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百年困局與當下危機（套裝共10冊） (xinshuhaige.com)”

    第二章 保守主義的潰敗：1952—1964年

    我們在接下來的三章中將試圖解答這樣一個問題：共和黨究竟是怎樣發生如此天翻地覆的變化？哪怕是最樂觀的保守主義者也承認，過去50年中右派的崛起和發展，很難說是一帆風順的。其間有過很大的起伏——僅以水門事件和比爾·克林頓的當政為例——也有過曠日持久的曲折。然而，在此過程中，有三個貫穿始終的不變因素在起作用，即人口統計學、基層戰士和知識分子。

    布什家族是到南方和西部尋找發財機會的美國大軍中的一員。人口統計學上的革命性變化，既使美國這個國家得以重塑，也改變了共和黨。陽光地帶不僅以一種更質樸、更銳利的保守主義信條來挑戰東北部的權勢集團，而且也為右派帶來了許多基層戰士。可以粗略地把他們分成兩大類：社會保守派活動分子和反製政府的保守派活動分子。前者中的許多人來自南方，他們所需要的是政治家們為上帝效力；後者中的許多人來自西部，他們隻是希望擺脫華盛頓的幹擾。如果說使南方保守派聚集到一起的旗幟是墮胎問題的話，那西部反製政府大軍的出發點則是稅收問題和槍支問題。在使共和黨發生改變這一點上，知識分子同基層戰士一樣居功甚偉。1952年，保守主義還是美國人生活中的邊緣思想。到20世紀末，保守主義卻成了一部真正的思想百科全書，內容從司法功能主義到流氓國家，可謂無所不包。

    艾克 注釋標題 艾克（Ike）是美國總統艾森豪威爾的昵稱。——譯者注 時代

    1952年，普雷斯科特·布什到華盛頓任參議員的時候，德懷特·艾森豪威爾成為1928年赫伯特·胡佛（Herbert Hoover）以來第一位共和黨總統。艾克以55%對45%的明顯優勢擊敗了阿德萊·史蒂文森（Adi Stevenson），並且帶領共和黨贏得國會兩院的多數黨地位——盡管共和黨在參議院的多數黨地位有賴於副總統那打破僵局的一票。艾克有很高的個人聲望，他率領盟軍贏得了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勝利。

    然而，這個共和黨的愷撒並不是保守派的黨棍。艾克把所有的精力都耗在處理聯邦政府的事務上，因此沒有時間來形成激進的意識形態。將軍有時候自稱“進步的共和黨人”，我們不妨稱他為“保守派民主黨人”更恰當。事實上，1952年，民主黨曾在他接受共和黨的提名之前，懇請他代表民主黨參選總統。1956年，艾森豪威爾再次輕鬆地戰勝了史蒂文森，當時有個記者甚至宣揚這樣一種主張，即由兩黨共同提名他為總統候選人。艾森豪威爾隻是因為個人關係而選擇了共和黨。新任民主黨參議院少數黨領袖林登·約翰遜稱讚艾森豪威爾的就職演說為“這20年來對民主黨綱領的一個很好的聲明”。

    對外，艾克支持對紅色威脅進行遏製，而不是將它擊退；對內，他既不打算廢除“新政”（the New Deal），也不打算減少稅負。他宣稱：“聯邦政府的逐步擴大”是“以犧牲國家的快速增長為代價的”。他寫信給比自己更保守的兄弟埃德加時說：“如果有哪個黨膽敢廢除社會安全保障、勞動法和農業計劃，那就別指望在政治史上再次聽到它的聲音。”他爭辯道，支持這種政策的共和黨人少之又少，並且這些政策“愚不可及”。他向國會提交的首份施政報告是要求建立一個衛生、教育和福利部。當衛生、教育和福利部的第一任部長奧維塔·卡爾普·霍比（Oveta Culp Hobby）公開她削減學校支出的計劃時，艾森豪威爾的話卻使她左右為難。他說：“我對削減教育經費的想法感到吃驚。所有自由派人士都不會同意這種做法，包括我自己。”

