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古代封建社會延續的時間長，其帝王專製製度也隨之發展得很成熟，而帝王治國理政的謀略和手段也很發達。所謂的“帝王權術”便是古代帝王治國理政的管理謀略的一部分，是帝王的攬權馭臣的計謀和手段。“帝王權術”稱呼不少，比如簡稱為“帝王術”，或稱為“君人南麵之術”，或稱“帝王權謀”，或稱“君王馭臣之術”等等。

    “帝王權術”有兩個基本特點，其一是自上而下的管理方式，即利用皇權至上的專製管理機製，掌控至上權力，對朝中大臣和封疆大吏進行駕馭和掌控，驅使他們去為皇權專製體製服務；其二是在管理過程中，巧妙用“術”，這“術”主要是指一種政治權力的運用方法和技巧，而且常是“內暗外明”的，表麵上用的是“陽謀”，而背地耍的卻是“陰謀”，即明用“仁道”，暗用“心術”。具體說，一方麵，帝王冠冕堂皇地以道義、仁政、德治等實施其政治管理；而另一方麵，帝王卻用種種見不得光的陰謀和毒辣的手段來掌控朝局，駕馭群臣，掌控文武官員。所以，人們常說：“君心難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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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秦始皇畫像

    曆史文獻中，有不少關於“帝王權術”的論述，比如，在《管子》中有《心術篇》；在《呂氏春秋》中有《恃君覽》；在《淮南子》中有《主術訓》等，講的都是“帝王權術”。李世民親自撰寫了《帝範》，將“帝王權術”傳授給他的子女們；張居正為萬曆小皇帝專門編寫了關於“帝王權術”的通俗教科書——《帝鑒圖說》，等等，這都是很典型的事例。

    戰國秦漢之間，有一種學說，稱為“黃老之術”，就是將道家的學說演化為“君人南麵之術”，這就是一種“帝王權術”。司馬談在《太史公論六家要旨》總結說：“因陰陽之大順，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所指的就是“君人南麵之術”的特點。它是一種兼收儒、墨、名、法等各家之所長，而以道家和陰陽家的學說為基礎所建立的一種統治術。後來，“君人南麵之術”又演化為“黃老之術”，其實，這是道家被演繹為“帝王權術”的重要表現。

    中國古代“帝王權術”之所以發展得特別成熟和精致，是有其特殊的曆史原因的：首先，中國古代封建社會延續的時間長，在一個又一個朝代的更新過程中，從總趨勢看是一個鞏固皇權的過程，期間，皇權專製製度的發展雖有反複和曲折，但總的發展方向是皇權專製在不斷強化，到了明清時期，皇權專製達到頂峰狀態，所以，在其發展過程中，帝王謀略的發展也不斷成熟，“帝王權術”越來越變得完備和精致；其次，中國古代社會在早期演進的過程中，血緣氏族宗法關係沒有受到過強烈的衝擊，在進入“軸心時代”時，其血緣宗法傳統被延續下來，並與政治製度巧妙地結合在一起，形成了倫理政治一體化的封建政治統治體製，如此一來，帝王統治謀略就需要有一套很像是符合倫理道義的政治策略，而實質上卻是服務於皇權專製統治的駕馭臣民的手段，於是，明用“道義”暗用“心術”的方式就成了曆代帝王經常使用的統治策略和方式，“帝王權術”變得非常發達；再次，由於周公“製禮作樂”的巨大影響，加上後來儒家學派的努力，造成了文化思想與政治統治高度結合，形成了很發達的“王道學說”“道統理論”和“王權主義”等，帝王的統治理論成了曆代皆比較盛行的學術論題，帝王統治學說成了經、史、子、集中的重要內容，如此一來，對“帝王權術”的研究也明暗成了古代學術的“顯學”之一。

    中國古代有如此發達的“帝王權術”，若具體分析，便會發現其內容非常豐富，學術研究和政治人物的經驗總結等都廣泛涉及到“帝王權術”，比如，常常被看成是經典史書的《資治通鑒》，其實是司馬光編著的政治權謀書，該書總結曆史上統治經驗的成敗得失，為的是“以資皇帝借鑒”，嚴格說，《資治通鑒》是“統治者曆史經驗的總結”，書中能清晰看到編者對於“帝王權術”闡述和評論。再如，盛行與戰國時期的縱橫家們大講“縱橫捭闔”的謀略，他們注重劃交戰略和論辯技巧，其實，縱橫家們是在為君王提供“帝王權術”，輔佐君王統治和管理好國家，使他們所輔佐的國家強大起來，並力圖吞並其他弱國，當列國君王采納了縱橫家們提供的“帝王權術”的內容，縱橫家們也得到了權與利方麵的回報。還有，古代有很多權謀書，比如《長短經》《鬼穀子》《素書》《權書》等，書中有很多篇幅論述的正是“帝王權術”的內容，可以說，在中國古代的各種典籍中，關於“帝王權術”的思想內容是多樣而具體的，可以從各方麵進行分析，但是，最有代表性的“帝王權術”主要體現在三個方麵的，即由儒家學說演化而來的帝王“仁政”之術；由道家學說演化而成的“君人南麵之術”；由法家學說演化而成的“法”“術”“勢”相結合的帝王統治術。

