靈山劄記35

類別:都市言情 作者:阿貝爾 本章:靈山劄記35

    第六卷 第34章回飛地記

    2005年8月8日,小雨

    回了一趟飛地——闊達,忘了帶相機。中學拆了兩年,都荒蕪了,房子爛了,房背上都長了草,昔日的辦公室門口掛了個牌子——闊達鄉農村技術推廣學校。破落了,而且還將破落下去,直到倒塌。現在已經有蛇了,操場、教室、寢室。垮塌了,成了廢墟,蛇會更多。還有蜈蚣、螞蟻、壁虎。想起九二年暑假,涪江發大水,我跟棗她媽砍辦公室門前那棵死梨樹的情形。那是我們正在戀愛,棗她媽還是個少女。

    小學變了,宿舍區做了草坪和水泥路道,但草坪沒草,種了半生不死的菜。我新婚的房子還在,兩間,隻是刷白了外牆。記得九六年棗她媽搬走後,就一直是她堂妹興穎在住。在靠學生食堂的那間房子,我們結婚,有了棗,那多的細節,應該是我青春的落英。門前的花壇沒有了,頭的美人蕉和玫瑰自然也沒了,我為之寫過一篇短文——《荒蕪的花壇》,發於《中華散文》。黃萬平和李開會夫婦門前的那棵枇杷樹是最具標誌性的,枇杷沒吃幾顆,但意義深遠,我們戀愛的許多時光都是在枇杷樹下的乒乓台上度過的。李書平的聲音很大,馬曉俊打乒乓的姿勢很另類,張曉罡輸球後的表情很滑稽……現在都進城了,李書平的丈夫死後,一直一個人過,女兒西西已經讀大二了。馬曉俊在中學教美術,業餘畫畫,他的理想就是能像方力均、張曉剛、羅發輝一樣得到承認,一幅畫能賣幾十萬幾百萬。馬曉俊去江油呆了兩年,零四年回來的,他希望自己能擺脫單位,做一個職業畫家。張曉罡和我都是趙家的女婿,算是親戚,零四年闊達中學拆了,進了城郊馬曉俊所在的中學,教地理。

    飛地上清冷得嚇人,白天還見三五幾人縮在店門打撲克,到了晚上,街上連人花鬼蛋都沒有。年輕人都打工去了,留下的全是老年人。街上的炮樓子多了,過去是淘金的功勞,現在是打工的成績。

    師早嫁人,館子關門了,聽說老太爺老太婆都死了。想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從學校端碗飯出來,叫一聲師,來一份鹹燒白或粉蒸肉——美呀,還免費送一碗白菜湯。

    曾家館子是飛地上最大的館子,已不開了,馬曉俊當年的傑作已被拿下,開了雜貨店。郭師坐在店門前叫我“坐一下”,我發現他的頭發差不多全白了。第一次認識郭師,是跟水晶中學的老師去九寨溝,八八年五一,記得九寨溝的夜,月亮特別地圓特別地清冷。

    馬雲峰從漆黑的街房出來跟我打招呼,我的態度是零度,這個闊達當年的風雲人物,砍木頭、淘金、打人、挨打、掙錢、賭錢,甚是傳奇。記得在韓小燕家的麻將館打麻將,他一個,謝真平一個,史彥平一個,我一個,五塊錢一炮,叼著香煙,叫人羨慕得哭——全街的人都隻敢打五毛錢一炮。九三年,水螞蟻在泥鰍壩挖金出了紅灘,馬雲峰帶了人去砍尖子,被水螞蟻攆得滿街跑,打得鑽床底。那時候,飛地上熱鬧非凡,店鋪的生意火暴,每到一四七逢場,跑攤的,五花八門。秦紅,當年的小裁縫,在信用社門口擺攤,縫紉機一轉,好多人圍觀,十八九,臉上春光乍泄,兩個奶子在襯衣拱得讓所有的單身漢喉嚨發緊。衛生院的、鄉政府的、信用社的和我們學校的單身漢都發緊,但就是沒有一個人敢愛、敢娶——秦紅是農民。

    九三年我進了城,棗她媽還在這兒,飛地還熱鬧過一陣子。周末回去,都在街上打麻將,唱卡拉OK,中學小學的男女老師,我教過的男生女生。那時候,剛進城不習慣,神經衰弱,隔三差五往飛地跑,要摟著個人才睡得著。後來有了棗,更是跑。那時候,沒像現在把寫作當回事,天天釣魚,擦黑放線,夜收杆,沿河從黃連溪到葫蘆溪,取到魚,就給棗熬魚湯。

