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卷文光杜鵑映洞庭 第27章掃盡陰霾紫氣來

    1978年12月18日至22日，中國共產黨召開了十一屆三中全會。全會徹底否定“兩個凡是”的方針，停止使用“以階級鬥爭為綱”的口號，實現了黨的思想、政治、組織路線的撥亂反正，做出了把黨和國家的工作重點轉移到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上來的決策。這標誌著我國從此進入社會主義事業發展的新時期。在十一屆三中全會上，瀏陽籍的中央委員胡耀邦、王震增選為政治局委員。

    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報》發表中央黨校的《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次日，《人民日報》、《解放軍報》轉載了這篇文章。然而，由於瀏陽縣委擺脫不了“兩個凡是”的影響，擔心出現思想上的“混亂”，再加上上級尚未部署，以致徘徊觀望。

    ——全麵撥亂反正

    鄧小平複出後，在親自指導和關心一些重大的冤假錯案的平反工作的同時，也十分重視全局性的平反冤假錯案的工作。他提出：凡是過去搞錯了的東西，統統地應該改正，要盡快實事求是地解決，幹脆利落地解決，不要拖泥帶水。

    在這一原則的指導下，從中央到地方都有按照實事求是、有錯必糾的原則加快了平反冤假錯案的步伐。

    三中全會對解決曆史遺留問題的原則、完成這項任務的重要性和緊迫性，都提出了正確的意見。這就為在全國範圍內大規模地落實幹部政策、平反冤假錯案創造了最有利的條件。

    三中全會以後，我們黨完全掌握了撥亂反正的主動權，開始大刀闊斧地處理曆史遺留問題，平反“文化大革命”時期造成的大量冤假錯案。

    胡耀邦調中組部

    然而，當時的中組部部長郭玉峰，則消極對待甚至阻礙平反冤假錯案的工作。

    鄧小平認為，郭玉峰的錯誤是不小的，應盡早調離中組部。在他和葉劍英的建議下，郭玉峰被調離了中組部。

    1977年12月，胡耀邦調任中共中央組織部部長。

    胡耀邦的到任，中組部機關大院放鞭炮迎新。

    他不僅使中組部的幹部們振奮，欣喜異常，也驚醒了那一大摞一大摞要求平反冤假錯案的申訴書。

    胡耀邦說，不僅要把“文革”的冤假錯案扳過來，以前不敢碰的也要去碰。

    他在看了中組部要求平反的大字報後，胡耀邦說，我們不下油鍋，誰下油鍋。

    據當時中央組織部的統計，全國脫產幹部約1700萬，“文革”十年中，國家幹部1/6被立案審查，不解放這幾百萬幹部，改革開放就邁不開步。

    有一些幹部雖未立案審查，但受到了錯誤的批判。加之被審查的基層幹部、工人和他們受到牽連的親屬，需要平反的冤假錯案，以求在政治上、精神上獲得解放的，有近1億人。

    ……

    撥亂反正

    在鄧小平等中央領導人的支持下，胡耀邦以驚人的氣魄和堅韌不拔的精神，投入了撥亂反正的工作。

    他首先為在“文革”中被打成的各種各樣“牛鬼蛇神”和一切冤假錯案平反。

    不久，中央批準為所謂“六十一人叛徒集團”、“新疆叛徒集團”、“東北叛黨集團”等在全國影響很大的幾個冤案、假案平反，為在“文化大革命”中遭受迫害的賀龍、烏蘭夫、彭真、譚震林、羅瑞卿、陸定一、楊尚昆、蕭勁光、蕭華、楊成武、餘立金、傅崇碧等人平反，還為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到錯誤批評的譚政、習仲勳、黃克誠、鄧子恢等恢複了名譽。受到迫害的民主人士、知識分子也陸續得到平反和恢複了名譽。

    接著，又對解放後在各種政治運動中的冤假錯案進行了甄別。主要有：為1955年的“胡風反革命集團”案平反；在1984年4月決定全部摘掉右派分子帽子之後，又為1957年被錯劃為右派分子的人平反；為1959年“反右傾”運動中被定為“右傾機會主義分子”的人平反。

