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百年困局與當下危機（套裝共10冊） (xinshuhaige.com)”

    第三章 自由主義的煎熬：1964—1988年

    有時候，一個簡單的姿勢能夠傳達出整個哲學的本質意蘊。1964年競選期間，林登·約翰遜造訪羅得島州首府普羅維登斯時，手握擴音喇叭，激情澎湃地登上小汽車車頂。這位在任的民主黨總統對歡呼的人群大聲說道：“我要告訴大家，我們讚成的事很多，反對的事極少。”

    20世紀60年代中期，主張大政府的自由主義者沉浸在勝利之中。凱恩斯學派的經濟學家認為，他們已經發現了經濟增長的秘密：人們隻要調整幾個經濟指標，世界就會迅速變得更加富有。更讓人吃驚的是，決策者認為他們有能力根治社會病——無論是貧窮還是歧視——大多數美國人依然對此深信不疑。有一群科學家甚至開始了一個旨在控製天氣的研究項目，其研究經費由國家科學基金提供。

    獲勝的約翰遜決心使國家更緊密地團結起來。他寄希望於30年來成功的進步政策、國內的扶貧政策以及國外對共產主義的遏製，來促進全國團結。但結果卻是背道而馳——他不僅使國家分裂了，而且使羅斯福的大聯盟瓦解了。1969年，約翰遜離開白宮時，共和黨人接過了白宮的鑰匙。西部保守派——其中有些人承認自己比其他人更保守、更具西部特性——在此後的24年，把持白宮達20年之久。

    這一時期無論對右派還是其他派別來說，都是一個混亂喧囂的時期。1976年，水門事件塵埃落定之時，許多保守主義者斷定，一代人的共和主義夢想已經破滅了。然而，在1964年至1980年的大部分年份中，右派大體上有了自己的根基。在這一時期，南方和西部的右派基層戰士逐漸成為一支統一大軍，右派知識分子開始製定政策，人口統計學繼續使美國朝著有利於西南的方向發展。這三股力量在1980年通過羅納德·根匯聚到了一起，而根的哲學恰恰與約翰遜的完全相反——政府是問題叢生之源，而非解決問題之道。

    唾棄左派

    1965年，約翰遜繼續他1964年的事業。在《民權法案》上又增加了《投票權法案》。他宣布對“合眾國的一切貧窮和失業全麵開戰”。通過“貧困兒童學前教育計劃”（the Head Start program of preschool education）、“國家藝術及人文學科捐贈基金”（the National Endowment for the Arts and the National Endowment for Humanities）和龐大的“醫療保險和醫療補助計劃”（the Medicare and Medicaid programs），他將聯邦政府的功能延伸到了教育、高級文化和醫療保健領域。眾議院議長約翰·麥科馬克（John McCormack）吹噓道：“這是國會夢寐以求的成就，這是國會夢想成真的事業。”毫無疑問，“偉大社會計劃”中的許多計劃是值得稱道的，但即使是最好的政策，也會產生意料之外的後果。這些計劃自身的慣性激發了政府機構的統治權，激怒了白人。他們無情地拉開民主黨與中間選民的距離，從而使曾經投票支持戈德華特的“極度厭倦聯盟”（coalition of the fed up）不斷膨脹。

    民主黨的民權議程迅速從保證黑人公民的基本權利——如平等的機會權和投票權——擴大到以優惠待遇來補償過去的不公正。例如，約翰遜的“社區行動計劃”，本來是要幫助窮人自救，但由於在貧窮社區把權力給了那些專事抗議的人，以至於貧窮問題非但沒有解決，反而加劇了。1970年，湯姆·沃爾夫（Tom Wolfe）在《暴力恐嚇強詞奪理的人》（Mau Mauing the Fk Catchers）一書中譏諷過這類抗議者。猶太人社區不斷強化的激進主義使得民主黨聯盟內部更趨緊張，在北方城市暴亂不斷的20世紀60年代末，情形更是如此。市區激進分子、知識分子和黑人構成了民主黨支持者的半數，他們似乎覺得這種抗議是合法的，而解決之道就是給予更多的金錢和更多的優惠。由貧窮白人和市郊居民構成的民主黨的另一半支持者厭惡秩序混亂，並且不明白為什要給予黑人特殊照顧。

