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百年困局與當下危機（套裝共10冊） (xinshuhaige.com)”

    第十一章 在敵後方

    幾年前，伍迪·艾倫（Woody Allen）編劇並導演了一部音樂喜劇片《人人都說我愛你》（Everyone Says I Love You）。片中的一個青年忍受著一種可怕的痛苦煎熬——強製性的保守主義。他偷偷《國民評論》雜誌，並詳細講述諸如“強大的美國和持槍權”這樣的“男性現代思想”的誘惑，從而使他自由派的父母感到不快。在該片的一開始，他就說道：“福利不管用，它就像平權法案一樣，不允許在學校祈禱和放縱罪犯，是不合時宜的自由主義幻想。”然而影片結束時卻皆大歡喜。父母親發現他身上有個致使他大腦缺氧的腫塊，腫塊最後消了，而這個小夥子則立即辭去在青年共和黨人俱樂部（Young Republicans Club）的職務，開始支持左派自由主義。

    越來越多的年輕人如今正飽受著大腦缺氧之苦。過去3年，“大學共和黨人”組織的會員增加了3倍，其分會由409個增加到1 148個，僅在2002年，它就招募了22 000名新會員。現在該組織的會員已超過10萬人。年輕人也不隻是“天生的自由派”，他們正成為奇怪的保守主義痛苦的犧牲品。如今，美國號稱擁有欣欣向榮的保守主義黑人知識階層，還有傑出的保守派同性戀者、保守派拉丁裔、保守派環保主義者、保守派演員、《紐約時報》的保守派專欄作家（啊，有兩位）。在“自由派美國”的任何一處瞧瞧，你都會發現，那有深深紮根於敵後的保守派基層戰士。

    這些基層戰士特別嚴厲，他們在充滿敵意的地方與世隔絕，並不斷遭到同儕的冷嘲熱諷。然而，他們對更廣泛意義上的保守主義運動至關重要——他們活生生地駁斥了自由派的嘲笑，自由派認為保守派隻不過是一群愚蠢的白人而已。誰能比長著一張黑麵孔的人更好地解釋家庭解體對美國黑人造成的傷害呢？誰能比一個漂亮的保守派學生更好地支持性節製呢？至少有一點，敵後的保守派迫使民主黨耗費資源來捍衛他們本以為理應屬於自己的地盤。最好的情況則是，這些基層戰士正在為解放敵占區的大量人口做準備（他們無疑將看到這種情況的出現）。我們決定集中關注三大這樣的敵後群體：黑人群體——因為這威脅到民主黨的道德優越感；青年群體——因為他們給保守主義帶來了很大的力量；婦女群體——因為她們占國家人口的一半以上。

    蒼白的淺影 注釋標題 該標題取自一首曾在1967年橫掃全球流行樂壇的歌曲《蒼白的淺影》（A Whiter Shade of Pale）。——譯者注

    從起用科林·鮑威爾和康多莉紮·賴斯，到趕走特倫特·洛特，盡管小布什對多元文化主義做出了許多讓步，但是共和黨顯然與黑人之間存在問題。1960年，有1/3的黑人選民投票支持理查德·尼克鬆。而在2004年，隻有占黑人人口1/10的富裕得多的黑人投票支持小布什。2002年，隨著J.C.沃茨（J. C. Watts）退休，國會山上共和黨唯一的一張黑人麵孔不見了。即便這樣，美國各地還是存在黑人保守派。

    最有影響力的可能是一小群黑人知識分子。他們中最有名的是飽受詬病的最高法院大法官克拉倫斯·托馬斯（Crence Thomas）、對平權法案反潮流而動的評論家謝爾比·斯蒂爾（Shelby Steele）以及托馬斯·索厄爾（Thomas Sowell）——自從1975年出版《種族與經濟學》（Race and Economics）一書以來，他就一直是平權法案反潮流運動的寵兒。他認為，既然種族歧視在經濟上是不理性的，那反擊種族歧視的最好辦法就不應是政府控製，而是競爭。這些黑人保守派知識分子中的許多人與第一代新保守派極其相似，他們是以民主黨身份開始其生涯的知識型人才，但因為身份政治和種族偏好之類的問題與民主黨鬧崩了。正如新保守派一樣，他們強烈支持以色列，非常敵視帕特·布坎南這樣的早期保守派，且多集中在智庫。

