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卷 第25章清修一夢蓮花開

    “玉明，是你啊，好久不見，請坐，請坐！”唐浩明先生說。

    2013年1月17日上午，正在查看辭海資料的先生，聽到筆者的敲門聲，喊了一聲“請進”。當看見筆者喊“老師”，連忙起身沏茶、讓座。筆者呈上《中國作家協會入會申請表》，特向唐浩明先生“報夢”。並有介紹人兩名，均為國家一級作家、湖南作家協會組聯部曾祥彪、餘豔（女）先生簽名。先生接過《申請表》，一邊審閱，一邊聽筆者匯報近期學習把握湖湘文化的體會。

    用心靈感悟

    “好啊，你真是難得，摯愛、執著，用心在讀，禪悟文學”。唐浩明說。

    先生的激勵，是在聽了筆者說到湖湘文化的淵源，相傳東晉時期的佛學學說，最早由慧遠大師來到益陽清秀山傳播薪火。

    在地處八百洞庭的南岸，他放眼遠眺，擇山峰蔥翠蒼綠的“小廬山”——清秀山（現在叫碧雲峰）和會龍山，於公元三世紀中，構建了皇家貴族在南方的第一寺院選地。

    遠公獨具慧眼，其影響於益陽這塊“風水寶地”到底有多大？如資水綿長，不可估量。

    曆史人物，陶澍，胡林翼，段德昌，葉紫，周立波，周揚，周穀城，曾毅，以及何鳳山，張國基，曾士峨，黃自元等。當代名人，如艾國祥，黃伯雲，夏家輝，劉鎮武，蔡四維，潘自強，龍馭球，文伏波，丁夏畦，佛源，林凡，趙躍宇，熊萬峰等。還有體壇名將，如龔睿娜，黃穗，唐九紅，龔智超等。以及藝壇明星，吳軍，雷佳，龍奔，盧正雨等。

    益陽人靈泛，有靈性。益陽山水出名人，大智大慧的人，說不完，道不盡。陶澍，胡林翼，“三周”（周立波，周揚，周穀城）等，人人都是一本書。

    “益陽山水秀、天下美人窩”。民間流傳，桃江出美女，人見人愛，賓館招收禮儀小姐、服務員，皆是首選之地。

    特別是益陽花鼓戲，唱出了“湖南人的味道”，有“戲窩子”之稱。早在1959年益陽花鼓戲《生死牌》就進京演出，受到毛主席、周總理等國家領導人的讚賞。益陽地花鼓已作為非物質文化遺產被保護立項。

    走讀周立波

    眾所周知的周立波，益陽市清溪人。其長篇小說《暴風驟雨》，與丁玲的《太陽照在桑幹河上》，屬並駕齊驅反映土地改革的經典著作，分別獲得斯大林文學獎。

    解放後，周立波回到益陽，創作了《山鄉巨變》和《山那麵人家》等作品，曾被譯成俄、日、英、德、捷、匈、法、越等國文字，介紹到國外，在海外擁有廣大讀者。

    周立波曆任沈陽魯迅藝術學院研究室主任、政務院文化部編審處負責人、湖南省文聯主席兼中共黨組書記等職，曾被選為第一、二、三屆全國人大代表，第五屆全國政協委員會委員，連續被選為全國文聯委員和中國作家協會理事，並兼《人民文學》編委和《湖南文學》主編。

    周立波走的道路，有一個十分引人注目的閃光點，就是他那永不滿足、不斷探索創新的藝術追求精神。

    始終不離泥土

    周立波是人民的作家。他始終不離泥土。

    茅盾說，他總是緊跟時代前進的步伐，適應人民群眾不斷提高的審美需求，虛心傾聽廣大讀者和評論家的意見，從題材、語言和風格上尋求自我突破。

    經過自我選擇和調整，他發現自己的藝術天地是在農村，隻要寫農村，寫農民，他就能獲得最充分的外在和內在自由，進入最佳的創作心境。他把創造“為中國老百姓所喜聞樂見的中國作風中國氣派”，作為自己追求的目標，使自己的作品呈現出越來越濃鬱的民族特色、地域特色和鮮明的時代精神。

    茅盾特別讚賞《山鄉巨變》“結構整齊，層次分明，筆墨幹淨，勾勒人物，樸素遒勁”；“他是越來越洗練了，而且，在緊鑼密鼓之間，以輕鬆愉快的筆調寫一二小事，亦頗幽默可喜”。

    如果說，佛家能感天地造化之大，莫不感悟人與自然融為一體。周立波的身上，莫不經曆著人與泥土的融化。自然而然，他入境出境，達到了創作的最佳心境。2012年10月25日，筆者瞻仰清秀山和周立波故居，遂有感賦。

    清秀山：清修霧鎖幾滄桑，遠公道場漾醺香。百靈悅耳拂幽徑，九霄聳翠拜文昌。瓊樓玉宇仙人馭，淨土歸來勝跡藏。古寺臻修雞唱曉，情牽聖境日月長。

    周立波故居：清溪才俊映青流，山鄉巨變著春秋。超人膽魄文章賦，暴風驟雨舒彩樓。鐵窗煎熬胸臆闊，沉醉洞庭入山溝。意會情真融妙境，江山無限一覽收。

    管窺立波文脈

    周立波的建樹，一直縈繞於心。

    他的成就不是孤立的現象，探索其山水文脈，總感到有某些內在的聯係。誠然，這僅是管窺之見。人們常說，一方水土養一方人。周立波大有文名，在當地被戲稱為“文曲星下凡”。

    據說，他的母親，劉姓太太生下她唯一的兒子，周相公的第三子時（1908年8月9日周立波出生），夢見了一隻鳳凰落在梧桐樹上，所以給孩子起名叫鳳悟，又名紹儀。

    周立波年輕時，可謂“雲遊四方”。1924年秋，他考入長沙省立第一中學，在師長王季範、徐特立等影響教育下，思想追求進步，喜愛新文學。

    1928年春，他隨周起應（周揚）到上海，後考入江灣勞動大學經濟係學習，參加革命互濟會活動。1932年，因參加工人罷工被捕入獄。1934年7月被保釋出獄。爾後，參加“左聯”，同年加入中國共產黨。負責編輯左聯秘密會刊，任中共左聯黨團成員，並任《時事新報》副刊《每周文學》編輯。他積極從事左翼文藝運動，翻譯了《被開墾的處女地》、《秘密的中國》，譯著近百萬字。

