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卷文光杜鵑映洞庭 第24章霜摧雪壓（2）

    ——群眾心有杆秤

    從瀏陽縣委書記任上退休的張紹春，2009年5月16日回憶。

    1967年5月，當時11個縣委常委大多數都被打倒了，一段時間，隻有2、3個人（李映興、張紹春、陳再仁）堅守崗位，黨政工作基本無法開展。

    軍隊支“左”，武裝部政委王長久說，“老李、老張，一定要堅持”。

    星夜出城

    李映興主持政府常務工作，隻有他一個人頂著生產指揮部。有一天晚上，“造反派”又要抓“走資派”，我們得到了消息。隨後，我和映興趁著夜幕，翻圍牆爬出去了。

    這次出走，我們從西鄉到南鄉，先後走集、葛家、普跡、官橋、官莊、醴陵、金剛、大瑤、荷花等地，在下麵“躲”了一段時間。我們一同搞調研，抓生產，前後一起達2個月左右的時間。

    記得在“西鄉”北星公社時，一次為改善生活，老李提議去釣魚，他很會釣，用一點小“棉花”作誘餌，收獲不小。

    羅光菊回憶，那次映興跑出去，當時我們住在縣委會的河邊宿舍，他翻圍牆爬出去後，與張紹春一起同行。他們先後輾轉到西鄉和南鄉，避了一段“風頭”。後來，有的縣委領導去了長沙，映興就又回來了機關。他對我說：“我沒有做壞事，跑去長沙被壞人抓了回來，就會沒有命，解放軍同誌要我躲一躲，我怎能放棄全縣的生產不管呢？”他就是這樣迎難而上，無所畏懼。

    吃起來最香

    張紹春說，“文革”時，瀏陽很亂。1967年出城，“造反派”到處設有“卡子”，很難走。

    當時，縣長萬曉陽到省委黨校學習去了。

    我們就到集東沙大隊插秧，每天清晨早起，搞了十多天，白天勞動，晚上開批判會。到會群眾一看，都是白天一起勞動的人，臉麵熟，打了個招呼，都走了，批判會沒有開成。俗話說，“群眾心有杆秤”，眼睛雪亮。

    “革造聯”抓黑後台，給縣委領導掛紙牌，群眾送飯吃，我們接過一看，上麵是黃菜，中間是飯，飯底卻是肉，而且都是豬腦殼肉，吃起來最香。

    ……

    相識很早

    1932年出生的張紹春，瀏陽西鄉人，高小畢業（後進銀行學校深造）。1951年參加銀行工作，與羅光菊在一個單位。

    張紹春回憶，認識李映興比較早。老李大一歲，先後在組織部任幹事、組織部長。“1954年，我調到縣委組織部工作，後來到團縣委、縣委任職，曾經在他領導下工作過，或共事。”

    1956年，我是縣委候補委員，老李是縣委委員、常委，時任縣長。

    1960年，開展整風整社，集中學習，上麵派工作組指導。

    那時，瀏陽的“五風”比較厲害，老百姓患水腫病的人多。省領導官建平、羅金蘭組成工作隊到瀏陽後，認為問題嚴重，以為壞人當權，督促檢查、交代問題。

    據周青雲了解，這次運動中，老李1955年作過一次結論的黨員問題，1960年又一次被提及，並作結論。

    同年，老李調到湘潭專署農墾局工作，任局長。

    1962年6月，他又調回瀏陽。1963年，組織上安排我搞分配工作試點，選擇在上洪人民公社上洪大隊試點。老李時任張坊區委書記。

    1964年，抽調參加搞社教，李任工作隊隊長（湘潭板塘鋪）；我和萬曉陽都是隊長，還有王連雪等人，石維剛任團長。映興這人很不錯，工作深入，非常認真，民主作風好，經常下去蹲點，他在瀏陽蹲點時間最多的是在葛家鄉。

    糾纏不清

    “社教”、“文革”初期，即1965年至1966年，李映興的所謂“假黨員”問題，再一次搬到桌麵上。本來，1949年7月，介紹老李到湘潭學習，是當地支部推薦的黨員（未宣誓），但在學院辦了手續。“社教”時，有好事者又說是“假黨員”，組織上進行審幹，已有結論。更沒想到，“文革”中，又被“造反派”抓住不放，特別是極“左”路線推波助瀾，乃至於1968年“10·4”幹校又挑出“假黨員”做文章，逼迫映興反複交代，致使老李思想鬥爭激烈，想不通，不幸迫害逝世，形成冤案。

