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馬斯·沃爾夫係列（套裝共3冊）（天使，望故鄉+時間與河流+網與石） 書海閣(w)”

    喬治還小的時候，在整個南方流傳著一個故事。有個當地的英雄——某個村子捍衛白人利益、維持白人霸權的人——講述了他唯一的、第一次也是最後一次、具有決定意義的、萬事俱備的、血淋淋的冒險經曆，他去了愚昧、腐敗的北方。這次冒險經曆時而在華盛頓，時而在費城或紐約、時而又在波士頓或巴爾的摩，但最基本的背景卻始終一致。這出英雄劇的場景始終設定在一個北方城市的餐館。這位從梅森—迪克遜戰線上歸來的榮譽騎士，走進飯館想吃點東西，坐在一張桌子旁。還沒有到喝湯的時候，這時，他抬起頭，令他吃驚和氣憤的是，他發現一個“五大三粗的黑鬼”進來了，坐在了他的對麵，就坐在他的桌子對麵，而且和他共用一張桌子。於是——不過，還是讓二十年前這個小鎮更善於講故事的人講完這個故事吧：

    “喂，”老吉姆看了他一眼說，“你這個狗娘養的黑鬼，坐在我桌子對麵是啥意思？”這時，那個黑鬼反駁他了，他告訴吉姆，他現在可是在北方，在這黑人和其他任何人都是一樣的。而老吉姆說：“你這個黑雜種，你可以和揚基佬一樣，但是你現在可是在同一位白人說話！”說罷，他拿起一隻番茄醬瓶子朝那個黑人頭上就是一砸。吉姆說他認為把他砸死了，還說他沒來得及瞧他一眼，隻是任他躺在那兒，便抓起帽子走了出去。他說他趕上了開往南方的頭趟火車，從此以後再也沒有回過北方，他說即使永遠再也看不到那個該死的破地方了他也毫不在乎。

    這個故事通常會引起一陣讚賞而欽佩的笑聲，有些人還會興奮得直拍大腿，樂得驚呼：“哦！乖乖！無論如何我都想瞧瞧！真了不起！我現在才知道，老吉姆幹過這樣的事情！隻要你願意，我敢打任何賭，他把那個黑鬼弄死了，確信無疑！我不會指責他的，如果是我，我也會把他弄死的！”

    在他童年和青少年時期，喬治肯定聽過上百遍這個被人嘻嘻哈哈地傳頌、血腥的傳奇故事了。有時候，這個故事主人公的名字不盡相同——有時是“老吉姆”、有時是“老鮑勃”，有時又是“老迪克”——不過，故事的主要情節始終一致：一個厚顏無恥、撒旦般的黑鬼走進了飯館，坐在禁止黑人坐的座位上，立馬被一隻番茄醬瓶子無情、殘忍地徹底消滅了。這個以不同形式出現、不斷創新的故事，在喬治初次來到這個偉大城市生活的時候，仍然在那些來自南方的漂泊者口中流傳。在更近的版本中，那個傲慢無禮的黑人在公共汽車、地鐵、列車車廂、電影院、擁擠的電梯或光天化日下的街頭就被弄死了——事實上，不論在什地方，隻要他膽敢放肆地入侵、過分地接近一位傲慢、高貴的南方白人，就會落得同樣的下場。有人猜測，這些黑人罪犯的存在，在很大程度上是造成南方本地人重返他們崇高故土的一大原因。

    另外一部分返鄉者，也許是較有文化的那部分失敗者，對其返鄉的原因有另一種解釋。然而，這種解釋同樣是從自我防禦的基本淵源衍生出來的，是合情合理的。這是較有文化的那一部分人——作家、畫家、演員——他們體驗過這個城市生活的熱情，然後落荒而逃。他們的觀點和原因更加微妙、更加老練。某位演員或劇作家聲稱，他發現自己藝術之完整性、真正的民間戲劇藝術，已經被百老匯戲劇有害的、不正常的影響戕害、破壞了，被虛假、欺騙和廉價的煽情戕害、破壞了，被那種不求本質、隻求形式的本土作品戕害、破壞了。畫家或音樂家發現藝術家和他的藝術作品任由一些時尚的派係擺布，這些派係受到毫無生氣的、狹隘的藝術流派的影響而目光短淺。作家也這樣抱怨，在這個城市，創作者的生活受到了乏味藝術贗品的威脅——烏煙瘴氣的“文學生活”，文學派係惡毒的陰謀，互相吹捧、互利互惠的卑劣手段，見錢眼開甘當皮條客的評論家，整個肮髒、奉承、寄生蟲般的混亂世界。

    在這種不正常、腐敗的創作環境，那些具有叛逆精神的挑戰者宣稱——藝術家失去了和現實的聯係，失去鮮活的靈感之泉，已經從其稱之為“根”的現實聯係中剝離開來了。所以，他受困其中，陷於險境，像安泰俄斯[47]那樣被高高地舉起，與生他養他、使他恢複元氣的故土失去了聯係，大口大口地呼吸著陳腐、受到汙染、毫無生機的空氣。如果藝術家想被拯救，他就隻有一個途徑，那就是：他必須回歸，回歸到那塊給予他生命、其藝術賴以汲取力量和能量的地方。但必須與那些派係、沙龍、圈子，以及城市生活中所有不正常的領域完全、永遠地斷絕關係。他必須重歸那片沃土，重歸自己的本源，與自己的“根”連在一起。

    因此，南方新聯盟優雅的年輕紳士們擺脫了他們身上毫無體麵的枷鎖，從他們喚醒的意識抓住了幻象的最後一根蛛絲，傲然退回了南方，並在某所大學擔任教職，安安穩穩地從事學術活動，他們借此可以按季度發行一些讚揚農耕社會諸多優點的珍貴小雜誌。這些具有叛逆精神的人憑借其精妙的智慧不斷地製定出他們這個圈子的規章製度和儀式——這些規章製度和儀式用一種非世俗的語言肯定了根本和淵源二者的世俗優點。

    喬治·韋伯觀察並發現的這一切頗令他困惑和吃驚。他覺得年輕人的習慣、品位、思維和寫作的方式，似乎很大程度上從屬於他們此前斷絕的那些審美派係的風格，而非別的任何風格。他似乎覺得，這些年輕人開始用一種邪教的語言討論回歸“農耕生活方式”的種種優點。他覺得，不論是永久居民還是返鄉者，幾乎無人能理解這種語言。此外，作為一個祖祖輩輩務農的山民來說，他年複一年地艱難掙紮在水土流失嚴重的山窩窩，開辟出一小塊地種植玉米；作為一個在賓夕法尼亞農場做工的農場工人來說，他每日扶犁辛苦勞作十五小時，隻為賺取五十美分的工錢。現在，他被一個南方大學手指纖長嫩白的知識分子告知說，他最需要的就是重新獲得回歸這個生他養他的社會所具有的世俗的、良善的美德，這的確令他吃驚不小。

    當然，總的來說，整個失敗的、回歸的這類人最基本的特點是——無論是知識分子還是想象力豐富的人，職業人士還是勞動階層——都在為南方人的恐懼和失敗做合情合理的自我辯護：對大城市的衝突和競爭產生的恐懼；無力麵對和適應現代生活中的各種情形、鬥爭和激情；像阿波馬托克斯一樣迂腐、病態地退回到愚蠢和幻想，退回到偏見和頑固、壯麗的傳說和自欺欺人的詭辯的陰霾之中。他們傲慢、諷刺地從明顯與其緊密相關、希望自己歸屬其中的生活中脫離開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