    抗戰爆發後，作為戰地記者，他走遍華北前線。1939年，周立波到延安，任教於魯迅文學藝術學院，後主編《解放日報》文藝副刊。1942年，參加延安文藝座談會，1946年到東北參加土改工作。1947年，開始創作其最重要的作品《暴風驟雨》，此後，他還參與編劇拍攝《解放了的中國》影片，先後獲得斯大林文學獎金；《湘江之夜》獲全國短篇小說一等獎。

    周立波被稱為是一位傑出的社會主義“鄉土文學”作家。從1955年至1965年，他回家鄉創作了長篇小說《山鄉巨變》和20多篇鄉土短篇小說，開創了鄉土文學的新主題、新風格，與同時期的著名鄉土作家趙樹理享有“南周北趙”之美譽。

    周立波從青年時代起，就熱烈地追求真理，向往自由，直至將英語“自由”（Ｌｉｂｅｒｔｙ）的譯音“立波”取代自己原來的名字。正是基於這種崇高的信念，他把自己文學創作的基調定為歌唱“美麗和真誠”，也歌唱“剛強和反叛”。在延安時，他被認為是“歌頌光明”派。對於家鄉，周立波曾作詩：“說是清溪沒有溪，田塍道上草萋萋。山邊大樹迎風嘯，村外機車逐鳥啼。”

    管窺周立波的行蹤，他雖然在外奔波30多年，但仍然非常眷戀家鄉。

    俺的家鄉好

    誰不說俺家鄉好。周立波的家鄉，的確是塊風水寶地。他所說的“山邊大樹迎風嘯”，筆者以為，確有某種機緣。

    在益陽市東南20多公處，在滄水鋪鎮與石筍鄉之間，聳立著一座高峰叫碧雲峰。它是青秀山的主峰，碧雲峰。青秀山因似九江之廬山，故有小廬山之名。後因東晉高僧慧遠在此建寺名清修，以後有人以此而名清修山。碧雲峰，為靠近洞庭湖南麵的一座高峰。他與佛教聖地南嶽衡山路隔千，自古至今仍稱為南嶽七十二峰中的第一峰。這中間的淵源關係，是由於公元373-375年，高僧慧遠來此開設遠公道場。

    慧遠一生宣講“淨土”宗旨，而後在廬山創建的蓮宗，為淨土宗的前身。而漢傳佛教是來自中國佛教各宗派、山門，以淨土信仰為宗旨的大聯合體，它融合了中國文化，形成了漢傳佛教。

    自此，碧雲峰成為了漢傳佛教的聖地。今日中國的佛教，有藏傳與漢傳之分。藏以佛教的經卷為梵文，為密宗，分喇嘛教與黃教，分布於青藏、新疆、蒙古及滇西南。中國其他地方及朝鮮日本等地為漢傳佛教，經卷為中文，為淨土宗。廣大僧眾均稱淨土弟子。

    相傳，東周景王姬貞元年（公元前544年）即佛曆元年，佛陀釋迦牟尼出生在印度一個部落的王室家中。他曆經磨難，後來在菩提樹下，七天不進飲食，悟出了人生苦難因果而創立佛教。

    東漢明帝六年（公元46年），印度僧人沿絲綢之路用白馬馱經卷進入洛陽，佛教從此傳入中土。開始，被作為邪教在上層社會中傳播。此後，中國社會處於近600年戰亂時期，憐人憫天的佛教取代儒家道家的統治地位，成為中華文明的三大支柱之一。

    漢傳佛教是傳入中土佛教各宗派山門，以淨土法門為宗旨的聯合的佛教沙龍。聯合之前，淨土宗是以淨土法門為宗旨的佛教，在東方流傳性最廣的宗派。慧遠在益陽建“清修寺”，開設“遠公道場”，倡導淨土宗為淨土初祖，從而啟迪了漢傳佛教。

    如果說，湖湘文化在上古時期，深受屈原、賈誼諸公的“流放文化”影響。那，在民間影響最早，淵源久遠的文化，可能還有“淨土文化”。就是慧遠大師不辭艱辛，在湖湘大地駐錫，開拓山門，種下了這棵菩提大樹。張家界天門山寺，懸掛著田奇富先生的一副楹聯，道出了淨土文化淵源的部分。

    淨土禪林，溯蓮宗始創，五濁橫超，神通宇宙三千秘；慈雲法雨，修佛路宏開，六根慧覺，道演金輪十八空。

    遠公其人

    據益陽縣誌記述（清同治年間）：劉激詩雲，“遠公有道場，半落資之陽”。有東林、西峰、清修三寺。劉激者，明嘉靖三十年益陽知縣，是益陽龍洲書院的創建者。

    遠公是何許人也。遠公者，乃東晉高僧人慧遠（公元334-416年），山西雁門煩樓人士。俗家姓賈。名門士族出身。其父精於玄學，為一方名士，母篤信佛教。慧遠聰慧好學，博六經，精老、莊玄學。年未及冠，遁入空門。從師多處，最終為釋道安弟子。

    釋道安師從佛圖澄。佛圖澄是知曉中國語言的印度僧人。曾為後趙政權石勒、石虎的國師。他廣建佛寺，招收弟子，傳播佛教並翻譯經文。

    釋道安是精通梵文梵語的中國僧人，也是佛圖澄的傳人。東晉孝武帝因慕其名，曾派專使致信相請。道安率弟子四百餘眾南下，行至襄陽時被西秦主苻堅所虜。苻堅請他為國師去長安主神器，他拒不受，堅持留襄陽。苻堅出資為他建寺廟。他也曾勸阻苻堅不要南侵東晉王朝。

    苻堅不聽，貿然南下，在淝水一戰，被東晉謝玄打敗。苻堅敗歸長安後，並不為失敗而悔恨，反而說他此次南下能獲士才一個半，不亞於晉滅吳獲二陸（士才一人指道安，半個人指習鑿之，二陸指陸機、陸雲）。

    苻堅並派秘書郎趙整，協作道安譯經，可見道安的佛學造詣及名望。

    慧遠入道安門下，參悟佛經，學習梵語，參與譯經。由於他學識淵博，悟性極高，常代師授課。並接納賓客、宣講佛法。他授課、講法時深入淺出，把佛理與莊、老玄學融會貫通，深得道安與同門的尊重。

    遠公道場

    公元372年，道安暗派慧遠率弟子數十人從襄陽南下，以應東晉孝武帝之邀請。

    慧遠一行，為追尋炎帝與黃帝的蹤跡，並尋找道學大師葛洪的事跡，決定在益陽逗留。自此，中華文化，道教文化，在這經慧遠有機的融合，使佛教文化便在中華這豐腴沃土紮根。

    慧遠到益陽後，見識了先期到達益陽的印度僧人不如密陀。與他參悟“淨土法門”。同時，資助不如密陀，在依山傍水的會龍山上建寶泉寺。相傳，此寺由於（明）建文帝在此避難，更名為棲霞寺。