    如果艾森豪威爾有自己的哲學，那就是他的管理主義哲學。他因在歐洲協調了盟軍的關係而聲名鵲起。他喜歡和商界打交道。他任命通用汽車公司主席查爾斯·威爾遜（Charles Wilson）為國防部部長，從而引發人們諷刺他以汽車商（car dealers）代替了“新政”擁護者（New Dealers）。人們看不出這些來自公司的官員有什理由要搗亂。1928年赫伯特·胡佛當選總統以來，聯邦政府雇員由63萬人膨脹到250萬人，而年度聯邦預算則由39億美元上升到662億美元，但汽車商似乎並不擔心聯邦政府人員和預算的增加。

    艾森豪威爾也歡迎那些在民主黨供職過的自由派權勢人物加入內閣。亨利·卡伯特·洛奇是“波士頓貴族社”（Boston Brahmin）的典型成員，他擔任艾克的總統競選主管，隨後出任美國駐聯合國大使一職。國務卿約翰·福斯特·杜勒斯（John Foster Dulles）對北約、外援和國際主義堅信不疑。

    艾森豪威爾有資本怠慢右派，因為他並不擔心右派的回擊。在共和黨內部，環繞艾克的“杜威式共和黨人”，在很大程度上已經策略性地戰勝了參議員羅伯特·塔夫脫（Robert Taft）領導的“塔夫脫式共和黨人”。眾所周知，塔夫脫喜歡別人叫他“共和黨先生”，他一直毫不妥協地批評“新政”和北約。1949年，塔夫脫抱怨道：“我們已經悄然滑向了幹涉他國事務的道路，並且不知不覺地傾向於認為我們是半個上帝和聖誕老人，可以解決世界上的種種問題。”而得名於紐約的貴族州長托馬斯·杜威（Thomas Dewey）是溫和派共和黨人，對內接受了“新政”，對外則讚成國際主義。盡管塔夫脫在國會有其影響力，但在1940年至1960年間，杜威式共和黨人還是贏得了本黨所有的總統候選人提名，成為美國最大州（包括賓夕法尼亞州和加利福尼亞州）的州長，控製了共和黨主要的輿論機構，如《時代》周刊、《生活》周刊和《紐約先驅論壇報》。“共和黨先生”在艾森豪威爾總統任期的第一年過世，溫和派共和黨人似乎贏得了徹底的勝利。

    保守主義運動在國會沒有產生太大影響，在知識界呼聲更弱。自由主義者有8份雜誌周刊供他們發表自己的觀點。與此相對，保守主義者隻有一份創辦於1944年的《人類事件》（Human Events），這份8頁紙的時事通訊，讀者隻有127人。美國的學術界整齊劃一地成為自由主義的天下，以至於當時的一個保守派基金會——威廉·沃爾克基金會（William Volker Fund）——甚至要雇人去找學者，以勸說他們接受基金會的資助。拉塞爾·柯克（Russell Kirk）有關英美保守主義創業史的作品《保守主義的心靈》（The Conservative Mind, 1953）一書，最初的臨時書名竟是《保守主義的潰敗》（The Conservative Rout）。

    相反，自由主義者認為世界是屬於他們的。萊昂內爾·特林（Lionel Trilling）在《自由主義的想象力》（The Liberal Imagination, 1950）一書中評述道：“自由主義在美國，不僅是主導的知識傳統，而且是唯一的知識傳統。”特林承認美國存在保守主義的衝動，但表達出來的並不是完整的思想，而是“狂躁不安的囈語”。路易斯·哈茨（Louis Hartz）在《美國的自由主義傳統》（The Liberal Tradition in America,1955）一書中的觀點更加極端。他認為，封建貴族和具有階級意識的工人階級的缺乏，意味著美國是世界上最純正的自由社會典範。美國自由主義麵臨的最大難題，就是缺乏一個堅強勇敢的保守主義對手。丹尼爾·貝爾（Daniel Bell）那時候還是自由主義陣營的堅定支持者，在《意識形態的終結》（The End of Ideology, 1960）一書中，他認為左派與右派之間的激烈衝突已經讓位於有關管理技術的冷靜辯論。

    由於缺乏內在連貫的保守主義運動，那些不幸飽受萊昂內爾·特林譏諷的“保守主義的衝動”的美國人是相當軟弱的群體。他們尤其容易成為偏執狂、怪癖性和懷舊症這三種心智失常的犧牲品。

