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道首徒 ()”

    1801年貝多芬著手創作清唱劇《基督在橄欖山上》。雖然這部作品在1803年就首演了，但是貝多芬堅持對之修改，直到1811年才發表。貝多芬學者邁納德·所羅門斯認為，這部作品有貝多芬暗示自身生活態度的意味，“對自己的個人、音樂和意識進行深刻思辯”。

    1802年，貝多芬原擬將自己的A大調第九號小提琴奏鳴曲獻給喬治·布治濤爾，但是後者一次酒後狂言，得罪了貝多芬的一位朋友。貝多芬一怒之下，將奏鳴曲獻給了當時非常優秀的小提琴家魯道夫·克羅采。於是，這首奏鳴曲便被冠以“克羅采奏鳴曲”之名。而克羅采卻終身未演奏過此曲，還嫌曲子是不可演奏的。

    也是在這一年，貝多芬到維也納的修養地聖城，意圖靠當地礦泉水浴，以治療自己日益嚴重的耳硬化症。雖然前一年貝多芬還寫下過：我決心掃除一切障礙，我相信命運不會拋棄我，我恐怕需要充分估量自己的力量，我要扼住命運的咽喉的壯語，但是在聖城他的情緒則一度陷入低穀，還寫下了一封寄給自己兄弟的信，後世稱之為《聖城遺書》（一譯海利根施塔德遺書）。這封信在1827年才被發現。信中的語氣悲觀可憐，可見貝多芬的耳疾導致其出現自殺的念頭，隻有他的音樂，和一種模糊的對世人的使命感才讓他不致走上絕路。

    和這封遺書幾乎同時殺青的《第二交響曲》卻講述著另一種人生態度。交響曲意氣風發，全無惆悵陰霾，讓人看到更多的是對生命的歌頌。這首音符版本的宣言無疑讓前麵說到的文字版本顯得真偽難定。研究表明，遺書是真的，而且《第二交響曲》早在貝多芬休養前就已大體完成，聖城期間隻是細節上的修改而已。這樣將兩者在時間上錯開可以勉強解釋事體，《第二交響曲》也因此得了個別名“英雄的謊言”。

    無論如何，《第二交響曲》給人耳目一新的感覺，隱約可見日後貝多芬的身影，第一樂章迅厲的行進、緊湊的節奏，能給聽眾留下深刻的印象。而第四樂章，極快的快板，則被柏遼茲稱為第二諧謔曲。《第二交響曲》很快在1803年就在維也納第一次與聽眾見麵。同年貝多芬也得到了維也納戲劇院作曲家這一職位，並著手進行下一部交響曲的創作。

    18、19世紀之交，法國大革命震動著歐洲大陸，羅馬帝國因此而走向曆史的終點，此時登上曆史舞台的拿破侖，首先以維護共和、捍衛革命的麵目出現，一時間成為很多青年心目中的“普羅米修斯”，是革命的代表和革命原理的傳播者。

    據說早在1798年，駐維也納的法國大使貝爾納多特將軍曾建議貝多芬為拿破侖寫上一曲。但貝多芬並未為之全力以赴，先在1802年（一說1800到1801年）創作了芭蕾舞音樂《普羅米修斯的創造》，有應和這種波拿巴熱的意味。但是編舞者維加諾卻讓貝多芬失望，普羅米修斯的英雄氣概在舞台上並未得到充分表現。為此貝多芬創作了《降E大調第三交響曲》。

    這也是與之前海頓、莫紮特式的作曲動機不同的，貝多芬出自個人動機去寫它，獻給的是“永（的世界）”和“人類”。相比起以前，作品在大眾麵前被奏響，而作曲者自己則退居幕後，而聽眾在《第三交響曲》中可聽到作曲家本人自己的心聲、願望、激情和世界觀，這也是音樂發展到當時，即使不是第一次，也是為數不多的第前幾次。

    這部交響曲篇幅長達45分鍾左右，因為它麵要包含比以往命題作曲更多的精神內涵。這交響曲，是音樂史發展到當時為止所見的最宏大的器樂作品，不但是貝多芬自己創作史上的轉折點，更是交響曲發展史上的轉折點。

    這部《第三交響曲》完成於1804年，舞劇音樂的終曲，一段快樂而又雄健的樂曲，貝多芬對之鍾愛有加，不但用它寫出了《降E大調英雄主題變奏曲》，還會將之放到《第三交響曲》的第四樂章中，可見“普羅米修斯”與《第三交響曲》之間樂思和政治理念的傳承。這部第三對他的意義非比尋常，而他自己則對這部投入了自己激情和理想的作品非常滿意。確實，也隻有如此，貝多芬才有將之獻給法蘭西第一國民議會，甚至是拿破侖的心理基礎。

    1804年5月，法蘭西第一帝國成立，拿破侖稱帝的儀式在12月2日巴黎聖母院舉行。對貝多芬來說，這不單單是共和製被帝製取代，而是拿破侖背叛了革命。於是，指揮家費迪南·斯講述了一個可能有所誇張故事，貝多芬撕去了《第三交響曲》上寫有獻給拿破侖的扉頁。目前人們可在維也納音樂之友協會看到貝多芬1804年8月的親筆手稿，原來的（為波拿巴而作的大交響曲）被劃去，取而代之的是模糊的鉛筆字跡（以波拿巴為題材而作）。交響曲中“英雄”一名，來得有點含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