    從益陽向東南遠望，重巒疊嶂，一峰突起，那就是青秀山之碧雲峰。那山的氣勢，慧遠為之陶醉。他決定在山腰建寺，名曰清修。並廣納賓客，招收弟子，接納僧侶，宣揚淨土法門。這就是遠公道場。

    遠公道場香火鼎盛，不久又建起東林、西峰兩寺。藏經甚多，且環境幽雅，成為學子讀書，文人雲集之地。南宋名儒張軾在此設“小廬精舍”。收徒授課，其子弟甚多，在史書上他為儒家“義理學派”湖湘領袖，領一代風騷。

    遠公道場給滄水鋪這個驛站，帶來了繁榮。

    相傳，李白曾三過其境，留下了“百代詞曲之祖”的元典之作的“菩薩蠻”。在此詞中，描寫這有“高樓”、“玉階”、“長亭連短亭”等境況。南宋時，曾為益陽縣府臨時所在地。

    “遠公道場”不僅是東方佛教的聖地，而且促進了湖湘文化的發展。

    心靈淨土

    如今，世人皆知周敦頤《愛蓮說》。“水陸草木之花，可愛者甚蕃。晉陶淵明獨愛菊。自李唐來，世人盛愛牡丹。予獨愛蓮之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漣而不妖，中通外直，不蔓不枝，香遠益清，亭亭淨植，可遠觀而不可褻玩焉。予謂菊，花之隱逸者也；牡丹，花之富貴者也；蓮，花之君子者也。噫！菊之愛，陶後鮮有聞。蓮之愛，同予者何人？牡丹之愛，宜乎眾矣。”

    然而，作為一種精華經典文化，其文脈，蓋源於淨土法門。

    淨土法門，在東漢時已傳入中國。釋道安是倡導淨土法門的佛學大師。慧遠則承師訓，以光大淨土法門為己任。

    其時，作為一種文化學說——佛學，慧遠適時提出，以修“心靈上的淨土”為宗旨，像蓮藕一樣出自汙泥而不染。餘以為，遠公慧也，確實富有遠見卓識。

    在廬山，相傳他聯合各名士、隱士，僧侶123人共建“蓮社”，因之淨土宗初為“蓮宗”。

    自慧遠之後，北朝僧人曇鸞，赴印度取淨土法門經卷達十四年之久。到唐代，僧人善導著《觀無量壽經疏》、《往生論》，將“蓮宗”正式定名為“淨土宗”，認慧遠為初祖。爾後，淨土宗經朝鮮傳入日本，在日本創建有“淨土真宗”。相傳，淨土宗是佛教各宗派流傳最廣、時間最長的宗派。

    受淨土法門的啟迪，陶淵明寫下了《桃花源記》，虛設了一個世人向往的烏托邦社會。或許，也是陶公的夢想。

    毛澤東感慨，曾揮毫題錄“陶令不知何處去，桃花源可耕田”。可見，陶淵明、周敦頤、毛澤東文脈相同，黨的十八大報告指出，建設美麗中國，美好家園，迎接中國生態文明新時代的到來，已經為全社會共識，付諸踐行。

    陶公之夢，非夢矣，是為如今之現實，是為餘之管見。

    據資料，三國時，來東吳的印度高僧支謙，譯著了《阿彌陀佛經》、《無量壽經》。南朝僧人鸞曇著《觀無量壽經》，唐代高僧善導有注解的“觀無量壽經疏”及“往生論”人稱“三經一論”。“三經一論”是淨土法門的經典。

    內外雙修

    淨土法門，以往生西方極樂是佛教修為的終極目的。它主張內外雙修。內修是以存善念、行善事、成善果往生極樂世界。外修是口念“阿彌陀佛”。“阿彌陀”是接引佛。他設慈航，普度眾生，往生極樂世界。

    人要簡單，文貴平實，簡單即文化。當人們口誦“阿彌陀佛”時，人能去除一切雜念，上慈航而進入佛境。相比其他修為，如麵壁、打坐參禪、念誦經文記戒律、行佛事超度眾生等修為，自然簡便易行。無論文化程度高低，平生罪孽如何，人人都可為，都能往生極樂。

    自然，簡單即不簡單，口誦“阿彌陀佛”四個字，要做到內外雙修，達到上上境界，人生之路，何其簡單。

    從道德教化而言，現今改進作風，大力倡導內外雙修。黨的十八召開後，習近平總書記強調認真學習《黨章》，使全黨同誌對黨章“內化於心，外化於行”。新時期，用內外雙修理念進行教育，不是空談，而是特別迫切和需要。

    據《新華網》陳文雅、陳勇報道（2013年1月18日）：

    國辦發〔2012〕37號《國務院關於清理整頓各類交易場所切實防範金融風險的決定》，要求即封存假名、匿名、假冒公司企業賬戶，待有關部門驗查。立即關閉、停業金融機構隸屬的各類“地下錢莊”經營活動。

    此外，中紀委、監察部12月14日也下達通知：嚴令各地紀委、監察部、證監委及公安部門要按規定政策把好關，嚴懲以假名、匿名、假公司、企業進行非法、違法物業轉售、出售等。嚴懲違規、違法提取各種貨幣、套匯及洗錢外流等活動。

    中紀委的通報稱，據不完全統計，2010年大陸非法資金外流是4120億美元，2011年達到6000億美元，2012年估計已突破10000億美元。2013年的非法資金外流規模，還將增加。

    有消息稱：廣州上海官員拋售豪宅最多。

    據住房和城鄉建設部、監察部統計，在拋售豪華住宅、別墅新動向中，出現若幹極不正常情況：拋售住宅業主中60%持匿名、假名或以公司掛名；業主物業大多數空置或出租給親屬、朋友，沒有租住合約；業主物業出售都要求出現現金交易，不經金融機構；業主物業出手都委托律師全權處理，業務在交易過程中不露麵。

    根據出售物業情況，匿名、假名物業業主均要求以現金交易及隱瞞其真實身份。經核查當年原始記錄、賬戶資金往來、住宅地點等，出售物業的業主有一部分屬於國家公職人員、國有企業高級管理層。報道顯示：全國有11個地市拋售最嚴重，分別為南京、上海、杭州天津、沈陽、廈門、南京、福州、濟南、廣州、深圳、成都，其中官員拋售豪華住宅最厲害的是廣州和上海，分別為4880套和4755套，福州和濟南以1240套和1210套居末位。而別墅則以杭州412棟居首，天津112棟墊底。