    與此同時，傳統的民主黨人還發現，司法製度中存在另外一個令人憂心的根源。沃倫最高法院（the Warren Supreme Court）逐漸修改法律，將權利賦予此前被排除在外的各種群體——不僅包括黑人，還有婦女、同性戀者、殘疾人、囚犯、心理疾病患者，甚至色情作家。沃倫最高法院認為，憲法賦予被告犯人一係列內容廣泛的權利：法定訴訟程序、保持沉默的權利、快速審判的權利、自證其罪的證言不能作為合法證據等，而這一切都發生在美國的犯罪率飆升之時。1962年，沃倫最高法院禁止在公立學校進行祈禱；1962年和1964年，沃倫最高法院兩度增加猥褻起訴的難度；1965年，拜普雷斯科特·布什之友埃斯特爾·格斯沃爾德所賜，沃倫最高法院使避孕器械（包括避孕藥）的銷售合法化。鑒於在死刑實施時存在“任意隨性”的模式，在首席大法官沃倫·伯格（Warren Burger）的領導下，最高法院於1972年禁止死刑。盡管1973年“羅伊訴韋德案”對墮胎的判決具有程碑的意義，但這隻是隨後一長串令戈德華特的“極度厭倦聯盟”感到憤怒的案例中的一個而已。

    對於大城市中的美國工人階級來說，法庭判決最讓他們感到憤怒的是規定學校用車接送學生。大多數普通人認為學校用車接送學生既不公平，又顯得偽善。說它不公平，是因為孩子們得走上好長的路程以求得“種族平衡”；說它偽善，是因為支持這一政策的“自由派精英”總是把自己的孩子送往私立學校或郊區學校就讀。1974年，當參議員泰德·肯尼迪（Ted Kennedy）在波士頓試圖對一個反對校車的示威活動發表演講時，一群憤怒的愛爾蘭裔美國人叫喊聲蓋過了他的聲音，並且追著這個自由主義之王擲雞蛋和西紅柿。正如克斯托弗·拉希（Christopher Lasch）所說，他們“已經受夠了肯尼迪王朝”。

    另一股分裂的力量是反戰運動。對許多反戰活動者來說，越南戰爭是當時最大的罪惡，而反文化與抗議活動天然相伴。然而，對許多基層的民主黨人來說，反戰運動令人厭惡至極。普通工人同那些把時間耗在吸毒和大肆揮霍家錢財的嬉皮士以及褻瀆美國國旗的學生之間能有什共同語言呢？那些反戰抗議者得到的處罰不是被送往戰場，而不過是延期學習，這些人甚至比戰爭本身還不受歡迎。他們當中大多數的人並不是對美國的具體政策充滿敵意，而是對美國總體上充滿敵意。1970年，4個學生在俄亥俄州肯特州立大學被射殺，激發了美國搖滾歌星尼爾·楊（Neil Young）為之歌唱哀悼，但一星期後，一群頭戴安全帽的工會建築工人痛打一群反戰示威者，美國藍領階級卻為之歡呼雀躍。

    民主黨內部最明顯的反抗象征，是亞拉巴馬州州長喬治·華萊士（George Walce）。1964年，華萊士試圖取得民主黨的總統候選人提名，但約翰遜輕而易舉地打敗了他。4年後，華萊士以獨立候選人身份參選，表達了全國各地對民主黨懷有不滿情緒的白人的心聲——這些人既有來自北方城市的，也有來自南方鄉村的。他在回答一名記者有關主導1968年競選議題的問題時，很好地表達了當時困擾美國白人的問題：

    學校，那將是一個議題。到1968年秋，無論是在克利夫蘭，還是芝加哥、加、聖路易斯，人們都將對於聯邦政府幹預地方學校厭倦至極，他們將大批大批地投票支持我。人們不喜歡這種浪費孩子時間的做法；人們不喜歡別人來告訴他們為孩子選擇什樣的老師和學校；人們不喜歡學校用車穿過半個城市接送學生，隻是為了求得“足夠的種族協調”……我將在1968年的選舉中給人們另一個大議題：法律和秩序。街頭犯罪。人們厭倦了林登·約翰遜及其周圍那批低能知識分子和理論家膽小無為的態度。人們厭倦了最高法院……那是一個令人遺憾、差勁、沒用的機構……人們將不會再容忍它…… 注釋標題 Theodore H. White, The Making of the President, 1968: A Narrative History of American Politics in Action (New York:Atheneum, 1969), p.346.