    競選過總統的那位黑人保守派是位知識分子，這一點很重要。2000年，艾倫·凱斯（An Keyes）的總統競選最為人銘記的，或許就是他熱衷於隨搖滾樂狂舞，喜歡聽“討伐體製樂團”（Rage Against The Machine）的歌。但由於凱斯擁有哈佛大學的政治學理論博士頭銜，因此，顯然他至少在名義上是6位共和黨總統候選人中最聰明的一位。他在哈佛大學師從傑出的斯特勞斯主義者哈維·曼斯菲爾德（Harvey Mansfield），並與未來的保守主義學者比爾·克斯托爾共處一室。他認為同艾倫·布盧姆（Aln Bloom）一道研究政治理論度過的時光，是他人生經曆的轉折，後者是《走向封閉的美國精神》（The Closing of the American Mind）一書的作者，其精神幾乎在凱斯所有的言談中都能夠找到。大多數政治家喜歡將抽象問題與具體問題聯係在一起，而凱斯如果不想到問題的抽象意義，就聽不進具體問題。

    這種對理智的過度偏重，有時候具有啟發性，有時候則顯得十分古怪。凱斯狂熱地反對墮胎（他在衣領上別著一枚形狀酷似10周大胎兒雙腳的金別針）。但是他反墮胎不僅僅是基於《聖經》，也基於《獨立宣言》。他認為，人們應該將《獨立宣言》的精神應用到未出生的孩子身上，就像當年林肯將之應用到奴隸身上一樣。凱斯以類似的口吻，號召完全取消“奴隸式的”收入稅（為什要費心采用統一稅呢？）。他還認為，在憲法中並不能找到使宗教與國家分離的依據。凱斯有時有點像20世紀50年代某些古怪的保守派。2000年共和黨初選開始的階段，他的表現好得令人詫異——吸引到4 000位誌願者，並在艾奧瓦州的幹部會議中擊敗了兩位參議員。然而他不太容易相處。如果你問他有關他喜歡什甜食之類陳詞濫調的問題，他在回答自己喜歡脆殼蘋果派之前，可能先要指責你道德淪喪、知識貧乏；如果你稱讚他的口才，他可能指責你是種族主義者。凱斯甚至對自己的支持者也很粗暴。有一次在集會上，他下令追隨者別鼓掌了。他斥責道：“我以前見得多了，人們站起來為某事歡呼，說他們對此篤信不已。但當他們離開以後，隻有上帝才知道他們會怎樣投票。”

    凱斯像許多黑人保守派一樣，是一個充滿矛盾的人：他是一個羅馬天主教徒，但獲得了許多基督教福音派的支持；他反對多邊主義機構，但非常看重別人稱呼他為大使——他在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工作時獲得的頭銜；他是一個保守派，但比傑西·傑克遜更熱衷於打種族牌。在1999年12月的初選辯論中，他將小布什說成是“布什主人”（Massa Bush），以諷刺他在稅收問題上的“膽怯”。在一個脫口秀節目中，主持人稱讚他的辯才，而他把這種恭維比作是在說“哦，他舞跳得真好”。

    凱斯是此類人中的一員。然而他所表現出的這些人格特征，或許是在一個充滿敵意的地方從事自己的事業所必備的心理條件。在美國政治中，幾乎沒有什人像黑人保守派那樣要忍受如此多的嘲笑奚落。黑人主流把他們看作叛徒。美國有色人種促進會前負責人本傑明·胡克斯（Benjamin Hooks）譴責黑人保守派是“新一類的湯姆叔叔……是世界上最大的說謊者”。傑西·傑克遜把克拉倫斯·托馬斯比作是三K黨成員（“晚上，民權的敵人裹著白色床單罷工，放火燒十字架；白天，他們身裹黑色長袍罷工”）。黑人記者朱莉安娜·瑪沃爾（Julianne Malveaux）甚至希望托馬斯早點命喪其白人妻子之手。凱斯這樣的黑人保守派有點敏感，這一點也不叫人覺得奇怪。同樣不會令人感到奇怪的是，他們最好的一些作品（特別是謝爾比·斯蒂爾的作品）所涉及的主題非常關注在社會連帶關係的世界人們的孤立感。