    右派偏執狂的例子不勝枚舉。比利·詹姆斯·哈吉斯（Billy James Hargis）牧師一邊乘著專用的灰狗巴士漫遊全國，一邊公然抨擊共產主義和通敵叛國。美國保守主義協會（Conservative Society of America）的創始人肯特·考特尼（Kent Courtney）指責巴·戈德華特“受到社會主義的毒害”。臭名昭著的重婚者、億萬富翁哈羅德·拉斐特·亨特（Harold Lafayette Hunt）是個石油商人，為右派的事業資助了大量資金。他認為人們的投票權應取決於他們的財富——因此他理應擁有大量選票。在其私人出版的《看不見的政府》（The Invisible Government）一書中，他警告說，有一個陰謀要“把美國變成一個社會主義國家，然後使之成為單一的世界社會主義製度的一部分”。

    杜魯門擔任總統時的一個戲劇性事件——阿爾傑·希斯（Alger Hiss）事件——使得這種妄想症有了極大的進展。這件事證明，保守派可以妄想很多東西。從20世紀40年代開始，一群人數不斷增加的、理想幻滅的馬克思主義知識分子使得保守派的這一事業得到加強。盡管像作家詹姆斯·伯納姆（James Burnham）這樣的改良派托洛茨基分子與哈吉斯、亨特之流大異其趣，但他們也十分關注美國在國內外的需要，以便更強硬地反擊蘇聯的威脅。1948年，《時代》周刊高級編輯惠特克·錢伯斯（Whittaker Chambers）——一個憤怒的前共產黨人——告訴眾議院的非美活動委員會（the House Un-American Activities Committee），他在20世紀30年代接觸過一名國務院的年輕官員，名叫阿爾傑·希斯。盡管這時候希斯剛從國務院卸任，但他是使華盛頓權勢集團增光添彩的要角。他參加過雅爾塔會議，現擔任卡內基國際和平捐贈基金（the Carnegie Endowment for International Peace）的主席，是喬治敦大學餐會上的常客。希斯立即向法院起訴錢伯斯誹謗。美國的自由主義者齊心協力保護溫文爾雅的希斯，以使他免受居心不良的錢伯斯的傷害。杜魯門總統譴責這一事件是在“轉移視聽”。埃利諾·羅斯福（Eleanor Roosevelt）堅持認為，希斯一定是加利福尼亞州那個令人厭惡的年輕國會議員理查德·尼克鬆發起的政治迫害的犧牲品。但隨後，錢伯斯令整個國家吃驚不已，他提供文件證明希斯和他曾在20世紀30年代為蘇聯做過間諜。希斯因做偽證接受審判，於1950年1月被判5年監禁。

    希斯事件加深了保守派對自由派權勢集團的敵意。華盛頓的上流社會為什要反對錢伯斯？為什在希斯被宣判有罪以後，國務卿迪安·艾奇遜（Dean Acheson）還要說他不會對阿爾傑·希斯的事不聞不問？錢伯斯在他那本殺傷力巨大的《見證》（Witness, 1952）一書中提出下麵的觀點，這一觀點之後由幾代保守派的“沉默的多數”支持者不斷發展：

    希斯案最顯著的特點就是產生了這個國家有曆史記錄以來最令人不安的裂痕，雖然這裂痕未被徹底揭露。這是那些樸素的男男女女，與那些假裝為了他們的利益而行而思而言的人之間的裂痕……這是那些有學識、有權勢、大聲嚷嚷支持那個思想開明者的人，與那些因受閉於支持希斯的精神異常狀態中而撕裂自己心靈的普通人之間的裂痕…… 注釋標題 Whittaker Chambers, Witness(New York: Random House, 1952), p.793.

