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卷文光杜鵑映洞庭 第23章霜摧雪壓（1）

    回眸，鏡頭

    “文革”期間。

    這是一個“茫茫尺雪寒風驟，躍沙公路無車行”的黑夜。

    1969年1月15日，一個13歲的孩子，晝夜兼行50多公，從瀏陽的躍龍，沿長沙方向，經永安、北盛、沙市，到達石岩衝，為“文革”中無辜迫害致死的父親、縣長李映興——吊孝。

    李衛回憶，至今都忘不了那個風雪交加的日子。

    他一個人走路，且在黑暗中，高一腳、低一腳，一步一步前行。他雖然沒有感到怕，但在漆黑的路上，喊天天不應，喊地地無聲的恐懼心情，還是打下了深深烙印。

    特別是那個年月，他還是小小年紀，卻真切地體會到了“世事炎涼”，人情冷暖。

    李衛走回老家，果真是“一夜寒風白雪茫”，父親的遺體也從瀏陽大圍山之東麓的張坊區，運抵了沙市區石岩衝。

    展現眼前的是，全家老小幾十個人的哀泣聲，一個個哭得淚水漣漣。

    ……

    跟隨李映興多年的秘書——龔友生，他遺憾地對筆者說，“最後悔的是，開追悼會不準去，不準哭，我是第二天才躲著去看了一下，最內疚的是，沒有當天去，現在就不會這樣了啊！”

    ……

    筆者父親胡連生，曾與時任張坊區委書記、老縣長李映興共事。當他得知老李“出事”的消息後，隨即從升平公社穿越深山茂林，打著手電筒，翻越十幾崎嶇山路，趕往張坊公社彭家坊“一○·四”幹校所在地，察看了“出事”地點。他看到的隻有一堆煙蒂，遺留在地下有幾十隻。

    隨後，父親在天蒙蒙亮以前，回到陳家坊的家。

    記得母親薑月英打開大門，父親就說：“走了一個好人，李縣長不幸走啦。”這句話，筆者一直印入腦海。

    沒有想到，李衛當兵，後來與筆者在一個連隊。

    一天夜晚，筆者在整理參軍時與父親胡連生的合影照片，他一眼認出，“我認識你爸，是張坊區的。”從此，我們相識、相知，心貼得更近了。

    ……

    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1978年11月，經中共湘潭地委批準，同意瀏陽縣委“關於為李映興同誌平反昭雪的報告”，召開追悼會，平反昭雪，恢複名譽。

    自20世紀80年代始，羅光菊每年清明節都要親自率兒女一行，到石岩衝“天鵝飲水”處——李映興之墓地，祭奠英靈。

    每年至此，山巒疊翠，杜鵑盛開，眺望文光書院，筆者牽情於懷，遂賦《清明》記之。

    清明時節草木新，桃紅李白舞乾坤。

    聳青疊翠綿延遠，文光杜鵑映洞庭。

    ——沉思左潮難言盡

    “文化大革命”曆經十年，不是偶然現象，有其深刻的曆史背景和複雜的社會根源、思想根源、曆史根源。

    筆者經曆這一時期，還是少年成長過程。留下最初的印象，就是“社教”工作隊進村住戶，開展“社教”、“四清”；不久就是破“四舊”，批“三家村”，打“走資派”，進入“文化大革命”運動，好像運動沒有斷。

    特別是農村、工廠、學校，停產、停工、停課鬧革命，打下的烙印很深。

    讀書沒有正規教材，都是老師刻蠟紙，油印發給學生。

    詩人陳邦俊在建國60年《感懷》，引起共鳴。

    頻仍“運動”河山怨，億眾辛勞天地暗，常憶十年遭浩劫，驚看“七六”起風雲。從來禍福相依伏，不死鳳凰又再生。改革卅年拋舊政，神州十億浴新晴。

    ……

    “文革”浩劫，持續十年，世所罕見。追根溯源，主要是“左”的思想深深影響。上至國家主席、開國元勳受累，下至平民百姓，涉及麵之廣，影響之深，難以罄書。

    “社教”運動

    “1957年反右派鬥爭以後，錯誤就越來越多了。”鄧小平說。

    南巡講話，他又強調：“不要搞政治運動，不要搞形式主義，領導頭腦要清醒，不要影響工作。”

