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8章 用人方略(1)

類別:其他類型 作者:曾國藩 本章:第48章 用人方略(1)

    以誠待人,偽亦趨誠    【原典】    沅浦九弟左右:    左季高待弟極關切,弟即宜以真心相向,不可常懷智術以相迎距。凡人以偽來,我以誠往,久之則偽者亦共趨於誠矣。    【譯文】    沅浦九弟左右:    左季高對待弟極為關切,弟就應用真心相對,不可常心懷智術或迎或拒。凡他人用虛偽來對我,我用真誠去對他,時間久了虛偽者也和我一道趨向於真誠了。    待人以誠,容人以恕    對於如何籠絡下英才,為己所用,曾國藩主張“待人以誠,容人以恕”。正所謂“以誠恕招下,則群倫影從”。又:“至於做人之道,聖賢千言萬語大抵不外敬恕二字,《仲弓問仁》一章,言敬恕最為親切。”    曾國藩認為,一個人要想幹出一番事業,必須要有恢宏的氣度,能容下難容之人,且記“處事讓一步為高,退一步海闊空;待人寬一分是福,利人是利己的根基”。“恕”是忍道的修煉之道,更是事業成功的保障。為人如果心中無恕,絲毫沒有容人之度,看誰都不順眼,最後隻能落得個孤家寡人。    曾國藩初辦團練時,手中無一兵一勇,腳下無一寸土地,雖然是個京官,實際上等於一個普通鄉紳。而當時在湖南,江忠源的楚勇、羅澤南和王鑫的湘勇,已經各有一定的勢力,可最終卻是曾國藩成了他們的精神領袖,協調各部的行動。江忠源戰死後,接領其部隊的劉長佑、蕭啟江等,羅澤南戰死後,接領其部隊的李續賓、李續宜、蔣益灃等,也都接受曾國藩的指揮調度。在逐漸發展過程中,一些非湘籍將領也陸續來到曾國藩身邊,如滿族人塔齊布、蒙古族人多隆阿,此外還有河南人李盂群、廣東人褚汝航、四川人鮑超、福建人沈葆楨等。    是什力量使這些英雄豪傑、仁人誌士願意聚到曾國藩的旗下?除了保國安民、立誌殺賊外,就是因為曾國藩能夠待人以“誠”和寬厚。誠是儒家思想中的一個重要概念,被認為是地萬物存在的依據,同時也是人道德修養中一個極為重要的方麵。    曾國藩把人心誠偽作為人的基本品格來認識,認為隻有誠實的人才能和他交往,才能有信譽可言。曾國藩:“我認為駕馭下屬的方法,最重要的是開誠布公,而不是玩弄權術。誠心誠意地對待別人,漸漸地就能使他人為我所用。即使不能讓他們全心全意地為我效力,也必然不會有先親近而後疏遠的弊端。光用智謀和權術去籠絡別人,即使是駕馭自己的同鄉都是無法長久的。凡是正話、實話,多幾句,時間長了人家自然就會了解你的心意。即使是直率的話,也不妨多幾句。”    曾國藩是這樣的,也是這樣做的。從他對容閎的賞識就可以看出來。    鴉片戰爭後,國外勢力在中國急劇擴張,引起了很多有識之士的憂慮。曾國藩也就是在此時開始重視起通洋、經商等事務。    容閎是一位偉大的愛國誌士,他極其痛恨清朝的腐朽、反動統治,強烈同情太平國。容閎從美國留學回國後,滿懷“西學東漸”,振興祖國的強烈願望,於鹹豐十年(1860年)十一月來到京,拜會洪仁軒,提出發展資本主義的七項建議。容閎未曾想到洪仁軒把他的建議都拒絕了。容閎為自己振興中國的抱負無處實現而痛心,離開京後便投身於商貿活動。    正當他一心經商之際,突然收到了來自安慶的朋友的信,邀他前往曾國藩在安慶的軍營。接著又收到另幾位朋友的來信,都做出了同樣的邀請。容閎懷疑曾國藩會因他曾投奔太平國而加罪於他,但他毅然前往了安慶。