    第一，帝王“仁政”之術

    先秦孔子創立了儒家學說，後來，經過孟子、荀子和董仲舒等人的發揮，儒學思想被演化為“儒家帝王術”，即帝王的“仁政”之術。

    這“儒家帝王術”其明的目的是推行“仁政”，所強調的是統治者要“內聖”而“外王”，強調“修齊治平”，推崇以德治國，強調帝王首先要讓自己修養成仁義之君，並以身作則，推行其仁義之道，以仁德布於天下，以帝王的賢明來影響政局，以推行仁德來造就國泰民安。司馬談在《太史公論六家要旨》中將儒者與道家作比較時說：“儒者則不然，以為人主天下之儀表也，主倡而臣和，主先而臣隨。如此則主勞而臣逸。至於大道之要，去健羨，絀聰明，釋此而任術。夫神大用則竭，形大勞則敝。形神騷動，欲與天地長久，非所聞也。”這雖然是從道家角度在批評儒家，但卻指出了“儒家帝王術”的一個重要的特點：“以為人主天下之儀表也，主倡而臣和，主先而臣隨”，其實，這隻是儒家關於政治管理的一種願景，是仁政的理想，而實質上，隻是“儒家帝王術”所表現出來的“陽謀”的一麵，在另一方麵，卻是大有“陰謀”的，帝王們明講的是仁道、德治，而背地用的計謀和手段是不顧仁義的，是非常毒辣的，為了達到其維護皇權專製的目的，是不擇手段的。明一套，暗又是另一套，這是“儒家帝王術”的一個基本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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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董仲舒畫像

    當然，“儒家帝王術”還可以從幾個重要方麵去理解：首先，儒家學說的一個基本的理論特征便是主張“仁義”，把政治管理看成是依照“仁義”來施政的，把倫理與政治統一起來，以倫理來服務於政治。所以，曆代帝王幾乎都喜歡講“王道”，把“以德為政”視為是其統治的基本方式，把儒家學說延伸為“德政學說”，構造了一整套“仁政”治國方略。孔子的“仁學”變成了帝王們以德治國的理論依據，變成了為政治服務的很管用的道德工具。

    其次，儒家“家國同構”的政治倫理一體化理念，使帝王有了將宗法關係納入政治統治的基本依據，於是，對於帝王來說，整個國也就是他的家，“家天下”理念的出現也就順理成章了，即所謂的“普天之下莫非王土”，整片國土被認為屬於帝王家的。比如，宋王朝，被稱為“趙家天下”，國是皇帝的家。與此相應，家也就是國，政治倫理結構以血緣關係為基礎，一個家族猶如一個“國家”，在一個家族，族權大於政權，族長的權力非常大，家族成員都必須絕對服從於族長，家庭成員必須服從於家長，而家族、家庭也成了維護皇權專製的重要社會單位，家規、族規成了鞏固皇權的倫理政治規則，皇權利用族權來鞏固其專製統治，宗法體製對於維護政治專製體製的穩固性起了非常大的作用。帝王們玩轉著十分有效的“德治”統治術。

    再次，儒家利用其道德理論，輔助甚至代替法規成了維護統治秩序的重要工具，比如，封建社會的“三綱五常”就是其中的重要工具之一，“三綱”即“君為臣綱，父為子綱，夫為妻綱”，所強調的是君、父、夫的絕對主導作用；而“五常”即將“仁、義、理、智、信”作為處理社會關係的準則，所強調的是“愛之仁，正之義，君之禮，哲思智，情同信”。在“三鋼”的關係中，“父為子綱”是基礎，其所訴求的目的是孝敬，是子女對父母的絕對服從，即“盡孝”；而“君為臣綱”是最重要目的，所訴求的是“忠”，即對君主的絕對忠誠，這就是通常說的“盡忠”，正像朱熹所說的“君待臣以禮，臣待君以忠”；而“夫為妻綱”是規範家庭人倫的基礎，其訴求的是“節”，如朱熹所說的“餓死事小，失節事大”，“守節”成了規範古代女子道德繩索。其實，這“三綱五常”其實是極為厲害的統治手段，是帝王以道德規則為手段，推行專製統治的重要方式，說的是尊“德性”道德規範，行的卻是強化專製之實。所謂的“德政”，說白了其實就是讓“德”為“政”服務，將倫理綱常用來維護皇權統治。顯然，當所有的人真的都遵循“三綱五常”，那，皇帝的統治也就太輕鬆了，臣民們都成了順從統治的“小綿羊”，在帝王看來就是“政通人和”了，這正是古代封建社會統治者所青睞的“仁政”的社會政治理想狀態，也是“仁政之術”所要達到的效果。

    此外，儒家提出“內仁外禮”的倫理道德學說，即：內心的“仁”如果修養好了，被認為能“隨心所欲不逾矩”，讓行為都能符合“禮”，於是，眾人皆有“德性”，皆能有“德行”。問題在於，曆朝曆代的帝王，絕大多數不是自己內修仁德，外遵禮儀的，他們是把“仁”和“禮”這一“內”一“外”道德原則用來規範和教育臣民的，他們的目的是讓臣民們都能在心理和行為循規蹈矩，能順從統治秩序，而帝王們自己玩的是權術，用的是陰謀和心術。“內仁”“外禮”是對臣民的要求和約束，是帝王用來維護皇權專製的手段。

    最後，儒家學說中，也重視一些哲學方法，比如在處事方麵講“中庸之道”，強調“執兩用中”等；在對待矛盾方麵強調“和為貴”等，而這些方法論，後來被改造為帝王權謀中的“仁術”。比如，“中庸之道”演繹成折中處事，注重雙方互利，強調處事手段不過激，不走極端，講究處事得當。而“和為貴”的原則，變成了在政治鬥爭中注意不激化，不欺人太甚，不把對手逼死等方法。可惜的是，帝王講“和為貴”，常常隻是表麵文章或暫時策略，等到有足夠實力置對方於死地時，帝王的“和善”的臉具便扯下來了，必然是將政治對手置之死地而後快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