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眾傳媒環境下的道德恐慌理論分析

    傳媒與法

    作者：杭羽

    作者簡介：杭羽，男，蘇州大學鳳凰傳媒學院新聞傳播學專業碩士研究生，主要從事媒介文化研究。

    摘 要：大眾傳媒在道德恐慌進程中起著關鍵作用。新聞媒體對某些事件的關注程度常常會超越事件本身對社會可能構成的實際威脅程度：媒體在一個預測、象征和扭曲的框架內，將個別的偏離者或偏離行為進行誇張放大地報道，大量的不斷的報道會在社會上形成恐慌情緒並引發恐慌心理和行為，並且營造出了一種必須采取有效措施加強社會控製的氛圍。這種社會性恐慌可能會被支配性的意識形態及其機器所利用，而偏離者的“民間惡魔”形象則沉澱為大眾的心理圖式。

    關鍵詞：大眾傳媒；民間惡魔；道德恐慌；偏離放大；霸權

    中圖分類號：G206.3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2-8122（2014）10-0030-03

    大眾傳播的“魔彈”神話似乎並沒有完全破滅。在媒體標簽化報道的輪番轟炸下，從“彭宇案”到“中國大媽訛詐老外”假新聞，公眾心理蒙上了嚴重的道德陰影，形成了“再也不敢扶”、“好人難做、好人慎做”等一係列的恐慌認知，以及“老人跌倒無人攙扶”、“病人昏厥無人救援”、“施救前拍照留證據”等恐慌行為。新聞媒體刻板化、汙名化的報道建構出一幅“他者即地獄”媒介想象圖：人們生活在“民間地獄”中，我們周圍“惡魔”橫行——路人是冷漠無情的，老人在變壞，壞人在變老，老人逼死了好心人，老人給愛心少年帶來了童年陰影……英雄與歹徒、聖人與惡魔、和平與遭亂等等，各種事件的性質被媒介的敘事所左右。

    從李普曼的“擬態環境”理論到格伯納的“涵化理論”，學者們一直致力於探索媒介是如何在人們頭腦中建構“虛擬世界”以及它所產生的影響。本文將基於“道德恐慌”理論，深入解析以新聞媒體為代表的大眾傳媒是以什方式參與道德恐慌進程的？建構“民間惡魔”形象又是基於何種原因？這種想象性建構又會對大眾的認知與行為產生怎樣的影響？

    一、“道德恐慌”核心概念及其進程模式

    “道德恐慌”（moral panic）一詞出現於社會學芝加哥學派後期代表人霍華德·貝克爾（Howard S. Becker）的著作《局外人：越軌社會學研究》（Outsiders： Studies in the Sociology of Deviance）所闡釋的“標簽理論”中。犯罪學家萊斯利·威爾金斯（Leslie T. Wilkins）在他的著作《社會越軌研究：社會政策與社會行動》（Social Deviance： Social Policy， Action and Research）中率先使用“偏離放大”（deviancy amplification）的概念來解釋“道德恐慌”[1]。

    美國社會學家斯塔利·科恩（Stanley Cohen）被視為首位對大眾傳媒“道德恐慌”行為和對“偏離放大”相應的公眾反應進行深入係統研究的學者，其著作《民間惡魔與道德恐慌：青年摩登派和搖滾族的創造》（Folk Devils and Moral Panics： The Creation of the Mods and Rockers）通過分析亞文化中的摩登派和搖滾族現象，闡述了“道德恐慌”概念的文化內涵。科恩認為“道德恐慌”是一種社會過程，是在一定的情境中某種事件、個人或群體顯現出來被界定為對社會價值和社會利益構成的威脅[2]。查斯·克徹（Chas Critcher）的《道德恐慌與媒介》（Moral Panics and the Media）一書在分析艾滋病、迷幻藥、恐怖錄像片、虐童事件等道德恐慌經典案例的基礎之上，並結合科恩的研究成果總結概括出道德恐慌形成模式的七階段論：1.問題浮現（emergence）；2.媒體庫存（media inventory）；3.道德衛士（moral entrepreneurs）；4.專家（experts）；5.應對和解決之道（coping and resolution）；6.消退（fade away）；7.遺留（legacy）[2]。具體分析如下：

