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妮的遺產

    人物寫真

    作者：尼娜·波埃爾喬/文 林棲/譯

    2014年5月初，阿姆斯特丹的一出舞台劇引起了轟動。劇的安妮·弗蘭克是個強壯、自信的姑娘。她有低沉、沙啞的嗓音，腦袋有成堆的問題，充滿活力，情緒多變，會因憤怒而顫抖。她在日記中寫道：“為了讓我安靜一些，父母每天都給我吃鎮靜藥。”

    她的精神緊張是因為性格、青春期發育，還是和家人一起在密室中生活的陰暗日子？她在貝爾根-貝爾森集中營去世快70年後的今天，我們還可以想象得到，她是個怎樣的人嗎？

    安妮的世界效應

    自1947年問世以來，《安妮日記》為世界人民熟知的程度遠超任何其他記錄反猶曆史的文件。它被幾億人閱讀，在80多個國家發售。直到去年，德國費舍爾出版社還發行了日記的最新版本，安妮寫的短篇故事也收錄在內，現在再版已提上日程。幾十年來，這本日記一直是第三帝國曆史教學的一部分，因為它完整包含了納粹時期對猶太人迫害的所有關鍵詞：歧視、恐懼、失望、背叛、驅逐……

    安妮成為一個標誌性的世界人物，一個明星。尤其是在美國和日本，甚至出現了以她的名字命名的學校。她細膩的語言，在困苦環境中仍然保持的對生活的樂觀態度，感動了數百萬人。這本日記成為聯合國教科文組織認定的世界文化遺產，一本世界名著。在青少年心中，如此開誠布公地講述自己情感世界的安妮就像一個能夠了解他們苦痛的朋友，而很多閱讀此書的成年人都驚歎於作者的寫作功底。有人說，安妮創作的一些小故事，讓人想起奧地利著名作家茨威格的創作風格。

    安妮是一個樂觀主義者，一名成長中的少女，全世界同齡人都對她的經曆感同身受。她沒有記敘在韋斯特博克、奧斯維辛和貝爾根-貝爾森集中營最後幾個月的悲慘生活，因為那時她已無法寫日記。而這交付給想象的結局，讓很多讀者都鬆了一口氣。

    逃亡到阿姆斯特丹

    安妮出生於一個富裕的文化家庭，是一個感情豐富的聰明女孩，有著出色的觀察力。弗蘭克家族自16世紀起就在德國法蘭克福紮根，寫作是家族傳統。祖母是安妮的寫作榜樣，安妮經常給她寫信。希特勒上台後，家族的一部分人逃亡到了瑞士巴塞爾。而安妮的父親奧托帶著妻子艾迪特和兩個女兒瑪戈特、安妮一起逃到了阿姆斯特丹，在中立的荷蘭尋求庇護，希望免於成為希特勒種族仇恨的犧牲品。

    1942年6月12日，在安妮13歲生日那天，她獲贈了一個日記本。“從1940年5月開始，日子變得越來越糟。”她寫道，“戰爭、投降、德國人的入侵，我們猶太人的苦難生活開始了。”戴上“猶太人之星”（二戰時猶太人被逼戴上的識別標記）已經成為所有猶太人的義務。不久，他們也不再允許騎自行車、去電影院。安妮和姐姐瑪戈特不得不轉到一所猶太人學校上學。

    1942年7月，安妮一家開始逃亡。在奧托曾經領導的科隆公司阿姆斯特丹分部的一棟寫字樓中，有一個隱蔽的密室，他們一家就躲在那。不久，奧托的一位同事也帶著他的妻子和兒子躲進了密室。那之後，一個猶太牙醫也搬了進來。

