傳神寫照，正在阿堵中

    魏晉南北朝的藝術

    講魏晉風流，當然不能忘了藝術，事實上，魏晉南北朝藝術是中國藝術史上的一座高峰。正如已故著名美學家宗白華先生在《論〈世新語〉和晉人的美》中指出的：漢末魏晉六朝是中國政治上最混亂、社會上最苦痛的時代，然而卻是精神史上極自由、極解放，最富於智慧、最濃於熱情的一個時代。因此，也就是最富有藝術精神的一個時代。

    傳統藝術的各個門類，書法、音樂、繪畫、雕塑、建築，在那個時代都有輝煌的成就，書法前麵已經講過，這一講簡略回顧一下那個時代音樂、繪畫、雕塑、建築方麵的成就。

    先講音樂。

    中國傳統的讀書人向來重視音樂，舊時稱才子一定要琴棋書畫都好，打頭的就是“琴”，即音樂。這大概與儒家注重“禮樂”有關，孔夫子以六藝教學生，六藝之一就是樂。魏晉士族大興，士族中的精英分子幾乎都有良好的音樂修養，能琴能箏的人不勝枚舉，寫過《琴賦》（嵇康、阮籍、馬融、蔡邕、閔鴻、傅玄、成公綏、顧野王）、《箏賦》（ 阮瑀、傅玄、陳窈、賈彬、顧愷之、蕭綱） 的人都有好幾個。比較特別一點的是笛子，寫《笛賦》的人也有，比較少，但是魏晉時代關於笛子的傳卻不少，例如“山陽笛”“桓伊三弄”。下麵講幾個和音樂有關的人物的故事。

    魏晉時代流傳最廣的和音樂有關的故事是廣陵散，人物就是竹林七賢之一嵇康。這個故事最早見於《世新語·雅量》：嵇中散臨刑東市，神氣不變。索琴彈之，奏《廣陵散》。曲終，曰：“袁孝尼嚐請學此散，吾靳固不與，《廣陵散》於今絕矣！”

    廣陵散的故事一千七百多年來膾炙人口，成語中的“絕唱”“絕響”“廣陵散絕”，都是從這個故事來的。

    嵇康不僅是演奏家，更是一位了不起的音樂理論家，中國音樂史上第一篇獨立完整的音樂理論著作就是嵇康的《聲無哀樂論》。這篇文章從發表到現在已經差不多一千八百年了，它的影響還在，它提出的問題還值得討論。儒家的傳統樂論是認為聲有哀樂的，最典型的法就是:凡音者，生人心者也。情動於中，故形於聲。聲成文，謂之音。是故治世之音安以樂，其政和；亂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國之音哀以思，其民困。聲音之道，與政通矣。（《禮記·樂記》）這得很明確，聲音生於人心，而與政局相通，所以是有哀樂的。這種理論在中國傳統中是正統理論，直到今都是如此。比如唐朝詩人杜牧：“商女不知亡國恨，隔江猶唱《後庭花》。”《後庭花》就是亡國之音。我們今還常靡靡之音是亡國之音，而革命的歌曲總是雄赳赳氣昂昂的，典型代表是“文化大革命”的語錄歌，那時候帶有一點點傷感、纏綿情調的歌曲都是不能唱的，都是要批判的黃色歌曲。前不久還有人提倡大唱紅歌，據紅歌能鼓舞人的革命情感。可見“聲有哀樂”一派一直是主流派，而嵇康卻聲無哀樂，所以他是個異端。

    不過不管你同不同意這一點，都不能不承認《聲無哀樂論》是一篇極有分量的音樂理論著作，它以當時流行的清談方式，設計了“秦客”與“東野主人”之間的辯論，經過八問八答，層層闡述“聲之與心，殊途異軌，不相經緯”“和聲無象，而哀心有主”“聲音自當以善惡為主，則無關於哀樂”的觀點。 用今的白話，嵇康認為聲音和感情是分開的，不是纏在一起的，聲音隻有好與壞之分、美不美之分，沒有感情的問題，感情是人心的東西，和聲音沒有關係。嵇康的理論不一定完美正確，但不能他沒有道理，他至少提出了一個很重要的看法，而且引發了更多的思考和持久的討論，在音樂史上是大有貢獻的。

    嵇康還寫過一篇長長的《琴賦》，辭藻華麗，不僅寫出了琴樂之美妙，也貫穿了聲無哀樂的道理。總之，從理論到實踐，嵇康都是一個名副其實的一流音樂家。

    竹林七賢中的阮氏叔侄—阮籍跟阮鹹，都是音樂修養很高的人，阮籍寫過《琴賦》，阮鹹史稱“解音”。當時著名的樂律學家荀勖按古製造了十二枚新律管，用來調聲，自己很得意，但阮鹹聽了以後卻覺得聲音高了一點，斷定是古尺和今尺的長度不一所致。荀勖開始很不服氣，後來有人從地下發掘出了周代的玉尺，他才發現周尺比當時的尺的確長一點，以至自己所造的律管略短，這才佩服阮鹹的神妙【1】。中國傳統樂器中至今還有一種樂器叫“阮鹹”，或簡稱“阮”（古琵琶的一種，四弦有柱），就是人們為紀念阮鹹而命名的，因為這種樂器他彈得最好，也有人這種樂器就是阮鹹創造的。

    “桓伊三弄”講的是東晉音樂家桓伊的故事。“三弄”，弄的是笛子，“弄”就是演奏的意思。桓伊“善音樂”，笛子吹得尤其好，當時非常有名，以至於皇帝每有宴會都會請他去吹笛。當時的大名士王徽之聽他善吹笛，桓伊也早就聽王徽之的大名，但倆人互不相識。有一次偶然在旅途中相遇，王徽之在船中，桓伊在岸上，王徽之便派人去請桓伊吹一曲。桓伊那時已經做到左將軍，地位很高，卻不以為忤，很痛快地到王徽之船上連吹三曲，這就是有名的“桓伊三弄”的故事【】。桓伊當了大官，但靈魂深處還是一個藝術家，每次聽到好歌便陶醉不已，謝安他“一往有深情”【】。他和王徽之正是惺惺相惜，各自欣賞對方的風流才情，而忘掉了地位、禮節這些世俗的東西。這個故事被後世文人傳為美談。

    完音樂，再來繪畫。

    我們現在所講的中國畫是用毛筆在紙上或絹上作畫，使用的工具和技巧來源於書法，所以古人“書畫同源”。這樣的中國畫是在書法成熟之後才產生的，魏晉正是中國書法成熟並趨於巔峰之時，所以中國畫也跟著發達起來。魏晉之前基本沒有什有名的畫家，根據記載最早有名的畫家如曹不興、衛協、張墨，都是到了三國晉初才出現的，直到東晉南朝才出現戴逵、顧愷之、戴、宗炳、陸探微、張僧繇這樣的大家。我們這來講講戴逵和顧愷之。

    戴逵（？—96年）是東晉人，字安道，出身士族，卻一輩子隱居不做官，隻喜歡文學藝術。但他跟當時的名流都有交往，謝安、劉惔都很賞識他。他跟王徽之的交情尤其好，著名的“雪夜訪戴”故事中的“戴”就指他，訪的人是王徽之。這個故事在《世新語·任誕》中可以找到：王子猷居山陰，夜大雪，眠覺，開室命酌酒，四望皎然。因起仿偟，詠左思《招隱詩》。忽憶戴安道。時戴在剡，即便夜乘船就之。經宿方至，造門不前而返。人問其故，王曰：“吾本乘興而行，興盡而返，何必見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