    筆者以為，小平同誌講話，不是無的放矢，也是有所指的。

    管窺瀏陽的“社教”運動，還是比較“和風細雨”走過來的，仍然令人沉思。

    回眸之一

    瀏陽的社會主義教育運動在和風細雨中進行，但在當時黨內“左”的思想指導下，認為“四查四幫”沒有提起“綱”來整幹部、搞鬥爭，是不行的，因而被上級否定。

    2004年，中共黨史出版社出版《中共瀏陽地方史》（1949-2002），進行了回眸總結。

    如果說，這次“社教”搞得比較和風細雨，不能不緬懷一位瀏陽領導——胡耀邦。

    胡耀邦回瀏陽指導“四查四幫”，有史可查。

    ……

    2002年10月15日，中共瀏陽地方史編審委周青雲、羅克崇、廖義和一行，拜訪山東省原省委書記梁步庭。

    梁老記憶猶新地說，1962年8月，奉中央指示，由胡耀邦同誌帶隊，團中央機關一批幹部掛職下放湖南。他被湖南省委安排到瀏陽，擔任縣委第一書記，隨同到瀏陽的兩位工作人員也在縣委機關工作。

    1963年春，按照上級部署，在全縣開展“堅決扭單幹，認真辦集體”的運動。

    雖然，高度統一的生產經營開始恢複，但由於許多具體問題沒有處理妥當，許多農民徘徊觀望，有的生產隊連早稻種子也沒有準備好，加上某些幹部經濟問題尚未觸及，生產一度處於被動。

    對此，縣委決定在全縣農村開展社會主義教育。

    正在這個時候，時任共青團中央第一書記、下放湖南掛職任省委書記處書記兼湘潭地委第一書記的胡耀邦，來到瀏陽與時任共青團中央書記處書記、掛職下放任瀏陽縣委第一書記的梁步庭通氣，為了解決問題又不傷害幹部，決定先在瀏陽開展“四查四幫”，即：查群眾發動情況，幫助大隊、生產隊把階級隊伍組織好；查幹部“放包袱”的情況，幫助基層幹部密切和群眾的關係；查生活安排情況，幫助基層把對困難隊、困難戶的糧食補銷安排落實；查生產情況，幫助基層訂規劃，抓管理，解決當前生產上急需解決的問題。

    3月上旬，地委從地直機關抽調80多名幹部，縣委也從縣直機關抽出100多名幹部，在羅江、荷花兩個公社的10個大隊作“四查四幫”的點。

    胡耀邦經常深入大隊和生產隊，到群眾中訪貧問苦，找基層幹部座談，了解社情民意，總結點上經驗，指導麵上工作。

    胡耀邦對試點工作親自總結了這樣一套辦法，叫作“五級聯合，組成小組，分期分批，一竿到底，訪貧問苦，四查四幫”。

    試點結束後，即在麵上鋪開。全縣組織2200多名幹部，以公社為單位，分批在1143個大隊開展“四查四幫”運動。

    “四查四幫”的工作重點，是幫助幹部放包袱。在正麵教育的基礎上，引導幹部消除思想顧慮，從階級立場、執行政策、經濟手續、革命意誌、工作作風等五個方麵進行檢查。

    工作方法是：反複交代政策，坦誠相見，實事求是，該上麵負責的不把賬算在大隊幹部身上，鼓勵放下包袱的幹部大膽工作，積極退賠，隻要堅決糾正，一律不給處分。

    做好幹部家屬的工作，使幹部周圍的人不至成為幹部放包袱的阻力。在發動幹部放包袱的同時，大力表揚好黨員、好幹部，以調動一切積極因素。

    由於采取了說服教育不整人的辦法，大隊一級的“四查四幫”開展順利。

    在此期間，胡耀邦先後深入古港、官渡、張坊、上洪、人溪、鎮頭、沙市等公社進行考察和指導。

    通過“四查四幫”，大隊一級的幹部普遍放下了經濟包袱。據1100個大隊統計，共清出多占的糧食66萬公斤，已退賠兌現57%；清出多占的現金110多萬元，已退賠兌現64%。

    貧下中農評價：這次“四查四幫”是認真的、堅決的、合理的。由於幹部深入，工作細致，因而做到了貧下中農、犯錯誤的幹部及其家屬“三滿意”。

    接著，從5月下旬開始，生產隊一級開展清糧、錢、工、物（簡稱“四清”）。全縣14295個生產隊，共清出幹部貪汙挪用、私分多占糧食225萬多公斤、現金195萬多元、工分113萬多分、布票3.8萬多尺。到七月止，大多數生產隊幹部作了退賠兌現，少數幹部因家庭經濟困難，經貧下中農代表會議討論，作了減免處理。