    一些蒙冤多年的中國共產黨早期領導人瞿秋白、張聞天、李立三等也先後得到了平反昭雪，恢複了名譽。恢複了遭受迫害的幹部、知識分子、民主人士以及工人、農民的民主權利和政治名譽，使他們重新參加到國家的政治生活中來。

    此後，許多可以工作而沒有分配工作的同誌，重新走上了工作崗位。對不幸去世的同誌，做出實事求是的評價，妥善安排了他們的遺屬。許多遭受株連的人也得到了公正的對待。

    那兩年，鄧小平繁忙的政治生活中的一項經常性活動，是出席和主持各種悼念在“文化大革命”中含冤而逝的老一輩革命家的追悼會，他先後參加了彭德懷、陶鑄、劉少奇等13次平反昭雪的追悼會，為51位含冤逝世的同誌敬獻了花圈。

    據不完全資料統計，從1979年到1982年，經中共中央批準平反的影響較大的冤假錯案有30多件，全國共平反糾正了約300萬名幹部的冤假錯案，47萬多名共產黨員恢複了黨籍，數以千萬計的因與這些幹部有親屬關係或工作關係而受到株連的幹部和群眾得到解脫。

    這大規模地平反冤假錯案，是古今中外所沒有的。

    通過這一舉措，進一步清算了林彪、“四人幫”的罪行，分清了路線是非和幹部的功過，使“文化大革命”期間以至以前的各種冤假案，普遍地得到平反和改正，恢複了我們黨實事求是的優良傳統。

    他不僅為我們這一代造了福，而且對今後黨的興旺發達，對實現社會主義的四個現代化，對子孫後代的健康成長，都發生了深遠的影響。

    ……

    又唱瀏陽河

    家鄉有支歌，一支幸福的歌，你唱過，我唱過，大家都唱過……

    湖南省委於1979年2月就抓好冤假錯案的昭雪平反工作和落實黨的有關政策發出通知。

    瀏陽縣委根據中央的指示和省委的部署，於1979年12月成立中共瀏陽縣委落實政策領導小組，下設辦公室，各有關部門分別成立了落實政策辦公室，采取“統一領導，分級負責，部門配合，協調一致”的辦法，狠抓落實政策工作。

    由於堅持以“撥亂反正”為指針，瀏陽在曆時9年大規模落實政策工作中，取得顯著成績。采擷資料如下：

    1、複查反右派、“反右傾”、社教、“文化大革命”四個時期受處理幹部的問題，平反冤、假、錯案。

    反右派運動中被錯劃右派561人，全部平反改正。“反右傾”運動中受錯誤處理，經1962年甄別後仍留有尾巴的8人，全部得到糾正。

    社教、“文革”期間被錯誤處理出隊人員2897人，全部收回重新安排了工作或改為退休退職。

    因劉少奇冤案被株連的79人全部平反。

    對“文革”中因冤、假、錯案停發或少發工資的行政事業單位幹部職工694人，補發工資139.61萬元，並對1316名因冤假錯案造成生活困難的幹部、職工發補助費24萬元。

    同時，縣委組織部對幹部檔案進行全麵清理，剔除、銷毀了冤假錯案材料。

    2、落實國民黨起義投誠人員的政策。

    按照“尊重曆史事實，從客觀實際出發”的原則，全縣認定起義投誠人員（包括在外地起義的）1682人，其中省、將級9人，縣、校級92人，區、尉級265人，士兵1316人。

    認定屬共產黨領導的地下武裝1024人。

    對上述起義投誠人員，頒發了“起義證”。

    3、落實知識分子的政策。

    全縣複查案件1512件，糾正1355件。吸收一批知識分子入黨，解決了一批專業技術人員夫妻長期兩地分居的問題和家屬子女“農轉非”問題。

    4、落實地下黨和“二戰”時期蘇區肅反錯殺人員遺留問題的政策。

    對解放前夕入黨的地下黨員，經調查取證，報長沙市委組織部批準，為721人恢複了黨籍，加上原保留黨籍的318人，合計為1039人。

    對在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蘇區肅反錯殺人員的遺留問題進行了調查取證。共有2178人，屬於落實政策範圍的883人，經整理材料上報審批，追發了撫恤金。

