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外，交納田賦時，北宋政府還沿用了前代的“支移”和“折變”來盤剝農民。

    所謂支移，就是官府借口軍事急需，強迫北方農民把秋稅穀物送到沿邊城鎮去繳納，人畜盤費全需自備。在沒有支移任務的地區，農民也要按照田賦數量每鬥繳納“道腳費”，也就是運輸稅財的路費。

    所謂折變，就是官府借口需要，命令農民改納指定的物資或現錢。

    在此過程中，方便了官府從中百般漁利。

    兩稅之外還有頭子錢，北宋時凡是和官府往來發生銀錢出納事物，按一定比例要加收頭子錢。頭子錢本來是一種手續費，供征稅官吏支用，也用於彌補倉耗，後來變為隨田賦征收的額外稅費。

    各地頭子錢稅率不一，且不斷提高，宋朝的頭子錢也不限於田賦繳納時加收，凡與政府發生的收支行為都征收頭子錢。

    宋代的義倉稅源於以親民著稱的仁宗皇帝，主要麵向富裕農民征收。

    北宋三等以上戶屬大中地主行列，仁宗慶曆時，令三等民戶輸米二鬥者納一升，以處義倉防備水旱，後來時興時費。宋哲宗時改為納糧至地方倉庫，以之補充國家的經費，於是失去了義倉的原意，成為一種稅收。

    另外，宋代還有蠶鹽錢，醋息錢，市例錢等等。

    總之，北宋以至南宋，田稅的附加稅名目繁多，有的遍征全國，有的專征數郡或一地，有時興，有時廢，不一而足。

    除過依照土地征收的正稅及附加稅外，針對農民的還有徭役。宋朝的主戶（擁有土地向政府繳納兩稅的人戶）還要到各級政府去服差役（也叫職役）。

    差役的負擔十分沉重，一些有權勢的地主都要設法逃避，最後大都落到中、下戶頭上。他們一旦承擔了主管官物，負責輦運的衙前等重役，往往傾家蕩產。另一種雜徭（又稱“夫役”），則幾乎全部由貧苦農民來承擔。

    宋朝承繼五代餘緒，其賦稅政策深受亂世之弊的影響。宋太祖開國後有心革除其弊，但一味用寬容的手段來緩和這種問題。

    後來，國家外患不斷，戰爭損耗嚴重，兵員數量眾多，軍費開支浩大，官僚隊伍龐大，政府機構運行成本甚巨，冗官、冗兵、冗費等“三冗”問題嚴重，皇室官員驕奢淫逸，與遼、夏和議後，每年輸出的巨額歲幣無疑也雪上加霜。

    一些賦稅征收原本是有良好動機，但以後執行過程中，逐漸變質變味成為政府的創收手段，致使北宋賦稅征收之弊愈演愈烈。

    宋代是一個文治社會，一個文人當政的國家，正是文人所為將許多醜陋的劣行掩蓋在光華的文明表麵下。

    一些良好政策卻多停留在紙麵兒上，未得到實際有效的貫徹執行，許多苛重的稅收名目也有了其存在的合理性解釋。文人治國使許多原本應該施行的政策陷於反反複複的爭議，討論多，做事少，許多良好的政策最後隻能保存於一些人美好的想象與繁多的文牘製度中，而在社會上通行的還是大家有目共睹的弊政。

    這些在元人做《宋史》時就已指出：“世謂儒者論議多於事功，若宋人之言食貨，大率然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