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百年困局與當下危機（套裝共10冊） (xinshuhaige.com)”

    第四部分

    例外

    第十二章 不一樣的美國

    在本書的最後部分，我們把主題轉向美國例外論。為什美國在富國中間顯得越來越異樣？為什美國在它的前盟國中引起這多的嘲笑和憤怒？保守主義運動對強化美國例外論起了什作用？這個國家的右派的故事是一個更重要故事的組成部分，那是一個有關為什美國本身就有點像個右派國家的故事。

    從外交政策到犯罪和犯罪懲罰、從福利到反恐戰，美國與其盟國在諸多領域都存在分歧。冷戰結束以來，這些分歧已經明顯多了。分歧不僅僅是政策上的。從根本上說，美國例外論基於結合在一起引起爭論的兩件事：不同的潛在價值——其中許多價值要追溯到數個世紀以前，以及右派的政治影響力。美國在大多數問題上不負責任的立場，比其他富國更靠右。而保守主義運動則一再成功地進一步誇大了這些分歧。

    咄咄逼人的超級大國

    美國有多例外？在回答此問題之前，我們先要對幾個容易引起誤解的問題進行說明。第一個要說明的是，美國有數以百萬計的人寧死也不願投票給共和黨。尤其是在曼哈頓、舊金山和洛杉磯等地，許多傑出的美國人像他們的歐洲同儕一樣，以身為“自由派”而自豪。《紐約時報》通常就像英國的《曼徹斯特衛報》和法國的《世界報》那樣左傾。2003年，《紐約書評》以一幅小布什穿著羅馬皇帝服飾的漫畫在歐洲推銷自己，漫畫旁邊的口號是：“我們有另外一個不同的美國——我們需要聽到它的音信。”類似的，美國有時候在自由方麵顯得比歐洲更醒目。按常規，美國婦女可在懷孕長達26周時進行墮胎（而歐洲國家的上限則是12周）。2003年，新罕布什爾州的美國聖公會任命了一位同性戀主教——吉恩·魯濱孫（Gene Robinson）。而幾乎就在同時，美國聖公會在英國的姐妹機構英國國教（Church of Engnd），則放棄了原先打算的這樣的任命。美國東北部的另外一個州佛蒙特州，2000年接受了全球首例同性戀婚姻。

    第二個要說明的是，許許多多值得人們尊敬的美國人認為，美國和歐洲實際上正在趨同。過去的50年，美歐的生活水平更接近了，商店、辦公場所和工廠更相像了。歐美之間每年的貿易值達4 000億美元。更重要的是，歐洲人已經基本上放棄了社會主義，從而縮小了雙方之間政治製度的差異。遲至1981年，弗朗索瓦·密特朗的社會黨政府還曾接管法國的銀行和許多大工業公司，大量增加社會開支，減少人們的工作時間，並額外雇用了10萬政府工人。如今，巴黎的爭論是法國經濟應該在多大程度上美國化。同樣的觀點也適用於外交政策。冷戰期間，美國麵對的是一個共產主義超級大國及其衛星國。它麵對巨大的抗議運動，最引人注目的是有關越南和部署巡航導彈的抗議運動。大多數國家盡管在伊拉克問題上感到非常憤怒，但如今還是樂於附和美國的領導。當小布什宣布《反彈道導彈條約》無效的時候，俄羅斯和中國實際上是讚同的。美國在海外有725個軍事基地，這些基地都得到了其盟國的允許。正如小布什2002年在布拉格對盟國所說的那樣：“我們享有共同的價值觀——自由、人權和民主。”

    跨大西洋樂觀主義者認為，美國依然是一個廣受羨慕、有眾多人想模仿的國家。這可以用下麵的事實來衡量：人們爭著要成為美國公民，排隊等候美國的電影和產品以及民意調查結果。例如，2003年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進行的一項大型世界民意調查（一年前還進行過規模更大的同樣調查）發現：44個國家中有21個國家的多數人仍然對美國懷有好感；大多數的美國盟國支持反恐戰爭；多數人讚成美國長期以來推行的許多根本價值觀，如全球化、自由市場和民主；如果出現另外一個超級大國來挑戰美國，幾乎所有人都會覺得更不安全。樂觀主義者堅持認為，既然有這多的共同之處，有如此多的相互敬仰，那目前的困難將會過去——就像在蘇伊士運河和巡航導彈部署問題上曾遭遇到的困難一樣。