    此外，中紀委通報還列出北京、天津、江蘇、山東、上海、浙江、廣東、福建、湖北9個省、直轄市黨政、國家機關、部門高中級公職人員及家屬提取外幣的情況。其中最高為廣東17.92億元，最低為3.7億元。為錢財物欲所累，牽一發而動全身的是，部分公職人員或相當級別高官出現全身“裸逃”。公開消息透露，僅2012年中秋和“十一”期間出境的公職人員，就有1100多人沒有按時返回，其中714人確定為外逃。

    種種現象表明，中國黨和政府反腐倡廉力度加大，形成一定威懾力。同時，由此令人深思。

    古人言，銀子是鬼，銀子有鬼，銀子有鬼魂。

    因為，銀子是勞動和血汗凝聚而成，君子愛財，取之有道，自然有因果報應。可是，當社會進步，財富積累，與人的基本信仰和良心道德相比，形成巨大反差。有的人什都不信，因果報應不信，理想信念缺失。

    特別是中華傳統文化的理念，倘若棄置不顧，就會喪失理性。

    溯源求真

    慧遠根據當時士大夫心理提出淨土概念，主張內修心靈一片淨土，往生西方淨土世界的宗旨。觀今宜鑒古，生活的真諦，無不是用鮮血和智慧凝聚。

    心靈上的淨土，就是在那權謀、殺戮、戰亂不已的兩晉曆史時期，有良知的知識分子即名士的一種理念。以淨土為修為宗旨的佛教，很快得到了名士的認同。因此，包括非僧侶的名士、隱士乃至道士，參與了蓮宗的籌建，潯陽三隱之一的劉遺民為其製作“蓮宗”碑文。

    而往生西方極樂淨土，是處於災難不已的廣大百姓的一種期盼。有目標、有目的的修為，比漫無目標的四世輪回宿命論更多地吸引了百姓。

    從《周易》“坤卦”文言：“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在墨子書中，多有關於賞善罰惡的說法。

    善惡報應是道教思想體係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慧遠繼承與發展了這一思想，結合佛教的八麵十方三千界，芸芸的眾生，均在六道輪回，三世修為之中等教條，建立了“因果報應”理論。

    “善有善報，惡有惡報。不是不報，時候未到。不報今生報來世，不報本人報子孫。”兼之引入道教虛設的天堂，與虛構十八層地獄，以賞罰善惡。

    回眸曆史，正是這一因果報應體係，規範了近兩千年來從善向善的中國人的思想行為，鑄造了中華民族的許多傳統美德。“因果報應”成為豐富多彩的中華民族道德文化的主旋律。從市井街頭巷尾，行旅之中的“道情”說唱，到動人心魄的元劇雜劇，及至清明的章回小說，甚至今天的武俠小說，都著力宣揚這一主題。

    把道教、儒家的思想文化注入淨土法門的淨土宗，使他在中華民族文化、思想意識中產生了共鳴。佛教便影響了東方社會的各個階級。並以極快的速度，在各階層、各個民族的不同人群中普遍傳播。其影響超過了道教和儒教，並潛移默化地創造著東方文明。

    尤其令人難忘的一個鏡頭，記得元帥陳毅同誌，生前在一次外交新聞記者問答中，曾經響亮回答“善有善報，惡有惡報。不是不報，時候未到。時候一到，自然就報。”博得熱烈掌聲，張揚了東方文化。

    管窺漢傳佛教的形成

    佛教本身有各種法門。自慧遠創建蓮宗之後，以戒律為修為的律宗相繼出現。

    慧遠之後，約一百五十年，印度僧人達摩來中土創建禪宗。更多的門派，是以山門建立起來的宗派。這些宗派各有各自的名山、名寺，師承及清規戒律，並設首座、方丈、衣缽傳人和山寺信物。如：天台宗，出身天台山，雲門宗，出自廣東乳源雲門寺。

    律宗到中土之後，為東方佛教各宗派所借鑒，每個宗派都有共同的歸戒，這是佛教共同的紀律。也有不同的戒律，而構成不同宗派原因。

    淨土宗與禪宗紮根在博大精深、豐源沃土的中華民族文化的基礎上，不斷深化認識客觀事物（即色界）的意境（業界），不斷發展佛教哲理，使佛教成為認識社會、認識物質世界的一門哲學，因而顯示了他的智慧和生命力，這也就是佛教長盛不衰的內在因素。

    淨土信仰

    佛教由東漢初年傳入中土，到慧遠之前，這一時候由秘密傳播、發展到與中土道教、儒教三教互相爭鬥和開始磨合時期。

    慧遠創淨土法門，基本上完成了三教的磨合過程。佛教的蓬勃發展，也產生了各種門派，各種門派之間的相生、相克的磨合過程，進行了六百餘年。直到宋代，才完成了以淨土信仰為宗旨的殊途同歸。

    “諸惡莫作，眾善從行，自淨其意，是諸佛教”是共同的宗旨。

    隨著各門派門規的消失，佛教的統一，各種組織活動如白蓮社、淨業社、西歸會、淨土會、念佛會、盂蘭盆會，水陸道場；諸佛的誕辰、成道日或出家日或舉行集會、燒香拜佛。或者以寺廟之名命名的廟會，遍及各個角落，經久不衰。

    廟會，也是進行經濟貿易和文化活動的場所。佛教活動的鼎盛局勢，從而創造了當時當地經濟的繁榮。

    宋神宗時，宰相文彥博兼譯經閣潤文史時，他與淨嚴禪師同僧俗十萬餘眾，在京師同聲念佛，人人口誦“阿彌陀佛”。念佛之聲盈盈入耳，家家焚香秉燭，求佛往生西方極樂淨土。佛教盛行，可見一斑。來中土的印度僧人，帶來了各自的佛教宗派法門，建立了不同的宗派。

    以慧遠開創的淨土信仰為宗旨的各宗派的融合，使佛教形成了統一的佛教團體。這種溶入了東方文化的統一佛教，也稱之為漢傳佛教，自然成了東方佛教。開創了佛教曆史上的鼎盛局麵，使佛教在東方長期生存發展。

    淨土宗的始祖慧遠，在江西廬山清修寺創建蓮宗前，先在益陽青秀山建清修寺，開設遠公道場，倡導淨土信仰。因此，益陽清修寺遠公道場，應是東方佛教的策源地。

    學術界雖有不同探討，餘以為不影響淨土文化在百姓之間的落地生根。

    淨土宗不設衣缽傳人，廣大淨土弟子分布各地，沒有固定的山門。自慧遠創蓮宗，二百餘年後才由唐代高僧善導定名為淨土宗，雖確認慧遠為始祖，但師承關係早已疏遠和淡薄。

    廬山之清修寺已經淡化。益陽清修寺尚未修複，其與漢傳佛教的淵源關係，需要以弘揚的視野，深入考究。如今，欣逢盛世，佛教界和專家學者應掠去曆史的塵封，重新認識益陽棲霞寺為淨土宗第一寺的重大作用。