    希斯事件為20世紀50年代右派偏執狂的象征——參議員約瑟夫·麥卡錫——提供了舞台。麥卡錫綽號“死亡槍手喬”，從1950年2月他旅行到西弗吉尼亞州威林市（Wheeling）宣稱掌握了國務院205個共產黨間諜的名單，到1954年12月參議院以21的多數票譴責他的行為，麥卡錫一直是美國政治舞台的中心人物。1946年，就在他40歲生日前夕，麥卡錫當選威斯康星州的聯邦參議員。他贏得了大批追隨者，全國各地自發成立了眾多麥卡錫俱樂部。1952年和1954年的民主黨總統候選人阿德萊·史蒂文森正是傲慢自大的自由主義的化身。他說共和黨一半是艾森豪威爾的支持者，一半是麥卡錫的支持者。這話並不為過。

    麥卡錫是愛爾蘭天主教徒，在中西部的一個小農場長大，在密爾沃基（Milwaukee）一所名叫馬凱特（Marquette）的天主教大學讀書，喜歡拳擊。他是憎惡自由派精英的民粹主義的化身。他的言談像一個碼頭裝卸工，穿著邋遢且貪杯。他替數百萬像他一樣的人表達了憎惡之情，譴責“享有特權、滿是娘娘腔的國務院”，粗暴攻擊迪安·艾奇遜是個手拿花邊手絹、裝腔作勢地用英國腔說話、刻板而“徒有虛名的外交官”，指責喬治·馬歇爾（George Marshall）“參與了一個驚天大陰謀、是曆史上最聲名狼藉的人”。他對一群記者說：“夥計，如果你反對麥卡錫，那你要是共產黨人，要是渾蛋。”難怪普雷斯科特·布什覺得有必要給他上上禮儀課。

    麥卡錫的擔心並非全無道理。國務院確實存在一些共產黨人。但是他的不修邊幅、恐嚇舉止和日益嚴重的酗酒行為，對他的事業無所裨益。甚至他的得力助手羅伊·科恩（Roy Cohn）也承認，由於他的“火暴脾氣、單調而威脅人的話語、不苟言笑的神態以及下巴上永遠刮不完的短須”，人們對他避之唯恐不及。到了1955年，麥卡錫已經使右派手中的王牌之一——反共——失去價值，自己也成了自由派長期打擊的靶子。

    偏執狂是右派最顯著的失敗，怪癖性則是右派更常見的病症。艾伯特·傑伊·諾克是戰後右派為數不多的重要長者之一，但他卻自稱為貴族。他憎惡“我們的敵人——國家”（他的一篇文章就以此為標題），瞧不起普通老百姓，視自己的保守派知識分子同人為脫離美國主流的“殘渣”。而為了凸顯自己脫離美國主流，他身披花胡哨的鬥篷，手拿拐杖，並把自傳取名為《多餘人的記憶》（Memoirs of a Superfluous Ma, 1943）。他指責自己的祖國奉行劫匪的道德準則，並認為全世界的理想社會存在於比利時。

    另一位身披鬥篷的十字軍戰士是安·蘭德（Ayn Rand）。她是一個俄國流亡貴族，寫過好幾部讚美經濟個人主義的，現在是一個受到右派尊敬的人物。她的兩部《欲潮》（Fountainhead, 1943）和《阿特拉斯聳聳肩》（Ats Shrugged, 1957）賣出了好幾百萬冊。美國聯邦儲備委員會主席艾倫·格林斯潘（An Greenspan）一度是她的狂熱愛好者，這也抬高了她的地位。但對許多當代人來說，圍繞在她周圍的一批信徒卻顯得有點古怪。她預言將出現一個綱領要求極低的國家——沒有稅收、沒有任何傳統，尤其是基督教傳統。她身披飄逸的黑鬥篷，由美元符號的金別針扣住，用濃重的俄國口音鼓吹她的“客觀主義”哲學，力勸人們盡可能多地享受性高潮。她向《時代》周刊解釋：“十字架是苦難的象征，我更喜歡美元符號，因為它是自由貿易的象征，因而也是自由心靈的象征。”《阿特拉斯聳聳肩》的結尾，一個劫後餘生的主人公得到天啟後在空中追逐一個美元符號，以祝福荒無人煙的大地。蘭德堅信，人們有吸煙的責任，因為吸煙代表了人類對火的馴服。出版商在《阿特拉斯聳聳肩》的封麵上畫了一支香煙，上麵飾以浮雕式的小金葉美元符號。1982年，在她的悼念儀式上，人們把一個6英尺高的美元符號放在她棺蓋打開的棺木旁，房間縈繞著《通往提伯雷的漫漫長路》（It's a Long Way to Tipperary）那悠揚的樂聲。

