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癸酉之變”看官場作風

    曆史長廊

    作者：張文敏

    公元1813年（農曆癸酉年），紫禁城中發生了一場兵變，史稱“癸酉之變”。當年的10月，一群天理教徒占領紫禁城，試圖攻下大清皇宮，最終被圍剿而失敗。從曆史角度看，“癸酉之變”隻是一次不成功的農民起義，諸如此類的農民起義看似曆朝曆代都有；從現實角度看，這次起義卻能清晰地折射出大清的官場百態和各種陋習，給當下官員以借鑒和啟迪。

    實際上，這次農民起義談不上任何周密性，從正式起義的前一年開始，各級官員就已經陸陸續續得到了天理教徒要起義的相關信息，但他們卻像商量好了一樣保持緘默、極力躲避，最終把禍患引入了紫禁城。兩天一夜間，紫禁城刀光劍影、亂箭齊飛，皇宮侍衛隊驚慌失措，死傷過百……“癸酉之變”讓嘉慶皇帝嚇出了一身冷汗，但更讓他震驚和憤懣的則是各級官員的庸懶疲怠和敷衍作風。但是，盡管他看到了個別官員的“因循疲玩”並下令嚴懲，卻沒意識到這場兵變影射的已經不單是官員個人的問題，而是整個大清官場的不作為。

    一、官員又貪又懶，唯上不唯下，升官發財是唯一目的

    官員為發財而做官是由權力設置機製決定的，權力設置決定了資源分配方式，加上體製原因，清末官場中，官員升遷不靠政績靠上司，所以不讓上司（最大的上司是皇帝）知道在自己管轄範圍內出了亂子最重要，有條件的話還要爭取給上司留下深刻印象。例如，有一位吉倫大人，就在天理教徒起義前夕，他最上心的事還是嘉慶帝要從木蘭圍場回京了，自己一定要做好接駕和安保工作，確保皇帝對自己的服務滿意，這樣自己升遷的機會就大得多，其他天大的事都可以往後靠。

    為升官發財而做官，追求目標的狹隘性決定了官員做事的立場和方式不會多高大上。“唯上”的做法是最安全的，無論什事都讓領導說了算，領導高興了，自己就仕途平坦，即便決策失誤，板子也不會打到自己身上。如鹹豐帝的軍機大臣王文昭，人稱“溜溜球”，每到征詢意見，讓軍機大臣表態時，他就裝聾作啞，故意讓皇帝拍板，而他自己也一直位居高位。

    整個官場中，貪、懶、唯上的官員們似乎都春風得意，升遷不斷，這種明顯的“帶病提拔”現象會產生越來越強的負麵影響，進而帶壞整個官場的風氣。

    二、官員怕擔責任，會踢皮球，個人利益第一位

    “多磕頭，少說話”是清朝三代元老曹振鏞的官場心得，也道破了一項官場法則：做事越多，出事的概率越高，不幹活兒最保險。“癸酉之變”前，汪楠的殺人滅口，豫親王的息事寧人，吉倫的隻巡城門等，都是怕擔責任而遇到問題繞著走的具體表現。美國著名漢學家、曆史學家費正清對“癸酉之變”的分析入木三分：大清官員們個人利益至上，個個都在坐等出事！魏源曾這樣概括清代的官場風氣：“不擔責任是成熟穩重，會踢皮球是聰明智慧，得過且過是辦事得體！”