將台路旁，有一個小小的四得公園，公園旁邊立著牌子，拚音拚著——sidepark。

    我穿了一件淺藍熱帶植物飛鳥印花的長袍子，套一件淡紫色的編織外套，跟著jan走向小公園的入口，“你怎總是找得到公園，我從來不知道附近有這多公園。”

    他拉著我的手走得氣宇軒昂，“我們慢慢一個一個走，試試能不能把附近所有公園都走一遍。”

    公園雖然不大，但入口如今被鐵欄杆圍了幾個回合，一位老阿姨站在鐵欄杆入口，拿著喇叭，對著稀稀落落的遊客喊：“進入公園請掃健康寶，出示健康碼。”

    “什？”我平素不出門，莫名其妙。

    jan指了指鐵欄杆上麵掛著的二維碼，“一個追蹤行程的app，我已經下載過了，這幾天用了幾次。你掃掃看。”

    我站在炫目的正午陽光下麵，看著被曬得模糊不清的手機屏幕，拉下口罩，拍了一張異常難看的身份驗證照片。我的手機還是4g，驗證了幾次才成功。

    旁邊大喇叭的聲音忽然安靜下來，阿姨忽然湊到了我們近前，極認真地問著jan，“我還沒見過外國遊客的健康碼是什樣，你能給我看看嗎？我參考參考，以後就知道了。”

    jan用手機掃了碼，舉到阿姨眼前。他的頭像不是自拍照，而是護照圖片，信息清楚得多

    阿姨仔細看了看，點點頭，放我們從一層層的鐵欄杆中間穿過去，進入了公園。

    “外國人最近變成了敏感性人群。”jan說，“很微妙。”

    我點點頭，“我最近看了一個新聞，住在廣州的一位美籍黑人被小區的物業強製要求搬離公寓。他的家屬是中國人，質問物業為什隻驅趕黑人，不驅趕白人。家屬還追問，如果現在是我們中國人在國外因為新冠疫情遭受種族歧視，人們會怎看？”

    “物業怎說？”

    “毫無反應，也不知後續如何。‘種族歧視’這個字眼對於我國人民來說太陌生了，完全激不起風浪。我們是五十六個民族五十六朵花。”

    “所有的概念都變了，我們在國內嚴格居家隔離，歐美還在為戴口罩是不是影響了正當人權在喧鬧呢。民主，民主也變了味道。”

    “歐洲也沒有完全消除種族歧視嘛。”我提起他上次給我看的西方媒體漫畫，“德國人在超市打一個噴嚏，唾沫不是會飛濺到兩排貨架之外嗎？”

    “對對，真危險。”他笑。

    “還好疫情不是從聖誕節的時候開始，那時候如果國際航班封鎖的話，你就得留在法蘭克福，回不來北京了，我們也遇不到了。”

    “是啊，很幸運。將來提起往事，我們可以說，當初開始交往，是世界疫情剛開始爆發的時候呢，多有紀念意義。”

    世界還沒有疫情的時候，我的世界還沒有jan的時候，我可沒有在五月份出來踏青的閑情逸致。我們從草地上的一條小石板路踏過去，旁邊的鐵絲網圍出一塊塊籃球場、網球場，如今都空著。

    路邊的長椅也空落落的，沒有什人坐。jan瞟了一眼，隨口說道：“我有位美韓混血兒朋友，是個裁縫。”

    “裁縫？”真是複古的字眼，我咳一聲，“什裁縫？要叫設計師。”

    “是，這也算是個外號了，我叫他裁縫，他叫我納粹。”他聳聳肩，“我們年輕的時候，總是去公園惡作劇。有人在長椅上坐著，我們就走過去一左一右坐在長椅兩邊，大聲用英語交談。”

    “這皮？然後呢？”

    “通常中間那個遊人會坐立不安，很快站起來走掉。”他輕笑。

    “太惡劣了。”我笑著捏捏他的手指。

    “還有更惡劣的。那時候，我們一群人喝酒都喝得很凶。有時候周末出去喝酒，第二天早上人會躺在很奇怪的地方。有一次我們醒過來時，發現是在天壇的樹林。”

    “天哪。”

    “還有一次在上海，我們喝了一夜，第二天醒過來已經是中午了，我們躺在黃浦江一艘船的甲板上，大家都頭痛欲裂，誰也想不起來是怎上去的。”

    “這……真讓人難以置信。”我瞪著眼睛看他，“看來，你以前完全是另外一個人嘛”。

    “沒錯，真的是另外一個人。”他喃喃說，“現在裁縫也變得不一樣了，他開了店，高級西裝定製，每天梳油頭，穿著馬甲皮鞋，客客氣氣陪客戶們聊羊絨麵料。娶了一位太太，是韓國人。”

    “大家都不年輕了，人人都在變。”我應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