    在1968年的選舉中，有大約13.5%“這樣的人”投票支持他，從休伯特·漢弗萊（Hubert Humphrey）那吸引走足夠多的民主黨選票，從而使理查德·尼克鬆贏得了選舉的勝利。然而，民主黨還在繼續往左發展。激進自由派之所以能夠在爭奪民主黨核心靈魂的鬥爭中取得勝利，主要原因在於黨章微妙的變化使得少數派得到了額外的代表席位。幾十年來控製該黨的愛爾蘭政府機構的政客、工會大佬、南方保守派，敗在了與自己誌不同道不合的一夥人手下——他們是反戰抗議者、女權主義者和環保人士。1972年，民主黨政治綱領的基本關注點是窮人、印第安人、身體殘疾者、智力遲鈍者、老人、婦女、兒童和退伍軍人的權利。這份政治綱領更多關注的是恢複憲法賦予獲釋犯的權利，而不是如何努力應對街頭暴力。1972年，民主黨大會提名喬治·麥戈文（George McGovern）角逐總統，此時，時勢已與1964年約翰遜對決戈德華特時大不相同。改革主義已經變異為帶有一些反美癖好的激進主義。1972年的民主黨大會上，有4/5的代表此前從未參加過民主黨大會。會場上到處是愣頭青（有兩個來自亞利桑那州的代表當選時還未滿18歲）。整個會議一片混亂：被提名人直到午後才想起發表演講，從而使民主黨喪失了電視觀眾。許多最重要的會議依然是在煙霧繚繞的房間進行，但此時的煙味已完全變了。

    此時，整個美國都亂套了。凱恩斯學派的經濟學家宣稱自己掌握了調整經濟的技巧，以保持低通貨膨脹和低失業，但“滯脹”攪亂了這一切。嚴重犯罪在整個20世紀50年代維持在一個穩定的水平，但60年代中期卻以每年20%的比例上升，其中黑人嚴重犯罪——尤其是暴力犯罪——的比例過高。與此同時，黑人婦女未婚先育的數字也在攀升，從1960年的21.6%上升到1970年的34.9%。幾年前還信心十足的自由派精英，突然間似乎束手無策了。他們無力解決家庭破裂問題，隻會更加慷慨地增加福利支出；他們無力解決犯罪率上升的問題，隻會花更多的錢來進行罪犯改造和社會科學研究。權勢集團不斷失去大眾的支持。1965年，36%的人認為法庭對待犯人“較嚴厲”或“太嚴厲”，1977年，這一比例下降到11%。

    更糟糕的是，從許多保守派的觀點來看，文化精英們樂於沉迷於這樣的無序之中。1967年8月，《紐約書評》（New York Review of Books）的封麵還印出了教人製造莫洛托夫汽油彈的步驟。音樂家倫納德·伯恩斯坦（Leonard Bernstein）甚至邀請美國黑豹黨（Bck Panthers）的首領共進晚餐。好萊塢也在向左轉：1965年的奧斯卡最佳影片是《音樂之聲》（The Sound of Music），而1969年的奧斯卡最佳影片則是《午夜牛郎》（Midnight Cowboy）。在1968年競選之夜開始拍攝的《洗發水》（Shampoo）於1975年出品，沃倫·比蒂（Warren Beatty）出演男主角。片中比蒂既與女友做愛，也與女友最好的朋友、女友最好的朋友的情人的妻子，以及女友最好的朋友的情人的妻子的女兒做愛。正如邁克爾·埃利奧特（Michael Elliott）所指出的那樣，“他的所作所為可談不上值得稱道”。

    忽然間，保守主義認為政府是問題之源而非解決問題之途的信條開始得到共鳴。回到1964年，高達62%的美國人認為，華盛頓的政府在大部分時間做對了事情。這一數字現在無情地下滑，最終跌落到1994年的19%。