    “四查四幫”是在和風細雨中進行的，既解決了問題，又教育了幹部，是好辦法。但是，在當時黨內“左”的思想指導下，認為“四查四幫”沒有提起“綱”來整幹部、搞鬥爭，是不行的，因而被上級否定。

    回眸之二

    貫徹“雙十條”，組織“四清”運動。

    1964年1月，瀏陽縣委根據中央《關於目前農村工作中若幹問題的決定（草案）》（簡稱《前十條》）和《關於農村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中一些具體政策的規定（草案）》（簡稱《後十條》），在省委的部署和地委的安排下，決定在農村開展麵上係統社會主義教育運動。

    1月中旬至4月底，縣委組織307人的工作隊在羅江公社和城關鎮3個農業大隊進行試點。

    其運動分為五步：第一步，從組織生產、安排群眾生活人手，原原本本宣傳中央兩個《十條》，結合憶苦思甜、講家史村史，進行階級教育；第二步，在黨員幹部中開展以“五比”（比對敵鬥爭、比依靠貧農下中農、比經濟手續、比參加集體生產勞動、比民主作風）為中心，“四清”為重點的“三擺一評”（擺成績、擺進步、擺經驗、評功勞）活動，調動幹部積極性；第三步，貫徹執行黨在農村的政策，處理公私關係，規劃集體生產，鞏固和發展集體經濟；第四步，清理階級隊伍，組織對敵鬥爭；第五步：進行思想組織和製度建設，結合處理遺留問題。從試點情況來看，這同“四查四幫”一樣，幹部和群眾都能接受，因而達到了預期效果。

    然而，因麵上教育未能突出“階級鬥爭”這個綱，同“四查四幫”一樣也被上級否定，到9月宣告終止。

    ……

    回眸之三

    貫徹《二十三條》，開展係統社會主義教育運動。

    根據省、地委的指示，瀏陽縣委於1965年2月7日至19日，召開縣、區、社、大隊四級幹部會議，傳達學習中央《農村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中目前提出的一些問題》（簡稱二十三條），重新部署係統社會主義教育運動。明確這次運動是解決以“四清”（清政治、清思想、清組織、清經濟）為主要內容的係統社會主義教育。

    突出強調：“社會主義教育運動的性質是解決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的矛盾，重點是整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

    湘潭地委決定，瀏陽從1965年7月起為第一批全麵鋪開社教運動的縣。

    接著，湘潭地委成立瀏陽“社教”總分團。

    集中市直機關和全地區其他縣（市）的幹部，加上省委和外交部幹部在內，共12600名工作隊員，分為十個分團，在瀏陽開展係統社會主義教育運動。

    這10個分團中，有8個安排在農村，2個分別安排在城關鎮及城關地區企事業單位和文化、教育、衛生係統以及縣直機關。

    工作隊進駐單位後，在組織廣大幹部和群眾認真學習貫徹《二十三條》精神的基礎上，從清經濟人手，教育幹部放下經濟包袱，把“四查四幫”、麵上“四清”和未退賠兌現以及這次新清出來的糧食、現金、工分，甚至幹部在社員家中吃幾餐飯未付糧錢的問題，均作了退賠兌現。

    爾後，在清政治、清思想過程中，主要解決兩條道路鬥爭、人生觀和革命幹勁問題。

    同時，從初步整黨和教育幹部人手，把絕大多數幹部解放出來，重點整黨內那些“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

    9月12日到27日，社教總分團會同縣委召開縣、區、社三級幹部會議，采取上下結合的辦法，幫助縣委常委搞“四清”。

    縣委主要負責人作了檢查，經過民主討論，9名縣委常委中8名獲得“解放”。至此，縣委常委的問題基本得到解決。

    接著，以公社為單位，召開貧下中農代表會議和大隊、生產隊幹部會議，重點解決公社幹部的問題。到大隊一級，一般先解決大隊幹部的問題，再帶動生產隊幹部放包袱。

    在係統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中，對專政對象也全麵進行了清理，共補劃地主、富農、新資產階級分子437戶。

    對一貫老實守法，不作壞事，並能積極主動爭取立功贖罪的321名“四類分子”摘掉帽子，對行凶報複、殺人、放火等現行破壞而民憤很大，非捕、非拘不可的，報經政法部門批準，依法逮捕了74名，拘留了40名。