    黑人保守派有兩大核心事業：廢除平權法案和引進學券製。前者的主要支持者是沃德·康納利（Ward Connerly），他是一位來自加利福尼亞州薩克拉門托的黑人商人，負責管理美國民權研究所（American Civil Rights Institute）。康納利這個“校董會奴隸”——這是傑西·傑克遜對他的稱呼——在1993年被皮特·威爾遜州長任命為加州大學校董會董事之前，一直是“積極歧視”的捍衛者。他在校董會上說，在他看來，一項幫助弱勢群體的計劃已經墮落為一種以種族偏好為基礎的成熟製度，這使他感到震驚。1994年，康納利說服他從20世紀60年代末一直交往的密友威爾遜改變對“平權歧視”問題的看法。1995年，盡管受到激烈反對，他還是以同樣的手法在這個問題上贏得了校董會的勝利。1996年，他接手兩位學者想出的《209號提案》（Proposition 209），該提案要廢除公立大學中的平權法案。他使一次艱難的活動——甚至得不到足夠的簽名來舉行投票——轉變成了最新型的政治運動。提案以55%的得票率獲得通過。

    從那以後，康納利就開始在全國進行改革運動，他指控那些強加平權法案的學者和官僚，幫助其他的州策劃廢除平權法案的議案。2003年，他在此問題上遭受了兩次挫折。第一次，最高法院做出了一項令人費解的裁決，允許平權法案繼續存在，但禁止大學公開通過積分製（points-based system）來進行。第二次，在阿諾德·施瓦辛格當選州長的那次選舉中，加利福尼亞選民拒絕了康納利有關禁止在該州以種族和族裔來區分公民的動議。康納利並沒有得到施瓦辛格的幫助，因為他反對這一動議。但是由於種族界定正變得越來越難，曆史很可能會站在康納利的一邊。康納利的祖父母輩中有一位是白人，另一位是完全的喬克托族印第安人，他自己則娶了一名白人女子，從而使其種族的混合又增添了新的內容。

    黑人保守派在號召黑人同胞加入反對平權法案戰鬥時要麵臨的永久困難是，他這樣做的時候是在違背自身的利益。為什黑人要放棄當下就能從平權法案中得到的好處，來換取從堅持原則（能人統治）和以最高的標準來檢驗自己中得到的長期好處呢？學券製——讓父母有更多選擇來決定孩子上什樣的學校——則不存在這樣的問題。學券製是白人經濟學家米爾頓·弗德曼在1957年首次提出的想法。許多黑人保守派，尤其是托馬斯·索厄爾，多年來一直讚成學券製，但越來越多的主要支持者是黑人父母。民意調查不斷顯示，多數黑人，尤其是有適齡上學孩子的黑人，都支持學校選擇權。這並不令人奇怪。相當於美國學生成績單的“全國教育進步評估”（National Assessment of Education Progress）顯示，17歲的黑人學生在數學和能力上，平均比同齡白人學生落後4年，而在科學方麵則落後5年。

    美國最激進的自由市場式教育改革發生在不大可能成為試驗地的密爾沃基——這座城市曾選出一連串信奉社會主義的市長，並催生了激進地擴大政府的進步運動。學券製在密爾沃基取得進展，是一些罕見的情況結合在一起產生的結果。第一，該市是主要的保守派基金會布拉德利基金會的所在地，該基金會多年來一直在爭取學券製。第二，當地的黑人厭倦了看著公交車把自己的孩子從城市的一端送到另一端去上學，以便白人社區能夠取得法院要求的種族平衡。當地兩位著名的黑人——州議員霍華德·富勒（Howard Fuller）和前籃球明星波利·威廉斯（Polly Williams）——認為，要解決黑人的教育問題，靠的不是法院強求的計劃，而是父母的選擇。第三，學券製的積極活動者與兩黨的政治人物都有過接觸。威斯康星州的共和黨州長湯米·湯普森（Tommy Thompson）和密爾沃基市的民主黨市長約翰·諾奎斯特（John Norquist）都支持學券製。

