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時期，道教在相當一段時間內受到李唐王室的重視而展迅。

    但是在相應的論辯上，當時以樓觀派為主的道教宗門在這一方麵卻多次輸給佛教。

    這也在某一方麵而言，在這個情況的影響下，當時的道教宗門不得不展出一個理論體係——心性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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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唐代前期，道教在理論建樹的總體與精深方麵，有不足之處，常處於佛教下風。此時，道教中的博學之士以中華文化中的道家老莊之學為本位，吸取佛字中的義理精華，加以融會貫通，對自然宇宙，社會人生等方麵的哲理問題提出了諸多新解釋與新觀念，形成新的道教義理之學。

    成玄英的道教重玄思想即其代表。探討成玄英的重玄學說主要有以下三方麵的內容：一是師承於江東重玄諸家而加以深化完善的玄與又玄說，二是獨得於魏晉郭象之玄學思想而加以改造提出的道教自身的自然獨化說，三是深化道教哲學理論的道性與真性說。

    成玄英的重玄思想其核心即是關於玄與又玄的學說。其內容為：道本無名無形，不可言說，然而無名為天地之始，有名為萬物之母，無之與有，雖然名稱不同，但同為大道所出。故道的這種深奧玄遠的狀態稱作玄。如果能夠悟解道的這種深奧玄義，也就打開了認識天下萬物的心智的關鍵。

    成玄英的真性說實際表明了這樣一條邏輯思信維路向：即道之本性是自然清靜的，修道眾生也同萬物一樣，稟賦道性而自然化生，因此眾生之本性也應是清靜無為的，然而眾生賦性成形以後，由於外物的誘惑和幹擾，則漸漸耽於物欲。心識迷亂，喪失本性。解救的唯一辦法就是靜心修道，摒棄物象之幹擾，體悟萬法雖動不動，而歸根複命，靜於真性，以達長生久視之道。

    李榮是繼成玄英之後又一個在重玄思想領域內有獨到學術研究和貢獻的道士。

    他著有《老子注》已失傳。他認為至真之道是虛極之理，無聲無色，無形無名，即不能用語言表達也不能和心靈來認識。然而它卻能包容一切事物，彌羅整個宇宙。既然世俗的正麵認識方式不足以表達真道的存在，那隻能從反麵的否定方式來以體認。真道作為實體，不生不滅，從時間上講是不常不怕斷，從空間上講是無象無形，從運動變化來說不盛不衰，無所相待，絕對長存。

    從哲學的角度來看，實體，時空與運動變化是事物得以存在的基本條件，而道排除了所有這些條件，沒有任何東西可與它相對，因此，這樣的真道其性質是一種無條件的絕對的精神實體。李榮將道解為虛極之理是他在道教義理方麵的一個重要貢獻。

    而嚴格來說，心性論在道教當中事實上也早有相應的論調存在：

    道家所謂“性”，先是“自己如爾”的自然之性。《老子》說：“知其雄，守其雌，為天下蹊。為天下蹊，常德不離，複歸於嬰兒”；“知其榮，守其辱，為天下穀。為天下穀，常德乃足，複歸於樸。”“樸”乃未斫之原木，老子借以表示事物的自然狀態或本來麵目，其反麵就是加諸人工的“器”。

    同理，“素”、“赤子”、“嬰兒”等亦無非是人性的隱喻，意味著尚未社會化的自然之性，象征著原初而完整的人本然之性。顯然，它略近於“生之謂性”。

    《莊子》通過“真”、“偽”之辨深化揮了老子的自然人性論，其曰：“馬，蹄可以踐霜雪，毛可以禦風寒，吃草飲水，翹足而6，此馬之真性也。”這所說的“馬之真性”乃天放之性，即不多不少、“益之而不加益，損之而不加損”的“常然”。

    成玄英稱之為“真常之性”。應該明確的是，“真”的反麵是“偽”，而真、偽的關係就是天、人的關係：“牛馬四足，是謂天；落馬，穿牛鼻，是謂人。故曰：無以人滅天，無以故滅命，無以得殉名。謹守而勿失，是謂反其真。”

    “真”意味著自然之性，“偽”意味著人為的烙印。

    “真性”先意味著自然之性。然而，《莊子》論性之精蘊，須訴諸“吾喪我”命題而後能明。實際上，這個命題已隱含了性、心兩重性的觀念，也就是說《莊子》隱約有兩種意義上的“性”，這是討論《莊子》“性”的概念的關鍵。《莊子》既說“性者生之質”（《庚桑楚》），近於舊說“生之謂性”，也說“形體保神，各有儀則，謂之性”，更深化了舊說，把無為心性的意蘊納入其中。

    換言之，《莊子》所謂“真性”，已不同於舊說“生之謂性”。上述“反其真”就是“反其性情而複其初”（《繕性》），而這所說的“初”也就是“性修反德，德至同於初”的“初”。可見，“真性”即“德”，其中凝固著“道”與“德”的本質。

    總之，《莊子》延續並展了《老子》的自然人性論，把隱含在《老子》中的心性論萌芽提煉、塑造成較為成熟的心性論，目的是去“偽”存“真”，使人們從社會製度和意識形態的宰製中解放出來，回歸自然而本然的真性。

    表麵上看，自然之“性”似乎與價值判斷無涉，因此也可以說道家的自然人性論是一種“絕對性善論”或“性善惡論”。但是道家自然人性論卻隱含這樣兩個價值判斷：“自然的”和“本來的”就是“好的”，也就是說自然的或本然的狀態或屬性是最完善不過的；保持自然狀態或本來麵目，不假人為，就是“好的”。

    這兩個價值判斷部分地構成了以精神逍遙為歸宿的道家倫理學的基礎。

    而心性論的確立，就是在於“自然之性”的多次論調觀點不敵佛家當時的禪理的一個必然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