    他最後離開這個世界，告別張坊“10·4”幹校時，我們送他到了馬路上。

    ……

    羅麗回憶，“1969年春節，記得媽媽領著哥哥仨人吃團年飯，還是在張叔叔家吃的，徐滌菲阿姨親自做，並安慰著我們。”

    ——李映興指示救人

    “文革”風雲，把瀏陽河卷起了狂飆。

    2008年4月11日、2009年5月17日，筆者兩次與生活在瀏陽的“一個傳奇式人物”相識、交談。

    年逾古稀的許先鐵，一口地道的湘潭口音。

    經了解，1936年3月1日出生於湖南省湘潭縣的他，祖籍薑佘鎮青泉村。

    1965年，組織上安排他轉業。團長悄悄說，“你有嫌疑，趕快走。”這時，他的行政18級，軍銜上尉。

    從部隊下來後，他就介入了“文化大革命”。

    他參加了瀏陽縣革命委員會籌備小組，在“抓革命、促生產”領導小組中擔任副組長，兼“文化大革命”辦公室主任，下設“八組一辦”。

    他曆經“批、鬥、關、押”，恢複，1987年又被開除黨籍。縣委一些老領導個別與他交談，建議他申訴。“我從來沒有反映，我做人的八個字‘聽天由命、任其自然。’”或許，他曆經滄桑，已進入另一個境界。

    年屆88歲的豐裕小學老師潘錦霞相贈一副楹聯“先憂後樂懷民瘼，鐵骨冰心載口碑”，懸掛廳堂。許老稱讚“寫得好”。看得出，反映了他的心境。

    從死亡線上拉回來

    1967年8月4日，“從噩夢中驚醒的我，被人抬上汽車，送入瀏陽城郊區公所（後方醫院），進行搶救。後來，救我的人告訴，是奉李映興指示送來的。”許先鐵如是說。

    那時，李映興是縣委常委、常務副縣長。“當時，我是政府勞動科的一名科長。事後，李映興告訴我，聽說，許先鐵被打死了，我作為縣長如何交代啊？所以立即派人派車進行搶救。”許先鐵回憶。

    當年，“文革”引發動亂，“造反派”進城，到處抓人。

    所謂“保守派”孫國治、張南明進入瀏陽後，做了一些工作。解放軍四十七軍派遣人員到瀏陽後，采取措施，收繳槍枝7千多。

    在“兩派”衝突中，一次被抓。隨後，遭到毆打，腦門上（前額）被4至5人圍著砍了一刀；胸骨打成粉碎性；頭頂打了一個洞。然後，把人綁定吊在“荷花完小”（“集中營”）教室門上，腿上，也被梭鏢把打過，皮都掛了下來。這些行為，後來得知是一個剃頭老吳××的過激行動，致使我昏迷休克的。把身體放下來後，就用稻草覆蓋著。

    李映興獲悉情況後，立即派人趕快來搶救。來人解開了我身上的繩子，讓我驚醒複蘇。隨後，抬入汽車。記得是一輛“十輪卡車”（由汽車隊派的車）。這輛車，據說還是當年楊勇、李誌民將軍支援家鄉，派人送到瀏陽的。

    李映興一直不主張武鬥。他是個有很強責任心的人。今天這樣講，絕不是因為他救過我，我是發自內心說其好。

    ……

    與李映興關在一起

    1968年，湖南省成立“革籌小組”。瀏陽縣第一個成立革籌組，我走上了副組長兼“文革辦”主任崗位。

    在“文革”中最困難的時候，有2次與李映興關在一起。

    一次是關在縣人委會的樓上。

    當時，“造反派”鬥爭激烈。“支左”部隊中，有人勸我走，我和李映興都沒有跑。1968年8月19日，李和我同時被抄家，同時關起來。

    造反派把我們抓起來後，就關在縣人委會的樓上。這次，我和李關在一起。我是現行反革命，李是走資派。都是瀏陽縣人民委員會的（縣政府）。1968年中秋節，老李的親屬送來中秋月餅，羅光菊到普躍渠道去了。

    ……

    “文革”確實把人的思想搞亂了。有的家庭都是分成“兩派”，例如，商業局紅鷹照相館的徐某某，愛人唐某某，兩口子“死對頭”。一個是“保守派”，一個“造反派”。當時，凡是一派的就非常親，不是一派的，就是仇人。

