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苗法的失敗，是知行不能合一的典型實踐，也反映出執行和監督的必要性。

    明代張居正實施青苗法，采用三本帳核對考核的方法，內閣預算監督帳本、執行者完成帳本、監督者調查帳本，三方對帳保障了上傳下達的準確通暢，實現了“不加稅而國用足”的改革目標。

    張居正的三本帳是自上而下的監督，所謂屁股決定腦袋，這個辦法利國未必利民。監督了官員放貸，沒有監查百姓的借入，為擔保收費、砍頭息、服務費、暗箱收費、高息短借、匯票收費即時兌付、高息過橋借款等留下操作空間。

    這就產生借款難、環節多等問題。青苗法實施的結果，”百物皆賤，唯錢最貴”。

    商品經濟要繁榮，錢要如空氣、水一樣流通，如果不糾正錢貴的固疾，勞動不能得到尊重，資本套利必成主流成功學。

    這正是段青主張微利甚至負利率的原因。

    和合生物，同則不濟。隻有多種元素合在一起，多方利益、視角、觀點的碰撞，才能兼顧效率與公平。

    純粹的多種觀點、利益交鋒，往往造成扭曲的惡果，如大城市擁堵、高房價、生產過勝等等。民主國家愛扯皮，執行效率地正源於此。

    對於利益觀點爭論要主張設計創造並完善，而不是維護秩序製造層級固化，這就需要有管理，而不是權威。宇宙萬物到原子量子運行得如此精確合理，一定是設計出來的，決不可能自然生成。

    曆朝官員奉行不擾民的為官準則，對社會競爭、自由經濟采取袖手旁觀的態度，司馬光批評王安石青苗法與民爭利，國家拿走了富人的利潤，認為富人剝削窮人、貧富分等是合理存在的東西，不應幹涉。

    王安石變法不成功，有監督不到位主觀的原因，也有權利不夠的原因。司馬光的言論完全是富農資產階級利益化言人，君權文化的忠實擁護者。階級觀念和理論目標的固化，是變法失敗的深層次原因。

    當一個人信奉永的利益時，想讓他勞動致富，除非勞動有豐厚的回報，否則隻能是與虎謀皮。這就是司馬光反對青苗法剝奪皇親貴族大地主富人既得利益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