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9章 用人方略(2)

類別:其他類型 作者:曾國藩 本章:第49章 用人方略(2)

    曾國藩在談到用人時曾經,要廣收、慎用。的確,對於人才的使用,曾國藩是很謹慎的。為了掌握人才的基本情況,曾國藩十分強調對人才的考察,認為考察是用人的基礎。對於前來投效的人,曾國藩認為可用的,就先發給少量的薪資,把他們安頓在幕府,然後親自接見,暗中觀察。等到感覺了解得很深,確有把握的時候,再根據實際情況,保以官職,委以責任。對於那些他認為可以大用的人考察就更細致,時間也更長。    鮑超是湘軍名將,短精悍,膽略過人,在湘軍中與多隆阿齊名,軍中呼為“多龍鮑虎”。他本來是胡林翼的舊部,後來由鄉人李申甫推薦給曾國藩。    一開始曾國藩隻交給鮑超兩營人馬,鮑超嫌少,對李申甫:“過去潤帥(指胡林翼)待我推心置腹,比起對待其他將佐來都要另眼相看。兵若幹,餉若幹,凡我請示的事情,從來就沒有不準的。我有戰功,潤帥就馬上賞賜;我有疾病,潤帥就馬上送來醫藥;我沒有衣甲,潤帥解下自己的衣服給我穿;我缺鞍馬,潤帥將自己的馬給我騎。因此我對他十分感激,願意為他效力。現在曾大帥這,比不上潤帥待人誠懇,而且就給我兩營的兵力,哪夠我使用呢?請您趕緊給我寫一份文,就我仍願意歸潤帥節製。”    李申甫好言相勸,並將鮑超的不滿告訴了曾國藩。曾國藩:“鮑超尚無尺寸之功,怎能現在就嫌兵少呢?姑且先率兩營,待稍見成效,十倍於此的兵力,我也沒有什舍不得的。”李申甫再三為鮑超求情,曾國藩才勉強給加了一營。李申甫回來後對鮑超:“曾大帥待人,未必不如胡潤公,你剛來,還不了解情況,還是耐心等待一段時間再。”鮑超於是默然而退。    第二,曾國藩請鮑超吃飯,並請他坐在上座。曾國藩喜歡吃豬肚,宴客時肯定有這道菜,其餘的無非是雞鴨魚肉之類。席間,鮑超屢屢給自己的兵太少,曾國藩卻:“今我們喝個痛快,不要談論兵事。”便舉起酒杯勸酒,於是鮑超再也沒有機會發牢騷。退下之後,鮑超對李申甫:“潤帥請我吃飯,向來都是十分豐盛,這並非是為了口腹之欲,而是表示禮重。今卻以豬肚下酒,這哪是養賢之禮?曾帥跟我話,又不讓我完。我隻不過是一介武夫而已,怎能忍耐這種生活?請先生趕緊給我寫一份文,我願意仍歸潤帥節製!”    李申甫好言相勸,鮑超仍然鬱鬱不平。不久太平軍大舉進攻清廷,曾國藩派鮑超前去增援,結果大勝而歸,曾國藩立即給他加了數營的兵力。鮑超這才不再離去的事,曾國藩也開始倚重他。    由於曾國藩特別重視對人才的考察,所以他對於人才的特點也總是了如指掌,這就為他用人一般不出問題提供了保證。    諸酋不和即官軍之利    【原典】    沅弟左右:    本日未刻發一緘,由馬遞達弟處,不知何年可到?戌刻接弟巳初信,知穩守如常,為慰。觀狗酋偽文,林紹璋之諱敗,與將來之諸酋不和,皆官軍之利也。初九、初十傍夕時,皆聞大炮聲,究竟是各營放炮?抑係陸軍守濠之炮?乞查。    魏蔭亭今日來此,率三之子裕八亦來。昨到銀二萬,以一萬餉安慶,六千遣散餘庵之軍,四千代弟還華陽厘局,可謂乞兒暴富矣。即問近好。    【譯文】    沅弟左右:    今未時寄出的一封信,由馬轉遞到弟那,不知道哪可以到達?戌時接到弟巳初的來信,得知弟那仍然安全防守,我感到欣慰。看了敵軍頭目的假信,林紹璋也顧慮如果打仗失敗了,與將要前來的各軍頭目會鬧僵,這是當官的利益所致的。