容閎到安慶後就受到了曾國藩的親自接見,原來曾國藩聽幕僚們介紹了容閎的情況後,幾個月每都盼著能見到容閎,所以就催促幕僚們給容閎寫信。談話間曾國藩屈尊求教,待容閎為上賓,曾國藩虛心地向他請教:“君以為今日欲為中國最有益、最重要之事業,當從何著手?”    容閎回答:“中國今日欲建機器廠,必以先立普通基礎為主,不宜專以供特別之應用。所謂立普通基礎者,無他,即由此廠可造出種種分廠,更由分廠以專造各種特別之機械。簡言之,即此廠當有製造機器之機器,以立一切製造廠之基礎也。”所謂“普通基礎”,就是不單造槍炮彈藥、輪船,而且可以造出各種機械,作為一切製造廠的基礎。    曾國藩很快就采納了容閎的建議,他後來對別人:“這個年輕人‘製器之器’的想法,實在是比我一向主張的適應‘特別之應用’的軍火生產要高明得多。”於是,曾國藩果斷地向朝廷專折保奏容閎為五品銜,並專門撥了一筆錢讓他到美國去買機器設備。容閎也為曾國藩的魄力所傾倒,他想:清朝有此等人才,國家還是有希望的。容閎盡心盡力,經多方洽談,與美國樸得公司簽約,由該公司按要求承造機器,並於同治四年(1865年)運抵上海。    容閎的宏才大略在太平國被視為瓦礫,到曾府後卻被當作珍寶,這正明了曾國藩用人的誠意。    曾國藩“待人以誠以恕”,他認為,一個人,特別是手握重權的將帥的度量直接影響到人與人之間的關係是否能協調發展,進而影響到戰局。人與人之間經常會產生矛盾,有的是由於認識水平的不同,有的則是由於一時的誤解造成的。如果身為將帥的人有較大的度量,以諒解的態度去對待別人,這樣就可能贏得時間,使矛盾得到緩和,不會影響大局。反之,如果度量不大,那即使為了芝麻大的事,相互之間也會爭爭吵吵,斤斤計較,結果必然是傷害了感情,影響了相互之間的信賴。縱觀古今中外,大凡胸懷大誌、目光長遠的仁人誌士,無不以大度為懷,置區區事於不顧;相反,鼠肚雞腸、片言隻語也耿耿於懷的人,沒有一個成就了大事業,沒有一個是有出息的。    用才首先辨才、知才、識才    【原典】    沅弟左右:    李幼荃有才,與少荃相等,將來必成偉器。穆海航德優而才亦並不劣,幼與海水乳交融。吾以無為付之二君,尚屬付托得人。其城存錢米,俟閉城斷接濟時再行支放。火藥餘已解到萬斤,弟不可疑餘與幼、海毫無準備也。弟謂餘用人往往德有餘而才不足,誠不免有此弊,以後當留心懲改。然弟若疑幼、海為無才之人,所見差矣。    【譯文】    沅弟左右:    李幼荃有才能,與少荃相差無幾,以後必然成大氣候。穆海航品德優秀而才能也不差,幼荃與海航水乳交融。我以無為托付給他們二人,屬於托付得當。其城存有錢財米糧,等到閉城斷了接濟時再行使用。火藥我已運到萬斤,你不能懷疑我與幼荃、海航沒有一點準備。你我用人往往品德有餘而才能不足,不免有這個缺點,以後應當留心改正。但是你如若懷疑幼荃、海航是沒有才能的人,這個見解是不正確的。    辦事不外用人,用人必先知人    曾國藩:“辦事不外用人,用人必先知人。”又:“收之以其廣,用之欲其慎。”薛福成評價曾國藩:“知人之鑒,超軼古今。或邂逅於風塵之中,一見以為偉器;或物色於形跡之表,確然許為異材。”    用人恰不恰當,關鍵在於對人才的把握是否正確。曾國藩知人識人的能力很高,就連對手石達開也曾國藩雖然不擅長打仗,但在戰略謀劃和識拔人才方麵卻幾乎沒有什漏洞。    鹹豐八年(1858年),曾國藩率湘軍收複了九江,這對李鴻章來,真是一劑強烈的興奮劑。