    許先鐵回憶，“文革”中沒做過壞事，大型活動一般我都不參加，內心怕出事。

    有幾個“風雲人物”，如許××、吳××、黎××等人，有一次帶一幫人打架，我看見了，不許他們打架。

    當時，建築公司的“造反派”把路都堵了。我命令“馬上搬開”。化幹戈為玉帛。事後，黎問我貴姓，我說姓許，許先鐵。

    ……

    再一次是關押在張坊“10·4”幹校。這一次，集中的縣委領導幹部比較多。

    記得1969年1月13日晚上，就集中石維剛、萬曉陽、李映興、許先鐵四人，在一間房子寫檢討。人委會的編在二連。當時，又叫老李檢討如何包庇羅昆的問題。

    老萬說“你就應付”一下。

    老李是認真的人，他那晚寫了一張，又撕一張，撕了很多張，後來睡覺去了。當時，我們還議論過，這個事確實與老李無關係，隻怕不好過關。

    睡覺時，盧仕（輕工業局幹部）靠近老李。發現映興穿著棉衣睡，就問他，“怎不脫棉衣睡，會冷啊？”老李說，“還要起來寫檢討。”

    後來，我們要他脫衣睡，檢討的事明天再說。他就睡了。

    第二天早上，老李起來很早，因為還要背“語錄歌”，到總部吃飯。

    ……

    台海親屬關係

    年方14歲的許先鐵，1951年，參加中國人民解放軍，1958年畢業於中國人民解放軍沈陽高炮學院。曆任班長、排長、通信參謀、連政治指導員、獨立營代理副政委。

    在41軍當兵期間，曾曆任指導員8年，並有緣與張萬年將軍在一個團工作。

    因為有海外關係，叔伯哥哥、姐姐在台灣。1965年，組織上讓我轉業。時任團長王丙興冒著政治風險告訴我，“你有嫌疑，限製使用，趕快走啊”，許先鐵回憶。

    1958年8月，時任41軍（塔山英雄團）通信連副指導員，回老家第一次探親時，了解到家庭的一些情況。

    1959年任指導員，時值整風“反右”，遂將家庭情況，主要是叔叔及其子女情況交給了組織上。

    五叔父：許建民（國民黨第六期黃埔軍校學生）祖籍湘潭縣薑佘鎮青泉村。1937年19路軍中校副團長，被日軍部隊掃射左腿中彈，轉163醫院，因敗血症犧牲。其子許先灝，1934年生，1948年，南京方麵發布消息，被抗日遺（屬）族學校招生錄取，1949年隨國民黨退台。

    三叔父：許厚坤，其女兒許雪梅，1927年生。1947年與國民黨湖南空軍一名後勤上尉結婚，隨軍撤台灣。

    上述情況，“1951年我入伍時，因為不甚了解，故未填寫，”許先鐵如是說。所以，在那個年代，就有了“限製使用”、“趕快走”的情況。

    ……

    發揮餘熱

    1966年，許先鐵轉業到湖南省瀏陽縣工作。先後曆任勞動局長、糧食局長、財稅局長、市革籌小組副組長兼辦公室主任、市批林批孔領導小組副組長兼辦公室主任，市財校校長、市成人中等專業學校校長，1996年退休。

    他退休後，繼續發揮餘熱。曆任中國珠算心算協會理事、湖南省珠算協會常務理事、湖南省珠心算教育培訓中心主任、長沙市珠算協會常務理事、瀏陽市珠算心算協會會長、瀏陽珠心算教育集團董事長等職。

    他長期從事財經、教育工作，尤其是珠心算教育工作，具有豐富的實踐經驗和深厚的理論素養。特別是十七大以來，認真執行“三個代表”的要求，與時俱進、開拓創新，為祖國的繁榮富強和構建和諧社會做出了自己的貢獻。

    ——敢負責任的好領導

    從株洲市委政法委書記任上退休的萬曉陽，2009年4月25日接待了筆者。

    他激勵地說，在瀏陽周青雲處吃飯，聽說胡玉明想寫一本書，這是件好事，我很讚成。

    年近80歲的萬老說，“我不能寫了，手發抖，拿筆都費勁啦。”

    正職變副職

    萬曉陽打開話匣，“我與映興相識比較早、時間長，1952年我到瀏陽公安局工作，認識了李映興。那時，他在縣委組織部，接觸不多。1955年，他在選舉中當選縣長；1966年1月，我被任命為縣長，與他接觸多了。”他是一個真正“能上能下”的領導，表現出很強的黨性。”