    在這個不足60平米的房間，8個恐慌的人生活在昏暗中，幾乎與外界隔絕。白天他們不能發出任何動靜，以免聲音傳到密室下的倉庫中。

    日記成為安妮的救贖

    安妮對寫作充滿熱情，很快就寫滿了日記本。她定期從下層的辦公室中獲得紙張的補給。為她提供幫助的是曾在奧托手下工作的一名職員，名叫梅普·吉斯。她是那個時代的英雄，為這些藏匿在密室中的人提供食物。梅普和其他4名不時為他們帶來生活用品的好心人的來訪，是他們和外界的唯一聯係。

    通過寫日記，安妮看向自己的內心。她覺得自己不被父母理解，渴望見到同齡人，感受陽光。她寫到密室中的室友，毫無保留地刻畫他們的性格，並對他們抱有寬容的態度，筆觸顯示出來的成熟令人吃驚：“每個人都隻是在尋找屬於自己的幸福。”日記本成了她的救贖：“通過寫作，我獲得了精神上的解放，苦惱消失了，我又有了勇氣。”

    她幻想自己有一大群朋友，她最喜歡的朋友名叫凱蒂，她們非常要好。她這樣寫到自己：“我有一個非常鮮明的性格特征，熟悉我的人都知道，那就是我有自知之明。我能很好地觀察自己的一切，就像觀察一個陌生人，而不會帶有偏見或是給自己找各種借口。”

    安妮漸漸適應了在寂靜中生活，不再總是向別人提問。她抱怨：“啊，我現在是如此理智！學習、傾聽、沉默、互助，我所做的一切都充滿了理智！我害怕我為數不多的理智很快就要耗光了，這樣戰爭結束後我會變成一個毫無理智的小瘋子。”同時她一再鼓勵自己：“想想美好的事情，快樂一些！”

    1944年春，荷蘭流亡政府代表在倫敦通過廣播號召荷蘭人民保存好在戰亂中寫出的文字，戰爭結束後可以作為珍貴的史料發表。安妮開始加工她的文稿，她想在這個基礎上寫一篇長篇小說。1944年8月，安妮一家藏身的密室被曝光，這時候距離戰爭結束隻有7個月了，迄今為止都還不清楚到底是誰出賣了他們。弗蘭克一家和其他4名密室室友在韋斯特博克中轉營住了一個月，然後被送往奧斯維辛集中營，兩姐妹被繼續送往貝爾根-貝爾森集中營。

    當時在集中營中見到姐妹倆的人這樣說道：“那不是我之前所認識的安妮，她已經完全崩潰了。”安妮童年時的一位老朋友說，她在集中營中偶遇安妮，兩姐妹認為父母都已去世，她們也不想繼續活著。她們患上了疥瘡，身上全是傷口，後來又感染了傷寒，一起躺在一個木板床上。瑪戈特去世之時，安妮說：“非常好，她可以好好休息了。她睡著了，我也不用再醒來。”不久，她也離開了人世。

    日記成為父親的安慰

    安妮的父親奧托·弗蘭克是當時密室8個人中的唯一幸存者，他於1945年6月3日輾轉回到阿姆斯特丹，途中他獲悉妻子艾迪特的死訊。“聽到妻子去世的悲傷消息後，我仍能保持堅強。”他曾這樣寫道。這也可能是為了安慰他的母親，而且他還抱有能找回孩子的希望。7月中旬，他得知安妮和瑪戈特均已不在人世。梅普在阿姆斯特丹找到了安妮的日記，把它們寄給因親人去世而一蹶不振的奧托。過了很久，他才鼓起勇氣開始閱讀女兒的日記，並為其中的字句深深打動。

    安妮的表哥，88歲的布迪·艾利亞斯至今仍和妻子一起生活在巴塞爾，他還清楚地記得第一次重見舅舅的情景。“他終於哭出聲來。”他說，那本日記成為他的安慰，成為他一生的使命，他感受到女兒日記中的強大力量，了解到女兒對民族和解與和平的希望。他從日記中知道，安妮希望將來成為記者或作家。他對日記進行整理加工，刪掉了約三分之一，並找到一家出版社將女兒的故事付梓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