6個成員國、3個候選成員國（丹麥、冰島和英國）和挪威參加了會議（就挪威的參與而言，這或許有助於勃蘭特講挪威語）。與會國家達成一致意見，同意在史密森寬匯率區間內設立一個窄匯率區間。這一安排被稱為“洞中的蛇”，暗指一條歐洲蛇在史密森洞中蜿蜒前行。當1973年史密森洞坍塌，美元開始浮動時，“洞中的蛇”變成了“湖中的蛇”。高度開放的經濟體比利時和盧森堡更傾向於一種更窄的匯率變動區間，它們的安排被稱為“蠕蟲”，一條在蛇的胃部蜿蜒前行的蠕蟲。

    僅僅有將匯率保持在窄變動區間的願望是不夠的，貨幣和財政政策必須實施到位。當投機者投機某一貨幣時，中央銀行必須予以支持，而這種支持不僅來自強貨幣國家，也來自弱貨幣國家。雖然歐洲表明了合作的意願，但在建立蛇形浮動匯率時，這些前提條件並未安排到位。各國仍在執行各自的財政和貨幣政策。很快，丹麥和英國就被逐出了這一安排。 1973年初，美國決定美元再次貶值10%，此舉給歐洲的弱貨幣國家帶來了沉重壓力，迫使意大利退出這一安排。

    深化歐洲一體化

    1973年3月，各種跡象表明美國已決定放棄穩定美元。愛德華·希思——其作為首相最重要的成就就是帶領英國加入了歐洲經濟共同體——前往波恩就該問題與德國進行磋商。由於英鎊剛被逐出蛇形浮動匯率安排，所以希思請求德國幫助解決貨幣問題，並將這種幫助描繪為“歐洲共同反應”。他認為德國會動用其美元儲備支持英鎊。

    勃蘭特的反應是，希思應讓英鎊重新加入蛇形浮動匯率安排，並承諾穩定英鎊與其他歐洲貨幣之間的穩定關係。這一要求使得雙方的談判陷入僵局。希思及其顧問並不願意就匯率問題做出承諾，因為過去也曾有過類似的承諾，但由於缺乏德國的無限支持，所以往往無法兌現，並最終導致英國政府下台。 勃蘭特及其財政部長赫爾穆特·施密特也不願意為英鎊提供無限支持，擔心這樣做會強化英國的通貨膨脹政策。對於兩國來說，這種特殊的僵局並不是最後一次出現。

    1973年3月，美元開始浮動。蛇形體係中的剩餘成員同意貨幣浮動以共同應對美元衝擊。由於在“儲備池”以及更廣泛意義的政策立場上缺乏相關協議，所以該體係實際是由德國領導的。德意誌聯邦銀行設定利率水平，而其他中央銀行緊隨其後。但由於德意誌聯邦銀行是向一個方向使力，而各國政府向另一個方向使力，所以緊張局勢一觸即發。1973年，在商品價格通貨膨脹上漲時，德意誌聯邦銀行采取了緊縮措施。法國極不情願地跟進，遭遇資本外流，並迫使其於1974年退出蛇形體係。1975年，它重新加入，並於1976年再次退出。不管是退出還是加入，法國都指責德國的政策不符合一個更廣闊的歐洲的要求，換句話說，也就是不符合法國的要求。而德國則指責法國出爾反爾。

    所有這些都讓歐洲一體化的捍衛者感到沮喪，因為在他們看來，蛇形體係原本是邁向貨幣聯盟的一個步驟。由於勃蘭特的私人顧問被曝出是民主德國間諜，前財政部長赫爾穆特·施密特於1974年底接替勃蘭特出任德國總理。施密特是一個堅定的歐洲主義者，而且有著廣闊的經濟學背景。他擁有經濟學的學位，而且大學畢業後就在漢堡經濟政策部門工作。他現在將貨幣穩定協議視為深化歐洲一體化的路徑。此外，他還將該協議視為降低德國經濟和金融主導力的方式，因為這種主導已引起了其他歐洲國家的不悅。施密特可以將匯率協議兜售給德國出口商，以免其因德國馬克升值而進一步削弱競爭力。問題是，他能不能將這樣一個協議兜售給德意誌聯邦銀行。

    1974年，法國總統蓬皮杜因淋巴癌突然去世，瓦勒·季斯卡·德斯坦接任總統一職。季斯卡是一個現代化主義者。在當選總統當晚，他用英語和法語分別表達了對其競爭對手、社會主義者弗朗索瓦·密特朗的敬意，震驚政界。他要求參加其就職典禮的男性賓客著西裝而非傳統的條紋褲，而在抵達愛麗舍宮時，他檢閱的是一支特別行動部隊，而非佩戴銀色頭盔的共和國衛隊。

    季斯卡希望在貨幣事務中也注入一種類似的實用主義。在兩屆總統任期內，季斯卡已經見證了三次令人尷尬的法郎貶值事件。他將匯率協議視為法國實現穩定的方式，同時也希望以此增加法國在歐洲貨幣事務中的話語權。季斯卡出生在德國——他的父親是第一次世界大戰後萊茵蘭法國占領區的行政官員，但在法國長大，從小就對法德衝突和惡性通貨膨脹耳熟能詳。同施密特一樣，不論是在智力還是情感上，他都致力於實現歐洲的一體化。僅此一次，歐洲的貨幣命運被同時掌握在兩個堅定的歐洲主義者手中，也被同時掌握在兩位熟諳經濟的前財政部長手中。

