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金堂並沒有什事兒，纏著朱興要出院：“你們不能非法限製我的人身自由！”

    “現在是醫生認為你需要住院。”朱興緩和了一下口氣，“你不養得好好的，老肥會心疼的。”

    方金堂想了想，笑了：“對，反正你們出錢。”

    朱興回到許婷的辦公室。

    “聽是被你們的人踢壞了？”

    朱興未置可否：“到哪兒了？”

    “你們要去打張狗剩。”

    “張木林沒在家，也沒在礦上。不過我們沒白跑，他正在挨著礦區邊上新蓋的貴賓樓指揮工人掛照片，都是跟不同領導的合影，放大到真人大，已經掛滿了一麵牆。他在照片穿著西服，披著大衣，握著領導的手，正在看著我和大俠從門外走進來。

    自從進門後，他就一直拉著大俠的手不肯鬆開，怪大俠這多年不來看他，當這個舅死了？他老了，心惦記著大俠，屁股底下坐著金山銀山有啥意思呢！錢是什東西？親情啊，最珍貴的是親情啊！

    大俠的手被他緊緊握著，無法抽出來攥成拳頭，自然也就不能將他暴打一頓了，隻好沉著臉挨著他坐在沙發上。他聽我們是來調查他雇人要賬的事情，這才鬆開手，擰開茶幾上的鐵桶雲煙遞給我們。

    要什賬？我是明星企業家，政協委員，是村主任，一級政府官員，是吧，村主任也是官員，村委會是我個人掏錢建的，不次於鄉政府。我不在乎錢，我講的是奉獻，是責任，要不領導們能跟我合影？我是什身份我知道，黨和政府知道，是吧，能跟幾個流氓地痞混到一起去嗎？要什賬要賬，欠錢不還找法院，敲詐勒索找公安，是吧，怎可能幹違法的事情。

    那時候我背對著他，正站在大廳中間欣賞著牆上懸掛的巨幅照片。我能感覺到他從沙發上站起來，踱到我身後。我轉身問他，有人敲詐勒索他嗎？他沒回答我的話，回到茶幾那，從鐵筒摸出煙來抽。

    他懶洋洋地坐在沙發，一邊招呼我坐下喝茶，一邊誇張地歎了口氣。長江泄洪、亮化工程、修橋補路、冬儲春耕……大事情都得落實，都張著嘴等政策不行。不能等，不能靠，不能伸手要。哪來的錢？我是企業家，不是地主老財，肩膀上是有責任的，是要講奉獻的！你是不是？

    我透過煙霧看不清楚他的表情。大俠站起來，一雙碩大的拳頭攥得咯咯作響。我連忙攔住大俠，今不吃大戶，我們回去了。

    我和大俠回到局之後，前輩很嚴厲地批評了我，已經明確通知退出專案組，為什還要繼續辦案？

    我不敢跟前輩頂嘴，就裝作一副老老實實的樣子，閑下來沒什事情，跟大俠回原籍散散心。隻是跟老鄉們聊聊而已，我沒做筆錄，錄音嘛是怕我忘了今都見過誰。不過我個人覺得，就這個案子來，利民還沒結婚，這稀糊塗死了太可惜，當然結過婚這死了也是可惜的。

    前輩陰沉著臉抽煙，我這武斷地講話是不負責任的，集體研究不靠猜測，是要講證據的。這個主犯是審清楚了的，可惜什？這不是往人頭上扣屎盆子嗎？

    前輩再次提醒我，領導已經給了假，實在沒地方散心的話，可以到外地看看女朋友去嘛！

    我出了一身冷汗，我認為前輩這是在敲打我。我能推翻集體意見嗎？我連前輩的意見都無法改變，更何況集體意見。這就好比我連一根筷子都無法掰斷，又豈能掰斷一捆兒筷子。所以我認為前輩這次談話最後那部分才是重點，提醒我不要在作風問題上犯錯誤。

    事實上我在事後回放錄音的時候，明顯感覺到前輩在這兩件事情的銜接之間有過語氣上的前後變化。前輩知道我有隨時錄音的習慣，但不一定知道我都錄了什。我每大概要用掉五盤磁帶，給它們標上記號，整整齊齊地鎖在櫃子。

    我承認在磁帶問題上占了公家的便宜，不過那個采訪機是我自己攢了幾個月工資買的。在磁帶問題上隻是占了四分之一的便宜，因為一半兒時候記錄的是工作內容，而工具是我的，隻是使用了公家的耗材，還要打個折扣，因此就算占了四分之一的便宜。

    但是這四分之一的便宜並沒有引起前輩的警覺，這就好比工會管計劃生育的阿姨不在意別人多領***一樣。如果為了響應計劃生育的號召每次都要套兩層***的話，那就要多領一倍。如果每晚上都要計劃生育，那又要多領一些。考慮到因為產品質量問題而導致的中途更換***，那又要多領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