    虛假的曙光：理查德·尼克鬆

    對許多右派來說，這個將民眾早期的怨恨轉化成投共和黨支持票的人永遠是英雄。理查德·尼克鬆的反共曆史悠久，但他的反共行為有的光彩彪炳，有的則聲名掃地。前者如他在揭露阿爾傑·希斯謊言中所起的主導作用；後者如1950年他在加利福尼亞州進行的參議院扣帽運動——指控女演員出身的國會議員海倫·加黑根·道格拉斯（Helen Gahagan Dougs），說她“連內衣都是粉紅色的”。同戈德華特一樣，尼克鬆來自陽光地帶，毫不掩飾自己對東部權勢集團的厭惡。在他的整個生涯中，尼克鬆頻頻引發右派陣營的爭議。他宣稱自己是拉塞爾·柯克的崇拜者，並且不諱言自己像約翰·伯奇社團分子和麥卡錫分子一樣，心中充滿了更加陰暗的幻想。在艾森豪威爾的選舉使迪安·艾奇遜離開國務院不久後，尼克鬆說道：“終於可以有我們自己的國務卿了，太好了。”

    尼克鬆以保守派——一個有才幹駕馭民粹主義，使之為自己的事業所用的保守派——的身份來進行競選。在尼克鬆之前，被遺忘的大多數在反抗冷酷的精英時，其民粹式的反抗方式多是針對富人進行經濟製裁。尼克鬆的才幹在於他熟知民主黨內部喬治·華萊士的反叛和反文化精英的直接民粹主義——反抗尼克鬆眼那些腐朽衰老的勢利者，他們手中掌控著像哈佛大學和《華盛頓郵報》這樣的機構。為了回應華萊士，尼克鬆賦予“自由主義者”這個詞一層新的貶抑含義。在尼克鬆的詞典，“自由主義者”是被慣壞了的精英分子，他們一點都不關心正直而辛勤工作的美國白人。

    尼克鬆無情地在民主黨中的工人階級和他們那個自由主義色彩日漸變濃的政黨之間打下了一個楔子。對於尼克鬆來說，自由主義的誘惑並不是什芝麻小事，這個為嫉妒所左右的加利福尼亞人一心要激怒那些自由主義者。他招募年輕的帕特·布坎南，讓他煽起民粹主義的偏見，並鼓動副總統斯皮羅·阿格紐（Spiro Agnew）在“左傾自由主義者”和“喋喋不休的富豪消極論者”之間製造裂痕。尼克鬆是首位獲得多數工人階級、天主教徒和工會成員等選民支持的共和黨總統。

    1968年，這位新當選的總統的確給了保守派一點希望。他任命一些保守派領袖人物在他的政府中擔任職務：阿瑟·伯恩斯（Arthur Burns）任美國聯邦儲備委員會主席、沃倫·納特任負責國際安全事務的助理國防部部長、馬丁·安德森（Martin Anderson）他是《聯邦推土機》（The Federal Bulldozer）一書的作者，後來成為羅納德·根的得力助手任職白宮，甚至連威廉·巴克利都得到一項任命，雖然隻是在美國新聞署的詢委員會中任職。

    尼克鬆是一個多麵人，如果說這個加利福尼亞人是以保守派的身份來參加競選的話，那他的統治則是自由主義式的。他把政府中兩個最顯要的職位給了亨利·基辛格（Henry Kissinger）和丹尼爾·帕特克·莫伊尼漢（Daniel Patrick Moynihan），這兩個哈佛大學教授同洛克菲勒式的共和黨人和肯尼迪式的民主黨人關係緊密。因此，尼克鬆誇耀道，他的內閣還沒有艾森豪威爾的內閣保守。同艾克一樣，尼克鬆也是主張歐洲優先的國際主義者，並且相信共和黨的職責就是要比民主黨更好地推行“新政”，但在社會問題上他的立場更自由。與艾森豪威爾相比，尼克鬆更關心黑人的權利，前者似乎認定黑人應該對自己二等公民的地位心滿意足。尼克鬆是第一位積極采用平權法案的美國總統，並把該計劃的施用範圍擴展到了婦女和黑人。尼克鬆當政時，聯邦支出和聯邦規章的增加都快於約翰遜任總統時。社會支出首次超過國防開支。尼克鬆時期，美國政府公報《聯邦紀事》（Federal Register）（聯邦規則、規章的記錄）頁數增加了121%，而約翰遜時期是19%。1970年的《清潔空氣法》（Clean Air Act）是至今最為雄心勃勃的環境保護措施。一年後，這位總統要求國會批準一項全國綜合醫療保險計劃。有一陣子，他為能夠保障所有美國人獲得最低年收入興奮不已。有個民主黨人得意地說道：“保守主義者得到的是名，我們得到的是實。”