    據資料，新時期，政府和有關部門，將盡快在碧雲峰重建清修寺和新建一定規模的淨土寺，研究淨土法門，了解佛教文化，並弘揚東方佛教文化。讓僧眾來朝拜會龍棲霞寺及碧雲峰清修寺這一漢傳佛教的聖地。

    自然，功德無量。

    管窺益陽文化

    益陽，湖山秀麗，人文薈萃，如鑲嵌在洞庭湖畔的一棵璀璨明珠。奔流不息的資、澧、沅三水從境內流過，注洞庭，匯長江，齊歸大海，納三楚文化之精華，聚濱湖水鄉之特色。

    文化淵源

    據專家學者對益陽文化淵源的研究，曆史遺址、戰國古墓、民間故事、屈原奇文、宗教薪火和裴休講學，等等，枝繁葉茂，綿延花開。

    曆史遺址

    益陽有文字可考的曆史是從秦朝開始的，至今已有2000餘年，源遠流長。但從文物考古的研究看，早在7000多年前的新石器時代早期，益陽就有人類生產生活的遺址，已被發現並被挖掘考證的，主要有南縣塗家台遺址。

    塗家台遺址，具有7000年以前新石器時代文化村落遺址的顯著特色。重要的出土文物，有大量陶片及墓葬中完整的人體骨架。經南京考古所碳14放射檢測，在塗家台出土的文物特別是人體骨骼距今已7000餘年，專家將塗家台遺址劃代為新石器時代早期。

    另外，在益陽沅江的鹿湖發現，並已挖掘的石城山遺址，為新石器時代晚期至商代，文化堆積層達兩米；在茶盤洲玉竹苞出土的玉器，為新石器時代晚期器物，典型器物為玉璜，它的工藝考究，是古時婦女用來做裝飾的，代表那個時代的經濟文化水平（現存市博物館）。

    戰國古墓

    考古研究證明，益陽為兵家重地，資江與誌溪河交界處至謝林港，上世紀90年代末曾出土2600多座戰國墓，萬餘件戰國器物大多為兵器、陶器，刀、槍、劍、戟等青銅器及大量完整的陶器，還出土了一枚虎符（器物全部存於省考古所）。

    益陽還有許多流傳民間的三國故事：諸葛井、馬良湖、魯肅堤、關公坳等等。

    屈原奇文

    戰國紛爭時期，相傳楚國三閭大夫屈原，棲身於桃江的鳳凰山，桃江現還有天問台。

    相傳，屈原曾在此作《天問》，這部四言詩在文學史上被稱為奇文，170多個詰問，體現了屈原對天地萬物，古往今來的一種探索精神和博大精深的思想。

    裴休講學

    益陽曆史文化厚重，英才輩出。唐朝宰相裴休，被貶後曾在資江南岸茅廬講學，為弟子釋疑解惑。

    相傳，白鹿銜花聽之（現有裴公亭）。與他同時代的詩僧齊己，在棲霞寺作詩，相傳有詩萬餘首，部分被收進全唐詩。

    英才輩出

    益陽曆史文化厚重，英才輩出。

    明代名臣郭都賢，23歲中進士，江西巡撫，尤善詩詞書畫，桃花江名勝，大都有其撰寫的楹聯和詩作。清代道光年間的陶澍，進士出身，道光帝親賜“印心石屋”禦筆，流傳全國各地。

    陶澍官至太子太保、兩江總督，且作為清皇朝漢臣為官之最，對後來的胡林翼、左宗棠、曾國藩、李鴻章有重大影響。

    清末，大書法家黃自元的《書法幹架結構92法》，為書法界所推崇，至今書法教學，還用做基礎教材。

    現代有“三周一葉一張”。著名曆史學家周穀城，全國人大副委員長，史學界的泰鬥。著名文學家周立波，被譽為現代文學的程碑式人物。著名文藝理論家周揚，曾任中宣部副部長、文化部部長。文學家葉紫，他的革命文學，在上世紀初有很大影響。華僑領袖張國基，是我國頗有影響力的教育家。

    當代文藝界人才濟濟。著名作家莫應豐的《將軍吟》，曾獲茅盾文學獎。葉夢是我省著名散文家。劉春來是我省有名的小說家，已被列為全省五個一批的重點人才。趙鳳凱作為省內外很有影響的戲劇家，曾獲全國華表獎、“五個一”工程獎、文華大獎。還有一批表演藝術家，如謝芳、雷佳、吳軍等。

    英雄俊傑輩出。段德昌，革命烈士，中國工農紅軍傑出指揮員，軍事家。劉鎮武，中國人民解放軍上將，總參謀部副總參謀長，首任駐港部隊司令。還有李作臣、鄧漢民、曾衛賢等益陽籍將軍。

    “國際正義人士”何鳳山，被稱為“中國的辛德勒”，以色列國在他的證書上用希伯來語寫了這樣一句話“你拯救了一個人，就拯救了一個世界”，在他的墓碑刻上了“永遠不要忘記的中國人”（市博物館有紀念展）。

    還有金融經濟學專家蔡魯倫、蔣民生，他們兩人先後擔任中國人民銀行湖南省分行行長（或主持工作）。

    蔡魯倫有思想見地，1993年1月，在湖南省人大會上，當選為第八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代表，多次襄參國是，深得時任中央政治局常委、國務院副總理（後）兼中國人民銀行行長朱鎔基的賞識，6月，任人民銀行湖南省分行行長；1997年夏天，他又被湖南選為黨的十五大代表，7月以後榮調北京，擔任中國民生銀行行長多年，退休後撰寫《寸草春暉》。餘有感而賦：寸草春暉寸心知，文壯洞庭杖朝時。筆底波瀾榮和辱，民間疾苦樂憂思。總理案頭通時事，常聞置腹推心語。服務民生初奮起，不盡才華向陽枝。

    蔣民生承接蔡魯倫的職責，自1997年7月始，先後兩次主持人民銀行湖南省分行的全麵工作，人行改革後，擔任中國銀監會湖南監管局首任局長，曆任湖南省政府參事至退休，他在省人大常委會參政多年，思想深邃，有開闊視野，為湖南改革開放、經濟社會發展和銀行業金融穩健運行，作出了貢獻。