    對其他有一般破壞活動的“四類分子”，基本上采取了“一個不殺，大部（95%以上）不捉”的方針，依靠群眾管教。

    在清組織過程中，全縣發展新黨員12955名，其中婦女黨員2095名。對犯錯誤的黨員進行了處理，受處分的1672人，占黨員數的13.34%。

    全縣參加黨員登記的有11987人，其中準予登記的10892人，緩登的523人，不予登記的357人，勸退的120人，取消預備黨員資格的95人。

    這次係統“社教”，是在“解決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的矛盾”，重點整那些“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的思想指導下進行的，其做法有些過“左”，以致在各個領域開展錯誤的批判和鬥爭，傷害了一批幹部、群眾和知識分子，有的甚至被脅迫自縊。

    11月，中共湘潭地委對瀏陽縣委領導成員進行了調整：石維剛、劉召春、餘紹敬、陳再仁、張紹春、車勝前、賀正南、唐仲明、萬曉陽、李映興（副縣長）、曾佑臣、藺萬珍（女）任縣委常委。

    石維剛為書記，劉召春、餘紹敬、陳再仁、張紹春、車勝前、賀正南、唐仲明為副書記。

    ……

    沉澱在筆者腦海中的“社教”和“四清”運動，記得來張坊區七溪大隊的工作隊員，是從攸縣抽來的工作隊員，在萬壽生產隊的是“王隊長”，好像還是複員轉業軍人。他住在湯書敬的家，其弟弟湯書高，係抗美援朝回來的複員軍人（喜歡賭博）。

    時任大隊長陳全坤，老黨員，會做泥水匠，肯為村民幫忙，工作積極。在運動中，多次“運動”，後來被撤職。

    筆者父親胡連生，1950年3月17日，由“南下”幹部時任區長盧文林、區委書記王振書介紹，與唐台沈一起參加革命工作，唐於1951年10月奉調廣西壯族自治區工作數十年，在區衛生廳退休。胡在土改時加入共產黨，曆任區委秘書、宣委，上洪人民公社社長，“社教”中，時任張坊區副區長，曾因支持“分田單幹”、“包產到戶”，被作為重點，整成了“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期間，請木匠製作了一個“禾桶”，後被收歸生產隊公用；1982年實行聯產承包，“禾桶”原物退還時，還扣16元錢才領回家中）。隨後，下放到張坊洞溪農村和農械廠，組織生產打稻機。不久，調入糧食部門從事保管、會計等工作（“文革”後期，王振書從省城到張坊，專程看望過胡連生一家），直至退休。1997年因病逝世。

    ……

    ——十年浩劫鬧乾坤

    十年“文化大革命”，引發全麵內亂，一度致使黨組織癱瘓，甚至是“無政府”狀態。

    “炮打司令部”

    黨的八屆十一中全會8月8日通過的《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關於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決定》（簡稱十六條）以及毛澤東《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張大字報》正式公布。

    爾後，全國各地上行下效。

    《十六條》是繼《五·一六通知》之後關於“文化大革命”又一個綱領性文件。

    它規定，這次運動的目的是：“鬥垮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批判資產階級和一切剝削階級的意識形態，改革教育、改革文藝、改革一切不適應社會主義經濟基礎的上層建築，以利於鞏固和發展社會主義製度。”（以後概括為“鬥、批、改”）

    《十六條》雖然也提出了“抓革命，促生產”的方針，做出了“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要用文鬥，不用武鬥”，“團結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幹部，團結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人民群眾”等規定，但在“文化大革命”的實踐中失去了約束力。

    《十六條》和毛澤東的大字報公布後，正當瀏陽縣委根據省委指示進行傳達的時候，瀏陽一中的紅衛兵就起來造學校“修正主義”的反。接著，各中學也紛紛出現紅衛兵造反運動。

    隨著長沙破“四舊”（舊思想、舊文化、舊風俗、舊習慣）浪潮的興起，瀏陽紅衛兵運動也轉入破“四舊”。

    留給世人的印象，一些文化古跡被抄被毀，曆史文物和名勝古跡遭受破壞，一批知識分子、民主人士和學校領導幹部遭到衝擊。

    ……

    8月19日，長沙高校紅衛兵與長沙市委機關“工人赤衛隊”發生衝突。

    ……

    ——瀏陽河不再平靜

    湖南省委宣布長沙市委改組後，瀏陽部分人配合紅衛兵運動，煽動“炮打瀏陽縣委司令部”。

    1966年8月19日，紅衛兵將橫幅標語懸掛在縣委機關，張貼了“大字報”。

    為了穩定局勢，9月1日，縣委召開區委書記會議，在部署農村“文化大革命”時，特別強調“炮打司令部”不打農村區、公社、大隊基層領導班子。強調要加強人民民主專政，打擊敵對勢力的破壞活動。