    這一切完全得到美國公眾的讚成，但對右派知識分子不啻是一個災難。強硬派抱怨道，亨利·基辛格的現實政治行為使得外交政策中不再有任何道德內容。美國從越南脫身並與中國做交易，世界上大多數人都將其理解為外交上的平穩運行，但保守派卻認為這是綏靖行為。在國內，尼克鬆設立了許多新的政府機構，如美國環境保護署（the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gency）和職業安全與健康管理局（the Occupational Safety and Health Administration），這都是保守派此後20年中極力鏟除的機構。尤其使保守派感到憤怒的是，尼克鬆在1971年至1973年間，設立了生活費委員會（the Cost of Living Council），企圖控製價格和工資。這是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引入國家控製經濟的最有力嚐試。尼克鬆委任當時剛剛步入中年的唐納德·拉姆斯菲爾德來負責這一不切實際的冒險計劃。1971年6月26日，包括威廉·巴克利和詹姆斯·伯納姆在內的幾位保守派名流，“暫停支持本屆政府”。

    堅持忠於總統的那些保守主義者旋即陷入水門事件之中。他們花費大量的政治資本為一個沒有辯護餘地的人辯護。同20年前的喬·麥卡錫相似，尼克鬆在保守主義運動中產生了最負麵的東西：偏執狂和自怨自艾，迷戀陰謀權術，毫無理由地憎恨權勢集團。他使右派在隨後多年背負淺薄無知和弄虛作假的惡名。右派為什要背負這一切呢？尼克鬆不僅犯了罪，並且就政策而言，他遠遠是一個自由主義者，而非保守主義者。

    1974年，尼克鬆辭職，保守主義運動歸於毀滅。他的繼任者是傑拉爾德·福特（Gerald Ford）——一個“沒有佩戴勳章的艾森豪威爾”，走中間道路的共和黨人。福特任命戈德華特的宿敵納爾遜·洛克菲勒為他的副總統，惹怒了右派。號稱保守派競選資金籌集“直郵之王”的理查德·維格（Richard Viguerie）寫道：“他選泰德·肯尼迪做副總統都比這好。我立即打電話邀請14個保守派朋友共進晚餐，討論如何阻止洛克菲勒擔任這一職務。”福特的夫人貝蒂公開支持墮胎，更進一步激怒了保守派。1976年，右派支持羅納德·根企圖從福特手中奪得共和黨總統候選人提名的冒失舉動，結果福特以微弱差距輸給了吉米·卡特，右派立刻受到指責。

    即使福特對“保守主義運動”持更多同情的立場，他也不可能促進它的發展。他的職責是治愈水門事件後國家遭受的精神創傷。1974年，選民中認為自己是共和黨人的比例下降到21%。大多數美國人認為，共和黨靠不住、無能，與大公司打得火熱。在被問及共和黨做過的善事時，2/3的選民的回答是根本沒有。共和黨全國委員會推出的廣告相當絕望地問道：“做一名共和黨人什時候容易過？”有一些右派成員考慮過放棄老大黨而另覓他途——建立新黨，甚至投奔民主黨。維格預言道：“不出10年，全國自稱共和黨的人將不超過一打。”

    新保守派

    右派究竟通過什戲法，使根擺脫災難而成為總統？答案部分可以從右派的對手吉米·卡特那些不起眼的小缺陷中找到。就在尼克鬆辭職前夕，卡特的支持率最終下跌到比尼克鬆還低3個百分點。但相比之下，根之所以能夠當選，更多地是由於反對自由主義的人數在不斷上升。曆史上未曾有過的這一最大的保守派團隊，決心將這種反自由主義的聲浪變成一場連貫的運動。基層戰士與知識分子開始攜手並進。

    對於形形色色的保守主義知識分子來說，20世紀六七十年代左派的過激行為，為他們提供了難得的黃金機會。巴克利的《國民評論》展現了他的先見之明，而非反常古怪；米爾頓·弗德曼一度顯得激進危險的思想，吸引了一群人數不斷增加的崇拜者；從20世紀70年代開始，芝加哥學派培養的經濟學家中，獲得諾貝爾獎的人數超過任何機構，盡管打算實施其思想的國家似乎隻有智利——一個國際棄兒。然而，右派知識界發生的最重大變化，是一群自由主義知識分子的出走——20世紀60年代是他們的轉折點。