    密爾沃基市的學券製試驗在1990年剛開始的時候規模還很小：隻有1%的學童符合學券製的條件，宗教學校被排除在試驗之外。但絕大多數黑人父母讚同學券製。瓦萊麗·約翰遜（Valerie Johnson）有5個孩子，她目睹了芝加哥的教育製度毀了自己的兩個兄弟——一個因拒絕加入幫夥而被殺、另一個退學後在加利福尼亞無家可歸——因此成了讚成學券製的活動分子。她決心要使自己的孩子避免那樣的命運。富勒等活動分子認為，學券製運動完全像現代的民權運動一樣。“我們在北卡羅來納州格林斯伯勒市伍爾沃思連鎖便餐館坐下吃飯，難道是為了今天到一家連菜單都看不懂的便餐館吃飯嗎？”在過去的10年，當局已逐漸放寬了對這一計劃的限製。到2003年，密爾沃基市的“父母選擇計劃”已經將學券發放到了1萬個貧窮家庭學生的手中。對密爾沃基市以及另外兩個實行學券製的先鋒——克利夫蘭市和佛羅達州——的研究顯示，學券製孩童不僅表現良好，並且學券製改革似乎也改進了當地公立學校的質量——尤其是那些麵臨激烈競爭的學校。

    受到這些結果以及2002年最高法院裁決地方性學校可以使用學券的鼓舞，並受到像黑人教育選擇聯盟（the Bck Alliance for Educational Options）、來自“我們是鄉村人”組織（We Are the Vilge People）的非洲姐妹皇後（Queen Sister Afrika）這樣的活動分子以及正在興起的一代黑人領袖的鼓動，學券製運動繼續在美國黑人間擴展。年輕的民主黨政治家科·布克（Cory Booker）認為，決定教育製度的唯一途徑是把權力歸還給父母。奧馬爾·沃叟（Omar Wasow）經營一家名為黑星球（BckPnet.com）的網站，他把學校選擇權看作是由最高法院1954年“布朗訴教育委員會案”（Brown v.Board of Education）裁決的直接產物。這些活動分子麵沒有一個屬於保守派，但是他們都願意借用保守派的思想並同他們結成聯盟，改善黑人學校令人絕望的狀況。

    事實上，在民主黨聯盟中，它最忠實的選民（黑人）與活動分子的主要來源（教師工會）之間存在著斷裂。2000年民主黨初選中最尖銳的時刻發生在約翰·克與比爾·布拉德利（Bill Bradley）的辯論會上。辯論在美國黑人的聖地哈林區（Harlem）的阿波羅劇院（Apollo Theatre）進行。年輕的黑人記者塔梅拉·愛德華茲（Tame Edwards）向那時的副總統阿爾·戈爾發問，為什他一邊把自己的孩子送到私立學校，一邊卻固執地反對學券製？她向鼓掌的絕大多數黑人聽眾問道：“難道在華盛頓哥倫比亞特區沒有好的公立學校或特許學校讓您的孩子去上學嗎？如果真的沒有，憑什在座的家長隻因不如您有錢，就得讓自己的孩子去上公立學校嗎？”

    黑人保守派看到使他們痛苦的人因學券製問題而在民主黨內部受到批評，這真是件大好事，但是黑人保守派在勸說共和黨白人來擁抱他們的事業上也有問題。前景並不完全是一片黑暗：傑布·布什（Jeb Bush）比哥哥小布什總統更有頭腦，他長期以來一直在佛羅達州支持學校選擇權。白宮曾勸說華盛頓哥倫比亞特區的市長安東尼·威廉斯（Anthony Williams）在美國的首都站出來讚成學券製。值得人們注意的是，像本書開頭談及的達斯廷和毛拉這樣的青年保守派，他們有多少人對學券製懷有激情？泰德·肯尼迪剛出聲表示抗議，小布什就將學券製從他那龐大的教育法案中撤了出來。而且許多郊區共和黨白人對於讓貧窮的孩子選擇到他們的學校來讀書心存疑慮。

    這一點凸顯了黑人與共和黨之間依然存在的隔閡。盡管有小布什的那些建議，但是共和黨依然是一個白人政黨（問題不僅僅是共和黨在國會山沒有黑人麵孔——共和黨在那隻能聚集到4位拉丁裔議員，相反，民主黨則有65位少數族裔議員）。共和黨紮根於郊區白人這一事實意味著，共和黨政治家很少需要應對黑人選民，重新劃分選區隻是加劇了這一問題。在國會議席的各種瓜分中，共和黨的現任議員讓民主黨的現任議員形成“少數族裔為局部多數”的選區（“majority-minority”district），作為交換，共和黨人會擁有白人比重更大的選區。結果這進一步增加了這樣的老大黨眾議院議員的人數，在他們的選區中幾乎沒有黑人。

