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道教的崛起時期，主要就是在於道教稱為封建王朝“國教”的時期。

    最早成為“國教”的道教時期是魏晉南北朝的天師道。

    其中在這一方麵的代表則是四川天師道當時的領範長生。

    蜀後主延熙十一年，涪陵郡反，車騎將軍鄧芝率兵征討。平定後，朝廷為免再生事端，將涪陵五千餘戶強行遷往成都，其中即有範長生一家。

    當時，一些處於戰亂的人們，為擺脫現實苦難的困擾和尋求精神的寄托而皈依宗教。因此，由張道陵創建的“天師道”，在成都一帶盛極一時。飽受戰亂與歧視之苦的範長生，也加入了天師道，長期住在成都西山。因他注重信義，博學多才，深得天師道教徒的敬服，被擁為成都一帶天師道的領。

    他從事道教修煉，欲為神仙，得長生久視之術。宋代祝穆《方輿勝覽》雲“先主劉備)征之不起，就封為逍遙公”，“劉禪易其宅為長生觀”。

    《列仙傳》說蜀才“年百餘歲，人奉為仙，稱曰長生”。

    範長生家世世代代掌握部曲，他本人又是天師道教主。到李流據郫城時，他領有千餘戶人家，住在青城山下。

    青城山是天師道的一個治所，是有名的洞天福地。《寰宇記》卷七十三引《道書福地記》說：“上有沒溺池，有甘露、芝草”。

    又引《玉匱經》說：“此第五大洞，寶山九室之天，黃帝所奏拜為五嶽丈人。黃帝刻石拜謁纂書猶存。又有石日月象。天師立青城治於其中。”

    青城治不在二十四治之中，或者是別治、遊治、下治之類。天師道的治猶如世俗的官府，管理道民的宗教行政機構，組織比較嚴密，教主與教民的關係，實際上是統治者與被統治者的關係，形成一種乎國家行政組織之外的統治力量。

    範長生在青城山下擁有部曲，必然也擁有道民。他能拿出糧食供軍，這充分顯示了他有雄厚的經濟實力，而且又是一個擁有武裝的道教主。

    羅尚平西將軍府參軍徐輿看中了範長生這股力量，他向羅尚要求為汶山太守，聯合範長生，共同攻李流；羅尚不許。徐輿怨怒，出降李流；李流用為安西將軍。徐輿，涪陵人，與範長生算是同鄉。通過徐輿的遊說，範長生資給流民軍糧食。

    李流的軍糧問題，暫時得到解決，擺脫了饑餓的困境。

    經過李特、李流領導流民軍三年為實踐，李雄認識到不得蜀中土著的支持是危險的。李流通過徐輿的遊說，流民軍得到範長生的大力支持，使流民軍渡過難關，轉危為安。盡管範長生原籍是涪陵丹興，但範氏在蜀中居住已有百年，有土地，有千餘家部曲，又是道教領，與蜀人有千絲萬縷聯係，即是說，有相當實力。故“李雄以範長生有名德、為蜀人所重，欲迎以為君而臣之”，以緩和六郡流民與蜀中土著的矛盾。

    範長生認為自己無法領導流民大軍，於是，他充分利用披在身上的道袍，傳達天意，說什“推步大元五行，大會甲子，獨鍾於李，非吾節也”。範長生不接受皇帝位，更勸李雄自立。

    光熙元年三月，範長生從青城山來到成都。六月，李雄即皇帝位，國號大成，改元宴平，以範長生為丞相，加號“四時八節天地太師”，封西山侯，“複其部曲，軍征不預，租賦一入其家”。

    這是李雄和流民上層給範長生的酬謝：政治上是丞相，當朝一品；經濟上，他的部曲不負擔徭役，他的土地也不向大成政權輸納租賦。他成了十足的封建貴族，既有土地，又有依附農民，還獲得豁免賦役的特權。

    範長生從支持流民集團到加入大成政權，標幟著六郡氐叟侯王、漢族大地主與蜀中大地主的合流，構成大成政權的統治核心，這就是大成政權的階級實質。範長生在大成政權內所享有的經濟特權與西晉的貴族王公並無兩樣，也就是大地主特權在大成政權中的合法化。

    此時的範長生已是耄耋之年，李雄則年方三十，老少同心，君臣和諧。在範長生“清心寡欲，敬天愛民”的涉世宗旨影響下，在其“休養生息，薄賦興教，切莫窮兵黷武”的勸導下、大成寬和政役，輕徭薄賦，建官學，興文教，端風化，罰不妄舉，刑不濫及，恩威遠播。來稱臣依附的人增多，大成一度昌盛。

    公元318年四月，範長生卒於成都。

    ……

    而在東晉，雖然天師道的影響力相對而言沒有成漢時期的四川天師道那大，但是毫無疑問的是，最終引東晉滅亡的孫恩之亂，就是東晉天師道的一次影響力展示。

    孫恩出身琅琊孫氏，祖上是八王之亂時趙王司馬倫的謀主孫秀，世奉五鬥米道。[1]其家族在東晉屬於“寓居江左的次等士族”。

    孫恩的叔父孫泰師從錢塘人杜子恭，學習秘術。杜子恭死後，孫泰繼任五鬥米道教主，教徒廣布南方，曾經為會稽王司馬道子做事。

    晉安帝隆安二年，孫泰見王恭舉兵對抗朝廷，有感晉朝國祚將傾，於是打算作亂。會稽內史謝輶揭孫泰造反的陰謀，孫泰遭司馬道子誅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