    新保守派恰恰起源於美國民主黨的核心地區。他們中的大部分人在紐約和波士頓以學術為生。但他們並不是傳統的哈佛學者——麵容清臒、具有貴族血統。他們大多是猶太人，幾乎都是移民的後代。有一些成長在意第緒語和英語並用的家庭。新保守派的核心成員歐文·克斯托爾（Irving Kristol）、丹尼爾·貝爾、西摩·馬丁·利普塞特（Seymour Martin Lipset）和內森·格萊澤（Nathan Gzer）在20世紀30年代都就讀於紐約城市大學。當時，紐約城市大學為那些不能到常春藤盟校上學的紐約窮人和猶太人提供了接受一流教育的機會。新保守派是極端的現代主義者。他們不會四處表達自己對往昔榮光——中世紀基督教世界、19世紀的資本主義或者舊時的南方——的懷舊之情。青年時代，他們中的大部分人屬於這樣或那樣的馬克思主義派別。但隨著年歲的增長，他們接受了老式的自由主義——這種自由主義注重精英領導價值、崇尚高品位文化、主張充滿活力的混合經濟製。就像他們所認為的那樣，正是由於左派背叛了這種自由主義，使得他們變成了新保守派。

    新保守派痛恨發生在美國大學的事情，這些大學使他們走出了猶太區。當學生們搗毀學校財產時，美國理性殿堂的權威怎能悠然自得地袖手旁觀呢？那些本應關心智力水平的人怎會同意在學校引進配額製呢？批評越南戰爭並沒有錯，但那些養尊處優、乳臭未幹的人怎可以焚燒美國國旗？他們怎能夠說美國總是錯的，而批評者卻總是對的呢？一些人的家人正是因為移民美國才躲過大屠殺劫難，他們對不分青紅皂白的反美主義尤其反感。

    這些思想家為右派提供了巨大的推動力。首先，他們非常國際化。諾曼·波德霍雷茨（Norman Podhoretz）是萊昂內爾·特林的門生，並於1950年至1952年間在劍橋大學求學於F.R.利維斯（F.R.Leavis）。1953年至1958年間，克斯托爾以倫敦為據點，與他人合編雜誌《遭遇》（Encounter），並把兒子比爾送到法國國立高等學校學習。至關重要的是，新保守派講的是社會科學的語言。保守派長期以來堅持認為，政府計劃會弱化社會的自然契約。新保守派表示，社會問題比其自身顯現的要難理解得多，而“偉大社會計劃”之類的社會工程，受盡了自身乖張後果的折磨。福利支持會強化依賴性。優惠待遇使人免於競爭，因此可能會使本該獲益的人受損。過分熱心的平等主義會侵蝕像紐約城市大學這樣的教育機構，從而減少社會流動性。新保守派愛揭發右派的醜事，就像當年懷疑強盜式資本家的那些人所做過的一樣。

    新保守派也詳述了非正規組織機構的重要性，而這是其他社會科學家所忽視的。1965年，美國勞工部年輕的官員丹尼爾·帕特克·莫伊尼漢因一份文件而引起轟動，文件的原件上並沒有出現他的名字，但該文件隨後立即有了一個別名——莫伊尼漢報告。該報告認為，城市黑人的貧窮大部分源於家庭的瓦解。其他的新保守派則表示，一個社會的“小團組”——自願組織機構——對社會健康起到的作用要比雄心勃勃的政府計劃重要得多。他們同時發出警告，社會的失序狀態對社會安寧造成的威脅，遠遠超過了寬容的自由主義者的想象。換言之，他們以社會科學的語言來裝點自己傳統的保守主義洞察力。

    新保守派用不著贏得每場爭論，他們隻要發出不同的聲音，就能夠打破自由派權勢集團宣稱自己對專門權威見解的壟斷。自由主義者此前一直享有或許隻有決策者才能擁有的寶貴資源——人們認為他們代表著客觀科學的智慧。他們會說，這不僅是他們自己的意見，這是科學的正統。新保守派終結了這種信手拈來的虛構說辭。