    此外，落實了宗教政策；落實了僑眷房產和私房改造遺留問題的政策；落實了去台同胞家屬的政策。全縣共有去台同胞家屬1015戶，3560人。按照黨對去台人員家屬“一視同仁，不得歧視”的政策，對受到衝擊的511名台屬給予了平反，發還了被抄物資和被占房屋，有的收回安排工作，或安置退休。

    影響最大的是，落實了中央關於為“四類分子”摘帽和改變家庭出身的指示。全縣先後為10380名“四類分子”摘帽。曆次運動中錯劃地主富農成分的，全部得到了改正。

    在落實政策中，凡強加的不實之詞和結論均予以推倒；凡被糾正的重大冤、假、錯案以召開大會形式平反昭雪，對個別迫害致死的人員在一定範圍內召開了追悼會。

    ……

    世界聞名的鞭炮之鄉——瀏陽，經常聽到鞭炮、煙花綻放。

    “冤案一理，人心大喜。”

    瀏陽河，又唱出了一首流蜜的歌……它載著家鄉奔世界，鼓勵人們去開拓。

    ……

    ——聚焦《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幹曆史問題的決議》

    1981年6月，黨的十一屆六中全會通過《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幹曆史問題的決議》，標誌著黨在指導思想上勝利完成了撥亂反正的任務。在這次全會上，胡耀邦當選為中央委員會主席。

    《決議》用辯證唯物主義和曆史唯物主義，實事求是地總結了建國32年以來我黨的基本經驗教訓，科學地闡明了毛澤東的曆史地位和毛澤東思想，進一步指明了適合中國國情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正確道路，堅持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的路線、方針、政策，進一步肅清“左”的影響，對於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事業的發展具有重要的指導意義。

    ……

    回眸錯誤

    1980年3月至1981年6月，鄧小平同中央負責同誌的談話，提出《對起草〈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幹曆史問題的決議〉的意見》（《鄧小平文選》第二卷，人民出版社）。

    筆者以為，采擷部分，對正確認識黨的曆史，辨別相關問題是有益的。

    十一屆五中全會為劉少奇同誌平反的決定傳達下去以後，一部分人中間思想相當混亂。

    有的反對給劉少奇同誌平反，認為這樣做違反了毛澤東思想；有的則認為，既然給劉少奇同誌平反，就說明毛澤東思想錯了。

    小平同誌指出，這兩種看法都是不對的。必須澄清這些混亂思想。確立毛澤東同誌的曆史地位，堅持和發展毛澤東思想。這是最核心的一條。不僅今天，而且今後，我們都要高舉毛澤東思想的旗幟。

    對建國三十年來曆史上的大事，哪些是正確的，哪些是錯誤的，要進行實事求是的分析，包括一些負責同誌的功過是非，要做出公正的評價。

    六屆七中全會通過的若幹曆史問題決議，主要是批判三次“左”傾路線，對照著講以毛澤東同誌為代表的正確路線，沒有專門講毛澤東思想的全部內容。

    現在這一次，要正確地評價毛澤東思想，科學地確立毛澤東思想的指導地位，就要把毛澤東思想的主要內容，特別是今後還要繼續貫徹執行的內容，用比較概括的語言寫出來。

    “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毛澤東同誌是犯了錯誤的。在講到毛澤東同誌、毛澤東思想的時候，要對這一時期的錯誤進行實事求是的分析。

    這個總結宜粗不宜細。

    關於十次路線鬥爭

    過去常說十次路線鬥爭，現在應該怎看？

    彭德懷同誌那一次不能算了；劉少奇同誌這一次也不能算了。

    後來，小平同誌還講，“明顯地不能成立，應該根本推翻的，就有劉少奇、彭、羅、陸、楊這一次和彭、黃、張、周這一次，這就減去了兩次。”

