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四，普魯士之所以崛起，還因為統治者憂患意識強烈，較少陷入腐化墮落。

    與當時歐洲王室盛行的奢靡之風迥異，幾代普魯士統治者都近乎自虐的過著清教徒式的節儉生活，以便節省下寶貴的軍費與政府開支。比如弗德希二世的父親威廉一世（與後來同名的普皇是兩個人）在位時，普魯士的外交使臣以寒酸齷齪“馳名”歐洲。而顯赫的王室成員們，無論王子公主，亦或是王妃乃至國王本人，其飲食烹調拙劣，飯菜簡單菲薄，幾乎到了食不果腹的程度。由於節儉已到了慳吝的地步，以致人們在背後叫威廉一世為“乞丐國王”。

    他的後繼者腓特烈二世，則更具有越王勾踐臥薪嚐膽一般的堅韌與刻苦，他以過人的精力躬身勤政，每隻睡四個時。事無巨細都要親自過問。他還號召國民勤儉節約並以身作則，絕對禁止宮廷的奢華排場。他本人平時隻穿士兵服，畢生隻有一件禮服。在腓特烈二世逝世0年後，拿破侖在耶拿大敗普軍，來到位於波茨坦的腓特烈二世的墓前。拿破侖用馬鞭指著墓碑對手下的將領們：“要是他還活著，我們今就不可能站在這了”。

    其五，統治階級能夠順應潮流，及時推進各項改革。

    普魯士的統治階級，並非像其他歐洲國家的封建貴族那樣一味的因循守舊，頑固拒絕一切變革。他們善於審時度勢的自上而下推進改革（當然也迫於形勢），並牢牢的掌控著改革的領導地位，從而既順應了曆史潮流，又免於使自己大權旁落。與奧地利哈布斯堡王朝走過場的改革不同，普魯士曆代君王大多能夠把改革堅持下去，而不是將前人成果半途而廢，這樣就既保證了普魯士大政方針的連貫性，又使整個國家始終保持著向上的勢頭。

    以普魯士的農奴製改革為例，拿破侖戰爭期間普魯士接連慘敗，幾近亡國。戰爭的慘敗和屈辱和約的簽訂，使普魯士人從封建的德意誌與資本主義的法蘭西的較量中，愈來愈看清農奴製社會的衰敗。一批深受英法資產階級思想影響的有識之士大聲疾呼對舊有的封建秩序進行改革。在這種嚴峻的情況下，普魯士開始艱難的改革。1807年10月，主持國家事務的施泰因男爵頒布了解放農民的“十月敕令”，使得普魯士終於在從封建農奴製向資產階級社會轉變的道路上，邁出了重大的一步。

    但第一輪改革並不徹底，這使得普魯士的資產階級自由派，對於容克繼續霸占大量土地和人力十分不滿，於是他們在歐洲1848革命中曾一度倒向共和反對帝製。為了互相勾結，協調利益以便鞏固政權，容克地主階級政府於1850年月頒布了《調整地主與農民關係法》，從而最終完成了始於1807年的農奴製改革。改革的結果，資本家得到了發展大工業所必需的廉價勞動力，資產階級對君主製感到滿意；通過收取農奴的高額贖金，大量被割讓的份地和財富迅速積聚到容克手中，地主階級也發了橫財；而隻有農民卻紛紛破產，喪失了土地和牲畜，大批的淪為半無產者，進而變成了資本家工廠和容克莊園中的雇傭工人。普魯士統治階級的這一“經驗”，為後來的1861年沙俄農奴製改革提供了絕佳的效仿“樣板”。

    其六，德意誌民族意識的覺醒

    普魯士的崛起，最重要的還是人的因素。從16世紀以來，由於分裂，德意誌在歐洲人眼不是一個政治實體，而德意誌民族也被認為是一個最沒有活力的民族。正是這種長期受屈辱、受輕視的狀況激發了德國人自強不息的進取精神，並使之內化為普魯士崛起的力量源泉。

    也由於這種精神，促使他們向外國學習先進的事物，大力興辦教育。這方麵普魯士王國的成就最被後人所稱道為貫徹民族主義教育，從1717年普魯士就開始實施義務國民教育，是全世界第一個實施義務教育的國家。值得注意的是176年腓特烈二世頒布《學校法規》，強製5－14歲的兒童必須上學，並任命老兵為校長，對學生進行準軍事訓練。這一切都為日後普魯士組建紀律嚴明的高素質軍隊奠定了紮實的基礎。1809年洪堡出任普魯士最高教育長官後所推行的教育製度改革，更成為德國後來二百年的科學、文化發展的基石，而1810年成立的柏林大學，則作為世界上第一所新製大學，影響了整個十九世紀各國的高等教育發展。

    在普魯士，服兵役和受教育被視為公民的兩項基本義務。據統計，在十九世紀後半期的歐洲各主要國家中，德國的文盲率是最低的，德國人無論在讀、寫、計算能力上，還是科學理論的實際運用方麵都要領先於歐洲各國。

    其七，善於利用外交手段，最大限度的為本國謀求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