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很大一個程度而言，更賦可以說是一種主要是軍事方麵應對危機的經濟征收的財政手段。

    這一點在很多時候是有著無奈的前提，這對於一個國家或者是被征收更賦的人而言，同樣如此。

    但是在更多地情況下，更賦的征收可以說是對於一個國家的納稅階層而言，是非常沉重的壓力來源。

    曆史在這一個方麵的教訓非常深刻，不僅僅是秦帝國的民政體係有可能是被主要是來自南征百越，河套陰山之戰為的戰爭所征收的更賦形成一種惡性循環，同樣的，在後世，加收類似更賦的稅收可以說危害甚烈。

    其中較為著名的就是明末的三餉加征。

    ………………………………………………分割線…………………………………………

    三餉是明末加派的遼餉剿餉和練餉三項賦稅的合稱。遼餉亦稱新餉﹐始征於萬曆四十六年﹐主要用於遼東的軍事需要。

    到萬曆四十八年止﹐明帝國除貴州等少數地區外﹐平均每畝土地加征銀九厘﹐計五百二十萬零六十二兩。天啟時﹐並征及榷關行鹽及其它雜項銀兩。崇禎四年﹐又把田課由九厘提高到一分二厘﹐派銀六百六十七萬餘兩﹐除兵荒蠲免﹐實征銀五百二十二萬餘兩﹐另加關稅鹽課及雜項﹐共征銀七百四十萬八千二百九十八兩。

    剿餉為鎮壓農民起義的費用﹐總數兩百八十萬兩﹐主要也征自田土。原議隻征一年﹐實際上從崇禎十年起﹐直到十三年才被迫停止。練餉是崇禎十二年根據楊嗣昌的提議征派的﹐名義是訓練“邊兵”﹐加強九邊各鎮防禦力量﹐實際是為了對付農民起義。此餉共征銀七百三十餘萬兩﹐其中田賦每畝加一分﹐約占總數一半以上。

    而根據相應的數據記載，三餉的數字有另外一種計算結果：

    萬曆四十六年，以向遼東用兵為由，按畝加派軍餉，經過前後三次增額，到泰昌元年，加到每畝銀九厘，一年得銀五百二十兩，相當於全國總賦額的三分之一以上。到崇禎末年，增至九百萬兩以上。

    《明史?食貨誌二》雲：「(崇禎十年)複行均輸法，因糧輸餉，畝計米**，石折銀八錢，又畝加征一六四厘九絲。」原定以一年為期，但一年以後並未取消。到崇禎末年，剿餉共征三百三十萬兩。

    崇禎十二年，在停征剿餉後，接著征收練餉，規定每畝加征銀一分四、五厘，總額達七百三十萬兩。

    三餉的加派反映了明末統治的**﹐使激化的社會矛盾更趨尖銳﹐並成為明朝滅亡的重要原因之一。清朝統治者入關後﹐為籠絡人心﹐曾下詔蠲免三餉﹐但沒有認真實行﹐特別是遼餉中的九厘銀﹐不久即被編入《賦役全書》﹐成為田賦的正式份額﹐終清一代﹐再未蠲除。

    而有一種觀點認為：按照唯物史觀原則，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的“人民創造曆史”觀點，分析明朝滅亡軌跡，經濟上的弊政無疑就是撼動基礎不穩的重要依據了。

    據史料記載，清朝初年，攝政王多爾袞在總結明亡原因時，直言不諱地指出，明末所謂的“三餉”就是導致明朝敗亡的最大弊政：“前朝弊政，厲民最甚者莫如加派遼餉，以致民窮盜起，而複加剿餉，再為各邊抽練，而複加練餉。惟此三餉，數倍正供，苦累小民，剔脂刮髓，遠者二十餘年，近者十餘年，天下嗷嗷，朝不及夕。”

    盡管多爾袞身為清朝攝政王，可能他的言論有時不盡公平合理，但在這個問題上，他的看法無疑是準確無誤和一針見血的。明朝滅亡，確實有政治軍事文化社會等諸多方麵的問題綜合所致，但經濟失策失敗卻是釜底抽薪式的關鍵問題。

    一般說來，暴政亂政也會使民眾苦不堪言，文化腐朽也會讓百姓失去精神支柱，但都抵不過經濟破產讓群眾民不聊生來得猛烈和痛苦。明末實行的“三餉”政策，就是雪上加霜的罪惡一擊。於是，龐大的政體大廈很快就轟然倒塌，國家機器運轉不靈，等待的隻有死路一條。

    明末時期的苛捐雜稅泛濫，應當說是明朝開國皇帝朱元璋始料未及的。他出身貧寒，深受苛捐雜稅盤剝、貪官汙吏欺壓之苦。所以他當皇帝之後，試圖建立一個輕徭薄賦、政治清明的社會。為此他做了很多努力，比如說視貪如仇，動輒就對貪官汙吏大開殺戒。再比如，帶頭當廉政表率，規範從政原則，號召民眾參與監督等，應該說還是取得了很明顯效果的。

    或許人亡政息，他死後，明王朝盡管國號還叫明、皇帝還姓朱，卻一步步地回到前朝的老路上了，皇帝不務正業、腐化墮落，奸臣當道、烏煙瘴氣，宦官亂政、肆意妄為，黨爭不斷、內訌不止等，都與朱元璋時代不同了。

    其中最顯著的不同，是朝廷向老百姓征收的賦稅成倍地增加。明末內憂外患頻頻，朝廷便以此為由，在原先額定的正常賦稅之外，加派賦稅。名目有三：遼餉、剿餉和練餉。當時明朝在東北與後金作戰，故征遼餉以充軍費。後各地相繼爆農民起義，為籌集軍費平定起義，又加派賦稅，是為剿餉。繼而為應付清軍南侵，明政府又訓練邊兵，於是又加派練餉。“三餉”本來都是正稅之外臨時性的賦稅，開征剿餉時，崇禎皇帝曾滿懷深情地表示，“暫累吾民一年”。但開征之後，幾乎就成了定製，終明朝而未革除。

    是什原因導致了明朝政府實施“殺雞取卵”般的經濟政策呢？按說，萬曆初年張居正主持朝政時候，是明帝國經濟狀況最好的時代，當時戶部太倉庫歲收入四百萬兩白銀，號稱國庫充溢。而到崇禎年間，“三餉”加派多達每年近2ooo萬兩白銀，可想而知已經到了“耗盡國力”的地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