    爭論的麻煩之處，一方麵是有些事實過於誇張，另一方麵是其他事實被忽視了。上麵那份皮尤研究中心的調查，既顯示了大多數外國人依然對美國人民和美國價值觀持讚許態度，又顯示出幾乎在所有找得到以往數據的國家，人們對美國作為一個整體的好感都下降了。在2003年6月進行調查的15個國家，對美國抱持的讚許態度介於15至20個百分點之間，這一數據低於2000年。在外交和安全事務方麵，約3/4的法國人（76%）、大多數的土耳其人（62%）、西班牙人（62%）、意大利人（61%）和德國人（57%）認為，歐洲應與美國保持一種更加獨立的關係。2003年的另外一項調查發現，64%的歐洲人（包括81%的德國人和82%的法國人）不讚成小布什的外交政策。83%的美國人和79%的歐洲人同意，歐洲人和美國人具有不同的社會和文化價值觀。誰會相信，在“9·11”事件發生兩年之後，幾乎有1/5的德國人告訴德國《時代》雜誌（Die Zeit）說，美國政府可能支持了暴行。

    當然，非美國人羨慕許多有關美國的事物。雅克·希拉克當然也是一個比約瑟夫·斯大林意識形態色彩更弱的對手。但是冷戰的結束並不意味著曆史的終結。蘇聯解體使得大西洋兩岸有機會以新的眼光來研究它的盟國，而且促使人們談論雙方的很多分歧，就像談論它們之間有很多相似性一樣。美歐像兩個十分相關的陌生人，他們擊退路賊後去參加慶典宴會，結果發現雙方並不像自己認為的那樣具有許多共性。小布什曾經在布拉格歡呼的共同價值觀——自由、人權和民主——過於模糊不清。例如，如果將這些價值觀應用於中東或者對待窮人，歐洲人和美國人會得出不同的結論。

    從這一觀點出發，普遍的經濟趨同是一件喜憂參半的事情。美歐在經貿方麵走得越近，就越是認識到它們更深層的價值觀差異之大。在有關生活的根本問題上，如愛國主義、刑事司法和宗教狂熱，美國與歐洲有很多不同。保守主義的美國甚至因這些分歧而分外自豪。這個不一樣的美國，比歐洲更熱衷於在國外使用武力，在國內嚴懲犯罪，而在讓國家解決社會問題方麵則比歐洲不情願得多。當然，這些分歧不是由小布什帶來的，我們將在下一章看到，它們深深紮根於美國的曆史之中。但這些分歧越來越使許多非美國人變得焦躁煩惱，因為美國突然成了咄咄逼人的超級大國。

    正如馬德琳·奧爾布賴特（Madeleine Albright）1998年談論美國時所說的那樣，恰恰因為全球化加快了步伐，美國不再是“不可或缺的力量”，卻是無法忽視的力量。托馬斯·傑斐遜（Thomas Jefferson）曾經說過：“每個人都有兩個國家——自己的國家和法國。”今天，每個人也都有兩個國家——自己的國家和美國。美國的文化無所不在，以至於每個人腦海深處仿佛都有一個虛擬的美國；美國的力量具有壓倒性的優勢，以至於世界各地的人都在密切關注美國的政治家，就像關注自己國家的政治家一樣。與這種對美國的通曉隨之而來的是一種不斷增加的無助感。世界各地的人都參與了美國的文化和政策，從這個意義上來說，人人都感覺自己成了美國公民。他們關注小布什及其團隊對各種他們熱衷的問題的決策。然而，小布什及其團隊明顯並不對這些非美國人負有責任，事實上，這些人經常遭到輕蔑的對待。“我們有權利得到傾聽”成為伊拉克戰爭抗議者的咒語，這並不令人感到吃驚。

    與此相伴相隨的是美國不斷增強的自信心——歐洲人稱之為傲慢。普斯科特·布什的那一代戰前領袖，仍然對歐洲——尤其是大不列顛——有所敬畏。他們源於英國，爾後又被偏見認為是親英派，哈羅德·麥克米倫（Harold Macmiln）說，英國之於美國需要像希臘之於羅馬，對此他們半心半意地感到讚同。他們對歐洲人的民族自豪也敏感得令人欽佩，他們努力使自己的力量隱匿（沒錯，美國要做的一切就是隱匿）在多邊機構的框架。但是小布什的親信沒有這種敏感。正如我們所見，他們中的許多人來自陽光地帶而非更具“歐洲性”的東北部。他們認為，法國和德國頑固不化——這種偏見突出地記錄在唐納德·拉姆斯菲爾德充滿偏見的“老歐洲”講話中。他們還認為，歐洲之於美國就像希臘之於羅馬的想法，簡直一派胡言。小布什並不是要將美國推向歐洲的方向，而是要將美國——以及整個世界——向他堅信的“美國”方向推進。