    特色文化

    每個地方都有特色文化。

    益陽最有代表性的文化特色，專家學者詮釋，可從書院文化、梅山文化、湖鄉文化、竹文化和宗教文化等幾個方麵了解。

    書院文化

    書院文化重教育材，崇尚經世致用。

    益陽的書院文化起始於明清，興盛於今，就是重教育，重人才培養，且重視學以致用。益陽龍洲書院位於資江南岸龜山，明嘉慶年間規模宏大。1906年改為益陽學堂，1912年明國元年改為縣立高等小學堂，學生有近千人，為現代文明之啟蒙學校，現為益陽市第二中學。

    益陽箴言書院，清朝晚期由胡林翼創辦，1912年改為縣立高等第二學堂，秉承儒家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以天下為己任。學校原在石筍鄉，現遷至羊舞嶺，改名箴言中學，每年高考位居全市前茅。

    益陽人會讀書，愛讀書。國際正義人士何鳳山從信義大學到雅禮，到德國慕尼黑大學博士，成為全省最早的留洋博士。他外交生涯40年，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拯救猶太人的事跡在國際上廣為稱頌。益陽的現當代教育發達，培養了大批優秀人才，如黃伯雲、夏讚忠、王仲孚、胡彪、楊泰波等等。

    特別是書院文化，造就了一大批名士重臣。擇其重點，陶澍和胡林翼是不能不介紹的人物。

    安化第一進士

    陶澍，道光進士，安徽江蘇巡撫，兩江總督，太子太保，從印心石屋到書院再進朝廷，致力鹽政改革、梳理商務，治國平天下，為一代名臣。

    陶澍，字雲汀，湖南安化縣小淹鎮人。嘉慶七年（公元1802年）25歲，在京參加壬戌科會試，中進士，為第63名；4月，參加殿試，為二甲第15名；朝考，嘉慶帝召見，定為第55名。為安化第一個進士。陶澍是清代經世派主要代表人物。

    嘉慶七年，他中進士，任翰林院編修後升禦史，曾先後調任山西、四川、福建、安徽等省布政使和巡撫，後官至兩江總督加太子少保，任內督辦海運，剔除鹽政積弊，興修水利，設義倉以救荒年，病逝於兩江督署，贈太子太保銜，諡文毅。著有《印心石屋詩抄》、《蜀輶日記》、《靖節先生集》、《陶文毅公全集》等。

    經世派作家，致力於散文革新，主張文章聯係實際、切合實用，反映了時代的新變化。他們以哲人的睿智，洞察危機四伏的曆史，並以不拘一格的散文體式，表達對於現實的深邃思考，為近代散文的發展開辟了嶄新的途徑。經世致用思潮的一般特點，如同學以致用，秉承了先秦孔派儒學的傳統。又有新學風的新氣象。主要有：

    1、務當世之務。有康濟時艱的精神，與理學的空談學風，形成明顯界限。

    2、勇於任事的精神。提倡勇於任事的精神。顧炎武說：“事關民生國命者，必窮源溯本，討論其所以然。”

    黃宗羲說：“扶危定傾之心？吾身一日可以未死，吾力一絲有所未盡。不容但已。古今成敗利鈍有盡。而此‘不容已’者，長留於天地之間。愚公移山，精衛填海。常人藐為說鈴，賢聖指為血路也。”這種‘不容已’的精神，可以說是對時代的一種責任感。

    他們認為，聖賢與佛、老的區別，正在於此。顏元說：“人必能斡旋乾坤？利濟蒼生，方是聖賢，不然矯言性天，其見定靜，終是釋迦，莊周也。”

    因此，顏元立誌“生存一日當為民辦事一日”。劉獻庭甚至認為不能“斡旋氣運”，“利濟天下”，就不能稱為人。

    3、致力創新的精神。他們要求獨立思考，有所創新，絕不蹈襲古人。顏元強調“立言但論是非”，反對“附和雷同”；唐甄提倡“言我之言”，貴在己出。

    4、注重調查研究。他們比較實事求是，重調查研究。在這方麵可以劉獻庭、顧炎武、顧祖禹為其代表。

    顧炎武，可以說是清初學者中，推崇調查研究的典範。他遍遊北方，心懷探討“國家治亂之源，生民根本之計”的目的，一年之內半宿旅店。窮一生之功，寫出《天下郡國利病書》和“規切時弊，尤為深切著明”的《日知錄》等名著。

    5、研究範圍廣大。經世致用學者們“引古籌今”，研究範圍宏偉廣大，幾乎涉及社會的一切方麵，政治、經濟、軍事、國家、民族、法律、教育、地理、風俗、人情、自然科學等等。最具有典型性的，可能是顏元的所謂“六府三事之學”。

    上述特點，我們可以看出經世致用學者們在清初所開創的一代新風的概貌。特別是研究範圍的擴大，標誌著一個時代的學術水平和動向。餘以為，陶澍經世致用的學風和文風，至今仍有很強的針對性，值得借鑒。

    道光三年（公元1823年）陶澍48歲，擢安徽巡撫。他重視文教，倡修《安徽省誌》。

    道光五年（公元1825年），在他50歲時，調任江蘇巡撫。隨後對江蘇漕政進行整頓，由於陶澍意見明確具體、切實可行，得到道光首肯，命主持翌年漕糧海運。陶澍受命後，即著手大力籌備海運事宜，取得了巨大的成功。被稱是中國近代地主階級改革派所取得的最重要、最典型的成果。道光十九年（公元1839年），陶澍64歲，6月逝世於兩江節署。晉贈太子太保，依尚書例賜恤，諡文毅。祝名宦祠，於海州建專祠。

    道光皇帝親自為陶澍撰寫祭文。

    中興第一流人

    胡林翼（1812-1861年），字貺生，號潤之，晚清中興名臣之一，湘軍重要首領，漢族，湖南益陽縣泉交河人。

    道光十六年中進士。授編修，先後充會試同考官、江南鄉試副考官。曆任安順、鎮遠、黎平知府及貴東道，鹹豐四年遷四川按察使，次年調湖北按察使，升湖北布政使、署巡撫。在武昌咯血死。有《胡文忠公遺書》等。

    胡林翼為人，文武雙全，且能詩能文，為官清廉，重視教育。他生前傾其所有，在益陽石筍瑤華山，修建了箴言書院“以公邑人”，培育人才，造福桑梓。後人蔡鍔，特別崇拜胡林翼的軍事才能，把曾國藩、胡林翼的治軍用兵之道，編成《曾胡治兵語錄》，蔣介石把這本書作為黃埔軍校學生的必讀教材，並簽名題詞贈給學生。