    至少從黑人的立場來看，共和黨的政策常常帶有種族界限，這一事實加劇了上述隔閡。例如，共和黨人會說，讚成政府開支上的減稅與種族主義沒有任何內在的聯係，但是依靠政府項目以及在公共部門工作的黑人人數比例大大高於其他族裔。與此同時，共和黨越是拉攏黑人選民，民主黨就越是激烈地捍衛自己的領地，並經常指責對手為種族主義者。鮑勃·多爾得到了12%的黑人選票，卻基本上忽視了美國黑人的利益。在大力拉攏黑人之後，小布什在2000年和2004年分別得到9%和11%的黑人選票。黑人利益集團對小布什的拉攏做出的回應是大量的負麵廣告，他們甚至指責小布什對詹姆斯·伯德（James Byrd）——一名在得克薩斯州賈斯珀縣（Jasper）被殘忍殺害的黑人——事件無動於衷。在每個4年任期的第一年，小布什都避免參加“美國有色人種促進會”的大會。

    時代在變 注釋標題 標題來源於美國歌手鮑勃·迪倫1964年的同名歌曲（The Times They Are a-Changin’）。——譯者注

    共和黨依然在與黑人進行對抗，不過它與年輕人之間的關係卻似乎融洽得多。2003年7月，“大學共和黨人”舉行了該黨111年曆史上最為成功的一次大會。大約1 000名青年共和黨人手挽著手駕臨華盛頓，是前一年與會人數的兩倍多。他們購買印有缺乏政治正確性口號的用品（如“民主黨人是作惡者”和“吐出黑名單”），聆聽保守派煽動家妖魔化自由派。“達施勒責任項目”（the Daschle Accountability Project）的負責人保羅·埃克森（Paul Erickson）解釋道：“自由派的生活一團糟，對於這種從根本上仇恨這個國家所支持的一切，但沒有仇恨到要離開這個國家的人，你不可能同他討論問題。”

    “大學共和黨人”曾經隻不過是一個小小的社交俱樂部——穿著藍色運動上衣的男子和無業遊民加入這類組織，以拚湊履曆，結識好人家的姑娘。有一張“大學共和黨人”的舊招募海報，在“快快參加本鎮最棒的社交聚會”這句話下麵，畫了一張香檳酒瓶裝著一隻大象的畫。如今的“大學共和黨人”是保守主義運動的下屬分會。共和黨人在那雖然還有社交聚會，但他們的組織也是共和黨核心組織的組成部分，他們就連喝得醉醺醺的時候也表現出這樣一種偏好（當然是不健康的偏好），即喋喋不休地談論自由主義的罪惡和減稅帶來的奇跡。

    卡爾·羅夫是新一類年輕共和黨的代表人物之一。1971年，羅夫展示了自己作為年輕活動家的出眾才幹，被任命為“大學共和黨人”的執行主任（他曾經偽造了一位民主黨參議員候選人的一封信，大談特談“免費啤酒、免費食物、免費女郎和免費好時光”，並將這封信散發到無家可歸者的棲身之處）。在2003年的“大學共和黨人”大會上，羅夫身穿晚禮服和舞會服裝，回到數以百計的“大學共和黨人”成員麵前領取李·阿特沃特獎。羅夫穿著淺灰色的套裝，打了一條薄荷綠的條紋領帶，在一群壯實的中西部人中間看起來像個不起眼的學生。但是他像橄欖球明星般受歡迎。會議在忠誠誓言和祈禱聲（感謝上帝讓小布什成為美國總統）中開始。然後，羅夫開始發表演講，專心致誌地講述30年前使他走上“大學共和黨人”領導崗位的那些計謀，附帶講了很多那時候降臨到對手身上的種種災難。就在羅夫激情洋溢地演說之時，闖入一小群瘦骨嶙峋的左派分子，他們揮舞著標語尖叫道：“羅夫撒謊，人民死亡！”後來的事實表明示威者是在對艾滋病研究進行抗議，但大多數“大學共和黨人”的成員似乎認定他們是在抱怨伊拉克戰爭。成員們看到抗議者就像一群獵狗看到一隻狐狸鑽進了自己窩。他們撲向闖入者，把他們趕到出口處。房間爆發出“卡爾，卡爾，卡爾”和“美國，美國”的齊聲歡呼，而羅夫則繼續他的長篇大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