    新保守派還為右派批評自由主義外交政策增添了一柄銳利的武器。激起新保守派對自由主義外交政策進行批評的誘因之一，是聯合國對以色列不斷增加的敵意（1967年中東戰爭以後，以色列占領了巴勒斯坦的領土，聯合國對以色列的敵意也由此增加）。新保守派也日漸相信，美國正在冷戰中失敗，軍控變成了綏靖，蘇聯正以越南的勝利為基礎建設共產主義。“越南綜合征”使美國的核心集團陷於癱瘓。如果說右派的《國民評論》打破了孤立主義的控製，那新保守派則遠為堅定地將這一宏偉的運動推向國際主義的營壘。

    外交政策的道德路徑，有一個理智的教父。除利用社會科學外，新保守派也依靠列奧·斯特勞斯的思想洞察力。斯特勞斯是戰後時期最晦澀難懂的政治思想家之一。在某些方麵，列奧·斯特勞斯之於新保守派是一個奇怪的選擇。他是一個精英主義的政治哲學家，對社會政策的細枝末節毫無興趣。他的職業生涯是在芝加哥度過的，而不是在新保守派的世界波士頓、紐約和華盛頓。然而，斯特勞斯的影響不容低估。他與萊昂內爾·特林一樣，是在理論上影響克斯托爾的主要人物。克斯托爾把自己被引入“非烏托邦的政治學”領域——這種政治學的基礎，是幫助人們應對真實的世界，而非構建一個理想的理論——歸功於斯特勞斯。

    斯特勞斯挑戰了美國最為珍視的有關進步、民主和普通人智慧的一些設想。他認為啟蒙運動沒有改善人的狀況；相反，他堅持認為，偉大的思想繁榮乃是古希臘人的成就。他鼓勵學生專心研讀古人的偉大作品，尤其是柏拉圖和亞士多德。如果刻苦學習的話，這將使他們有機會從望遠鏡的另一端來注視這個世界——不是現代人俯視古代人，而是古代人注視現代人。

    斯特勞斯堅持認為，從民主的自我毀滅之途中拯救民主的最佳途徑，就是能夠引領大眾的受教育精英。按照米爾頓·希梅爾法布（Milton Himmelfarb）的說法，斯特勞斯主義就像克斯托爾的近親，“邀請人們加入少數特權階層的隊伍。這些少數特權階層才剛剛從洞中爬出，一邊裸眼凝視太陽，一邊還在留心黑洞中的其他人”。斯特勞斯遠離自由主義的道德相對主義潮流，他使用世俗話語中長期被禁用的詞語，如“善”與“惡”、“美德”與“惡行”。他認為，衡量一個社會是否健康的標準，不是人們享有的自由度（這是哈耶克一類的自由意誌論者所特別鍾愛的），而是該社會公民的善良程度。斯特勞斯不斷地使新保守派堅信，美國的問題根本不在於人們缺乏自由，而在於個人美德的淪喪。

    乍聽起來，這有點像威廉·巴克利的信仰。但是，斯特勞斯學派的傳統來自於雅典而非羅馬。巴克利的保守主義是建立在他的天主教信仰基礎之上的，而斯特勞斯學派的保守主義則是建立在古代（希臘）哲學基礎之上的。當涉及宗教信仰時，斯特勞斯學派大部分是不可知論者，但是，他們卻認為宗教有助於社會團結和美德。他們的作品中隨處可見“高尚神話”。他們似乎想說，宗教雖不真實，卻可以在維持社會秩序方麵，實現有益的社會目標。

    他們樂意接受“高尚神話”，隻要這是由他們促成的，隻要這有助於將新保守派打造成“馬基雅維利式的幕後操縱者”。他們真的組織良好嗎？如果暗示說，團結一致根本不曾在這一運動的發起者之間存在過，這種說法當然是很危險的。20世紀60年代，他們中的大部分人依然是民主黨人：莫伊尼漢最終將成為來自紐約州的民主黨參議員。而新保守派的一大特點就是能夠建立起一個組織網絡，以使保守主義思想在自由主義主導的知識界常新。他們著手利用基金會，大力發展組織，創辦雜誌。1965年4月，季刊《公共利益》（Public Interest）麵世，試圖為“偉大社會計劃”開一劑“治療現實”的猛藥。在諾曼·波德霍雷茨編輯的美國猶太人委員會（the American Jewish Committee）的月刊《評論》（Commentary），充塞著諸如《社會政策的局限》（The Limits of Social Policy）、《自由主義與自由教育》（Liberalism Versus Liberal Education）和《增長及其敵人》（Growth and Its Enemy）之類標題的文章。