    青年時代的毛澤東，閱讀了《胡文忠公全集》，也十分欽佩胡林翼的文韜武略和做人為官之道，遂把他當成學習的楷模，把自己的字也改為“潤芝”或“潤之”。

    胡林翼雖早歿，但生平推功讓能、調和諸將之力甚強。鹹豐六年，胡林翼升為湖北巡撫，極力籠絡時任湖廣總督的滿洲權貴官文。其母收官文之妾為義女，又處處讓利給官文，故胡林翼所言，官文無不言聽計從，為平定太平天國奠定良好基礎。

    史載：“林翼威望日起，官文自知不及，思假以為重，林翼益推誠相結納，於是吏治、財政、軍事悉聽林翼主持，官文畫諾而已。不數年，足食足兵，東南大局，隱然以湖北為之樞。”

    曾國藩說：“林翼堅持之力，調和諸將之功，綜核之才，皆臣所不逮，而尤服其進德之猛。”

    胡林翼與曾國藩、左宗棠、李鴻章等，並稱為“中興名臣”，賜諡號文忠。

    胡林翼與曾國藩、左宗棠並稱晚清中興名臣，但與曾、左比較而言，他受後人關注和研究的程度相對不足。這誠然與胡林翼去世較早、沒有機會像曾、左那樣由統帥轉為洋務重鎮有關。其實，在晚清，時人都認為胡林翼的治行才望在曾國藩、左宗棠之上。李慈銘說胡林翼“老謀深識，燭照不遺，固中興第一流人”。王闓運曰“中興之業，實基自胡”。

    沈卓然認為，胡應位列同治中興功首。指出：“世徒知曾、左之賢，而不知胡文忠固在曾、左之前。蓋胡公之學與才，實無遜於曾、左；而於政治、文章、經濟、軍事，固無所不學，無所不致其用也。更考其生平，不獨坐鎮武昌，堅守不搖，以扼形勢之要；且於課厘饋餉，擘畫盡善，遂使當時諸軍無饑餒之擾，克奏中興之業。由此而論，允推功首。即其察吏安民，興利除弊諸政，亦皆大端，足為後世之法式”。

    由上可見，胡林翼能文善武，懂經濟，擅理政，是一個複合型人才。特別是他力薦左宗棠、李鴻章等人，給中國近代史留下濃墨重彩之筆。

    胡林翼的府第，即“宮保第”（胡生前官太子少保故稱“宮保”）。坐落在今泉交河鎮大塘村，占地數十畝，四周築有厚達一尺餘的三合土圍牆，牆外有丈餘寬的護城河溝。府第內有房舍、官廳、花苑、倉、門堡等房屋多達上百間，是一座城堡式的莊園。

    民國時期，胡林翼的後代，多居住於長沙。房屋由益陽縣立六校（完全小學）租用辦學，直至1941年抗日戰爭時期，林翼中學（胡林翼的曾孫胡有猷創辦）曾短期辦學於此。

    新中國成立後，為鄉政府、農協會所在地。房屋一直保持比較完整。六十年代，食堂下放，許多失去房屋的社員蜂擁至“宮保第”。有的敲門窗，拆磚瓦，一個百年的大莊園就這樣迅速“磚消瓦解”了。

    七十年代，生產隊為開辟田園，將堅固的圍牆鑿倒，護城河溝填平，至此“宮保第”便銷形匿跡了。所有珍貴文物或流落民間，或毀壞丟失，國有博物館收有少量。目前，“宮保第”僅存房屋基礎和一些殘牆斷壁。

    益陽市委市政府及赫山區委區政府將修複胡林翼故居“宮保第”，2010年就已將此項目列為重點項目。

    梅山文化

    梅山文化，仗義助道，敬重英雄氣概。

    梅山文化分布地域：東見潭，南至邵，西達辰，北到鼎。也有劃分為：上梅邵陽，中梅益陽，下梅婁底。

    梅山文化淵源

    史學界將中華文化分為中原文化與荊楚文化兩大支，而梅山文化是荊楚文化的重要分支。

    獵民的信仰——菩薩——神。

    宋時，梅山一帶稱為梅山峒蠻，梅山十峒分布在湘中一帶，其特色為：宗教信仰——梅山教，崇拜神力。

    梅山菩薩

    梅山菩薩張五郎，他倒行神速，降山間飛禽猛獸，其倒立木雕神像，被供奉在民間（湘西土家族博物館也有此像）。

    他是獵民心中的神。鄉野狩獵山民十分敬崇他，經常祈求梅山菩薩張五郎的保佑。白氏娘娘，張五郎之妻，管家畜家禽，一呼百應。

    生活習俗——打獵平分。人見有份，原始共產主義，築巢而居，分食共享。

    文化載體——無文字，表達思想，傳授技藝，全靠口授耳傳的歌謠。

    湖鄉文化

    南洞庭是益陽的魚米之鄉。湖鄉文化兼收並蓄，沉穩平和又曠達浪漫。

    因為洞庭湖之南，多為遷徙移民。筆者的嶽母娘羅光菊，出生於南縣明山頭鎮。可其父親羅新仁和2個弟弟羅新喜、羅新滿，皆是從瀏陽縣北區豐裕的丘陵地區，走向洞庭湖開荒種地，娶當地姑娘為妻，繁衍後代的。

    南縣百餘年的曆史表明，這的人們傍湖而居，因湖而繁。其文化的包容性、互補性較強，豐裕的生活帶來平和沉穩又曠達浪漫的氣質，較一般定義的農耕文化而言，更有其包容與創新。

    湖鄉人衣食無憂，交通便利，酬賓好客，聰明好學，會交際，也懂得享受生活，大多數人都有見識，幸福指數較高。湖鄉文化的英雄氣概，最能體現在治水之中。

    無論是圍湖造田，還是在汛期的抗洪搶險，嘹亮的夯歌號子，和在風雨堵沙眼、搶斷堤的人牆，都會讓人覺出一種不屈不撓的氣概。

    湖鄉文化，還有豐衣足食、農耕文化的另一麵，也就是田園牧歌。田園牧歌式的浪漫，主要表現“忙時務農，閑時唱戲”。這，人稱是“花鼓戲窩子”。無論老少，幾乎每人都可以唱幾段《西湖調》。逢年過節，邀幾戶人家就可以唱一台大戲。因此，在南縣、沅江一帶的民間職業劇團十分活躍，南縣南洲鎮實驗花鼓戲劇團、沅江四季紅花鼓戲劇團都是知名度較高的民間職業文藝團體。