    萬老感慨萬端。

    ……

    2009年7月26日，1951年參加工作的陳鬆秋回憶，我在公安局訓練半個月，分配瀏陽機要辦，搞通信，屬縣委交通站的。李映興時任組織幹事，參加開會進行分工。那時，我跑淳口，縣委會人少，回來幾乎天天看見李映興。後來，他主持組織部日常工作。安排我到高坪鄉做青年幹事，但沒去成。當時，因為瀏陽有2名機要員出了事。李找我說，“陳鬆秋你先去瀏陽軍郵站工作”。“文革”期間，我還跟李映興參加過檢查工作，搞過接待……，他是一個很實在，很有責任感的人。

    ……

    萬曉陽的成長，離不開瀏陽這塊紅色沃土。瀏陽河畔的人和事，給了他豐富多彩的人生閱曆。

    1949年，在家鄉嶽陽縣榮家灣任小學教員的他，隨從解放大軍南下，參加了革命。

    從湘北建設學院接受培訓後，又經公安機關專門訓練，分配到了瀏陽。由一名普通幹警，逐步走上公安局長、縣長領導工作崗位。

    在瀏陽這個革命老區，萬老工作近20年。1960年2月，中共瀏陽縣第二次代表大會召開，選舉新的縣委領導成員，萬曉陽被選舉為第七任常委成員，直至1966年12月因“文化大革命”衝擊，縣委工作被迫停止。

    他見證了瀏陽的發展，參與了建設的過程。在公安部門工作時間較長，前後達13年。1971年調到茶陵縣，先後在領導崗位工作8年。此後由縣委書記調任湘潭地委組織部長，後在地市合並期間，調任株洲市委政法委書記。

    ……

    不計名利

    我與李映興一起下過鄉，他在“北鄉”管轄。有一次，高峰有個重要指示需要傳達，李映興主持片會，在會上講了一些很好的意見和建議，留下很深印象。萬老說。

    他不計名利。我倆相處非常好，特別是1966年4月他被任命為副縣長，由過去的正職變副職，工作任勞任怨。記得這次宣布班子，李映興、張紹春、萬曉陽徒步走到大瑤，向當時的省委工作隊匯報，也就是老李從湘潭地區農墾局局長回到瀏陽以後任副縣長。

    “文革”中，因為環境特殊，很多人工作上有推諉的情況，而李映興敢擔擔子，對黨的事業忠心懇懇，從無怨言。我與他一起工作，他的許多工作方法，對我啟發很大，很受益。

    遊街挨鬥

    1959年出生的萬躍芳（女），回憶少年時在瀏陽的印象說，印象最深的是——“文革”看爸爸、叔叔們遊街。

    當年，全家住在瀏陽縣人委會。隻要聽到圍牆外一打鑼，立馬就爬到樹上，看誰的爸爸走頭，走二、走三“掛著紙牌子”遊街。

    那時，讀書抓得不緊，擔心爸媽身體不好，父親有結核病，不知鬥到什時候。爸爸被關在文藝廳，媽媽還要我們送過飯菜、報紙。有次在電影院開批鬥會，就看到爸爸跪在坎坎上。

    1961年出生的萬謙（原名：萬衛平），年紀小，心懂事。當年，他看到今天這個人的爹爹挨鬥，明天看那個人的爹爹挨鬥，數一數，原來隻有他們這幾個天天挨鬥。有的今天在台上做報告，明天又在挨批鬥。一天，他與姓周的叔叔說，“我們有5、6個小孩，今後會報複的”。周某聞聽後，可能有所收斂。因此，爸爸、李叔叔等人，或許就少挨一些打。萬謙如是說。

    一次，我大姐搞了飯菜送去“文藝廳”，但隻能送到看守人手，當時，爸爸萬曉陽不在。石維剛伯伯說：飯菜留下，李映興無人送飯菜，給老李吃。

    “造反派”想盡辦法整李映興，但李映興很堅強。當時，他們一家4口人住在隻有7平方米左右的黑房子。這間房子，原是李忠伯伯的廚房（木炭房），經過簡單維修，搭建成一間木板房。有時天下大雨，李叔叔隻好搞黃泥巴填漏，防雨水進屋。