    在棗她媽的媽家吃晚飯。幾乎是中午飯的複製:燉臘豬腳,活水豆腐,土豆燒肉。夏天,沒有什蔬菜。第一個下桌,沒打招呼,一個人去公路上走。黃昏。難得的心境。十六七年前,剛到飛地,二十三四,也是一個人,也是綿綿細雨,舉傘在公路上躑躅,也是黃昏,唱齊秦的《冬雨》,感傷莫名如潮水,軟,但寬,但綿密,滲得進毛孔。像是裝腔作勢,但不是裝腔作勢,青春還在鋪展,初戀已經遠逝,新戀尚未出現。繞著舊時漫步的公路走,樹木、玉米林、河流、對岸、橋梁依舊,變了的隻是時光,隻是時光對身體的消磨,隻是紛紜的人事和對人事的感覺。

    在飛地上居住多年,竟然不曾留意到四麵的山是這深,像卷曲的白鐵,像巨大的褶皺,我們就是褶皺的寄生蟲,我們的視覺空間竟然是這般地有限。山峰兀立,直上雲霄,卻是離我很近,出手可觸。天空很小,月亮和太陽的運行都非常有限。

    記得飛地上的事。九二年冬天,抽豬苦膽事件。一個月夜,三個外地人被人揪到鄉政府辦公室外麵的長椅上。包袱扔在地上,東西撒了一壩。圍觀。有人要檢查身份證。沒有。暴行開始。我的學生,“憤青”王福生、秦曉菲跳得最起,出手最狠。圍觀的人也開始動手動腳。從鄉政府院子一直打到街上。群暴。三個外地人沒有還手,也沒有還手之力。群情激奮,甚至喊著口號——“保衛豬”——保衛自家圈的豬身體的苦膽。街頭擺針頭麻線的樊大爺也上陣了,拿筲箕扣在已經被打昏過去的外地人的頭上,再用刷把敲打。連平常看見血就會顫抖的供銷社女售貨員都出手了,且用的是鐵鍬。三個外地人有兩個狡猾,沒挨幾下就蜷縮在陰溝,抱著腦殼裝死。另一個蠢啊,再怎挨都要站起來——站起來自然是最好的靶子。那一夜月光如水,飛地上沒有電燈,蜂擁的人圍觀著,時不時衝上去打。一切發生都像是發生在銀幕上。圍觀的人在笑,在說“打的使得”。被打的人在呻吟,最後連呻吟也沒有了。記得有個重傷,頭部血流如注,鄉政府的人送到衛生院叫我嶽父看,說醫藥費算在鄉政府頭上。我嶽父給縫了十幾針。聽說那個重傷後來死了。我嶽父退休幾年了,醫藥費還掛在衛生院的帳上。

    還是那九二年冬天,一個夕陽灑滿蔬菜地的傍晚,在城郊棗大姨家的樓上,我看見大隊人馬抬著兩口棺材進城,嘴喊著“冤枉”,場麵如同電影。據說棺材睡的是兩個少年,是在一個叫舊堡的山村被亂棒打死的,罪名跟我在飛地上看見的挨打的外地人相同——抽豬苦膽。

    當年流落飛地,算是福了。涪江邊高崖上那個場鎮,兩三百戶人,千兒八百人。教書、絕望、寫詩、唱歌、喝酒,然後就是戀愛。一個如花似玉的女子,死心塌地隨了。她提著塑料水桶從葡萄架下走過的樣子,讓我派生靈感,寫出了好多散板的詩句。然後就是趙家的人,過到對岸她的老家,背柴、挖地、摘茶、割麥、收油菜,種土豆挖土豆吃土豆,偶爾也在麂子皮鋪就的板鋪上摸著愛一回——薄薄的板壁背後,就睡著她的母親

    如今,飛地破落了,她的老家更為破落,門口的核桃樹長了菌子,麻長到了屋簷下,臭老婆子長滿後院。偶爾回去,看見那樣的荒蕪,特別地滿足,不隻因為荒蕪是一種審美,還因為荒蕪是無法返回的——無法返回,就意味著決絕,與飛地的過去,與戀人的過去,與我自己的過去。

    2007年12月25日霧靄

    回飛地吃酒。說是吃酒,卻是滴酒未沾。坐在塑料布搭建的棚子看人看菜,看新娘子嬌豔的羞色,看新郎官滿臉的稚氣。也聽炮,也聽桌上的杯盞聲,聽鼎沸的人聲。也吃菜。情糖,薑汁雞,花花,蘿卜纓子蒸燒白,木耳肉片,燉酥肉悶豌豆尖。

    需要打著重符號的是情糖和花花。不單是名字好聽,也是真好吃。情糖用自家的蜂蜜、花生、核桃做成,切塊裝碟。而花花則用高山的麥麵加土雞蛋的蛋清油炸而成。油是高山菜籽油,火是柴火。花花“花”在工藝,多為三瓣,每瓣連花蕊都有。席間有人在不斷強調:“和麵的時候加點豬油,酥得很。”我吃到的花花正是這樣。也有強調蒸燒白的底菜一定要蘿卜纓子的。

