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秦帝國的製度當中，有一些製度是其在橫掃六國之後才正式確立起來的。

    這些製度可以說是一種革新。

    但是有一種想法認為，由於秦王朝沒有來得及建立起新時代的全套的思想體係，所以它的民眾就沒什可學的，等漢朝建立了“新儒家”，人們就有東西學了。秦朝的那種農戰思想，已經早就不符合當時的社會展了，但秦還是僵化地使用過時的政策。已致於對民間的思想控製隻是用武力和刑罰來控製，時間長了當然會引起全體民士的反抗。

    滅亡六國後，六國舊地歸屬於秦以後，按照秦國的官製，新來的縣令以及縣的主要官僚，由秦國政府直接任命，不用當地人，屬下的官吏，則在當地人中推舉考選任命。秦國郡縣小吏的選任，有多種途徑，可以由軍隊的軍吏轉任，可以由地方依據一定的財產和行為標準推薦，也可以通過考試選拔。通過推薦和考試來選拔小吏，為當地人參與當地政權打開了門戶，也為一般的編戶齊民進入政權開通了機會。

    事實上，秦王朝也是因為沒有在其力量薄弱的邊遠地區分封諸子以為諸侯王，直接對當地進行管理，遂讓六國貴族後裔在那些地方有了充分揮的餘地。

    若幹年後，秦末最先起來造反的，就是楚、齊這些遙遠難控地區，最終導致了秦帝國的崩潰。曆史進展是需要一個漸進型的過渡的，對於東方的齊和南方的楚來說，分封製是有兩千年曆史的為人們長期習慣的政治結構，突然一朝全部改掉，

    人民心理上是不能接受的。他們實際上非常不肯納入郡縣製體係，秦始皇出遊也主要是為了去那彈壓。

    對邊遠地區的控製不夠，致使六國的勢力展起來。秦始皇對皇權沒有完全建立起來，以軍功得官職的人始終控製不力。

    ……

    在這一個前提下，不得不說一點，那就是秦帝國沿襲商鞅變法的土地製度，同樣也在這方麵事實上難以完全在秦帝國新占區域完全實行。

    所謂變法，就是對政治、經濟製度進行改革，後世的政治、經濟改革，也都選擇了同樣的字眼作為改革的專有政治術語。

    當時的秦國，在綜合國力上已經遠遠落後於同時代的齊、楚、燕、趙、魏、韓六國。

    而即使是總體而言作為七雄最弱的韓國，在申不害變法之後，韓國也算是在當時強盛一時，即使是魏國也不會輕易進攻韓國。

    申不害主張以法治國，實行進一步改革，並汲取道家“君人南麵之術”加以改造，提出了一整套“修術行道”，“內修政教”的“術”治方略。

    申不害在韓國變法改革，第一步就是整頓吏治，加強君主集權統治。在韓昭侯的支持下，先向挾封地自重的俠氏、公厘和段氏三大強族開刀。果斷收回其特權，推毀其城堡，清理其府庫財富充盈國庫，這不但穩固了韓國的政治局麵，而且使韓國實力大增。

    與此同時，申不害大行“術”治，整頓官吏隊伍，對官吏加強考核和監督，“見功而與賞，因能而授官”，有效提高了國家政權的行政效率，使韓國顯現出一派生機勃勃的局麵。

    隨後，他又向韓昭侯建議整肅軍兵，並主動請命，自任韓國上將軍，將貴族私家親兵收編為國家軍隊，與原有國兵混編，進行嚴酷的軍事訓練，使韓國的戰鬥力大為提高。特別值得一提的是，申不害為富國強兵，還十分重視土地問題。他說：“四海之內，**之間，曰‘奚貴，土，食之本也。

    又說：“昔七十九代之君，法製不一，號令不同，而俱王天下，何也？必當國富而粟多也。”

    因而他極力主張百姓多開荒地，多種糧食。同時，他還重視和鼓勵展手工業，特別是兵器製造。所以戰國時代，韓國冶鑄業是比較達的。

    當時就有“天下之寶劍韓為眾”、“天下強弓勁弩，皆自韓出”的說法。

    申不害相韓15年，“內修政教，外應諸侯”，幫助韓昭侯推行“法”治、“術”治，使韓國君主****得到加強，國內政局得到穩定，貴族特權受到限製，百姓生活漸趨富裕，史稱“終申子之身，國治兵強，無侵韓者。”

    韓國雖然處於強國的包圍之中，卻能相安無事，成為與齊、楚、燕、趙、魏、秦並列的戰國七雄之一。

    而有一點很關鍵的是，在公元前342年開始的魏國攻韓戰爭之中，若非有著申不害變法的底蘊存在，恐怕連戰慘敗的韓國，早已被魏國所滅，之後也沒有馬陵之戰什事情了。

    ……

    秦國選擇改革的時間比關東六國晚很多，用冠冕堂皇的說法，是順應曆史展潮流，製度為生產力讓路。

    但是更有說服力的說法是當時嚴峻的政治形式，逼得秦國不得不改弦易轍。自戰國時代始，各國的競爭進入白熱化階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