    蘭德至少還是著眼於未來，而第二次世界大戰後保守主義的第三個特點則是懷舊症。理查德·韋弗（Richard Weaver）是個南方人，綽號“聖保羅的土地改革者”。他的大部分學術生涯是在芝加哥大學教授英國文學。他迷上了舊南方以及它的封建種植園世界、宗教忠誠和紳士派頭的道德規範。在《港灣的南方傳統》（The Southern Tradition at Bay）一書中（該書作為學術論文成於20世紀40年代，出版於他過世後的1968年），韋弗宣稱，南方是“最後一片沒有西方世界物質文明痕跡的淨土”，是一個“沒有認識到其正義性基礎的正義社會”。他譴責內戰使野蠻的自由市場契約準則流毒整個美國。他最有名的著作《思想產生結果》（Ideas Have Consequences, 1948）開篇即大膽陳述：“這是關於西方分裂的又一部著作。”他認為，自從14世紀末人們放棄對先驗價值的信仰，轉而喜歡上聖方濟各會修士奧卡姆的威廉（William of Occam）的唯名論，西方就走上了一條大錯特錯的道路。

    美國最老牌的懷舊症人物要屬拉塞爾·柯克，他企圖為艾森豪威爾時代的美國重新闡釋埃德蒙·伯克的思想。在《保守主義的心靈》（The Conservative Mind, 1953）一書中，柯克認為，美國革命是一項以懷疑人性和崇敬傳統為基礎的保守主義事業。柯克的確得到了《紐約時報》和《時代》周刊的熱情評論，但有征兆表明，由於受到內心某種邪惡力量的驅使，他使自己從主流社會邊緣化。他生活在密歇根州僅有200人的梅科斯塔村（Mecosta），稱自己為“殘缺不全的鄉村最後一個戴著軟帽的地主”，並把汽車這一美國生活的標記描述成“機械雅各賓”。對於柯克來說，資本主義就好像共產主義的幽靈，“洛克菲勒和馬克思僅僅是同一股社會力量的兩個不同代理而已”。人們隻能在神意許可的固定社會等級才能得救。無怪乎有批評家指責柯克，說他說話就像是“一個晚出生了150年並且生錯了國家的人”。

    是什把這些古怪的烏合之眾轉變成保守主義革命的擁護者呢？在艾森豪威爾時代的美國，有三股力量在表層下湧動：一是出現了一批知識型企業家；二是南方越來越對民主黨失去耐心；三是美國的重心向西轉移。巴·戈德華特則把這三股力量擰到了一起。

    思想開始的地方

    一群信奉自由市場的經濟學家嶄露頭角，證明右派的知識生活並不隻是一場瘋狂的鬧劇。不過這些經濟學家的靈感卻來自於奧地利這個最不可能的地方。按照奧地利學派創始人之一路德維希·馮·米塞斯（Ludwig von Mises）的說法，該學派認為，“主要的問題是，人們是否應該放棄自由、私人的主動性和個人責任，是否應該屈從於人為設計的巨型裝置——社會主義國家——的強製性和威脅性監護”。弗德希·馮·哈耶克是米塞斯的學生，是他使美國人相信，反對社會主義國家也是他們的戰鬥任務。從20世紀30年代開始，哈耶克對凱恩斯主義正統理論在經濟學學術領域的主導地位發起了全麵攻擊，這種攻擊有時也會令凱恩斯（Keynes）本人感到惱火。《讀者文摘》（Reader's Digest）出版了《通往奴役之路》（Road to Serfdom, 1944）這本引發爭論的書的縮寫本，使之成為美國的暢銷書，哈耶克在全美國進行演講。他在書中認為，中央計劃是極權主義的前哨征兆。哈耶克的一個早期皈依者是人到中年的好萊塢明星羅納德·根。1967年，保守主義運動主要的曆史記錄者李·愛德華茲（Lee Edwards）去拜訪加利福尼亞州的新州長根，發現羅納德·根書架上那些哈耶克和米塞斯的著作有密密麻麻的注解和評論。

