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倆法子，其一為‘一條鞭法’，其二為‘攤丁入畝’……”驃騎將軍終於做了一回“剽竊犯”，不但盜用了八十年後張大學士的“版權”，更將滿清康熙皇帝的功勞也“盜用”了過來。

    “一條鞭法”，是明代中葉之後賦役方麵的一項重要改革：大明的土地兼並日益劇烈，地權高度集中，加以官紳包攬、大戶詭寄、徭役日重、農民逃徙，甲戶丁和田額已多不實，政府財政收入減少，針對這一情況，“一條鞭法”便應運而生。

    初名條編，又名類編法、明編法、總編法等。後“編”又作“鞭”，間或用“邊”。主要是總括一縣之賦役，悉並為一條。即先將賦和役分別合並，再通將一省丁銀均一省徭役；每糧一石編銀若幹；每丁審銀若幹；最後將役銀與賦銀合並征收。

    它是大明管理者試圖獲得一種理想狀態的各種努力：徭役完全取消；甲體係不管在形式上還是實質含義上都不再存在；任何殘留的人頭稅都將並入田賦之中。而納稅人可以通過分期支付單一的、固定的白銀來履行對國家的義務。

    “一條鞭法”的實行，至少有四大益處：一是改行“一條鞭法”後，役銀編審單位由甲擴大為州縣，對別之間民戶負擔畸輕畸重的現象有一定調節作用，使由賦役問題產生的階級矛盾暫時緩解，有利於農業生產的發展；二是“一條鞭法”的實行，使長期以來因徭役製對農民所形成的人身奴役關係有所削弱，農民獲得較多的自由；三是“一條鞭法”的推行，在一定時期內起到了杜絕苛捐雜稅的作用，嘉靖、隆慶時期的財政危機大為好轉，“海內殷阜”，“帑藏充盈”，使得明王朝政治衰落的危局也大為緩解；四是相對明初賦役製而言，“一條鞭法”較能適應社會經濟的發展，對商品生產的發展具有一定促進作用。因為賦役的貨幣化，使較多的農村產品投入市場，促使自然經濟進一步瓦解，為工商業的進一步發展創造了條件。

    一句話概況，實行“一條鞭法”後，既緩解了勞動人民的壓力，又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稅收，有利於社會的穩定和政權的鞏固。就此角度看，這項製度可謂是當時世界上最先進的土地農業政策之一。

    而在弘治十三年，有一個名叫王睿的驃騎將軍要將“一條鞭法”提前八十年實行。

    “‘一條鞭法’目的有三，一簡化稅製，二增加收入，三方便征收稅款！而在實行‘一條鞭法’之前，務必得再行清丈土地……”

    八十年後，張大學士針對當時存在的占地多者田增而稅減的情況，率先從清丈土地入手，試圖做到賦役均平。僅部分清丈的結果（兩湖兩廣，加了個貴州雲南），便增加了土地二百八十萬頃（。8億畝）——推而廣之，若是全國範圍內的清丈土地，以弘治十三年登記冊文的“四百餘萬頃”的土地來看，恐怕隻會是個零頭。

    而驃騎將軍言及“務必再行清丈土地”——這句話如同一記悶雷，“轟隆”一聲在金殿內炸開：不管哪朝哪代，占用大片良田土地，而又“虛報、假報、漏報”，以致“逃稅、偷稅、漏稅”的人群當中，官僚們始終如一的占據著十分重要的地位！

    “眾同僚肅靜，先待驃騎將軍道完”，偉大的劉健又做了一記“獅子吼”，將嗡嗡的群臣壓了下來——弘治朝內閣首輔劉健的威望，絕不是蓋的。

    身為內閣首輔，他自是一聽便聽出了這“一條鞭法”的偉大作用：當真是既能簡化賦稅程序，又能增加朝廷收入，還能嚴厲打擊“逃稅、偷稅、漏稅”！

    “‘一條鞭法’，便是把各州縣的田賦、徭役以及其他雜征總為一條，合並征收銀兩，按畝折算繳納，大大簡化征收手續，同時使地方官員難於作弊。如此一來，沒有土地的百姓能解除勞役負擔，有田的百姓能用較多的時間來耕種土地”，驃騎將軍朝著劉健投去感激一瞥——這死老頭，有一點好：永遠都隻向著真理！

    “至於這‘攤丁入畝’，便是將丁銀攤入田賦征收，廢除‘人頭稅’，按照田地征收賦稅……”驃騎將軍今日扔的“炸彈”當真是一個接著一個，“田畝起丁，田多則丁多，田少則丁少，計畝科算，無從欺隱，其利一，民間無包賠之苦，其利二，編審之年，照例造冊，無須再加稽核，其利三；各完各田之丁，無不能上下其手，其利四……”

    一句話——“攤丁入畝”，便是教那些占有田地多的土豪們多納稅，占有土地少的尋常百姓們少納稅，它有利於貧民而不利於地主，能緩和社會矛盾、促進經濟發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改善！

    “攤丁入畝”到底有多大的能量，我們來看一組數據便能知道：雍正末年，國家庫存銀兩由康熙末年的八百萬兩增加到六千多萬兩；全國人口更是由順治十八年（1661年）的一千九百一十三萬人猛增到乾隆五十五年（1790年）的三個多億人。

    “攤丁入畝”結束了地、戶、丁等賦役混亂的現象，完成了“人頭稅”並入財產稅的過程，徹底廢除了自西漢以來的人頭稅；由於征稅的對象是土地，政府放鬆了對戶籍的控製，增加了大量可以自由流動的勞動力，對活躍商品經濟起來推動作用；無地少地的農民擺脫了丁役負擔，不再被強製束縛在土地上，進一步鬆弛了農民對封建國家的人身依附關係，這對社會經濟，特別是對資本主義萌芽的發展，能起到十分重大積極作用。

    它一方麵使得廣大自耕農有了穩定的生活來源，不至於淪為流民，成為社會的不安定因素。另一方麵，也使得廣大農民的生產積極性得到了很大提高，從而在客觀上促進了農業、手工業的發展。

    此外，“攤丁入畝”還能抑製土地兼並——地主的利益將不再優厚，土地的負擔大幅度加重，因為“攤丁入畝”的原則是“其派丁多者，必其田多者也，其派丁少者，亦必有田者也”，而地主田多丁少，農民田少了多，於是“富戶也困於役，而置產困也”！

    再則，“攤丁入畝”還有這一種作用：人口是變動的，而土地卻是是完整的、穩定的，因此，“攤丁入畝”的製度就比按人丁定役的甲製度要穩妥和適用——按土地的單一標準收稅，即以土地占有和占有多少作為賦稅征收的依據，“田多則丁多，田少則丁少”，能使賦役負擔達到某種合理、平均的分配，使納稅人的財產與其賦稅負擔成正比，更能能確保國家的正常稅收，維持龐大的國家機器的正常運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