倒不是因為湘軍的這點勝利對他有多少鼓舞,而是因為湘軍統帥曾國藩同他有師生關係。李鴻章認為他一旦投奔湘軍,曾國藩一定會另眼相看,予以重用。於是,便離開了鎮江,晝伏夜行,抄近路,避村舍,繞過太平軍的營地,趕往九江,投奔曾國藩,希望能夠得到曾國藩的重用。    然而,事情並不像李鴻章想象得那順利。李鴻章滿懷希望地趕到九江後,曾國藩借口軍務太忙,沒有見他。李鴻章以為曾國藩隻是一時忙碌,幾之內一定會召見自己,誰知他閑住了一個月,卻沒有得到一點接見他的消息,他心急火燎,如同熱鍋上的螞蟻。    李鴻章得知與自己有同年之誼的道光丁未科進士陳鼐在曾國藩幕府中,陳鼐也任過翰林院庶吉士,與自己又是同僚,就請他去試探曾國藩的意圖。    既然李鴻章是曾國藩的得意門生,那曾國藩為什要如此冷落他呢?這實在令人費解。陳鼐也不明白,便問曾國藩:“少荃(李鴻章)與老師有門牆之誼,往昔相處,老師對他甚為器重。現在他願意借助老師之力,在老師門下得到磨煉,老師何以要對他拒之千呢?”    曾國藩冷冷地回答:“少荃是翰林,了不起啊!誌大才高。我這的潺潺溪流恐怕承載不了他這樣的巨船,他何不回京謀個好差事呢?”陳鼐為李鴻章辯解:“這些年,少荃經曆了許多挫折和磨難,已不同於往年少年意氣了。老師不妨收留他,試一試他,再作留與不留的決定。”曾國藩這才會意地點了點頭,就這樣,李鴻章終於進了曾國藩的幕府。    其實,曾國藩並不是不想接納李鴻章,而是他知道李鴻章心高氣傲,如果不磨掉他的銳氣,磨圓他的棱角,將不利於他的成長。這大概就是曾國藩培養學生的一番苦心。李鴻章進入曾國藩的幕府後,曾國藩果然又對李鴻章的棱角著意進行了打磨,使他的銳氣和傲氣消磨了大半,最終成為晚清政府繼曾國藩之後的一大頂梁柱。    在識人方麵,曾國藩總是先通過與人談話,聽對方的陳述,然後給予他一個評語。後來有記載他從來沒有看錯過人,甚至某個人能夠發達到怎樣的程度,都能通過談話總結出來。    曾國藩任兩江總督時,有人向他推薦了陳蘭彬、劉錫鴻兩人。這兩人頗有文才,曾國藩麵見後對人:“劉生滿臉不平之氣,恐不保善終。陳生穩重一些,可官至三四品,但不會有大的作為。”    後來,劉錫鴻作為副使,隨郭嵩燾出使西洋,對思想開明的郭嵩燾事事看不慣,因而經常寫信告郭嵩燾的狀,郭“與外國人往來密切,辱國實甚”。    郭嵩燾也寫信回來告狀,劉錫鴻偷了外國人的手表。李鴻章便將劉錫鴻撤了回來,以後不再設副使。劉錫鴻十分怨恨,上疏朝廷列舉李鴻章有十可殺大罪,當時清政府倚重李鴻章辦外交,所以對他的上疏不予理會。劉錫鴻更加氣憤難平,經常出言不遜,搞得親友們都對他敬而遠之。他設宴請客,竟沒有一個人去赴宴,不久便抑鬱而死。而陳蘭彬後來果真官至三品,但他為人不肯隨俗浮沉,終究沒有大的建樹。    曾國藩對部下的評價,都十分準確。朝廷用他推薦的人,有做封疆大吏的,有做一般官員的,他們遍布全國,人數眾多,都沒有辜負曾國藩的舉薦:如他保舉塔齊布“將來如打仗不力,臣甘同罪”;左宗棠“取勢甚遠,審機甚微,才可獨當一麵”;李鴻章“才大心細,勁氣內斂”;沈葆楨“器識才略,實堪大用”,稱李、沈二人“並堪膺封疆之寄”,這些評價在後來都得到了應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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