    這些分歧在書中反複出現。現在，輪到我們稍微進一步挖掘分歧背後的原因了。我們將在5個廣泛的領域關注美國例外論：外交政策、犯罪和犯罪懲罰、國家的限度、資本主義和不平等、墮胎和宗教狂熱。

    與眾不同且引以為豪

    歐洲人想到美國例外論時，首先會轉向美國的外交政策。事實上，相對於小布什在內政問題上的立場，小布什的外交（在本書第八章中討論過）很難被直截了當地描述為“右派的”。他上台的時候，歐洲人指責他是孤立主義者，而現在他們則擔心他是帝國主義者。然而，在這種困惑中，兩件事情特別突出。第一，美國分享權力的傾向比其他國家要弱得多；第二，右派對兩個引起劇變的事件——冷戰的結束和“9·11”事件——的反應，使美國的外交政策異乎尋常地向單邊主義傾斜。

    美國例外論最突出的一些例子與其對特定地區或國家的政策有關。沒有哪個國家像美國那樣固執地支持以色列，堅決地譴責古巴。批評美國的人認為，這些立場更多地與美國國內的遊說集團而非原則有關，但是許多美國人顯然不這樣認為。以色列作為大西洋兩岸爭執最激烈的問題，對於美國右派來說已成為一項激發情感的事業，對全體美國人民而言可能也是如此。2002年5月的親以色列決議，包括給以色列軍隊提供2億美元，在眾議院和參議院分別以35221和942的投票結果獲得通過，幾乎所有的反對票都來自民主黨人。民意調查顯示，美國人支持以色列的幅度大致與多數非美國人支持巴勒斯坦的幅度相當。事實上，支持強硬政策的美國人的比例要高於以色列人本身。除了小布什，沒有哪位世界領導人會把阿爾·沙龍描述為“愛好和平的人”。

    然而，美國例外論的根本取決於它對多邊秩序的態度。樂觀的大西洋主義者再次有他們的道理。從曆史的角度看，美國依然可以宣稱自己是曆史上最具多邊主義色彩的超級大國。在過去50年間，美國使自己的權力受製於國際組織的程度是19世紀的英國或16世紀的西班牙難以想象的。然而顯而易見，如今似乎沒有哪個國家像美國那樣與國際條約之間有如此多的齟齬。這些問題部分是程序所致——條約要在美國參議院獲得批準，需要得到2/3的多數票，而且按照憲法，條約在法律上的地位低於美國國內法。但是，它也反映了美國人懷疑在這樣一個單極世界，是否有必要因條約而使自己陷入纏結不清。

    這種懷疑論在小布什之前已經存在。批評小布什的人常常忘記了，1997年，美國參議院一致投票拒絕了《京都議定書》，而比爾·克林頓接下來沒有采取任何措施使美國回到有關全球氣候變暖的條約中來。然而，小布什的單邊主義還是顯得特別咄咄逼人。《京都議定書》被小布什棄如敝屣，對克林頓一聲假惺惺的道歉都沒有。該條約隻是被小布什錯誤地宣布就要“死亡了”。白宮拚命地反對國際刑事法院（International Criminal Court），拒絕《禁止生物武器公約》（Biological Weapons Convention）的部分內容，拒絕支持《全麵禁止核試驗條約》（Comprehensive Nuclear Test-Ban Treaty）和《渥太華禁雷公約》（Ottawa Landmine Treaty）。為了建立自己的國家導彈防禦體係，美國迫不及待地撕碎了《反彈道導彈條約》，並在同意加入一項正式公約之前，試圖勸說弗拉基米爾·普京接受一項核武器的“君子協議”。

    反恐戰爭進一步誇大了美國例外論。美國在9月11日受到攻擊，歐洲卻沒有。美國卷進了一場“反恐戰”之中。盡管許多歐洲人援引北約的第5條（確認北約的某一國受到進攻即是對北約全體成員的進攻），但是他們還拿不準“戰爭”是否隻不過是一個比喻。美國人把這場衝突看作是善與惡的衝突，許多歐洲人則反對這一“簡單化”的用語。有位法國專家抱怨道：“我們正經曆再生者之間的戰鬥，布什是再生的基督徒，本·拉登是再生的穆斯林。”在伊拉克問題上的爭吵顯示，反恐戰爭將美國推向了先發製人的政策，而不是盟友更喜歡的遏製和威懾信條。即使小布什或繼任者拒絕了新保守派的道德帝國主義觀點（本書第八章已有論及），美國顯然還是要做一個不會受到挑戰的霸主——一個舒舒服服但權力大於任何大國的霸主。甚至連偉大的“自由派”反戰候選人霍華德·迪安都自誇“無論何時何地”都願意“派遣軍隊”，並抱怨小布什對沙特阿拉伯人過於謹慎。