    如今，在長沙城的沿江風光帶，就可以看到南縣、沅江花鼓戲班子的身影。這種湖鄉“草根文化”，深受普通老百姓的喜愛，且多年興旺。

    益陽竹文化

    益陽人崇尚竹文化。

    “寧可食無肉，不可居無竹”，成為一種崇尚堅忍不拔、勁節虛心的文化精神追求。益陽被稱為“南竹之鄉”，有竹林百萬畝，竹資源十分豐富。益陽人追求情趣高雅，著力將自然豐富資源化為現今產業優勢。

    益陽人喜竹、賞竹、觀竹、聽竹、吟竹、頌竹、食竹、用竹，竹與益陽人民的生活緊密相連。當地廣為流傳的一首“民間”廣告，且不乏幽默感，還高度概括了益陽的農產品特色。采擷如下：鋪上“竹涼席”，抱上“辣妹子”，脫開“益鑫泰”，抹上“油中王”，流出“桃花液”。

    益陽的竹雕、竹編、竹鬱、竹裝修享譽海內外。益陽曾連續舉辦四屆國際竹文化節，在海內外都產生了很大的影響。益陽小鬱竹藝漂洋過海，其工藝技術早在上世紀八十年代就享有盛譽，小鬱民間藝人被請到非洲傳授技藝。

    現在，益陽的竹地板、竹膠板都為新型的裝飾建築用材，成了部分鄉鎮支柱性特色產業。益陽桃花江的竹海，是集吃、住、行、遊、娛、購為一體的旅遊風景名勝。

    宗教文化

    管窺脈絡

    益陽在曆史上是一座宗教昌盛的縣城。

    據筆者了解佛教文化的脈絡，益陽是湖湘文化中最早的受澤之地。

    早在東晉寧康元年（373年）即有印度高僧不如密佗尊者與中國南派宗教領袖慧遠禪師來益陽傳播佛教，並在滄水鋪的青山建清修寺，在資江之畔的會龍山建寶泉寺——即今棲霞寺。為益陽傳入佛教之始。

    東晉鹹康年間（約335年）道教理論家、醫學家、煉丹術家葛洪，來益陽城區煉丹行醫，傳經布道，設壇授徒，在姚家巷建葛公廟，供奉其從祖道教宗師葛玄。為益陽縣境傳入道教之始。

    可見，佛、道兩教傳入益陽，迄今已一千六百餘年。益陽的宗教文脈比較清晰，有普遍性和代表性。采擷如下：

    唐朝，太宗李世民崇尚佛教，派玄奘到印度學佛取經。貞觀年間（約640年）太宗派大將尉遲敬德來益陽建龍牙寺、崇安寺。唐憲宗元和年間（860-820年）佛教法師廣惠來益陽，在資江南岸的白鹿山東側建白鹿寺，又在城內建廣化寺，當時縣境已有寺院二十四座，即：龍牙寺、西峰寺、崇安寺、鎮龍禪院、石塘寺、龍台寺、衡龍寺、千家洲華林寺、螺陀山華林寺、寶泉寺、萬壽寺、祝乾寺、九岡寺、禪林寺、金陵寺、紅蓮寺、護國寺、芭蕉寺、接龍寺、普化寺等。信奉如來佛祖、觀音大師、八大金剛、十八羅漢、二十四諸天等神靈。

    其中，白鹿寺、廣化寺、清修寺、西峰寺，號稱“益陽四大叢林”，屬佛教“溈仰宗派”。

    道教此時也有相應發展。陸續建有太清宮、玉皇殿、壽星觀、貞武宮、東嶽宮、南嶽宮、浮邱觀等道觀。信奉原始天尊、靈寶天尊、道德天尊、文昌帝君、玄武大帝、十殿閻羅、城隍、靈宮、關公、財神、呂祖、許真君、九天司命等。

    明、清兩代，是益陽寺廟文化發展的巔峰時期。

    據資料，同治年間，全縣有寺廟七十二處，清末增至一百四十七處。僅資江北岸，從接城堤到東門口的十長街，就有寺、廟、宮、觀不下四十所，平均每華四所，堪稱全國之最。

    最為益陽人喜聞樂道的是所謂“九宮十八廟”。九宮是：五福宮、帝王宮、南嶽宮、藥王宮、紫雲宮、萬壽宮、乾元宮、福興宮、天後宮。十八廟是：關嶽廟、玉皇廟、地母廟、師公廟、水府廟、魏公廟、白馬廟、財神廟、軒轅廟、七公廟、張飛廟、天符廟、城隍廟、明星地（靈星祠）神農廟、葛公廟、江神廟、聖廟。

    但益陽人對“九宮十八廟”的稱謂並不一致，如：在“九宮”中沒有紫雲宮，而以龍亭宮取代；在“十八廟”中沒有明星地，而以楊泗廟取代等等。

    昔日對佛、釋兩教的祭祀場所有明顯的區別，祀佛地曰“寺”，祀仙地曰“廟”，隨著寺、廟、宮、觀、殿的勃興和道教的沒落，出現“百神雜祀”、“僧占道觀”，便無從以寺、廟來區分釋、道兩教，唯管理機構各異而已。清代，縣設“僧綱司”管理佛教，設“道紀司”管理道教。兩司的負責人由官府委派，有職有祿，分別管理兩教人員對戒律的執行、處理有關寺、廟公產，協調兩教人員與凡俗人際之間的各種糾紛。

    據資料，益陽宗教場所的興建，大體來自四個方麵，即官建、移民建、商建、民眾建。

    九龍聚首

    益陽古城對岸，蒼山青翠、群峰擁立、如九龍聚首、故稱之為會龍山。

    會龍山在資江南岸，銜秦漢驛道之渡口，今益陽大橋旁。山間的裴公亭、白鹿寺、棲霞寺組成了益陽市的第一道風景線。古老的女媧補天文化，赤帝蚩尤梅山文化，締結了中華民族，奠定了中華基業的炎黃文化，都匯集於此。

    公元372年，東晉高僧慧遠一行來到會龍山下，與先期到達的印度僧人不如密陀談經論道。在這佛教荒原之地，苦行僧結廬而居。帶著大量經卷與金銀的慧遠，見這人傑地靈，於是助印度僧人在山頂建寺，名為“寶泉寺”。

    寶泉寺是創建淨土法門的慧遠出道之後，在中國的南方，所興建的第一個佛寺。

    慧遠一行西來東土，佛教隨之而在南方迅速傳播，寶泉寺的香火，經世不衰。到明初，相傳建文帝西逃至此落發為僧，因有帝棲之說。有人將寶泉擴建，擴建後而更名“棲霞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