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普魯士由而大，由弱而強，還因為它推行軍國主義政策。

    165年，腓特烈·威廉與容克貴族達成協議：允許容克對農民行使警察權和裁判權；容克則同意選帝侯征收“軍事稅”，以便創立常備軍。在這個協議中，選帝侯也同意讓容克擔任常備軍的軍官。從此以後，容克就與普魯士軍隊結成不解之緣。從腓特烈·威廉以來，普魯士國家就變成一架強大的軍事機器。到腓特烈·威廉一世在位時期，普魯士軍隊的數目幾乎增加了一倍，達85460人，相當於全國居民的4%。在當時的柏林，軍隊在人口中的比例高達五分之一。在全歐，普魯士在人口方麵占第1位，但是其軍隊的數目卻占第4位，國家財政收入的/4都用在軍事上。在軍隊中實行盲目服從，容克出身的軍官可以任意鞭撻士卒，有些士卒往往因不堪軍官的虐待而自殺。平時軍紀甚嚴，但是一到戰時，軍官卻縱容士兵燒殺掠奪。

    普魯士的軍國主義是與容克階級緊密相聯的。容克階級積極支持軍國主義政策，這是因為這個政策給他們帶來許多利益：第一，實行軍國主義及侵略擴張，他們就可以獲得新的地產。第二，隨著國家領土的擴張，行政管理機構也就擴充起來，這就為容克的子弟提供了更多的當官機會。第三，加強軍事力量，也相應地增加了軍官的數目從而為容克的子弟提供了更多的軍官職位。

    容克階級擁有雄厚的經濟力量，他們的經濟力量是建立在農奴製上麵的。德意誌的“農奴製第二版”在普魯士表現得最為突出。從16世紀到17世紀上半期，普魯士，特別是易北河以東地區的農民又農牧化了。他們完全被束縛在土地上，並且被迫向地主提供勞役地租及代役租。農奴每周要在領主的土地上勞動46。1710年一個官員在報告中寫道：“地租、勞役、租稅、士兵駐紮和貢賦等經常增加，人民很難維持下去；農奴一直很窮而且越來越窮，一如既往，最後他們無可奈何隻好逃跑……”

    農奴製強化了容克的政治統治地位

    從社會發展的角度來看，農奴製是一種野蠻的、落後的生產方式。農奴不僅無償的為地主服勞役，還要自備牲畜和農具，他們的財產任意被剝奪，完全沒有人身自由，被禁錮在地主的田莊不許遷徙。通常認為，農奴製的存在會嚴重阻礙生產力的發展。但是，如果我們將這一製度置於普魯士崛起的曆史大背景下來看的話，卻會發現一些不尋常的東西。今人可以批評腓特烈二世在普魯士“強化軍事容克地主的專製製度，以及向其臣民推行奴性教育”是曆史的倒退，但卻忽略了一個最基本的事實，即當時普魯士王國的柱石是貴族，而貴族的實力就在於占有廣大的地產和對農奴的剝削。從這個角度講，沒有農奴製就沒有容克，而沒有容克的支持，強大的普魯士王權就隻能是一句空話。

    容克經濟掌握著國家經濟命脈，容克地主壟斷了糧食出口，同時還免付出口關稅。在普魯士軍隊中，容克則占據了所有的軍官職位。普魯士的農奴製與早期農奴製不同，它是商品生產發展的結果。隨著糧食和各種農產品日益成為重要的商品以及價格上揚，農業生產變得有利可圖。於是容克地主便開始搶占農民土地，合並成大田莊，麵向市場發展資本主義性質的商品生產。

    農奴製體現的隻是普魯士國家製度的一個方麵，其更深層次的意義，則在於凸顯了普魯士高度中央集權的君主專製特色。而這一政治體製保證，對於任何一個近代歐洲強國的崛起都是必不可少的。彼得一世治下的俄國如此，路易十四統轄的法國亦然，普魯士也不例外。

    因此，容克長期把持國家政權，並成為唯一能夠擔負起領導民族統一大業的階級。

    普魯士是一個容克國家，市民階級在這的力量非常微弱。這一方麵是由於戰爭的破壞使工場手工業發展緩慢，其在國家整個經濟總量中所占比重還不到10%，而且它們的市場很大程度上依賴於封建王公貴族的生活消費和政府軍隊的開支；另一方麵，當18世紀末英法早已克服行會的傳統束縛時，德意誌的手工業卻仍為行會所控製，古老的法規和條例還在嚴格的執行，一切能夠促進競爭和創新的路徑都被封建桎梏無情的堵塞。經濟上的這種依賴性以及自身實力的先不足，造成了德意誌資產者在政治上對封建權力的怯懦性和卑躬屈膝。

    農民也無力反抗強大的封建專製王權。165年德國曾爆發了農民戰爭，但最終被殘酷鎮壓下去，而三十年戰爭則徹底摧毀了農民階級最後的反抗力量，地主成為農村唯一的主人，強迫農民服勞役的農奴製度變成了德意誌的普遍製度，而這種狀況在普魯士表現的尤為突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