初九和初十傍晚聽到了大炮聲,到底是各軍營放的炮嗎?還是陸軍守壕的士兵放的炮?望查清楚。    魏蔭亭今來這時,他把第三個兒子裕八也帶來了。昨收到的兩萬餉銀子,拿一萬餉銀子給安慶,拿六千給餘庵的軍隊,拿四千代弟弟還給華陽厘局,這真是叫花子發暴財了。即問近好。    遇利益注重分配,遇名聲注意分享    曾國藩:“凡是遇到利益問題,要注意分配;凡是遇到名聲問題,要注意分享,這樣才能成大事。”    “沒有梧桐樹,引不來金鳳凰。”一個組織要想有長遠的發展,就必須廣泛種植梧桐樹,這樣才能引來更多的金鳳凰。    司馬遷曾經:“下熙熙,皆為利來;下攘攘,皆為利往。”現實中的人,除了精神上和情感上的需求之外,還有利益上的需要。曾國藩在以情打動人的同時,也沒有忘記以現實的利益來調動部下的積極性。曾國藩自己對於錢財看得很輕,並且要求將領們也不計較名利,認為計較名利者是幹不成大事的。但他也知道凡是勇於做事的人,都是因為心中有大**,因而利益的驅動是絕對不能少的。他的《水師得勝歌》最後兩句總結性的話,就是“仔細聽我得勝歌,升官發財笑”。他在給弟弟的信中,凡是出來帶兵的人,都不可避免地會稍肥私囊,要想讓他們做到一點錢也不拿,是不可能的。    人生是離不開名利二字的,軍隊打仗有死人的風險,因而更離不開利益的驅動,用中國古代的兵書《三略》中的話:“軍無財,士不來;軍無賞,士不往。”所以,高談忠義的湘軍將帥,在實際的操作中其實並不忌諱談名談利。    鹹豐八年(1858年)曾國藩丁憂再出的時候,李續宜就勸他:“如果你想請名將出來為你所用,你非得花費十萬兩白銀,出來之後,又必須每月花費一萬兩才足以夠他使用。”李續宜建議他不要怕花錢,而是要“輕視銀錢”,以重金求人才。    鹹豐十年(1860年)左宗棠首次出來帶兵,胡林翼也寫信教他“軍營中的辦公費用一定要多定一些”,因為“聚集人才依靠的是錢財”,特別是“用兵打仗更是不能在乎錢”,讓他“不要學那鄉下的老教師,得到一筆學生交的學費,就覺得一生都吃不完了”。曾國藩也曾經向清朝皇帝奏報,湘軍以當兵為名利兩全的事情。所以曾國藩給將領們定的薪水都很高。按照湘軍餉章的規定,營官每月為白銀二百兩,分統、統領帶兵三千人以上的每月為三百九十兩,五千人以上的五百二十兩,萬人以上的六百五十兩。《湘軍誌》:“帶五百人的每年收入白銀三千,帶一萬人每年收入六萬,這還是廉潔的將領。”所以湘軍將領人人都很有錢,有十萬家產的大概有一百多人。彭玉麟號稱最廉潔的將領,但他自己,打完仗後,除了已經報銷餉項及陣亡恤賞養傷等銀外,剩餘可以歸人私囊的白銀近六十萬兩。加上包攬貨運和打完仗以後的公開劫掠,湘軍將領都發了大財。郭鬆林號稱四百萬兩,席寶田分給十個兒子每人二十四萬兩,加上公產及捐助,財產將近三百萬兩。    人生除了有利益的需求之外,還有被別人承認的**,這就是所謂的“名”。所以,除了以豐厚的報酬來吸引將領之外,曾國藩還非常重視對將領的保舉。鹹豐四年(1854年),湘軍攻克了武漢,這是清軍攻克的第一座省城,清政府上下都十分振奮。曾國藩把握住這個機遇,適時地上疏要求對湘軍官兵大加獎勵:羅澤南由候選知府請以道員用;李續賓由候選知縣請以直隸州用;楊載福由升用遊擊請以參將用,並加副將銜。其他開單請獎人員,達一百多人。鹹豐皇帝高興之餘,全部批準了曾國藩的請求,羅澤南、楊載福、李續賓這些人由此嶄露頭角。這對於鼓勵湘軍的士氣,起了很大的作用。    