    滴酒不沾,卻也暈糊糊,像是酒到三旬。又是一種挺舒服的暈糊糊。陶醉,或者說興奮,非常適度的。同席僅三個人喝酒。一個長者,兩個同輩兄弟。炭火煨熱的純梁土酒,加了蜂蜜,加了橘皮和豌豆尖。色綠味香。

    我不沾酒,但我當酒司令,往三個人麵前的土碗倒。熱氣鑽進鼻孔,也等於喝酒了。滿滿的一碗,擺在麵前,棕色帶綠,看著,酒癮就發了。

    “來半碗?隻來半碗。”一位兄弟提了壺要給我倒。

    “就半碗,我們不勸你。”一位長者也發話了。

    我端起碗要接,但理智還是推辭了。想喝,但還真不能喝,有胃病。“一點點沒事,就一點點。”那提壺的兄弟一直站著,壺嘴已經挨到了我手的酒碗。

    我端了酒碗敬酒,長輩,兄弟。不是平常酒局上的過場或者勾兌,虛偽或別有用心,是禮數和禮節,也是愉快的遊戲。酒碗碰響了,彼此望著,交換一個理解和祝福,然後扯一口,酒是酒,水也是酒。

    更多的時間我埋頭吃菜,或者抬頭張望。新郎新娘在對麵酒桌上敬酒。新郎西裝革履,油頭粉麵。新娘花枝招展,濃妝豔抹。都是褒義詞。油頭粉麵或花枝招展都是羞怯,都是稚氣,都是軟語。

    我最愛吃燉酥肉悶豌豆尖和木耳肉片。酥肉瘦,切得大片,味道清淡,香都是肉和豌豆尖的本味。木耳是黑木耳,形、色、口感都很真。

    新娘是俗氣的美,但也很動人。大紅袍像把火。眉目、神情又都是收斂的,甚至看得見一點點的落落寡歡,一點點的憂愁。

    等新郎新娘來到我麵前,我居然有點慌張。當然隻是我獨自覺察到的隱秘的慌張。一種被照耀的慌張。新娘子的確光彩照人,大紅的青春和低眉的嬌羞,還有帶了合肥口音的普通話。客人有新郎認得的,新郎一一交待給新娘——舅爺舅婆、姑爺姑婆、表叔表嬸、哥哥姐姐……新郎年幼,又常年在外打工,認得的客人有限,酒桌上的長輩便一一交待,再由新郎“翻譯”給新娘。輪到我,新郎新娘自然是不認得,敬酒敬煙我都擺手謝絕。新郎問起,一位長輩交待:“照輩分,該喊姑父。”於是便有“姑父喝酒,姑父吃煙”之邀。

    不見新郎新娘的時候,我感覺要自在得多。吃得自在,坐得自在,拍照也拍得自在。當然,更多的自在還是在想和感覺當中。我想,我是自在於一種民俗,自在於一種民俗的樸拙與淳厚。而且這種民俗正在消失,或者已經消失。知道這樣的民俗已經消失,我的感覺依舊自在,並不去擔心它、憑吊它,因為我感受到的民俗還是如火如荼,而且從某種意義上說已經帶走了我。

    我的視線不時落在寫禮的窗口,落在門枋窗枋的春聯上。雖然還不是春天,但也是春聯。大紅,大喜,大意。客人在窗子外麵報自己的姓名,屋寫禮的老先生耳背聽不清,會再問一聲,客人便再報一次。收禮的先生收了錢,會“唱”一遍,“趙興瓊,一百”,或者“關羽,三十”。那個頭戴栽絨帽子的中年人真的叫關羽,喝酒之前就是紅臉膛,喝酒之後便活脫脫一個關羽了。“唱”錢也是給寫禮的先生一個複述,也是給寫禮的客人一個通報。寫禮的老先生老了,很多字都不記得了,問窗外報名的女客:“趙興瓊,是哪個瓊?”“一個斜王,一個京,北京的京。”女客說。“喔喔喔,曉得了,瓊樓玉宇的瓊。”老先生接連說了三個喔。

    吃酒在一個“吃”字,所以我開篇見“吃”。其實趕車、走路、看景、見人,也都是吃酒。我吃酒的地方不是在別處,而是在飛地上,所以起身得早,還帶著些想象。不是沒一點根據的想象,是有一些記憶或印象的想象。

    從石龍過江走索橋過河,再爬山,辦酒席的人家在老林邊。石龍過江是涪江上的一道風景,嶙峋,有氣勢,又秀美。石山林山,江水溪水,灌木喬木,還有民居。當年在飛地上教書,上上下下路過,已經很熟悉。多次眺望過那天邊的老林,老林邊的人家。霧靄混著炊煙,或者陽光黃斑斑一片,或者皚皚白雪一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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