    林彪、江青是反革命集團。

    陳獨秀，還有瞿秋白同誌、李立三同誌這三個人，不是搞陰謀詭計的。

    說羅章龍是路線錯誤，老實說也沒有說中。羅章龍是搞派別鬥爭，是分裂黨，另立中央。

    張國燾是搞陰謀詭計的。高崗是搞陰謀詭計的。林彪、江青更不用說了。

    揭露高饒的問題沒有錯。至於是不是叫路線鬥爭，還可以研究。這個事情，我知道得很清楚。

    毛澤東同誌在一九五三年底提出中央分一線、二線之後，高崗活動得非常積極。他首先得到林彪的支持，才敢於放手這搞。

    那時，東北是他自己，中南是林彪，華東是饒漱石。對西南，他用拉攏的辦法，正式和我談判，說劉少奇同誌不成熟，要爭取我和他一起拱倒劉少奇同誌。

    我明確表示態度，說劉少奇同誌在黨內的地位是曆史形成的，從總的方麵講，劉少奇同誌是好的，改變這樣一種曆史形成的地位不適當。

    高崗也找陳雲同誌談判，他說：搞幾個副主席，你一個，我一個。這樣一來，陳雲同誌和我才覺得問題嚴重，立即向毛澤東同誌反映，引起他的注意。

    高崗想把少奇同誌推倒，采取搞交易、搞陰謀詭計的辦法，是很不正常的。

    所以，反對高崗的鬥爭還要肯定。

    高饒問題的處理比較寬。當時沒有傷害什人，還有意識地保護了一批幹部。總之，高饒問題不揭露、不處理是不行的。

    現在看，處理得也是正確的。但是，高崗究竟拿出了一條什路線？我看，確實沒有什路線。所以，究竟叫不叫路線鬥爭，也難說。你們再斟酌一下。

    1981年6月22日，小平同誌講話，“瞿秋白的錯誤隻三個月，李立三不到半年。過去評價曆史上的路線鬥爭並不準確，這是我們不主張提路線鬥爭的一個理由。”

    還有一個理由，過去黨內長期是這樣，一說到不同意見，就提到路線高度，批判路線錯誤。

    所以，我們要很鄭重地來對待這個問題，這是改變我們的黨風的問題。對“十一大”，不要說什路線錯誤。對“文化大革命”，我們也不說是路線錯誤，按它的實質分析就是了，是什就是什。

    ……

    關於反右派

    總起來說，一九五七年以前，毛澤東同誌的領導是正確的，一九五七年反右派鬥爭以後，錯誤就越來越多了。

    一九五九年上半年，是在糾正“左”的錯誤。廬山會議前期還討論經濟工作。彭德懷同誌的信一發下來，就轉變風向了。彭德懷同誌的意見是正確的，作為政治局委員，向政治局主席寫信，也是正常的。盡管彭德懷同誌也有缺點，但對彭德懷同誌的處理是完全錯誤的。接著就是困難時期。

    一九六一年，毛澤東同誌還是認真糾正“左”傾錯誤的。他在七千人大會上的講話也是好的。

    可是，到一九六二年七、八月北戴河會議，又轉回去了，重提階級鬥爭，提得更高了。八屆十中全會以後，他自己又去抓階級鬥爭，搞“四清”了。然後就是兩個文藝批示，江青那一套陸續出來了。

    到一九六四年底、一九六五年初討論“四清”，不僅提出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還提出北京有兩個獨立王國。

    從一九六一年到一九六六年形勢的發展可以看出來，調整工作取得了很好的成績，經濟政治形勢很好，社會秩序很好。

    總之，建國後十七年這一段，有曲折，有錯誤，基本方麵還是對的。社會主義革命搞得好，轉入社會主義建設以後，毛澤東同誌也有好文章、好思想。

    關於大躍進

    講錯誤，不應該隻講毛澤東同誌，中央許多負責同誌都有錯誤。

    “大躍進”，毛澤東同誌頭腦發熱，我們不發熱？劉少奇同誌、周恩來同誌和我都沒有反對，陳雲同誌沒有說話。

    在這些問題上要公正。不要造成一種印象，別的人都正確，隻有一個人犯錯誤。這不符合事實。

    中央犯錯誤，不是一個人負責，是集體負責。在這些方麵，要運用馬列主義，結合我們的實際進行分析，有所貢獻，有所發展。

    關於“文化大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