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周雙目圓瞪、震驚失色：“何至於此？”

    房俊喝口茶水，淡然道：“天不得時，日月無光；地不得時，草木不長；水不得時，風浪不平；人不得時，利運不通……時運而至，青雲而起，時運不至，蹉跎一生。人如此，國亦如此，國運轟然而至之時自當竭盡所能、全力以赴，以免他朝國運傾頹，縱使向死而生仍回天乏術，悔之晚矣。”

    “國運”是一種玄之又玄的東西，看不見、摸不到，但的的確確存在。當“國運”來臨之時，縱使最爾小國背水一戰、破釜沉舟，勝算不及十之一二卻仍能擊敗強敵、攫取勝利、莫定強國之基業。縱使群狼環伺、困難重重，仍能有運氣加成、突圍而出。

    反之，當“國運”耗盡，任你拚盡全力、前赴後繼，卻不能挽狂瀾於既倒、扶大廈之將傾，如何奮力掙紮始終如墜深淵、毫無起色。

    “時勢造英雄，當時勢來臨你我便是被推舉起來的“英雄’，肩負著曆史賦予吾等富國強民之使命，引領國家走向富強、使得百姓安居樂業是吾等不可推卸之職責。每一個人站在這個時代的風口浪尖之上，所思所想都應當是帝國利益至高無上，而不是拘泥於自身之風評、口碑。被世人誤解又如何？被史書唾棄又如何？待到將來，子孫後代會牢記吾等之功勳，他們自會將我們的名字刻在木牌之上，抬進太廟之中，受萬世香火之供奉！大丈夫立於世間但求問心無愧，夫複何求！”

    馬周已經不知說什好了，這番言語與他自幼所受之教育、一生所信奉之在準則簡直背道而馳，但是聽入耳中、仔細思索……似乎也有那幾分道理？

    “國家利益高於一切”，為了國家利益而努力爭取、夙興夜寐，何需在意個人之風評榮辱？讓帝國疆域更廣袤一些，讓讓匯聚的財富更多一些，讓帝國的家底更厚實一些，讓百姓的生活更富庶一些……縱使未來國運耗盡，也能讓子孫後代守著祖先掙下的家底多耗一些時日，容錯的空間也更大一些。無論如何這都沒錯。

    可華夏自古禮儀之邦的形象呢？

    華夷之間最大的區別便是仁愛寬恕與惟利是圖，儒家文明克己複禮、堅韌忍耐，禮儀為先不可逐利而行。蠻夷之輩則為了生存可以其父兄、辱其母嫂，背信棄義、惟利是圖。

    倘若大唐師出無名、東征西討，將帝國之利益淩駕於番邦異族生存之上，大唐與蠻夷又有什區別？但正如房俊所言，如今“國運”降臨、帝國昌盛，如若不能趁此機會攻占更多土地、掠奪更多財富，等到“國運”衰頹之時，番邦異族又哪會記得大唐曾經放過他們一馬？

    禍害起大唐來絕不會有半分仁慈。

    “五胡亂華”“衣冠南渡”之殷鑒不遠。

    馬周有些亂。

    一會兒自幼灌輸的儒家思想讓他謹守禮儀、固守大義，不能惟利是圖敗壞天朝上國禮儀之邦的威望。一會兒國家利益高於一切的理念占據上風，為了子孫萬代的福祉縱使背負一世罵名又有何妨？房俊坐在對麵慢悠悠的喝著茶水，饒有興致的看著馬周那好似開了雜貨鋪一般不斷變幻的臉色，到時能夠予以理解，當自幼所接受的教育形成的人生觀與當下務實之風氣衝撞在一處形成巨大震蕩，不僅僅馬周，任何一個帝國官員都會感受到迷惘、錯亂、無所適從。

    所幸此時之儒學雖然已經被統治者予以閹割、改造，但尚存有孔孟之時遺留下來的務實、變通之風氣，等到宋明之後被那些無原則迎合統治者的所謂大儒徹底愚弄、固化之後，儒學便徹底淪為愚民之工具，一潭死水、毫無進取。

    所以現在的儒者尤其是經曆過戰亂蕭條時代走過來的這些人，心底大多殘存著強國興邦、為民請願之純粹理想，倘若能夠及時予以規勸使其人情現實、更為務實，還是能夠“掰”回來的……

    故而他並不急於對馬周勸說什，他能夠自己想得明白才更為重要，而不是受別人的意誌強行介入。良久，馬周才從恍惚之中醒過神，抬眼見到房俊玩味的眼神，頓時沒好氣道：“你這等異端邪說也就在我麵前說說，絕對不能在外邊露出半點端倪，否則必然千夫所指、身敗名裂！”

    “我自是不會向外吐露半字，因為對你完全信任才有這番肺腑之言。倘若外邊有一絲一毫風聲，便是你出賣我故意傳揚出去。”

    馬周眼睛瞪大，不可置信：“人怎可這般狹隘歹毒？倘若你某一日酒後胡言亂語別旁人聽去也怪罪在我頭上？”

    房俊煞有介事點頭：“就是這般！不過這些都是小事，速速將這些文書公函簽署也好早已讓糧秣輜重運往華亭鎮，切莫壞了我的大事。”

    馬周卻好整以暇，說起另外一件事：“裴行儉回京述職，為何遲遲不肯離去？”

    “揣著明白裝糊塗，何必明知故問。”

    “你想將裴行儉推上侍中職位？”

    “難道不行？論資曆、論功勳、論家世，朝堂之上沒有幾個人能比裴行儉勝任。”

    馬周沒好氣道：“這是能否勝任的問題嗎？你如今身為軍方第一人把持軍中也就罷了，朝堂之上袞袞諸公焉能再任由你在政事堂內橫插一手？一個兵部尚書劉仁軌再加上安西大都護裴行儉，你想將政事堂也變成你的一言堂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