    哈耶克還幫助右派建立了兩個不朽的機構：自由市場熱情支持者的朝聖山學會（the Mount Pelerin Society）和芝加哥學派（the Chicago School）。發人深省的是，朝聖山學會於1947年成立於瑞士而非美國。1950年，哈耶克移居芝加哥大學。盡管他在社會思想委員會（the Committee on Social Thought）而非經濟係任教，但他還是使得芝加哥大學成為他反叛思想的指揮中心。芝加哥學派向“我們現在都是凱恩斯主義者”（引自《時代》周刊1965年的一期封麵用語）以及“蘇聯經濟證明……社會主義指令經濟不僅能夠運行而且能夠繁榮興旺”引自保羅·薩繆爾森（Paul A.Samuelson）那時候的標準教科書這樣的觀點提出了挑戰。米爾頓·弗德曼等芝加哥學派經濟學家則堅持認為，政府開支應僅限於數量有限的“公共事業”——尤其是國防——其他一切則由市場決定。

    芝加哥學派年輕的經濟學家們對大政府幹預主義發出了輕蔑的聲音。他們說，以房租控製為例，要想減少可租房產的總量，除了限製房東收益量，還有人能設計出更好的方法嗎？像哈耶克一樣，弗德曼不僅向學界同仁提出這樣的問題，而且也向街頭的普通人提問。他在《新聞周刊》上開辟了一個專欄，同約翰·肯尼思·加爾布雷思論戰，由此產生了他1962年的暢銷書《資本主義與自由》（Capitalism and Freedom）。

    那時，右派已經開始聚集起一些思想陣地。20世紀50年代初，保守主義知識分子的困境不僅僅在於他們的怪癖性。這些自由市場倡導者，迫切需要像伯納姆這樣的改良派共產黨人，以及像柯克這樣的傳統派保守主義者，他們同樣迫切需要機構的重要影響——他們需要在可怕的“自由主義”大學牆外，有地方供他們聚會討論自己的觀點，有平台來提升他們的影響力。20世紀50年代中期，兩個複興的智庫和一份雜誌的出現使之成為可能。

    華盛頓曆史最悠久的保守主義智庫，是於1943年由一群商人成立的，誕生時被命名為美國企業協會（the American Enterprise Association），這個機構完全不起眼，最多隻是一家遊說放寬戰時價格調控以及偶爾雇用學者撰寫報告的行業協會。美國企業協會根本無法與布魯金斯學會（the Brookings Institution）這個立場中立得多的智庫相匹敵。後者預算充盈，辦公場所布置得雅致得體，並能使學術氛圍與政治機構緊密結合起來。美國企業協會主席招募美國商會年輕的經濟學家威廉·巴魯迪（William Baroody）來管理這個機構，希望使這個組織擺脫困境。

    巴魯迪這個黎巴嫩貧困移民之子，證明了自己是很有才幹的知識型企業家。他的目標是把美國企業研究所——這是他為美國企業協會重新起的名字——改造為保守主義的“智囊團”。他知道，沒有保守主義理論，就不會有保守主義運動。他和哈佛大學培養的經濟學家格倫·坎貝爾（Glenn Campbell）不知疲倦地工作，聚集了一批受過良好教育的學者，並任命弗德曼和來自伊利諾伊大學提倡自由市場的經濟學家保羅·麥克拉肯（Paul McCracken）為學術顧問。他們的邏輯很清楚：既然在大學校園要聽到右派的聲音這難，那右派就應該創立自己的保守主義機構。右派教授的是政治家，而不是學生。

    與此同時，類似的事情也在美國另一端的胡佛研究所發生。1910年，赫伯特·胡佛在斯坦福大學成立了自己的智庫，以存放他在歐洲擔任賑災官員時清理出的大量文件。1932年卸任總統後，他使得這個智庫更趨保守。他要創立一個“免受左派分子玷汙”的機構，並且擔負著揭示“卡爾·馬克思邪惡教條”的偉大使命。1960年，胡佛研究所任命巴魯迪的合作夥伴格倫·坎貝爾為研究所所長，坎貝爾由此開始把胡佛研究所打造成自由主義學術海洋中的保守主義燈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