    美國的外交政策是如此例外，並且這種例外可能因三個根本原因而繼續存在：權力、人口和愛國主義。就權力而言，美國是當今唯一能夠在全球投放兵力的國家。法國人和新保守派都感知到，“超級大國”這個詞不足以概括美國當今的支配地位。巔峰之時的英國可能像緊隨其後的兩個國家力量之和一樣強大，而今天美國的力量則是其後20個國家的力量之和。美國的軍費開支占世界軍費開支總和的40%，而且還在上升。歐盟軍事裝備的總開支隻及美國的一半，而軍事裝備的研發經費則隻及美國的1/4。

    曾經有一陣子，克林頓及其親信為歐洲人的一種恐懼所懾，即認為美國的支配程度是有問題的。他們並不反對歐洲和聯合國企圖將巨人捆住，但這一戰略馬上就被擾亂了。美國發現，歐洲的多邊主義應對不了巴爾幹問題。歐盟在未來可能會有一項共同的外交政策或者一些共同的外交政策內容，但至少此刻不存在。人們看到的是法、德、英三國由於各自的深刻分歧，而無法在伊拉克問題上達成共同的外交政策，甚至在以色列問題上也是如此。在這個問題上三國無法將它們的主要協定轉化成一種協調的戰略。某一天，中國將成為美國的對手，但此刻中國的全部官方軍費預算還不及美國的年度增加額度。

    軍事力量並不是一切。隨著重建伊拉克的努力，美國重新意識到盟國和“軟實力”的重要性。（有位歐洲的外交部部長評述道：“即使美國是最大的錘子，也並非每個問題都是釘子。”）但是，美國卓絕的硬實力意味著，美國將不可避免地被迫去處理那些失敗國家（尤其是那些與恐怖網絡連接在一起的失敗國家）；這種硬實力意味著，美國將不可避免地成為棘手衝突或最糟糕的人道主義危機的仲裁者；這種硬實力意味著，美國考慮的問題不可避免地與別的國家不同。正如羅伯特·卡根在其著作《天堂與權力：世界新秩序中的美國與歐洲》（Of Paradise and Power: America and Europe in the New World Order）一書中所指出的那樣，小國總是尋求規則的保護，而大國則總是擔心受到規則的束縛。18世紀，恰恰是美國要求將國際法應用於公海，而“海上霸主”英國海軍則反對這樣做。在可見的將來，美國將是世界警察，而警察的顯著特點，就是不會有一種自由主義的世界觀。美國人尋求軍事手段解決問題的傾向比歐洲人要強烈得多。55%的美國人“非常同意”，為了得到正義，戰爭有時候是必要的。這一數字在歐洲隻有18%。

    美國將保持例外的第二個原因是人口統計學。18世紀80年代，本傑明·富蘭克林（Benjamin Franklin）注意到，“土生土長的那一代美國居民人數在迅猛增加，並且隨著外國人的加入而更為迅猛”。今天，這種說法依然正確。美國大概是唯一一個年輕人口不斷增長的發達國家。最近的人口普查顯示，進入美國的移民比大多數人想象的要增長得更快，並且美國的出生率也在令人吃驚地增長。按照目前的趨勢，美國人口在未來的25年，將從2.8億增加到3.5億至4億；到2050年，其人口將增至4億到5.5億。西歐人口似乎在穩步下降，有些地方甚至急劇下降。在愛沙尼亞，總理甚至被迫請求該國的男性更經常地進行性生活。這種不平衡對外交政策有巨大的影響。美國注定會更集中關注向其輸入移民的國家——墨西哥和其他拉美國家，而不是老歐洲。美國的年齡中位數在接下來的50年將維持在大約35歲，約等於世界的年齡中位數，因此注定要比歐洲和日本“年輕”，歐日兩地的年齡中位數將分別從38歲升高到53歲和從41歲升高到53歲。歐洲人和日本人將不得不把更多資源用於老年人，他們也將發現，其文化將被那些墨守成規、怯於冒險的人所支配。

    美國注定不同於歐洲（雖然與日本和中國並沒有什不同）的最後一個原因是民族主義。歐洲人已經開始了一項在一個歐洲超級國家解決民族認同問題的實驗。由於在過去數百年，民族主義戰爭曾反複將歐洲摧毀，因此這種做法是可以理解的。美國的民族認同沒有這樣的不安之處。事實上，美國與歐盟間的許多難題源於美國人認為歐盟隻不過是一個經濟體而已。就華盛頓而言，布魯塞爾隻是一個討論貿易而非外交政策的場所。美國人不理解，為什歐盟不像美國“接納”墨西哥進入《北美自由貿易協定》一樣，接納土耳其進入歐盟。