    在使新保守主義從一種衝動變為一場運動的過程中，歐文·克斯托爾是最竭盡全力的一個人。青年時代在紐約城市大學就讀時，克斯托爾是一個托派分子。1942年他在軍中服役，開始不斷朝右派方向發展，從此再也沒有回頭過。他的職業生涯包括：長期合作編輯《遭遇》雜誌，在基礎圖書公司（Basic Books）任過一小陣的高級編輯，是《公共利益》雜誌以及再過一代人後出現的《國家利益》（National Interest）的主要創辦者之一。《國家利益》主要關注外交事務。克斯托爾思維敏銳、具有溝通交流和組建機構的才幹，且富於幽默感（他曾經這樣定義自由主義者：他們認為，隻要能夠拿到最低工資，18歲的姑娘演色情電影也沒關係）。他與富有的捐款人建立了緊密的關係，如尼克鬆的財政部部長威廉·西蒙（William Simon）。他非常善於鼓動別人提供助學金和研究生獎學金資助，以至於他的保守派同事戲稱他為教父。供給學派經濟學家祖德·萬尼斯基（Jude Wanniski）給克斯托爾起名為保守主義運動的“無形的手”。

    智庫及其捐助者

    新保守派和其他保守主義思想家聚會的地方是威廉·巴魯迪領導的美國企業研究所。然而，巴魯迪要實現夢想，把美國企業研究所轉變成為保守派的智囊團，卻遇到不少障礙。由於他對戈德華特的支持引起了國會中民主黨人的注意，美國國內收入局對該研究所的免稅待遇進行了為期兩年的調查。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繩，巴魯迪手下的成員盡力對國會議案進行不偏不倚的分析，他還特地盡可能多地聘用自由派人士。從美國企業研究所的觀點來看，聘任前民主黨人歐文·克斯托爾或者年輕聰明的外交事務專家珍妮·柯克帕特克（Jeane Kirkpatrick）所展現出的公平，值得稱道。

    隨著20世紀70年代的消逝，美國企業研究所離巴魯迪的夢想越來越近。它日益受到人們的尊崇，部分原因是，人們認識到它的思想可能是切合實際的。20世紀60年代，人們把那些瘋狂主張撤銷管製的經濟學家看作不負責任的無政府主義者，但到了20世紀70年代末，就連卡特政府也在撤銷對運輸業的管製。美國企業研究所的收入，一下子從1960年的90萬美元（不及布魯金斯學會當年收入的1/5）飆升到1980年的970萬美元（比布魯金斯學會當年的收入多出50萬美元）。到20世紀70年代末，該所擁有常任全職學者45人、更多的在各大學工作的兼職學者、四份期刊，以及每月一次的電視節目。研究所甚至出錢給傑拉爾德·福特和美聯儲前主席阿瑟·伯恩斯頒發高級學者研究金。唉，巴魯迪不可能看到這一切了，保守派政府現正利用他的智囊團呢。巴魯迪於1980年去世，此前兩年他已經把研究所的控製權交給了他的兒子小比爾（Bill Jr.）。這位長者崇拜開放的市場競爭，但他對裙帶關係的處理卻明顯不明智。福特和根兩位總統都在他的追思宴上發表了講話，標誌著巴魯迪的成就得到了肯定。

    那時，美國企業研究所已經不再是保守主義獨此一家的智庫了。傳統基金會創立於1973年，相對於美國企業研究所，它更不事張揚，也不自傲地稱自己是“沒有學生的大學”。傳統基金會是一個簡樸的鼓動性組織，是一個決心要改變政策、消息靈通的壓力集團。另一個突出的新機構是卡托研究所，1977年成立於舊金山，1982年遷往華盛頓。它介於美國企業研究所和傳統基金會之間，不僅出版大部頭著作，為學生開設課程，也借鑒傳統基金會的想法，撰寫短小的政策報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