    9月下旬，縣委又召開縣直機關負責人和區委書記會議，縣委書記石維剛傳達省委第一書記張平化關於當前“文化大革命”運動形勢的報告（簡稱“9·24”報告），準備對煽動改組罷官的人作為“黑鬼”進行批判。

    會後，社會出現了不同的反響，有的表示擁護，有的則堅決反對，從而出現了針鋒相對的大辯論。

    10月初，黨中央轉發中央軍委關於軍事院校進行“文化大革命”的緊急指示中，宣布取消由黨委領導運動的規定。

    隨後瀏陽縣委成立瀏陽縣“文化大革命”領導小組，負責領導全縣的“文化大革命”，同時建立瀏陽縣生產領導小組，負責指揮全縣工農業生產。

    縣委常委、副縣長李映興主管生產工作。

    ……

    “文革”大串聯

    26日，根據中央《關於組織大中學師生去北京參觀“文化大革命”的通知》，縣委組織全縣1600多名學生代表和100名教師代表赴京參觀。這批師生代表，在天安門接受了毛澤東等中央領導人的檢閱。

    筆者所在的張坊區七溪大隊石排生產隊的青年學生陳陽生，參加了這次赴京活動，回來後，為我們作過“幸福時刻”匯報。

    從此，紅衛兵開始全國性的大串聯。

    ……

    2012年1月12日，《瀏陽論壇》刊發“我的六十年回憶《第二章中學時代與‘文革’回顧》”一文（作者係“化名”），比較翔實地敘述了“那場洪流”。

    1966年初夏，一場史無前例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運動，突然席卷中華大地。

    我和當時所有的大學中學學生一樣，在沒有任何思想準備的情況下被入了那場洪流。

    我們遵從毛主席“你們要關心國家大事，要把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進行到底”指示，迅速投入到了“批判三家村”的運動。

    說實話，當時我們對鄧托、吳、廖沫沙這三人的曆史背景和當時任職情況根本不了解，也沒有看過他們寫的“燕山夜話”。隻是跟著社會感覺，摘抄報刊上的一些批判文章，湊湊熱鬧罷了。

    但不久，首都和長沙等地的一些大專院校的學生開始了革命大串聯。在這些大哥哥、大姐姐們“經風雨，見世麵”的影響下，我在學校帶頭組成串聯隊，開始了徒步串聯。

    我和七個同學（由唐家園）步行到株洲後，看到許多紅衛兵攔貨車擠火車。我們也跟著擠上了開往韶山的列車。

    這是我第一次到韶山，也是第一次坐火車。

    當時，這真是人山人海，吃住極為艱難。

    參觀毛主席故居後，幾位同學要回家，我不想回家，心想反正吃住都不用自己花錢，這樣的機會難得。

    於是，便和自己的幾位同學分開了。我和永安中學、黃花中學的幾位同學抱著走到哪算哪的思想，臨時又組成了一個串聯隊。跟著廣州美院的五個同學，擠火車到達北京，還趕上了毛主席第七次接見紅衛兵。

    當時，真是激動萬分，感到自己無限幸福，無限光榮。

    在北京待了十多天，我和永安、黃花的同學因意見不統一，又分開了。我和重慶大學的幾位同學，經上海，到南昌，再到井岡山，又跑了近一個月時間，終於在古曆年前才回到家鄉。

    這次大串聯，曆時50多天，我總共隻用了八元多錢，確實讓我經了風雨，見了世麵，長了知識，增了閱曆。

    ……

    派性組織泛濫

    經過“文革”大串聯的鼓動，瀏陽的紅衛兵組織紛紛成立，機關、廠礦、農村各造反組織也各樹旗幟，參與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

    隨後，各造反組織和紅衛兵組織由於相互之間觀點不同，為網羅各自勢力，以觀點劃線，分別成立瀏陽縣紅衛兵革命造反派籌備委員會（簡稱“革籌會”）、瀏陽縣革命造反派聯合站（簡稱“革聯站”），致使派性泛濫開來。有的家庭、夫妻也因觀點不同分成兩派。兩派辯論中，各自引用《毛主席語錄》，以此壓服對方，但誰也不服輸，都爭著要當“執行毛主席革命路線的造反派”、“毛主席革命路線的捍衛者”，簡直爭到發瘋的地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