    委員會的阻撓

    問題是何時采取行動。頗受爭議的英國政治家、1977年出任歐洲經濟共同體原始執行分支歐洲委員會主席的羅伊·詹金斯提供了一個機會。詹姆斯·卡拉漢的工黨政府已將詹金斯貶至布魯塞爾，因為他所主張的歐洲一體化與工黨後座議員的主張相左，而且奢華的生活方式與一個社會主義者的身份也不相符。在那，詹金斯完全折服於擔任該委員會顧問的國際貨幣經濟學家、比利時人羅伯特·特芬。 1977年底，在位於佛羅倫薩的歐洲大學學院（European University Institute）演講時，詹金斯提出重新啟動歐洲貨幣聯盟的談判。與維爾納報告相呼應，他建議擴大歐洲經濟共同體的預算，為那些難以適應嚴格的德國式貨幣政策的國家提供支持，當然這也包括他的祖國英國。

    雖然詹金斯的想法在倫敦遭到冷遇，但卻為施密特和季斯卡提供了一個機會。 這是美元的另一個疲軟期，從美國流入德國的資本再次推高了德國馬克，並削弱了德國的出口競爭力。對施密特來說，這是一個“美元災禍”。在1978年1月中旬至2月中旬期間，德意誌聯邦銀行在外匯市場投入17億德國馬克，以限製貨幣升值。但這一努力並未取得成果。法國、意大利和英國都已離開蛇形體係，已經沒有更大的歐洲貨幣集團可以分擔壓力。德國馬克隻得獨立承擔。

    歐洲各國政府在1978年4月召開的哥本哈根會議上做出反應，並一如既往地成立了一個委員會。在接下來的幾個月，該委員會召開了5次會議，但並未取得大的進展。

    到6月時，季斯卡和施密特已經完全失去耐心。他們將起草計劃的責任委托給聯邦總理辦公室的霍斯特·舒爾曼和以總統私人代表身份出現的法蘭西銀行行長伯納德·克拉皮耶。英國也被邀請參與，這樣，該動議就會成為歐洲三大國合力而為。在發現無力扭轉舒爾曼和克拉皮耶雄心勃勃的計劃之後，英國代表不再參加他們的會議，但也僅僅是不參加而已。

    舒爾曼和克拉皮耶的計劃既沒有受到英國人的阻撓，也沒有受到所在國財政部長的幹擾，因為這些人都沒有公開自己的想法，比如克拉皮耶的德國同行、德意誌聯邦銀行主席的奧特瑪·埃明格爾。1978年7月，舒爾曼和克拉皮耶設計的藍圖正式公布，這就是季斯卡-施密特動議。依據該動議，仿照蛇形體係，新的匯率變動區間設定為2.25個百分點。 為避免成為另一個德國主導的體係，匯率變動區間以一籃子歐洲貨幣為基準。觸發機製將會迫使強貨幣國家放寬貨幣條件，弱貨幣國家收緊貨幣條件。中央銀行有責任采取幹預措施，以確保貨幣匯率保持在變動區間。兩年後，建立歐洲貨幣基金，用以管理成員國的“儲備池”。在將來的某一天，過渡為貨幣聯盟。

    7月底，德國政府遭遇緊急事件：卡特政府施壓，要求其擴大需求，減少德國的貿易順差。對於一個向來以低通貨膨脹著稱的國家來說，這種壓力顯然是不受歡迎的。施密特之前就不是很喜歡卡特，因為這位美國總統總是對他這個總理直呼其名，以示親切。而現在，他更不喜歡他了。

    施密特和季斯卡的建議並不完全適合英國政府的意願，所以對於克拉皮耶和舒爾曼雄心勃勃的計劃，英國拒絕參加也就不足為奇了。但生米已經煮成熟飯，英國現在著眼於延期參與。如果這樣做就可以取得進展，那施密特和季斯卡自然樂於同意。

    施密特和季斯卡的建議也不對德意誌聯邦銀行的胃口。按照觸發機製，若德意誌聯邦銀行采取擴張措施，那其抗擊通貨膨脹的能力就會受到限製。如果采取幹預措施支持弱貨幣，那其他國家就會肆無忌憚地出台不負責任的政策。“匯集”儲備會危及德意誌聯邦銀行法賦予它的神聖的獨立性。對此計劃並不感冒的埃明格爾出其不意地發起最後一擊。但施密特是歐洲一體化的堅定信仰者，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他曾在東線戰場作戰，1945年成為英軍戰俘，並被羈押3個月之久。為說服德意誌聯邦銀行，他以聯邦德國政府首腦首次訪問這家以獨立聞名的中央銀行，並在德意誌銀行理事會上發表了激情演講。施密特談及奧斯威辛和第二次世界大戰，並將這一新協議描述為戰後和解的拱頂石。

    對於他的煽情講話，理事會委員很難保持不動容，而他們所能做的就是要求讓步。他們堅持要求放棄觸發機製，容忍不再討論“儲備池”，讚成不再討論以一籃子貨幣代替德國馬克作為該體係的中樞，強調不再討論貨幣聯盟，要求從無限幹預的責任中退出。

    聯邦德國政府在關鍵點上做出讓步。經濟部長奧托·馮·拉姆斯多夫在聯邦下議院表示：“德意誌聯邦銀行有幹預的責任，而如果它認為不能幹預，那它有不幹預的選擇。”

    對於總理施密特來說，這算不上是一個悲哀的消息。他可以以此拒絕法國更激進的建議，告訴法國人說他個人是支持他們的，但德意誌聯邦銀行阻止他采取行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