    美國的愛國主義非常深沉。沒有哪個發達國家像它那樣如此強製性地展示國旗，如此頻繁地詠唱國歌。這不僅僅是對自己國家感到非常自豪（雖然80%的美國人對美國感到自豪，其比例遠高於歐洲），3/5的美國人認為，自己的文化要優於其他文化，而持此觀點的法國人、英國人和德國人則分別隻有1/3、1/4、1/4。貝爾納-亨利·利維（Bernard-Henri Lvy）是法國著名的知識分子，他自豪地認為，他的國人說“我不再是法國人，而是法國出生的歐洲人”的人數在不斷增加。如果一個美國人放棄自己的國籍，那他可能連回國都困難。

    煽動這種愛國主義是右派的特點之一。“9·11”事件發生以來，小布什行政當局的成員上電視的時候從來不會忘記在翻領上別上一枚美國國旗別針。但是即使民主黨重掌白宮，我們也不應指望美國會著手簽署條約並放棄主權。你可以議論美國例外論的程度，但是在可見的將來，美國的世界觀將與他人有很大的不同。

    公正的懲罰

    在外交上，有時候很難將政策直接描述為右派的或左派的，而在犯罪和犯罪懲罰方麵則不存在這樣的問題。由於遵循的是保守主義的法治議程，僅僅在過去30年，美國被判入獄的人數就增加了3倍。美國現在每10萬人中就有700人遭到嚴密監禁，是歐洲判刑最嚴厲的國家英國的5倍。每20個美國人中就有1人進過監獄，每8個美國人中就有1人被宣判過重罪。在一些群體中，上述平均數還要高得多。幾乎每5個美國黑人中就有1人蹲過監獄，每3個美國黑人中就有1人被宣判過重罪。按照目前的監禁率，2001年出生的美國男性，每10人中就有1人在一生中要進一次監獄。

    高關押率部分與高犯罪率有關，但也反映了右派下決心增加強製性判決數，尤其是對販毒罪的判決數。在20世紀的大部分時間，美國的關押率大致與歐洲相當，大約每10萬人中有100人。然而，自從20世紀80年代以來，保守派成功地奮力爭取到限製任意決定權的法律——既限製“自由派”法官任意決定罪罰相符的權力，又限製“自由派”假釋委員會任意決定何時釋放囚犯的決定權。1986年以後的10年，聯邦監獄中的刑期由平均39個月上升到54個月，並且由於受到像加利福尼亞州“三振出局法案”（three strikes and you're out）監獄數量急劇增加的推動，刑期似乎還要繼續上升。1997年，私營監獄營運商美國感化公司（the Corrections Corporation of America）宣布，該公司正在加利福尼亞州建造3座純投機性的監獄，公司發言人解釋道：“如果監獄選對了地方，囚犯自然就會來。”

    與此同時，“反毒戰”既可以作為擴大警力的借口，也可以作為使用警力的借口。在歐洲，還很少聽說警察使用武器。在加利福尼亞州的弗雷斯諾（Fresno），特種戰爭裝甲運輸車隊配有夜視鏡和兩架直升機，每星期巡街7次。印第安納州的布恩縣（Boone County）配有一輛兩棲裝甲運兵車。最近的兩個會計年度，美國國防部向地方特種戰爭裝甲運輸車隊發放的武器裝備超過了100萬件，其中包括73件槍榴彈發射器。

    美國司法體係最引人注目的特點是其缺少寬容的本質。全世界各地的監獄都是恐怖的，但是在第一世界中，美國是做出最少努力來使囚犯恢複正常生活的國家。在整個20世紀90年代，隨著保守派立法者修建更多更大的監獄，他們有意減少了那些傷感無聊的“歐洲式”項目，如戒毒項目。他們也剝奪了“自由派”假釋委員會的權力。強製性判決意味著，囚犯沒有義務證明自己已為獄外生活做好了準備。監獄外的獄後治療體係更加脆弱，許多有前科者隻得到了一張單程車票，犯重罪者被禁止進入許多工作崗位。而在有的案件中，他們還被判得不到房屋福利，並且他們之中有接近500萬人無權投票。這樣，在10個州，就有超過20%的適齡黑人男性被禁止投票。今年大約將有60萬囚犯被釋出獄，數量多於華盛頓哥倫比亞特區的人口。這些人中有2/3將在3年內再次被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