曾國藩是一個非常善於推功於部下的人,像安慶之戰,他將功勞歸於胡林翼,“湘軍圍攻安慶……其謀始於胡林翼一人決策,商議於臣及官文,並遍告各統領。前後布置規模,謀剿援賊,皆胡林翼所定”;打下太平國首都京以後,他又將功勞歸於將領們,在保單中開列有功人員一千多名,參戰部隊的統領、分統、營官等幾乎一個不落。左宗棠、李鴻章這些人的升遷,更是與他的保舉有直接的關係。據統計,曾國藩的幕僚有四百餘人,其中絕大多數都得到過他的保舉。在他的保舉下,他的幕僚,即使不是實缺的官員,也有候補、候選、記名之類的名堂,這其中,有二十六人成為督撫一級的大員,五十人成為三品以上的大員,至於道、府、州、縣的官員就數不勝數了。因此隻要進入曾國藩的幕府,就可以是有了升遷的機會,這樣人們自然就樂於為他所用。所以,後來曾國藩過這樣一句話:“凡是遇到利益問題,要注意分配;凡是遇到名聲問題,要注意分享,這樣才能成大事。”    曾國藩的利益引導,確實是很成功的。從中我們也可以得到這樣的啟示:管理者一定要注意合理的利益分配和利益引導,這是決定人才能否為你所用的基礎,這一點做不好,就根本談不上用人。    不過,曾國藩認為利益引導也有兩重性。湘軍將領所得的利益,一部分是來自自己應得的薪水,另一部分是公費、克扣軍餉,甚至是在戰爭中掠奪而來的,曾國藩對於後者實際上是默許的。這就使得湘軍很快就沒有了戰鬥力。因為等到將領們個個都發了大財,也就沒有人再肯賣命了。所以後來一打完太平國的首都京,湘軍就再也不能用了。從這個意義上,利益的引導是一把雙刃劍,用人者在使用的時候,不可不用,但也不可不慎。    對於利益引導方麵的失誤,曾國藩是有察覺的。他:“近年來我對待將領過於寬厚,又與諸將相距遙遠,因而一遇到危險,就暴露出很多問題,經曆了這些我才明白了古人所的‘多一點約束,少一點放縱,人數雖然少,但也能成功’,違背了這一條,就肯定是要失敗的。”    這應該也是經驗之談,不過這並不意味著對人才就應該過分苛刻。    曾國藩認為,如果利益引導是寬,嚴格約束是嚴,那用人之道,就應該寬嚴結合。具體來,是在名和利問題上要寬,在是與非問題上要嚴。湘軍中有這樣一些將領,他們很能打仗,但又很能惹是生非。曾國藩曾經以如何處理與這種人的關係為例,講明寬嚴結合的道理。他:    “對待這種人的辦法,在兩方麵應該寬,在兩方麵應該嚴。應該寬的:一是花錢要慷慨大方,絕不計較。當手中錢財較多的時候,則數十百萬,擲如糞土。當手中錢財緊張的時候,則將好處讓給他,哪怕自己過得很苦。二是不要與他爭功,遇有勝仗,將全部的功勞歸於他,遇有升官的機會,將保舉的機會給他。應該嚴的:一是對他的禮節要疏遠,跟他的往來要少一些,給他寫的信要簡單,話不可多,情不可密。二是要明是非,凡是他和他的部下做得不對的,要堅決進行懲治。總的來,在名和利問題上要寬,在是與非問題上要嚴。四者兼備,你的手下又有強兵,那就沒有不可以相處的人了。”    曾國藩這一手確實很高明。名利問題上要寬,是非問題上要嚴。這樣一來,就使人既知道向上,又知道忌諱了。用我們常的話,就是要恩威並用。    恩威並用,才能剛柔相濟,保持一種策略的彈性。所以曾國藩的這種用人之道,對於我們今的用人策略,也還是具有啟發意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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