    ……

    萬老回憶，我是“死老虎”，一聽要開批鬥會，我就自己拿牌子掛在脖子上。石維綱打鑼，沒有捆綁，我們都被捆綁了遊街。

    一次，李映興走在前頭。聽到街邊有群眾說：“還不鬆解，會要出人命的。”當時，我的臉都是白的，還沒走到城關，有人就把我們的繩子鬆了一下，雖然還是捆著的，繩子往下鬆，人就緩解了氣血。

    還有一次，李映興、萬曉陽、石維剛，被拉到北盛進行批鬥。萬感冒了，汗直流，臉色蒼白。群眾看見後，有人大喊，“給他們坐著”。當時，我們是跪著的。後來，由兩個紅衛兵押著去了醫院。實際上也是保護措施。

    記得一次在大瑤挨批鬥以後，廚房的大師傅還搞了吃的送來，說，“你們吃吧，沒事的”。

    ……

    南橋事件

    “文革”中，“造反派”之間的武鬥，經常誘發一些流血事件。

    一次，醴陵縣一派，與瀏陽的一派相對，“兩派”在南橋發生了衝突，有20多人關押在“荷花完小”，其中有3人被打死。釀成血案，陳屍多日後，“造反派”強迫石維剛、王長久、李映興、藺萬珍（女）等人為死者鬆綁，解開屍體的繩索。

    當時，由於天氣炎熱，處理遺體不及時，已經開始腐朽變質。李映興等人鬆綁、解繩難以用力，就是解不開繩子。

    藺萬珍（女）走上前去，目睹遺體已經腐朽，隨即用力一拉，就分別解開了3名遺體身上的（稻草）繩索。

    ……

    2009年5月16日，藺萬珍回憶了這個故事。

    “文革”中，她時任副縣長。曾因入黨問題、槍支問題，屢遭“造反派”的質詢、揪鬥。

    她的頭發曾被剪刀亂絞一頓，脖子上掛著黑牌子，與石維剛、李映興等一起遊街；一次，被“造反派”一腳踢得好遠，腰骨3、4、5被打斷，受傷後變形；頭部被磚頭砸傷。

    她還與李映興一起，曾被“保護”關押近60天。

    ……

    記得1968年9月14日全縣統一行動，把地富反壞右分子和其他有曆史問題的人全部抓起來，遊鬥了幾天，關押了幾晚。

    李映興是用繩子捆綁著，帶頭走在前麵的第一人。

    映興在政府、銀行的房間都被抄家，特別是政府那一間被“造反派”頭頭吳××占住了，老李所有的材料被抄走了。

    後來，他們一家就隻好住進廚房一間小房子，4人一張床。映興就關進了看守所，還押送到單位、各區進行批鬥。

    有一次，“造反派”還把李映興和藺萬珍關在房間，分別進行審問，有的手拿木棒打人，藺萬珍被剪掉頭發。後來，又關在“文藝廳”內。

    一次，羅光菊送飯給李映興吃。李映興說，“大禮堂批鬥以後，從後門回政府機關時，有機關的造反派蒙著眼睛打他。”但是，到各區批鬥，貧下中農對他很好，真是兩個樣子。

    ……

    藺萬珍1949年10月參加革命。之前，她文化不高，但好學上進，且記性好，工作有魄力，能打開局麵。

    “文革”中，她堅強地熬過來了。有人說，“她有雙槍老太婆”的氣概。

    ……

    ——難忘“一○·四”幹校

    早在1967年10月，中央就轉發了毛澤東7月至9月視察華北、中南和華東地區“文化大革命”的談話紀要。

    成立“革命委員會”

    毛澤東號召“各地革命組織實現革命的大聯合”。

    毛澤東指出“在工人階級內部沒有根本的利益衝突，在無產階級專政下的工人階級內部，更沒有理由要分裂成為勢不兩立的兩大派組織”。“對紅衛兵要進行教育，造反派的頭頭和紅衛兵現在正是他們有可能犯錯誤的時候。”然而，瀏陽由於派性幹擾，毛澤東的指示並未得到落實。

    直到1968年1月，四十七軍駐瀏“支左”部隊和縣抓革命促生產領導小組才舉辦學習班，進行大聯合的教育。從此，革籌會和革聯站停止活動，全縣才實行了單位歸口“鬧革命”、學校複課“鬧革命”。至此，四十七軍駐瀏“支左”部隊撤離瀏陽，縣人武部又擔負起了“三支兩軍”任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