    首先，一個原初事件發生後，媒體通常會給予其極大關注，並以此為契機對該事件嚴密追蹤。隨著事態影響的擴大，媒體的報道從特定的、單獨的事件轉向了由此引發的更為廣泛的社會問題。在這個階段，個人事件演變為了公共的事件、普遍的事件，其嚴重性層層升級。

    其次，編輯、政客、道德衛士、專家和其他“思想正統”的人控製了道德爭議的領域，他們斷言該事件是違背社會道德倫理規範的，給事件實施者貼上“民間惡魔”的標簽，並宣布問題解決方案。譬如，佛山“小悅悅事件”發生後，國務院新聞辦公室原主任趙啟正曾表態：“小悅悅事件真是有損中國人的形象。”時任廣東省委書記汪洋說：“我們每一個人都要用良知的尖刀來深刻解剖自身存在的醜陋，忍住刮骨療傷的疼痛來喚起社會的警醒與行動。”鳳凰網自由談欄目在總結了層出不窮的老人新聞之後，發布《中國老人，為老不尊？》一文並做出“不是老人變壞了，而是壞人變老了”的驚人結論，將“壞人”的根源直指“文革”經曆與“文革”記憶。

    緊接著，類似事件不斷出現，也不斷被解決，恐慌也許就此消失、沉寂，或反而變得更加惡化、明顯。在這個階段，事件被反複地持續不斷地報道與渲染，越來越偏離原初事件，並引起了全社會的廣泛關注，得到沉默大多數人的認同。自2006年南京“彭宇案”被媒體大肆報道以來，全國各地關於“扶不扶”事件的新聞報道戲劇性地突飛猛漲，像“天津彭宇案”、“鄭州彭宇案”、“某地再現彭宇案”，還有“女版彭宇”、“大學生版彭宇”、“軍人版彭宇”等等報道。近階段時間，又發生了四川達州三名兒童扶起摔倒老人反被敲詐勒索的事件；廣東河源一男子扶老人被汙蔑，為證明清白而自殺；深圳女白領地鐵口暈倒死亡，50分鍾無人急救；“長春一老人因腦梗塞摔倒，178人從老人身上跨過無人施救”、“老外扶摔倒大媽遭訛”等假新聞瘋狂傳播……隻要與“老人”、“摔倒”、“扶不扶”等表麵元素類似的事件，媒體的報道都逃離不出“彭宇案”這個初始中心事件的敘事框架，以至“救人被訛詐”成為媒體和大眾的認知定勢。

    最後，“道德恐慌”會被處於支配地位的意識形態機器所利用，重現支配階級的“霸權”，某些社會控製被加強。2011年10月，國家廣電總局出台“限娛令”，正值中共中央提出文化強國戰略之後，很可能是在“小悅悅事件”的刺激下，政府不樂見中國蒙上道德下滑的形象，廣電總局要求每個地方衛星頻道必須開播一個道德欄目[3]。將“扶不扶”事件頻發歸咎於社會道德的整體滑坡，歸咎於大眾傳媒的娛樂化，對個別道德行為的譴責也上升到國家主義道德的批判，不能不說以新聞媒體為代表的大眾傳媒起了推波助瀾的作用。

    二、大眾傳媒參與“道德恐慌”進程的原因

    道德恐慌是一種社會過程，它就像是一場戲劇，各式各樣的社會群體和組織在其中扮演不同的角色。研究道德恐慌的目的並不是為了平息恐慌而提出有效措施，也不是為了發掘引發社會恐慌的某些事件背後的事實真相，其研究意義則在於探析道德恐慌進程中各種參與者在以什樣的驅動力促成了最終結果。

    （一）新聞媒介和大眾的“壞消息綜合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